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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命天子咸丰皇帝奕詝-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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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琛在24小时内满足英方要求。叶名琛允诺释放全部被俘水手，但因未扯落英国国旗，不允道歉。于是，包令下令香港英军进攻广州。战争就这么打了起来，很明显，“亚罗号”事件只是导火索。
第八章 外患又来了（4）
1856年10月23日，英舰三艘越过虎门，攻占广州东郊的猎德炮台。叶名琛此时正在阅看武乡试，闻报后宣称，“不会有事，天黑自然会走的”，并下令水师战船后撤，对入侵英舰“不必放炮还击”。24日，英军攻占广州南郊凤凰岗等处炮台，叶仍不动声色，继续阅看武乡试。25日，英军占领海珠炮台、商馆等处，兵临广州城下，叶的对策是中断对外贸易。27日，英军司令照会叶名琛，要求允许外人自由进入广州城，叶名琛不予答复。当日起，英军每隔五至七分钟，便炮击一次叶氏官署，署内兵弁逃避一空，但叶毫无惧色，端坐在二堂的官椅上，当日发布宣示，要求广州军民协力剿捕，杀英军一人，赏银三十元。英军见仍不能奏效，便于28日起集中炮火轰击广州城南的城墙，当晚轰塌了一个缺口。29日下午，英军一百余人攻入广州新城，冲进两广总督衙署。多年的入城要求，终于在炮火下实现。正巧当日上午叶名琛去旧城文庙行香，遂避居旧城巡抚衙门，未被英军捉住。此次开战的英军，只是香港驻军，兵力不足，很快从广州城内撤退，然仍继续炮火射击，保持军事压力。
与炮弹同时发来的还有英军司令的三份照会，要求道歉、入城，皆为叶名琛所拒。英国公使包令也赶来，要求入广州城与叶会谈，仍被拒绝。尽管军事行动的规模不算太小，广州城也一度被攻破，但叶名琛表现出超常的沉着镇定。他为什么这么沉得住气呢？叶名琛自以为窥破英方的底蕴。 “亚罗号”事件不久，双方照会的中心内容很快便由“道歉”转向“入城”。原来英“夷”的真正目的就是藉此机会实现多年的入城愿望，叶名琛一下子就充满了信心。对付此事，他有经验，也有招数。
1847年叶氏初任广东布政使，正逢英方为一细故发兵攻入珠江，一直打到广州城边的商馆，当时的两广总督耆英吓破了胆，立即同意两年后开放广州。1849年，两年期满，英人要求践约，叶名琛协助徐广缙坚决顶住。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叶皆亲身体验。此次英方行动的规模有如1847年，这可要硬着头皮顶下去，决不能重犯当年耆英的错误。于是，他开出赏格，鼓励军民杀敌。叶名琛当然知道，军事上的抵抗根本靠不住；可他还有制敌招数。“夷”人最嗜利，万里来广州，不就是为了做生意赚钱？于是，他又下令断绝通商，绝其财路。此举颇有今日经济制裁的味道。他要让包令掂掂分量，入城与通商，孰重孰轻？因此，叶名琛一点也不慌张，坚信一定能挫败英方的入城图谋，只不过需要一点时间罢了。“镇静”不仅是他对时局的态度，而且变为他的对策了。
从广州到北京，当时的加急公文需时约16天，即便以普通速度交付驿递，也不过40天。可是，一直到了1856年12月14日，咸丰帝才收到叶名琛报告事件的奏折。此时距“亚罗号”事件已经两个多月了。缓报军情，已是胆大包天之举，更让人惊骇的是，叶名琛竟然谎报军情。他宣称，清军两次大败来犯英军，击毙击伤敌四百余人，就连英军的总司令西马縻各厘（）也被当场打死。
他还宣称，他已调集兵勇两万余人，足敷防守；美国、法国及西方各国均认为英国无理而不会相助。叶名琛送来了一枚定心丸，但咸丰帝吃后仍有所担心：此次兵衅已开，不胜有伤国体，胜则英方必来报复，或窜犯其他口岸，当此中原未靖之时，沿海岂可再起风波。他在为“胜利”而喜悦的同时，又决定不扩大事态，下旨给叶名琛： 倘该酋（指包令）因连败之后，自知悔祸，来求息事，该督（指叶名琛）自可设法驾驭，以泯争端；如其仍肆鸱张，亦不可迁就议和，致起要求之患。
这真是滑稽，失败的一方等待着战胜者来“悔祸”。在这篇谕旨中，咸丰帝还授予叶名琛处理此事的全权：“叶名琛熟悉夷情，必有驾驭之法，著即相机妥办。”广州附近的水陆战事，打打停停。英军虽战无不胜，终因兵力不足，于1857年1月先由城边十三行退往南郊凤凰岗，不久后又退出珠江。叶名琛以为他的“镇静”之计已有效验，得意洋洋地向咸丰帝报告：“防剿英夷水陆获胜，现在夷情穷蹙。”咸丰帝闻之甚为欢喜，让叶名琛全权处理，“朕亦不为遥制”。尽管如此，他仍担心会爆发大规模的战争，在谕旨中提醒叶名琛：从前林则徐误听人言，谓英吉利无能为役，不妨慑以兵威，致开衅端。迨定海失后，即束手无策。前车之鉴，不可不知。 他让叶不要做第二个林则徐，不要光想到广东防守得胜，还要考虑到全国的情况。两个月后，叶名琛又报来了好消息：清军在战场上节节获胜，英国政府不满意包令、巴夏礼所为，另派新使前来定议。咸丰帝闻此，以为事件很快会结束，指示叶名琛见好就收，“弭此衅端”。又过了一个多月，一直没有广东的消息，在北京等得心焦的咸丰帝，于1857年6月4日急命叶名琛，速将近况“详细具奏，以慰廑怀”。
第八章 外患又来了（5）
尽管此时广东水师在珠江上又一次被英军打得大败，广州外围炮台全部失守，广州城已经处在内江无战船、外围无屏障、孤城困守的局面，但叶名琛依旧报喜不报忧。咸丰帝在这份奏折上宽慰地朱批：“该夷乘机起衅，天褫其魄，理宜然也”，“俟新酋到后，设法妥办，总宜息兵为要也”。
咸丰帝的全部指示，可以概括为两条：既不要引起大战，又不准对英方作任何让步。 由于叶名琛的误导，咸丰帝对真情实际上是一无所知。而真相又是如何呢？ “亚罗号”事件的消息传到伦敦，英国首相巴麦尊决计扩大战争，但议会里有不同意见。1857年2月，上院一议员提出议案，谴责英国在华官员擅用武力，结果以110∶146票被否决。此时，下院一议员又提出了类似的议案，以263∶247票获得通过。巴麦尊立即解散下院，重新大选，结果巴麦尊一派在大选中获胜。3月20日，英国政府派额尔金伯爵（Lord Elgin）为高级专使，准备对华正式用兵（此即叶报告中的新使）；并与法国、美国频频联络，筹划联合行动。 “亚罗号”事件发生前，法国传教士马赖（）非法潜入广西西林县传教，于1856年2月被当地官员处死。
法国驻华官员多次要求赔偿，道歉，叶名琛或置之不理，或予以拒绝。法国政府早已计划对华用兵，此时英国政府提出联合出兵，遂与英结成同盟。1857年4月，法国派葛罗男爵（）为高级专使，领兵东来。 “亚罗号”事件发生后，正在上海交涉修约的美国驻华委员伯驾立即赶回香港，准备参与行动。尽管美国驻华外交官一再呼吁战争，建议侵占台湾、舟山，然美国对外用兵权属于国会，国内又因黑奴问题而南北对立，势如水火。美国政府婉拒了英国的出兵要求，但允在修约问题上与英、法“一致行动”。1857年4月，美国政府派列卫廉（）为驻华公使。俄国此时正在武装航行黑龙江，在黑龙江下游建立了许多军事据点。由于黑龙江、吉林的驻军已大多调入关内镇压太平天国，东北的军事局势已经主客易位，虽没有发生正式的交战，但俄军的数量已远远超过清军。
1857年2月，俄国政府派普提雅廷（Путятин）为全权代表，要求与清朝缔结条约，以获英、法、美在鸦片战争后所获得的侵略权益。普提雅廷在恰克图等地入境被拒后，由海路抵天津，仍被拒绝，最后南下上海、香港。他不顾在克里米亚战争中俄国与英法结下的怨仇，参加了英、法、美的行动。这样，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四个国家——英、法、美、俄联手对付中国。清朝的危机空前严重。
1857年7月，额尔金到达香港，然而此时印度发生了土著士兵起义，侵华英军不能如期到达。额尔金遂返回印度，并将香港英军与正在途中的英军撤回印度，镇压土著士兵起义。额尔金的行踪，为叶名琛侦知，尽管他并不知道额尔金离去的背景。他不免自以为得计，认为英国的伎俩不过如此，“以静制动”的方略大获成功。到了１１月，英国已控制了印度的局势，额尔金重返香港，法、美、俄三使也已先期到达。此时，英法联军已大体集结完毕：英军有战舰４３艘、海陆军兵力约１万人，法军亦有军舰１０艘。１２月１２日，额尔金、葛罗分别照会叶名琛，提出了三项要求：一、准许进入广州城；二、赔偿“亚罗号”事件和马神甫事件的一切损失；三、清朝派“平仪大臣”与英、法进行修约谈判。该照会限叶名琛十天内允诺前两项，否则将进攻广州。
这无疑是最后通牒。但是，叶名琛却不这么看，中英争端以来，他在香港等处派有大量探子，收集情报。从史料记载来看，他的情报数量非常之多。可是他不会用国际战略的眼光去分析，仍用陈腐的观念去判断。他最信赖的情报有四个：一是英国女王的“国书”已经送到香港，令“中国事宜务使好释前嫌”，“毋得任仗威力，恃强行事”；二是英国在克里米亚战争中被打得大败，赔俄国军费７８００余万两，因而要求入城，每日在城内、城外各收地租１万两，另每日收货税１万两，合计每月收银９０万两；英国又因镇压印度土著士兵起义，财用耗尽，军饷都发不出来了；三是额尔金在镇压士兵起义之中被打得大败，陆路奔逃，被士兵追击到海边，适遇法国军舰经过，连开数炮，吓退了乱兵，额尔金幸免于难；四、法国国王在葛罗临行时指示，中英交战，法国“只在守约通和，不准助势附敌”。
所有这些，都是子虚乌有之事。真不知叶名琛是从哪里弄来这些情报的，或许他的探子都是送假情报的双重间谍？凭借着这些情报，叶名琛气壮如牛，竟然认为额尔金的最后通牒是英方技穷之后的“求和”行动！其目的是想讹一些银子，就如１８４１年广州被围时靖逆将军奕山付给赎城费６００万两一样。他还认为葛罗发出照会是受英方怂恿所致，并非出自本心，受到美国的揶揄已自生惭恧。因此，叶名琛于１２月１４日复照额尔金、葛罗，拒绝了英法的要求。１０天的期限过去了，英、法并未进攻。又过了两天，１２月２４日，中方才收到英、法的照会，声称已将事务移交给军方。同日，英法海陆军总司令亦发出照会，限两天内广州清军退出９０里之外，叶名琛仍复照拒绝。两天的期限又过去了，英、法仍未攻城。叶以为英、法不过是虚辞恫吓而已，此外他相信扶乩，这两天的谶语无不大吉大利。现实和天意都预示着，最难过的一段日子就要过去了。１８５７年１２月２７日，即收到额尔金最后通牒的第１５天，叶名琛兴致勃勃地给咸丰帝上了一道长达七千余字的奏折，声称“英夷现已求和，计日准可通商”，表示要“乘此罪恶盈贯之际，适遇计穷力竭之余”，将英方的历次要求“一律斩断葛藤，以为一劳永逸之举”。这一份奏折整整在路上走了２１天。１８５８年１月１７日，咸丰帝收到此折，心中悬虑甚久的中英争端，竟能得到如此圆满的结局，叶名琛不负朕望，不辱君命。当日发出的谕旨更是不乏坚定的信心： 叶名琛既窥破底蕴，该夷伎俩已穷，俟续有照会，大局即可粗定。务将进城、赔货及更换条约各节，斩断葛藤，以为一劳永逸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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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外患又来了（6）
咸丰帝完全在重复叶名琛的话，完全受了叶名琛的蒙蔽。如果他知道此折在路上的２１天内广州城发生了什么，即使他杀了叶名琛都不会解恨。在咸丰朝，臣子们哄骗皇帝司空见惯，不是什么新鲜事。局势那么坏，君上的要求又那么高，若不行欺瞒延宕之术，哪一位官员都不可能混下去。叶名琛主持对外事务，许多事情我行我素，不请示不汇报。“亚罗号”事件后的一年多时间里，中英已经开战，他仅上了六篇奏折，可谓少得不能再少。而且他完全颠倒了广州的战况，明明是一败涂地，竟被他说成是屡挫敌焰。叶名琛并不能一手遮天。咸丰帝若勤于政务，早就能发现破绽。曾在鸦片战争中弹劾琦善私许香港而名噪一时的怡良，此时在两江总督任上。他通过上海这一窗口，了解了广州战况。１８５６年１２月１５日他上一折，因见叶名琛为咸丰帝所宠信，不敢明言直陈，只是婉言透泄。咸丰帝对此全然不信，称此为“英夷造言耸听”，下旨让怡良“勿为所惑”。当然咸丰帝也作过一些调查。曾在１８５６年秋外放广东乡试正、副考官的鸿胪寺卿王发桂，掌陕西监察御史张兴江，“亚罗号”事件时正在广州。他们的奏折对战况的描述相对真实一些，但在基调上却肯定了“该夷始有却志，民心亦渐次安定”。进京觐见返粤的广东巡抚柏贵也于１８５７年８月有一折，但与叶名琛同出一调。
官官相护本是官场上的规矩，咸丰朝尤其如此。这两份伪词也使咸丰帝误入歧途。与当时绝大多数官员粉饰作伪还有所不同，叶名琛谎报的仅仅是战况，而对局势的未来发展，却是出自内心的判断。既然自己完全有能力处理危机，又为何用这些微小败仗去干扰圣听！他早就看出咸丰帝是左右摇摆并无定见的主子，一旦报告真相，很有可能被撤职。新派大臣主持其事，很有可能对外示弱，局势岂不变得更糟？再说，轰破了城墙，损失了几条战船，伤及了几名士兵，又有什么了不起？当年十万红兵围攻广州，局势比这严重多了，自己不也硬挺过来了吗？按照传统道德，叶名琛犯了欺君之罪，但深谙传统道德精义的叶名琛却认为，他胸怀着另一种忠诚。 “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叶名琛敢于作伪，不仅是一种自信，而且也因看出咸丰帝的心思。在广州城陷时，他终于说了一句心中的真话，“有人劝我具疏请罪，不知今上圣情，只要尔办得下去，不在虚文请罪也”。
强烈的责任感，使得他擅权自专。本是主管对外事务的钦差大臣，正是利用咸丰帝的过分宠信，利用咸丰帝倦怠政务，成了清朝对外政策的决策人。在广州的外国观察家称这位太子少保、世袭一等男爵、体仁阁大学士、两广总督、管理五口通商事务钦差大臣，是大清朝的“第二号人物”。且不论此说是否可靠，但从前面已介绍的修约、亚罗号事件等交涉来看，咸丰帝已被他牵着鼻子走，至少在这些事务上，他是大清朝的第一号人物。 “将将”、“将兵”，正是统帅与将军的区别。 “用人”是天下君主的第一大政。在咸丰朝的汉族官员中，曾国藩是咸丰帝最为疑忌的重臣，叶名琛是咸丰帝倚为长城的疆吏，两人正好形成对照。我在这里不厌其详地描绘这两位人物，不仅因为他们处于历史漩涡的中心，而且正是通过这些描写说明咸丰帝的用人之道，同时也想借此机会说明咸丰朝地方政治的实情。
１８５７年１２月２８日，即叶名琛上奏英方技穷的第二天，英法联军以战舰２０艘、地面部队５７００余人进攻广州。密集的炮弹如雨点般地落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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