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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三部曲之红色的起点-第2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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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响应赵世炎加入旅法小组 2
旅法共产主义小组的另一名成员陈公培是与赵世炎同龄。虽与陈公博只一字之差，两人其实毫无瓜葛。他是湖南长沙人，原名善基，又名伯璋、寿康，曾用名吴明、无名。在《赵世炎旅欧书信选》中，好几封信写给“无名”，亦即写给陈公培的。陈公培在一九一九年去北京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学习。在一九二○年六月他经沪赴法。在上海，他与陈独秀见面，赞同陈独秀关于筹建中国共产党的主张。七月，他前往法国。
陈公培在一九二一年十月回国。一九二四年北伐时，他担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政治部主任。一九二七年，他参加了南昌起义。潮汕失败后，他脱离了中国共产党。一九三三年，他在福建人民革命政府时期，担任了十九路军与红军联络的代表，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同彭德怀取得联系，商谈反蒋抗日，与红军签订了《反日反蒋初步协定》十一条。
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失败后，他退到香港。
一九四九年后他来到北京，作为爱国民主人士受到尊重，担任国务院参事，第二至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一九六八年三月七日在北京去世。那位与张申府结合的刘清扬，是旅法共产主义小组中唯一的女成员。刘清扬是回族人，生于天津。她是一位非常活跃的女性，是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的发起者，担任过天津各界联合会常务理事。她是觉悟社社员，与周恩来、邓颖超都很熟悉。
一九二○年十二月，刘清扬与张申府同船前往法国。
一九二一年一月，张申府介绍刘清扬加入小组。
刘清扬后来转到德国勤工俭学。回国后，从事爱国妇女团体的组织工作。在大革命失败后，她脱离了中国共产党。此后，她仍投身于妇女界爱国运动。一九四四年在重庆加入中国民主同盟，担任中央执行委员兼妇女委员会主任。一九四九年后，刘清扬担任第一至第二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常委、全国妇联副主席、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委。
一九六一年，刘清扬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
一九七七年七月十九日，她以八十三岁高龄在北京去世。值得在这里顺便提一笔的，是当年“二十八画生”贴出《征友启事》时，所得到的“半个朋友”，也来到了法国。毛泽东在一九三六年跟斯诺谈话时，这么说的：“我从这个广告得到的回答一共有三个半人。一个回答来自罗章龙，他后来参加了共产党，接着又转向了。两个回答来自后来变成极端反动的青年（引者注：据罗章龙回忆，一个姓萧，一个姓黄）。‘半’个回答来自一个没有明白表示意见的青年，名叫李立三。李立三听了我说的话之后，没有提出任何具体建议就走了。……”其实，李立三头一回跟毛泽东见面，一则因为比毛泽东小六岁，二则刚从县城来到长沙，一时语塞，所以什么也没有说。
李立三是湖南醴陵人，原名李隆郅，笔名唯真。他在一九一九年十一月抵达法国。李立三和赵世炎、陈公培、刘伯庄、刘伯坚等，在一九二一年二月，曾在法国准备成立“共产主义同盟”。李立三这么回忆：“当时我和赵世炎商量成立一个劳动学会。我们本想定名为‘共产主义同盟会’，但因为当时的八个人中有的还不完全是拥护马克思主义，所以叫做‘劳动学会’。”李立三：《对世炎的回忆》，《共产主义小组》（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一九八七年版。
李立三也曾和蔡和森、赵世炎商量，打算在法国筹建共产党。不过，由于他们参加了反对北京政府卖国行径的学生运动，李立三、蔡和森被法国当局押送回国，无法实现预定的计划。一九二一年十月十四日，李立三、蔡和森等一百零四名中国学生被押上一艘邮船，驶往中国。其中唯一的中国共产党党员是陈公培。一到上海，陈公培便带着李立三、蔡和森去见陈独秀。他俩当即经中国共产党中央同意，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此后，一九二七年，李立三在中国共产党“五大”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一九二八年赴苏，受到斯大林三次接见。中国共产党“六大”后出任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兼秘书长。一九三○年由于推行“左”倾的“立三路线”，给中国共产党造成莫大的损失，从此他受到批判。后来，他出任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劳动部部长，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直至在“文革”中——一九六七年六月二十二日，受尽凌辱，吞服了大量安眠药而痛苦地离开人世。一九八○年，中国共产党中央为他昭雪平反。
第六部分：聚首维经斯基圆满完成来华使命
“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徘徊。”一八四七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开头，写下了这句话。
在一九二○年，这句话变成了：“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中国徘徊。”维经斯基所率领的那个“记者团”的中国之行是成功的：在北京，与李大钊携手。在上海，帮助陈独秀建立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李大钊首先响应，建立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毛泽东在上海与陈独秀会谈归来，建立长沙共产主义小组。
李汉俊给董必武写信，加上陈独秀派刘伯垂去武汉，促成武汉共产主义小组的诞生。王尽美跟李大钊的接触，又使“幽灵”在济南落脚，在那里建立了共产主义小组。维经斯基派往广州的斯托诺维奇和佩尔林虽然一开始找错了对象，但由于来自北京大学的陈公博、谭平山、谭植棠南下广州，加上陈独秀转往广州，终于在这南国名城也建立了共产主义小组。随着在上海入组的施存统、周佛海去日本，又在东瀛建立旅日共产主义小组。
北京小组成员张申府赴法，在旅法的中国学生中建立起共产主义小组。
短短的半年多时间里，上海、北京、长沙、武汉、济南、广州、日本、法国八个小组相继宣告成立。虽然当时的名称五花八门，有的叫“共产党”，有的叫“共产党小组”，有的叫“共产党支部”，还有的干脆没有名称，但这些小组都已是中国共产党的组织，都是以列宁的俄共（布）为榜样建立起来的。
共产主义之火，已经在中国点燃。
据一九八○年第四期苏联《远东问题》杂志所载K。Β。舍维廖夫所著《中国共产党成立史》一文透露，在一九二○年底，维经斯基曾从上海前往广州。舍维廖夫写道：“关于广州小组。在一九二○年九月至十月小组成立时，除共产党员斯托诺维奇和佩尔林外，小组中还有七名无政府主义者（引者注：如前所述，这些无政府主义者否认自己曾加入过这个小组），他们也没有抛弃无政府主义信仰。一九二○年底至一九二一年初，维经斯基前来广州，他建议小组成员赞同其中提到无产阶级专政的一份提纲，但许多成员拒绝了。小组只好解散了。”不过，不论在无政府主义者谭祖荫、刘石心的回忆中，还是陈公博的《我和共产党》一文中，都没有提及维经斯基曾经去过广州。
舍维廖夫是以当事人佩尔林在一九七三年六月十三日写给他的一封信为依据的。不过，佩尔林回忆说，维经斯基在“一九二一年二月至三月”去广州，而舍维廖夫认为“现有的文献不能证实这一点”。他以为，维经斯基去广州的时间，应是“一九二○年底至一九二一年初”。笔者查阅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档案资料》一书所载的《广州共产党的报告》。文中有“谭平山、谭植棠和我”一句，可断定此报告是陈公博所写。报告中有两处提及“B”：“去年年底（引者注：即一九二○年年底），B和别斯林（Песлин）来到广州，建立了俄华通讯社……”“陈独秀同志一月来到广州，与他同时来的还有B同志。……”别斯林即斯托诺维奇。“B同志”是谁呢？维经斯基的俄文原文是Г。H。Bоитинскии。因此，“B同志”极有可能是维经斯基——因为文中别斯林、米诺尔都写上全名（化名），而维经斯基未用化名，便以“B同志”简称。二十七岁的维经斯基，从一九二○年四月初率“记者团”来到北京，四月末来到上海，年底来到广州，十分圆满地完成了俄共（布）远东局所交给的使命——“同中国的革命组织建立联系”，“组织正式的中国共产党及青年团”。除了与中国共产党人保持联系，在一九二○年秋，经陈独秀的介绍，维经斯基在上海还拜访了孙中山。后来，他在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五日苏联《真理报》上发表《我与孙中山的会见》，记述了见面的情景：“那是一九二○年的秋天，在上海。中国的Ч（引者注：即陈独秀）同志建议我结识孙中山。当时孙在法租界住一个独院，房子是国民党内的一些华侨党员为他建造的。……“孙中山在自己的书房里接见了我们。房子很大，立有许多装满书的柜子。他看上去像是四十五岁到四十七岁（实际上他已经五十四岁了）。他身材挺秀，举止谦和，手势果断。我的注意力不知不觉间已被他俭朴而整洁的衣着所吸引，他身穿草绿色制服，裤腿没有装在靴筒里。上前扣得紧紧的，矮矮的衣领，中国大学生和中国青年学生一般都穿这种上衣。
“孙中山一反通常的中国客套，马上让我们坐在桌旁，就开始询问俄国情况和俄国的革命。然而不一会，我们的话题就转到了中国的辛亥革命。孙中山异常兴奋起来，在后来的谈话中，即在两个多小时的时间里，孙中山对我讲述了军阀袁世凯如何背叛革命……“我们临走前，谈话快结束时，孙中山又回到苏维埃俄国的话题上来。显然，他对这样一个问题深感兴趣：怎样才能把刚刚从广州反革命桂系军阀手中解放出来的中国南方的斗争与远方俄国的斗争结合起来。孙中山抱怨说：‘广州的地理位置使我们没有可能与俄国建立联系。’他详细地询问是否有可能在海参崴或满洲建立大功率的无线电台，从那里我们就能够和广州取得联系。”维经斯基没有写及和他一起访问孙中山的“我们”包括哪些人，陈独秀是否与他一起拜访孙中山。不过，翻译杨明斋在场，那是很可能的。
二十七岁的维经斯基是能干的。他不辱使命，在半年的时间里，从中国的北方来到南方，他播撒共产主义的火种。
他在一九二一年初接到了回国任职的密令……维经斯基离开广州，途经上海，又来到北京，下榻于北京饭店。维经斯基来到了北京大学图书馆，重晤李大钊——他从“北李”那里到了“南陈”那里，如今又从“南陈”身边来到“北李”这儿。他用英语与李大钊交谈。有时，张国焘在侧。他还会见了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全体成员。张国焘在一九七一年所写的回忆录中，这么描述对维经斯基的印象：“维经斯基所以能与中国共产主义者建立亲密的关系，原因很多。他充满了青年的热情，与五四以后的中国新人物气味相投。他的一切言行中并不分中国人与外国人或黄种人与白种人，使人觉得他是可以合作的同伴。”
张国焘称维经斯基是“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运动之间的最初桥梁”，这个评价倒是颇为恰当的。
张国焘还忆及维经斯基离华时的情景：“一般说来，维经斯基对于中国共产主义者的初期活动是表示满意的。他这次是路经北京，预备回俄国去，向共产国际报告他初步活动的结果，在临动身之前表示极希望中国的共产主义者和他们所建立起来的各地的雏形组织能够从速联合起来，举行第一次全国共产党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并迅速加入共产国际，成为它的一个支部。”
第六部分：聚首伊尔库茨克的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
维经斯基没有回到派他到中国的出发地——苏俄远东门户海参崴，却坐上火车，沿着西伯利亚大铁道西行，在贝加尔湖畔的伊尔库茨克下车。
伊尔库茨克是苏俄东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的行政、文化中心，处于安加拉河与伊尔库特河的汇流处。不过，它与外界的联系，主要依靠那在一八九八年建成的西伯利亚大铁道。
当维经斯基还在中国的时候，共产国际执委会为了加强对远东各国革命运动的领导，决定设立远东书记处。这个远东书记处便设在伊尔库茨克——那是一九二一年一月作出的决定。
在此之前，只是俄共（布）设立了远东局。那毕竟只是俄共（布）的机构。尽管维经斯基来华是得到了共产国际的同意，但他是由俄共（布）远东局派出的。
维经斯基来华，还负有“考察在上海建立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的可能性”的使命。经过他的考察，显然，在上海设立这样的机构的时机尚不成熟。
维经斯基从中国寄出的报告，以及萨赫扬诺娃在上海关于同朝鲜侨民革命者建立了联系的报告，使共产国际意识到必须设立负责远东事务的专门机构——远东书记处。
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是在俄共（布）西伯利亚执行局东方民族部的基础上建立的。不过，后来的实践表明，把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设在伊尔库茨克是很不恰当的，因为这是一个交通极不便利的地方：从莫斯科出发，要坐两周左右的火车才能到达那里，而从那里到海参崴，也得坐十来天的火车。这是一个与莫斯科、与远东各国的联系都不甚方便的所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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