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西孤儿院纪事:回忆右派农场-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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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毛笔，一个警察突然拿起笔来在王汉元的脸蛋上写下两个字：小偷。接着又在我的脸上写了“小偷”，又在年年的脸上写了“小偷”。然后就干别的事去了，不理我们了。

我们进了派出所的房子，人家就叫我们在墙根站着。人家不理我们了，我们也不敢坐下。我们站呀站呀，心里想着人家怎么处置我们啥时间处置我们，可是站到天黑了，六点钟了，人家也不跟我们说话。后来，干脆就没人进那间房子了，也听不见有人走动了。后来年年悄悄地往外边看了看，又到另外的一间房去看了一下，回来说警察吃饭去了，没人了，咱也走吧。王汉元心痛他的帽子，说等警察来了要上帽子再走。我说你算了吧，不要找倒霉！

我们出了派出所王汉元又说要去铁路上看看，把豆饼拾回来。我说，豆饼还没叫铁路工人拾走吗？人家还不拿回家吃去吗？王汉元说看看去。天已黑透了，我们摸到道岔旁的水沟里却发现豆饼还在那儿。

王汉元说，这帮铁路上的人肥着哩，谁吃你的豆饼！

这天回到福利院的时候大门已经关了，我们翻墙进去，用刷牙缸子煮豆饼吃。

娃娃们进了福利院，基本的生活条件有了保证，有铺的有盖的有穿的，能吃上面粉了，早饭能吃一碗汤面条，午饭是一个四两［3］的馍馍——白面馒头或是糜谷面的碗坨子［4］，还有一碗水煮菜，晚饭又是汤面或是散饭［5］。开饭时六个人一组在院里蹲成一圈，碗也摆成一圈。值日生把菜打来，给每人碗里舀上一勺，剩下了就再分一轮。分汤面条也是这样。吃汤面条时一人一大碗，看着量不少，但是吃不饱，因为面条汤里下了很多菜叶子或是洋芋块块。孤儿们吃下野菜野草的，心灵有一种可怕的饥饿感，总觉得饿得心慌。我们端上饭舍不得吃，先稀溜稀溜地喝汤，后挑着吃菜，最后才吃面条。有的把馍馍掐成小疙瘩塞进拾来的玻璃瓶瓶里，别人吃过饭了，他才倒着吃一颗再吃一颗，馋人得很。

娃娃们一天到晚都在想吃的，找吃的。小娃娃们总往食堂门口的垃圾堆上跑，捡炊事员倒出来的菜根根。大娃娃们经常跑到火车站的粮栈和城市居民的粮店去，趁人不备偷一把苞谷面，抓一把红薯干，捡驮粮队洒下的粮食颗颗。胆大的到副食商店偷点心偷水果糖。经常有娃娃叫人抓住，打电话叫福利院去领导领回来。有些人走路都低着头，看见别人扔掉的桃核捡起来嗍上一阵，西瓜皮干脆嚼着咽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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娃娃们吃完这顿饭想下顿，每到吃饭前的那段时间，总有娃娃跑到食堂去看，一会儿跑回来说，馍馍上锅了，一会儿又有人来说下锅了……

王汉元是一个贼大胆。火车站又在铺设铁轨，工地上有个食堂，他发现下屉的时候蒸气大，视线差，就趁机钻进去偷馍馍。有一次偷了半面袋，吃不完的分给我和年年吃。但他第四次去偷，叫人家抓住了，李叔叔去了才领回来。

我和年年跟王汉元很快就成了好朋友，我们经常在一起玩，一起想办法搞吃的。我觉得这个人胆大，办事有主意，还讲义气。有一次，我和他去街上给食堂拉水，来了几个城里娃娃，一把把我推进水坑里了。王汉元急了，他打不过那几个娃娃，拾了个钉子冲过去一下扎在一个娃娃的肩膀上。那娃娃的肩膀出血了，哭开了，一个大人看见喊开了：要杀人了！我们吓得跑回来了，架子车都撇下了。还有一次，我们去偷定西糖厂的糖稀，他白天侦察好了熬糖稀的车间，半夜里我们翻墙潜入拧开了锁，往准备好的瓶子里灌糖稀。回到福利院我偷的糖稀不甜，原来是装了一瓶洗锅水。王汉元把他的给我倒了半瓶，我用馍馍蘸着吃了好几天。

我和王汉元关系好，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都有过要饭的经历，内心里有一种沟通，一种同病相怜的好感。他对我讲过他的家事。他是榜罗公社毛家湾村的人，1948年出生的。他说1959年的五月初五，阴历，他大到毛家湾村头顶的山坡上掐苜蓿去了，在苜蓿地栽倒了。他说他大那年才47岁，就杵个棍走路，因为饥饿，父亲瘦成个骨头架子了。那时候队长不叫社员掐苜蓿，说苜蓿是生产队的，不是你个人的菜园，你想掐就掐。他大脾气倔，说我一家人没吃的，你不叫掐我咋活！硬是自己掐苜蓿去了。当时他的一个远亲房哥叫王天有的从旁边走过来看见了，把他大背回家了。他大被人背回来时他还在炕上睡着呢，他已经饿得不愿起床了，他娘也在家。他大放在炕上时已经没气了，他娘哭着说这可怎么办呀！他却没哭。他说他饿懵了，不知道悲伤，也没有眼泪。王天有叫了两个人把他大抬到地上。家里没木头，卸下几块门板拼了个匣匣，转过天抬出去埋了。他哥比他大七岁，头一年就上洮河去了，这时家里就剩下他和娘了。他娘白天参加队里的劳动，晚上收工了剥树皮掐苜蓿撩乱两个人的光阴。过了两个月，那是一天上午，他在院门口的路上晒太阳，过来了一个人。那人他像是在哪达见过，但又知道他不是毛家湾的。那人看见他说，走，要饭走，不然就把你这娃娃饿死哩。他问到哪里要饭去，那人说我把你领到陇西要着吃去。他娘那时在家，但他没跟娘打招呼就跟上那人走了。他们顺着毛家湾村后边他父亲掐过苜蓿的山梁走，到了榜罗，大概走了二十里路。那人背着十几斤谷子，找了一个人家，在人家的磨子上推成面煮了锅汤，又烙了几个馍。那人给这家人吃了些，他们自己也吃了些，就住下了。第二天又走，过四罗坪，青堡，天黑时到了和平。找到一家饭馆，卖荞麦面面片，但是要粮票要证明。那人有点钱却没有粮票也没有证明，人家不给卖。他们跟人家央求，人家给了一碗汤，他们泡些谷子面饼吃了。吃饭时外边停着一辆汽车，司机也在饭馆吃饭，还有两三个人。吃完饭司机要走，领他的那人说把我们拉上一下。司机看着他们问去哪儿？那人说你把我们带到陇西。司机说我们不去陇西，我们去文峰镇。那人说那就带到文峰镇吧。司机说上去，钻到帐篷里去。他们就上去了。钻进帐篷，他们看见一车全是苞谷。他那时穿着一个肚肚［6］，就一边吃一边装，那个人也一边吃一边装。车到文峰镇司机要卸粮去，叫他们下车。司机看见他们抽抽和肚肚里装了苞谷，但没说啥，看了一眼就走了。这时天黑透了，大概夜里十点了，他们又找着个饭馆，又是卖荞麦面面片的，他们又要着喝了些汤。这时来了一列客车，那人就提起他扔在车上，他们到了兰州。从车上下来，出了站，那人说你到饭馆里要着吃去，过几天我找你来。但是从那天以后他再也没见着那人，他就在兰州要饭吃。

刚到兰州城里，他心里很害怕，看见城里人穿得好，吃得好，走路很神气，对乡里人冷冰冰的。可是过了些天也就不怕城里人了。这么一件事改变了他对城里人的看法：他要了两个月饭，在饭馆舔盘子，在居民区要饭馍馍，街道地形都熟了，看下东哨门有个大果园梨长得特别好，就去果园偷梨。他爬在树上摘梨，看果园的人发现了，过来看是个孩子，没说啥就走了。他拿着个白布口袋，摘了一口袋梨，第二天早上背到兰州汽车站候车室去卖。他不知道梨该卖多少钱，就卖一角钱两个，呼啦啦人们都拥过来买，抢着买。卖了三四元钱。汽车站外边有个小食堂，早上卖汤，不要粮票，他就每天去排队买碗汤喝。他晚上就睡在汽车站候车室。钱花完了，就再去偷梨，再卖。一天他正在候车室卖梨，进来一个人要没收他的梨。他不叫那人没收，那人硬夺他的梨，还说？把他送到收容所。人们都涌上来看那人夺他的梨，他抱着梨躺在地上不起来。这时进来一个穿得很神气的人，皮鞋很亮，半截袖的衬衫，问那个人：你夺孩子的东西干什么？那人说他偷的梨。来人说，他偷你看见啦？那人说，外地要饭的，不是偷的哪来的？来人说他偷梨你抢梨，这算什么事？那人把来人和王汉元都叫到派出所去了。到派出所，叫他站在院子里，人家两个人进了房子。他站在院子里听见两个人还在吵，过一会儿那个替他说话的人走出来了，看他一眼，没说话就走出去了。然后警察出来叫他进去，指着夺梨的人说，你偷他的东西没有？他回答没偷。警察说，你把梨背走，到外头要着吃去，不要偷了。他背着梨出了派出所看看口袋，卖下的钱还在里头。

他说，出了这件事之后，他再也不敢偷梨去了，就是要饭。要到哪儿就睡在哪儿：有时睡在商店的台阶上，有时睡在人家的门洞子里。有一天晚上，他又跑到汽车站的候车室去睡觉了，在椅子上蜷腿睡，那个穿皮鞋和短袖衬衫的人又进来了，在候车室里转来转去的。那人看见他了，走近了，他就赶紧坐起来。他从心底感谢这人，就对这人笑了一下，这人就问他：你再搞梨没有？他说没有再去。那人说，别怕，搞来卖，卖了钱买吃的。他说再不敢了，那人说，搞点梨不算偷人，接着搞！说完，那人还给了他二元钱，叫他买面汤吃去。

后来他在火车上要饭，车把他拉到了定西。在定西不如在兰州好要，定西人比兰州人穷，给的少。这时已经到腊月了，他想他娘了，就坐火车到陇西，再从陇西走到青堡，榜罗。他走到毛家湾梁上时天黑了，碰见下庄里的两个娃娃，一个叫福祥，一个叫田娃。这两个娃娃一人杵着一根棍走路，问他从哪里来？他说到兰州要馍馍刚回来。两个娃娃就都说，你有吃的吗，给上些。我们饿得走不动了。他抽抽里有两个在定西要下的生洋芋，就给了那两个娃。那两个娃一边吃生洋芋一边说你家里豪［7］去了，领上我们要饭去；你到家里就饿死哩！他说想娘了，要回家哩，到家看看娘再说，就和那两个娃娃分开了。过了两天，他就听人说那两个娃娃死在去榜罗的半路上的一个避风的塆子里了。

他走到家门口时天黑得很，院门顶着。他喊娘，好半天没人答应没人说话，光听见院子里有扑索扑索的声音。后来大门开了，看见娘在门跟前趴着。原来他娘走不动路了，爬过来拿开顶门杠的。他搀扶娘，娘站起来了，一迈步又跌倒了。他娘说我的娃娃你先走，我慢慢爬过来。进了房子他还没说话，娘就开口问，我的娃你回来做啥？他说娘我想你了。他想把娘搀上炕去，娘却说我的娃，娘还没吃饭哩。他娘在地上爬着把他大喝罐罐茶的茶炉点上火，坐上沙锅，炒羊粪蛋蛋。茶炉旁放着一小堆羊粪蛋蛋，看来是娘从外头拾来的，因为家里就没羊嘛，成立人民公社就把他家的几只羊赶走了。娘把羊粪蛋蛋炒干了，倒在地上放着的面板上，趴着用擀杖擀面了，嘴凑到面板上舔着吃。娘说，我的娃，你吃些不？他饿得很，但他没吃。他后悔得很，后悔把仅有的两个洋芋给那两个娃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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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娘已经瘦成一张皮了，出不了门，在家里爬着炒羊粪蛋蛋，爬着添炕。于是，维持母子两人生命的担子就落到他身上了：从第二天起，他就到山沟里去拾地软儿，拾来了泡胀煮熟吃。那是他回到家的第三天傍晚，他把这天拾来的地软儿煮熟，总共就煮了不多的一点点——一碗多一点点。娘的身体瓤，他给娘多舀了些，有多半碗，他自己舀了少半碗。吃着吃着他娘说，娃娃，我吃不下去了，这些你吃去。吃完睡了，半夜里听见娘的嗓子里发出异常的呼哧声。他叫娘娘不喘，点上灯才看见娘口中吐出很多白沫沫，娘已经不会说话了。他喊着哭。哭到天亮，远亲房哥王天有进来了，把他娘往顺里拨了一下说，你娘过世了。王天有出去叫了个人，用席子卷上又卸下灶房的门板抬出去埋在菜园了。王天有说，娃娃，记下你娘埋哪达了，往后日子好了，给你娘做棺材迁到祖坟去，和你大埋在一搭。

埋完娘的第二天，他就又离开了毛家湾。走在去榜罗镇的路上，他突然想起田娃和福祥来，就跑到人们说的那个塆子里去看了一下，福祥和田娃还在一个坎子底下蹴着里。他猜测，田娃和福祥是饿得走不动了，想在避风的地方缓一下，一缓下就站不起来了，冻死了。

他是在兰州要饭时被收容所收容了，送回通渭县的收容所，又和我一车到了专署福利院。

听他讲完要饭的事我还大哭了一场。我想起我娘来了。我和大姐从会宁要馍馍回到家中，没见上娘的面。

那年八月的一天，王汉元把我叫到门外的墙角上说，他已经侦察好了，定西农科所正在打场，离我们就几里路。他叫我一起去看一看能不能偷些麦子。我说叫上年年。年年也是住的一间大房子，我们对面的那排房子当中的一间。我们进去时有几个娃娃在床上躺着哩，年年也躺着哩，睡着了。我叫年年起来到外头转一圈去。年年问做啥去？我说你走呀，出去再说。年年就爬起来下炕，穿鞋，这时候王汉元看见墙上挂的一个书包了，鼓鼓囊囊的，就问了一声：这是谁的书包？年年说屈孝仁的。王汉元又问，装的啥。年年说馍馍。王汉元惊讶地说：

馍馍？真是馍馍吗？

就是馍馍。

王汉元走过去摸了一下说，还真是馍馍！这狗日的，我们吃不饱，他的馍馍吃不完装在书包里。他从哪达弄来的？

哪达弄来的？强要下的！这房子的娃娃，吃馍时都要给他掐一疙瘩，不给就打哩。他吃不完，存下的。

王汉元说，是这回事呀！狗日的，他这么歪［8］？年年，你把书包拿下来，给他吃了。

年年说，那不敢！那是恶霸，我们房的人都害怕哩。你也不要惹。

王汉元沉默了一下。他知道这个屈孝仁，是马营镇的人，在孤儿院的娃娃们当中岁数最大，身体壮实得很，比他还高出半个头。但他稍一沉吟之后坚决地说：

年年，你把他的馍馍拿下来，拿下来大家吃了。

年年睁大了眼睛说，汉元，可不敢，那熊来了真打哩，你打不过！你真打不过，别惹他！

当时我也劝王汉元不要惹屈孝仁，但王汉元主意已定，自己上了床去拿书包。他说，我不信，我还真不信他就那么歪！

他把书包拿下来把馍馍都掏出来了，有八九个四两的馍馍。他自己先吃然后叫我和年年吃，还分给另外几个娃娃吃。那几个不敢吃，说害怕屈孝仁打哩。他说：

吃，放心吃，他来了你们都说是我吃了的。

你打不过他！有个娃娃说。

我打不过吗？你说我打不过他吗？那你们都上手不就打过了吗？

娃娃们还是不敢吃，我就也劝：大家都吃！他来了我们大家都动手，看他能打几个！说真心话，我也是早就对屈孝仁心怀不满了：他也欺侮我，在院子里碰见了，拍我的肩膀，像是很亲热，实际上他拍得重得很，就像打了一拳那么痛。他还摸我的头，顺着后脑勺捋到脖根里。这是很下流的动作，是欺侮人！叫人真难以忍受！

娃娃们就都吃了，一书包馍馍吃完了。然后，王汉元就挤在床上和娃娃们下棋。我催他：你还去不去农科所。他说去，等屈孝仁来了再去。他的棋下得好。他是个聪明人，脑子好用，那时候娃娃们吃完了饭啥都不干，睡觉和玩，他常常跟人下棋。

下了一会儿棋，屈孝仁就进来了。他一眼就看见墙上挂的书包不见了，书包空荡荡地扔在铺上他睡觉的地方。他立马就喊起来：谁动我的馍馍了？

娃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