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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命天子咸丰皇帝奕詝-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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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不逢时的苦命天子：咸丰皇帝奕裕ㄑ≡兀∽髡撸好┖＝�
内容简介
咸丰帝当政的年代，1850一1861年，正是中国历史的重要转折年代。
太平天国兴起，捻军、天地会的反叛遍及南北，湘军由此而起，厘金随之而生；英国与法国组织联军，再次入侵中国，俄国趁火打劫，美国充当帮凶，新的条约一一签订；中国后来的许多变局，实肇始于斯。历史关键时刻的关键人物咸丰帝，竭尽心思，却无力回天，自叹且自弃。
本书展开了那段历史岁月，引领读者阅读其中的种种情事，曲折幽深。作者描写了历史群像：杜受田、曾国藩、叶名琛、肃顺、恭亲王、那拉氏（慈禧），决定国运的重要人物，栩栩如生。
一部传记，一段历史，一种人生与家国的思绪。
古代每位皇帝并非真有做皇帝的资质才能。有些人甚至十分平庸普通，却因生在皇宫，被其父立为储君。皇帝虽和常人一样都是肉体凡胎，但是天子，在凡人面前，他是一尊至高无上的神，举手投足都需要有个不同凡响的样子。和平年代中，这样的皇帝还能安安稳稳在紫禁城呆上一辈子，而多事之秋，则到处尴尬……
咸丰皇帝正是这样一个可怜的苦命人！从他父亲道光皇帝开始，中国就处于内忧外患交杂的时代。自1850到1961年，咸丰当了11年皇帝，可他没有安稳过一天。1850年至1864年太平天国战争，1856至1860年之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再加上此期间发生的天地会、捻军等起义造反，使得坐在龙椅上咸丰如坐针毡，并非像其祖宗康熙、雍正、乾隆那样聪灵睿智的他真正感受到了时代的###。他忙起来了，忙得不可开交，忙得几乎到了哭天喊地的地步。尽管有像曾国藩那样的“中兴大臣”在力保大清，但这并不能完全解除皇上对国家时局的忧虑。在满洲亲贵眼中，毕竟满汉不一心。在《苦命天子》中，作者用十分细腻的笔法，拨动了传主——咸丰皇帝的心灵。
茅海建教授写的这本通俗性历史研究著作，其通俗性不亚于读一部历史小说，其学术性更不亚于他的其他历史学专著。但是，虽然他内心的目的是想写一部“既有品味而又好看的学术著作”，到头来，他还是有点心里没底，不仅没有像他的其他历史学著作那样依照学术著作的规范，对史料大量严格注释并做详尽的附录，而且在导言中还不得不添上一句他这本书不过敞开来说说，读者也不妨随便看看这类多少有点让人泄气的话。
目录
导言 ／1
一 皇四子与皇六子 ／5
二 良师荩臣杜受田 ／21
三 射偏了的箭 ／36
四 “上帝”之祸 ／55
五 亏得湘人曾国藩 ／81
六 新财源：厘金 ／105
七 “造反”、“造反” ／123
八 外患又来了 ／156
九 公使驻京问题 ／177
十 圆明园的硝烟 ／202
十一 真正的宰相 ／228
十二 京师与热河之间 ／247
十三 笑到最后的人 ／279
结语 ／306
后记 ／310
三联版后记 ／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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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茅海建，1954年生于上海，先后毕业于中山大学历史系，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硕士）。曾任军事科学院助理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研究员。现任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主要著作：《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1995），《苦命天子：咸丰帝奕裕罚�1995），《近代的尺度：两次鸦片战争军事与外交》（1998），《戊戌变法史事考》（2005）。
第六章 新财源：厘金湘人（1）
曾国藩及其创建的湘军，在清朝镇压太平天国的主战场——湘鄂赣皖等省的顽强表现，帮了咸丰帝的大忙，缓解了其极为头疼的兵力不足的难题；但是，另一个问题又凸现在咸丰帝的面前，这就是军费问题。清朝的财政体系是一种相当落后的制度：每年的财政收入是固定的，约银四千万两，主要来源于地丁钱粮；每年的支出也是固定的，近四千万两，主要用于官俸兵饷。其基本特点就是量入为出，而由此引出的最大弊端，就是缺乏弹性。一切都是固定不变的，为政者没有钱去开办新的事业，而一旦遇到天灾人祸，如水灾、旱灾、蝗虫、战争、瘟疫，政府的收入锐减，支出剧增，往往会引起财政危机。但这种制度最初推行时，似乎效果还不错，康熙、雍正两朝明主的精心管治，使户部的存银最高时达到七千万两，但经好大喜功的乾隆帝大手笔开销，到嘉庆帝时，存银已经不多了。川楚白莲教起义、张格尔叛乱、鸦片战争，再加上黄河多次决堤，清政府的财政已陷于窘境。咸丰帝一上台，就想清清自己的家底，管理户部事务的大学士卓秉恬向他报告：国库存银仅八百万两，而且“入款有减无增，出款有增无减”，入不敷出，为数甚巨。
战争是吃钱的怪兽，其消耗量大得惊人。可清政府财用的匮乏，似乎没有影响咸丰帝镇压太平天国的决心。他从户部银库中支拨，从各地封贮银中调解，从内务府“私房钱”中发给。与先前和之后的列朝皇帝不同的是，咸丰帝动用皇家私产时毫不顾惜、毫不心疼。兵部尚书桂良奏称，内务府存有金钟三口，重两千余斤，值银数十万两，请销熔以补军费。他立即命令内务府查明，派六弟奕訢亲自监熔。结果这三口乾隆年间由宫廷工匠精制，镌有乾隆帝御制铭文，分别重八百斤、七百斤、五百八十斤的世界超级工艺品，被熔为金条、金块共计两万七千余两。户部奏请将宫廷园林中多余铜器发出，以供铸造铜钱。他又命令内务府查明，结果圆明园等处存放的今天绝对是上等级文物的铜瓶、铜炉、铜龟鹤等228件，化成了8747斤铜料。
对于咸丰帝多次从内务府发银的谕旨，使总管内务府的各位大臣都处在不理解的也要坚决执行的思想境界。到了1853年9月，内务府终于向咸丰帝亮出了红灯，存银仅四万一千两，再也不能支付皇室以外的任何开支了。
年轻的咸丰帝似乎第一次知道，富甲天下、金碧辉煌的皇家也有财尽用窘的时候。到处罗掘，千方筹措，使咸丰帝从1850年至1853年7月，总共弄到了近三千万两的银子供应前线，换来的是太平天国定都南京。而到了此时，咸丰帝已经山穷水尽，户部存银仅29万两，就连京官京兵的俸饷也都发不出来了。至此，咸丰帝再也没有什么招术了。后来的情况表明，咸丰帝在财政问题上只能是听任臣子们的摆布。而为了救急，臣子们的建策无不毒辣万分。咸丰帝只能一一照办不误：
一、官兵减俸减饷从1853年起，根据户部的提议，咸丰帝先后批准将京内外文官武弁营兵的俸饷扣发两成。以后又多次扣减。我在这里具体地一一说明此类扣减的比例和时间，会是毫无意义。因为已经减少的俸饷，也经常欠发（尤其是京外）。到了后来，俸饷中又搭发大钱、银票、宝钞，那更是名不副实了。官弁的俸饷减少，决不会使他们自甘生活无着。于是，他们更变本加厉地朘刮百姓。早已腐败的吏治更是坏到无以复加。长期欠饷的清军士兵，多次因闹饷而起事，不少人干脆干起了打家劫舍的土匪勾当。这一切，加剧了全国的###局势。
二、大开捐例，卖官鬻爵开捐是清政府应付财用不足的传统手法，自康熙朝开创后，几乎从来没有停止过。咸丰帝的父亲道光帝对此种手段颇为痛恨，每次召见捐班官员皆容色不悦，曾经发生过因捐纳官员应对粗俚而退捐罢官的事例。他在私下场合对一名科举出身的官员坦露过心迹：“捐班我总不放心，彼等将本求利，其心可知。科目未必无不肖，究竟礼义廉耻之心犹在，一拨便转。”
道光帝虽对此不满意，但为了财政之需仍不得不为之。咸丰帝没有他父亲的那种道德上的顾忌。他需要银子，管不了那么许多。为了吸引富绅大商投资官秩官位，他根据臣子们的意见，来了个减价大拍卖。1851年，他将1846年的捐例核减一成，九折收捐。至次年底，户部收账为银三百万两。1853年，再减一成，按八折收捐，当年户部收得六十七万两。1854年，再减半成，按七五折收捐，户部得数甚少。户部所获捐银的减少，并不是当时收捐总数的缩小，这主要是捐银大多被地方官截留了。个中的原因，我在后面还会介绍。
三、铸大钱、发银票、制宝钞当时中国的货币是白银、铜钱双制式。银按成色以重量为计，钱由清政府铸造。为了用更少的成本获取更大的财富，咸丰帝批准了臣子们铸大钱的奏议。
第六章 新财源：厘金湘人（2）
1853年4月25日起，户部开始铸造当十铜大钱（即1枚抵10枚制钱）。在此后的一年中，又添铸了当五十、当百、当二百、当三百、当四百、当五百，甚至当千的铜大钱。除了中央的户部外，又有13行省先后获准开局铸造大钱。为了直接获利，各处并不全是开矿炼铜或进口洋铜，而是往往熔毁原值一文的制钱，改铸大钱。即便如此，铸铜钱仍嫌成本太高，当时的铜资源十分有限。
1854年2月28日，咸丰帝又批准了铸造铁钱，甚至批准了铸造当五、当十的铁大钱。是年9月，咸丰帝还批准了铸造铅钱。铜大钱、铁钱、铁大钱、铅钱，毕竟还用金属铸造，更能获利的是纸票。1853年4月5日，咸丰帝批准发行银票，即“户部官票”，面额有一两、三两、五两、十两、五十两不等。是年12月24日，咸丰帝又批准户部印制宝钞，即“大清宝钞”，又称“钱票”，面额有一千文、二千文、五千文、十千文、五十千文、一百千文。除户部外，由户部监督的官银钱号，也发行了数量惊人的京钱票，面额有高达一万千文者！这种近乎无成本的纸币，获利惊人。如宝钞一张，工本费仅制钱一文六毫，造百万即可获利百万，造千万即可获利千万。除了户部外，京外16省区也开设官银钱局，发行“局票”。
从世界金融史来看，从以重量为计的贵金属货币，发展到以数量为计的贵金属或金属货币（如金圆、银圆、铜钱等），再发展到纸币，是一种历史的必然。从清代的经济规模和商品交换的总量来看，纸币的出现本非坏事。事实上，民间钱庄票号发行的各种票据也弥补了此种不足。但纸币的发行须有完善的金融理论来指导，须有周密的设计，其中相当数量的保证金及严格控制的发行额，已是今日使用纸币的人们耳熟能详的决定性原则。
可是，咸丰帝也罢，奏请发行银票、宝钞的官员也罢，他们并无近代金融知识，更无改造清朝落后的货币体系的构思。他们只是为了应付本无能力承担的财政开支，而滥用行政权力发行根本不准备兑现的大钱、银票、宝钞。毋庸多言，如此无限量空头发行毫无保证的纸币，其后果必然是恶性通货膨胀，这与直接掠夺人民无异。滥发通货的后果，立刻就显现出来，咸丰帝也不是不知道，但装着看不见。为了挽救财政危机，他一意孤行。户部用白银与票、钞、大钱搭放的方式支付财政用度，如兵饷，往往银、票对半，这实际上减少开支一半；又如河工，竟然银二票八，这实际上减少开支八成。从1853年至1861年咸丰帝去世，清中央政府发行的大钱、银票、宝钞、京钱票高达六千余万两，占这一时期国库总收入的。
咸丰一朝，是清代历史上货币制度最为混乱的一朝。咸丰一朝金融体系的动荡，给中国社会经济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咸丰帝似乎对这一切并不在意，为治眼前疮，已不顾心头肉了。因为，他也实在想不出别的办法来了。然而，从以上叙说中，我们又可以看出，咸丰帝的举止有如被臣子们操纵的木偶。万能的皇帝已在臣子们面前显露其无能，至上的皇权也受到臣子们的侵蚀，这可是一种不祥的征兆。
大钱、银票、宝钞的强制推行，只不过缓苏了中央政府的财政危机，而镇压太平天国的军费，并没有因此有了着落。自1853年中央财政危机大爆发之后，前方将帅们再也收不到由户部拨来的实银，顶多不过是一纸他省协饷的公文。而各省对此种非分且无休止的指拨，根本没有能力完成，只能是推诿不办。久而久之，此种皇皇的指拨协饷的命令，成了一纸并无效用的具文，将帅们别指望凭着它就可以弄到银子。也就是从这时开始，中央的财政命令已经不灵光了。至于户部发下的银票、宝钞、京钱票，民间往往拒收，并不顶用。在这种情势下，筹集军饷似乎已不再是中央政府的义务，而在不知不觉中变成了战区地方官的责任。咸丰帝在国库一空的现实中，只让前方将帅打仗，不肯管也没有能力管前方的供给了。
于是，既然中央不负责军费，地方如何筹饷也理所当然地成为中央管不着也管不了的事了。于是，在战区各省，筹饷成了地方官诸般政务中的头等大事。除了湖南、湖北等少数省份用整理本省财政的方法，增加财政收入，许多省份的办法是利用各种名目加捐加税，其中有：四川的按粮津贴和随粮捐输；江苏、安徽等省的亩捐；广东的沙田捐；安徽、江西、湖北、湖南、河南的漕粮折色。这种新增加的捐税，集中于土地，也为地方官开辟了“浮收”的新管道，往往实征是其定额的数倍，多收的款项成为各级官吏“中饱”的渊薮。在国库日虚的同时，许多官员腰包日盈。战争给他们带来了发财的新机会。然而，农业生产的技术和规模，限定其产出。农业税再怎么增加，毕竟数量有限。过度的搜刮使小民赔累不起只得铤而走险，全国都陷于战争状态（详见第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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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新财源：厘金湘人（3）
于是，各省地方官的眼睛转向富绅大商。对付他们的办法，就是劝捐。按照原来的捐例规定，各省将捐银数额交到户部后，再转行吏部，最后经皇帝批准发下标明捐得何种官爵的凭照。这种办法需时多日，往往银子交上去后，很久没有下文，还要花银子打点以催促办事胥吏。为了提高效率，咸丰帝应地方官的请求，命吏部直接下发空白凭照，由地方官自填，定期汇总上报。从此，捐官捐爵成为一手交钱一手发照的直接生意。这种高效率一时性地促发了“官爵消费者”的购买兴趣；同时，地方官握有空白凭照，不必再等户、吏两部转文，也以军需为由将卖官鬻爵的捐银截留。
1854年以后，捐银成为各地军饷的主要来源之一，早期的湘军粮饷，基本是靠这些空白凭照解决的。而户部自然再也收不到捐银了。但是，捐来的官爵大多是空衔，即便多缴银两捐补实缺，也须等待数年后方有机会授职。花两三千两白银，捐一个七品知县的顶戴，最初的自我感觉是能够跟县太爷平起平坐，但等到邻里中知县满街走，甚至知府、道员的顶戴日日相见时，反衬托出真正的县太爷的八面威风。虚衔又怎比得上实缺？投资是要讲效益的。当这种官场投资不能换来原来期望的实际效益时，捐纳市场就不可避免地走向熊市。然而，庞大的军费开支不能容许捐银数量的下降。于是，原来标榜为“自愿”的捐纳，在实际操作层面“自愿”的成份越来越小。
上门劝捐已属给面子的客气，不给面子的带兵勒捐也已见多不怪。许多绅商畏惧官府的权势，只得一捐再捐，用白花花的银子去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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