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半车麦秸-姚雪垠-第3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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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连姓名都不怎么改动。小说中的平妹，就是作家妻子钟台妹，因而读他的作品就基本上掌握了他的传记。其次，语言朴实、简洁，字里行间充满着柔情，读来生动感人。　（张民）　＊＊＊　【此文章由“文学视界”（http：//。white…collar。）扫描校对，独家推出，如欲网上转载，请保留此行说明】
三八节有感　■丁　玲　“妇女”这两个字，将在什么时代才不被重视，不需要特别的被提出呢？　年年都有这一天。每年在这一天的时候，几乎是全世界的地方都开着会，检阅着她们的队伍。延安虽说这两年不如前年热闹，但似乎总有几个人在那里忙着。而且一定有大会，有演说的，有通电，有文章发表。　延安的妇女是比中国其它地方的妇女幸福的。甚至有很多人都在嫉羡的说：“为什么小米把女同志吃得那么红胖？”女同志在医院，在休养所，在门诊部都占着很大的比例，却似乎并没有使人惊奇，然而延安的女同志却仍不能免除那种幸运：不管在什么场合都最能作为有兴趣的问题被谈起。而且各种各样的女同志都可以得到她应得的诽议。这些责难似乎都是严重而确当的。　女同志的结婚永远使人注意，而不会使人满意的。她们不能同一个男同志比较接近，更不能同几个都接近。她们被画家们讽刺：“一个科长也嫁了么？”诗人们也说：“延安只有骑马的首长，没有艺术家的首长，艺术家在延安是找不到漂亮的情人的。”然而她们也在某种场合聆听着这样的训词：“他妈的，瞧不起我们老干部，说是土包子，要不是我们土包子，你想来延安吃小米！”但女人总是要结婚的。（不结婚更有罪恶，她将更多的被作为制造谣言的对象，永远被污蔑。）　不是骑马的就是穿草鞋的，不是艺术家就是总务科长。她们都得生小孩。小孩也有各自的命运：有的被细羊毛线和花绒布包着，抱在保姆的怀里，有的被没有洗净的布片包着，扔在床头啼哭，而妈妈和爸爸都在大嚼着孩子的津贴，（每月25元，价值二斤半猪肉）要是没有这笔津贴，也许他们根本就尝不到肉味。然而女同志究竟应该嫁谁呢，事实是这样，被逼着带孩子的一定可以得到公开的讥讽：“回到家庭了的娜拉。”而有着保姆的女同志，每一个星期可以有一天最卫生的交际舞。虽说在背地里也会有难比的诽语悄声的传播着，然而只要她走到那里，那里就会热闹，不管骑马的，穿草鞋的，总务科长，艺术家们的眼睛都会望着她。这同一切的理论都无关，同一切主义思想也无关，同一切开会演说也无关。然而这都是人人知道，人人不说，而且在做着的现实。　离婚的问题也是一样。大抵在结婚的时候，有三个条件是必须注意到的。一、政治上纯洁不纯洁，二、年龄相貌差不多，三、彼此有无帮助。虽说这三十条件几乎是人人具备（公开的汉奸这里是没有的。而所谓帮助也可以说到鞋袜的缝补，甚至女性的安慰），但却一定堂皇的考虑到。而离婚的口实，一定是女同志的落后。我是最以为一个女人自己不进步而还要拖住她的丈夫为可耻的，可是让我们看一看她们是如何落后的。她们在没有结婚前都抱着有凌云的志向，和刻苦的斗争生活，她们在生理的要求和“彼此帮助”的蜜语之下结婚了，于是她们被逼着做了操劳的回到家庭的娜拉。她们也唯恐有“落后”的危险，她们四方奔走，厚颜的要求托儿所收留她们的孩子，要求刮子宫，宁肯受一切处分而不得不冒着生命的危险悄悄的去吃着坠胎的药。而她们听着这样的回答：“带孩子不是工作吗？你们只贪图舒服，好高骛远，你们到底做过一些什么了不起的政治工作？既然这样怕生孩子，生了又不肯负责，谁叫你们结婚呢？”于是她们不能免除“落后”的命运。一个有了工作能力的女人，而还能牺牲自己的事业去作为一个贤妻良母的时候，未始不被人所歌颂，但在十多年之后，她必然也逃不出“落后”的悲剧。即使在今天以我一个女人去看，这些“落后”分子，也实在不是一个可爱的女人。她们的皮肤在开始有折绉，头发在稀少，生活的疲惫夺取她们最后的一点爱娇。她们处于这样的悲运，似乎是很自然的，但在旧的社会里，她们或许会被称为可怜，薄命，然而在今天，却是自作孽、活该。不是听说法律上还在争论着离婚只须一方提出，或者必须双方同意的问题么？离婚大约多半都是男子提出的，假如是女人，那一定有更不道德的事，那完全该女人受诅咒。　我自己是女人，我会比别人更懂得女人的缺点，但我却更懂得女人的痛苦。她们不会是超时代的，不会是理想的，她们不是铁打的。她们抵抗不了社会一切的诱惑，和无声的压迫，她们每人都有一部血泪史，都有过崇高的感情，（不管是升起的或沉落的，不管有幸与不幸，不管仍在孤苦奋斗或卷入庸俗，）这在对于来到延安的女同志说来更不冤枉，所以我是拿着很大的宽容来看一切被沦为女犯的人的。而且我更希望男子们尤其是有地位的男子，和女人本身都把这些女人的过错看得与社会有联系些。少发空议论，多谈实际的问题，使理论与实际不脱节，在每个共产党员的修身上都对自己负责些就好了。　然而我们也不能不对女同志们，尤其是在延安的女同志有些小小的企望。而且勉励着自己。勉励着友好。　世界上从没有无能的人，有资格去获取一切的。所以女人要取得平等，得首先强己。我不必说大家都懂的。而且，一定在今天会有人演说的：“首先取得我们的政权”的大话，我只说作为一个阵线中的一员（无产阶级也好，抗战也好，妇女也好），每天所必须注意的事项。　第一、不要让自己生病。无节制的生活，有时会觉得浪漫，有诗意，可爱，然而对今天环境不适宜。没有一个人能比你自己还会爱你的生命些。没有什么东西比今天失去健康更不幸些。只有它同你最亲近，好好注意它，爱护它。　第二、使自己愉快。只有愉快里面才有青春，才有活力，才觉得生命饱满，才觉得能担受一切磨难，才有前途，才有享受。这种愉快不是生活的满足，而是生活的战斗和进取。所以必须每天都做点有意义的工作，都必须读点书，都能有东西给别人，游惰只使人感到生命的空白，疲软，枯萎。　第三、用脑子。最好养好成一种习惯。改正不作思索，随波逐流的毛病。每说一句话，每做一件事，最好想想这话是否正确？这事是否处理的得当，不违背自己作人的原则，是否自己可以负责。只有这样才不会有后悔。这就是叫通过理性，这，才不会上当，被一切甜蜜所蒙蔽，被小利所诱，才不会浪费热情，浪费生命，而免除烦恼。　第四、下吃苦的决心，坚持到底。生为现代的有觉悟的女人，就要有认定牺牲一切蔷薇色的温柔的梦幻。幸福是暴风雨中的搏斗，而不是在月下弹琴，花前吟诗。假如没有最大的决心，一定会在中途停歇下来。不悲苦，即堕落。而这种支持下去的力量却必须在“有恒”中来养成。没有大的抱负的人是难于有这种不贪便宜，不图舒服的坚忍的。而这种抱负只有真正为人类，而非为己的人才会有。　三八节清晨　附及：文章已经写完了，自己再重看一次，觉得关于企望的地方，还有很多意见，但为发稿时间有限，也不能整理了。不过又有这样的感觉，觉得有些话假如是一个首长在大会中说来，或许有人认为痛快。然而却写在一个女人的笔底下，是很可以取消的。但既然写了就仍旧给那些有同感的人看看吧。　（原载1942年3月9日延安《解放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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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两家房东　作者：康濯
明天，我要从下庄搬家到上庄去。今天去上庄看房子，分配给我的那间靠上庄村西大道，房东老头子叫陈永年。回到下庄，旧房东拴柱问了问我看房子的情形，就说明天要送我去；我没有答应他；　“我行李不多！你个干部，挺忙；冬学又刚开头，别误了你的工作！”　他也没有答应我；他说：　“五几里地嘛！明儿我赶集去，又顺道。冬学动员得也不差甚了，不碍事。”　第二天，我到底扭不过拴柱的一片心。他把我的行李放在他牲口上，吆着驴，我们就顺着河槽走了。　这天，是个初冬好天气，日头挺暖和。河槽里结了一层薄冰的小河，有些地方冰化了，河水轻轻流着，声音象敲小铜锣。道儿上，赶集去的人不多不少，他们都赶到前面去了。我跟栓柱走得很慢，边走边谈，拴柱连牲口也不管了。他那小毛驴也很懂事，在我们前面慢慢走着，有时候停下来，伸着鼻子嗅嗅道儿上别的牲口拉的粪蛋蛋，或是把嘴伸向地边，啃一两根枯草，并且，有时候它还侧过身子朝我们望望，好象是等我们似的；等到拴柱吆喝一声，它才急颠档地快走几步，于是又很老实地慢慢走了。　拴柱跟我谈的最多的，是他的学习。他说，我搬了家，他实在不乐意哩！　“往后，学习可真是没法闹腾啦！再往那儿寻你这样的先生啊！”　“学习，主要的还是靠自己个嘛！再说，这会儿你也不赖了，能自己个捉摸了！”　于是，他又说，往后他还要短不了上我那里去，叫我别忘了他，还得象以前那工夫一样教你他；他并且又说开了，如今他看《晋察冀日报》还看不下，就又嘱托我：　“可别忘了阿，老康，买个小字典……呃，结记着呀！”　“可不会忘。”　“唉！要有个字典，多好啊！”他自己个感叹起来，并且拍了拍我的肩膀，停下来望我一眼。他们这一湾子的青年们，也不知道在甚么时俟，从区青救会主任那里，见到过一本袖珍小字典。又经过区青救会主任的解说，往后就差不多逢是学习积极分子，一谈起识字学习甚么的，就都希望着买个字典。可是，敌人封锁了我们，我为他们到处打听过，怎么也买不到，连好多机关里也找不到一本旧的；和我一个机关工作的同志，倒都有过字典，可是，他们不是早送给了农村里来的干部，就是反“扫荡”中弄丢了……　走在我们前面的小毛驴，迎面碰上了一头叫驴，它两个想要靠近亲密一下，不觉不三不四地挤碰起来；那个叫驴被主人往旁边拉开，就伸着脖子“喔喔……”嗥叫。拴柱跑上去拉开了牲口，我们又往前走。好大一会我们都没说甚么；忽然，拴柱独自个“吃吃”笑了声，脸往我肩膀头上靠了靠，眯着眼问我：　“老康，你真的还没有对象么？”　“我……挝挝挝挝甚么时候骗过你？”我领会了他的话，不自觉地脸上一阵热，就很快地说。“我捉摸你可准有了吧？”　“没，没，可没哩！”他的脸“唰”地红了，忙向旁边避开我，低下脑瓜子笑了笑，机灵地吆喝他那牲口去了。这时我才忽然注意上他：原来他今天穿了新棉袄，破棉裤脱下了，换了条夹裤，小腿上整整齐齐绑了裹腿，百团大战时候他配合八路军上前线得的一条皮带，也紧在腰上，头上还包了块新的白毛巾。没有甚么大事，他怎么打扮起来了啊？他比我还大一岁，今年二十二了哩！照乡村的习惯，也该着是娶媳妇的年岁了啊！莫非他真有个甚么对象，今儿个要去约会么？我胡乱地闪出这么些想法，就跑上去抓住他的肩膀：　“拴柱，你可是准有了对象吧？可不能骗……”　“没，没，可没哩！”他脸上血红，忙把手上的鞭子“拍”地击打了一下，牲口跑走了，他才支支吾吾地说：“快……快……呃，眼看到啦，紧走两步吧！”　真个，不大会儿，进上庄村了，我就忙着收拾房子。我从陈永年家院里出来，去牲口上取行李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拴柱忽然那么忸忖怩怩：他又要给我把行李扛进去，又不动手，等我动手的时候，他可又挤上来帮我扛；他好象是在捉摸着要不要进这个院子似的，还往院里偷望了两眼，最后倒还是帮我把行李扛进去了。　房东老太太嚷着：“来了么？”就颠着小脚进了屋子，手里拿了把笤帚，一骨碌爬上炕，跪着给我扫炕。房东小孩靠着门边怯生生地往屋里望了两眼，一下就发现我挎包上拴着的大红洋瓷茶缸，就跳进来，望我一眼，我一笑，他就大胆地摸弄那茶缸去了。我跟拴柱都抽起了一锅旱烟，只有拴柱好象周身不灵活不舒展了，把刚抽了两口的烟拍掉，一会儿又取下头巾擦擦汗，一会儿叫我一声，可又没话……挝无意地回眼一望，才发觉门口站了两个青年妇女。　那靠门外站的一个，是我昨天见了的，见我望她，就半低了头，扯扯衣角，对我轻声说了句：“搬来了呀？”靠门里的一个，年岁大些。望我笑笑，还纳着她的鞋底。我又望望拴柱，他把头巾往肩上一搭，说：　“我……挝走…”　“你送他来的么？”　我还没开口哩！可有谁问拴柱了；是靠门外站的那个妇女，这会儿，她把门里那个往里挤了挤，也靠进门里来了。　“我……挝赶集去，顺道给同志把行李捎来的！”　“你们认识么？”　他两个谁也没回答我，都笑了笑，拴柱又取下毛巾擦汗。那个小孩这会儿才转过身来说：　“他是下庄青救会主任，我知道！姐姐你说是不是？”　“是就是呗！”那个纳底子的妇女随便说了一句。　老太太扫炕扫完了，翻身下地，拍打着自己的上衣，跟我聊了两句，就问开拴柱：　“你是下庄的么？下庄哪一家呀？是你送这位同志来的么？……”　“人家是下庄大干部哩！青救会主任，又是青抗先队长！”门口那个年轻妇女，代替拴柱回答她娘；她仰起脸来，可又望着院子里说：“娘，集上捎甚么不？”　“你爹才去了嘛，又捎甚么？”　“人家也赶集去呀！”　“对，我……挝得走了……”　拴柱说着，猛转过头朝那年轻妇女“闪”地一下偷望过去，就支支吾吾走了。当他走到房门口的时候，我看见那个年轻妇女脸一阵红，脑瓜子低得靠近了胸脯；我也看见拴柱走到院子里，又回头望了一眼，而那个年轻妇女，也好象偷偷地斜溜过眼珠子去，朝拴柱望了望。纳底子的妇女这才愣了身旁那个一眼，推着她走了。　人们都走了，我慢慢地摆设开我的行李和办公用具。连个桌子也没有啊！只小孩给我搬来了个炕桌。不一会，老太太抓了把干得挺硬的脆枣，叫我吃，一边又跟我拉开了闲话。　趁这个机会，我知道了：这家房东五口人，老头子五十岁，老太太比她丈夫大三岁，小孩叫金锁，那两个妇女是姐妹俩，妹妹叫金凤。老太婆头发灰白了，个子比较高大，脸上也不瘦，黄黄的脸皮里面还透点红，象是个精神好、手脚利落、能说会道的持家干才。小孩十一岁，见了我的文具、洗漱用具、大衣等等，都觉得新奇，并且竟敢大胆地拿起我的牙刷就往嘴里放；他娘拿眼瞪他，他也不管，又拿起我的一瓶牙膏，嚷着往外跑去了：　“姐姐；姐姐！看……看这物件儿……”　下午，我开会回来，拿了张报纸，坐在门槛上面看。我住的是东房，西屋是牲口圈；北屋台阶上面，那两个妇女都在做针线活。妹妹金凤，看样子顶多不过二十挂零，细长个子四方脸，眼珠子黄里带黑，不是那乌油油放光的眼睛。转动起来，可也“忽悠忽悠”地有神；可惜这山沟里，人家穷，轻易见不着个细布、花布的，她也跟别的妇女一样，黑布袄裤，裤子边是补了好几块的，浑身上下倒是挺干净；这会儿她还正在补着条小棉裤，想是她弟档的吧！她姐姐看来却象平三十子年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