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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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和必要实行和平共处政策。对于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来说，他们的任务是推翻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统治，争取自己的解放，而不应该也不可能同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实行和平共处。
因此，把和平共处引伸到被压迫阶级同压迫阶级、被压迫民族同压迫民族的关系中去，把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共处政策引伸为资本主义世界各国共产党和革命人民的政策，或者要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服从于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共处政策，都是错误的。
我们一向认为，社会主义国家正确地执行列宁的和平共处政策，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国家的力量，有利于揭露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有利于团结一切反对帝国主义的人民和国家，从而也有利于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斗争。同时，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革命斗争，直接打击和削弱侵略势力、战争势力和反动势力，有利于世界和平事业和人类进步事业，从而也有利于社会主义国家争取实现同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因此，社会主义国家正确地执行列宁的和平共处政策，同各国人民革命斗争的利益是一致的。
但是，社会主义国家争取和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同各国人民的革命，这毕竟是两类不同的问题。
中共中央六月十四日给苏共中央的复信指出：“在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之间实行和平共处，这是一回事。和平共处根本不容许、也完全不可能触动共处国家的社会制度的一根毫毛。而各国的阶级斗争，民族解放斗争，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这是另一回事。这些斗争，都是为了改变社会制度的激烈的、你死我活的革命斗争。和平共处根本不能代替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任何一个国家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只能经过本国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
在阶级社会中，把和平共处看作是“解决社会所面临的最主要问题的最好的和唯一可行的道路”，把和平共处看成为“整个当代社会生活的基本法则”，这是完全错误的否定阶级斗争的社会和平主义，这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明显的背叛。
早在一九四六年，毛泽东同志就对这两类不同的问题加以区别，并且明确地指出：苏联同美国、英国、法国在若干问题上达成的妥协，“并不要求资本主义世界各国人民随之实行国内的妥协。各国人民仍将按照不同情况进行不同斗争”。（毛泽东：《关于目前国际形势的几点估计》，《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一千一百八十一页。）
这是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方针。正是在毛泽东同志的这个正确方针的指导下，中国人民毅然决然地把革命进行到底，取得了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
同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针相反，苏共领导把已经掌握政权的无产阶级在处理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关系方面的政策，同全世界所有共产党的总路线混为一谈，企图用前者代替后者，要各国共产党和革命人民一律服从苏共领导的所谓“和平共处”总路线。他们自己不革命，也要别人不革命，他们自己不反对帝国主义，也要别人不反对帝国主义。
关于这一点，苏共中央的公开信和赫鲁晓夫最近的一些讲话力图加以否认。他们说，指责苏共领导把和平共处引伸到被压迫阶级和压迫阶级、被压迫民族和压迫民族的关系中去，是“骇人听闻的诽谤”。他们甚至装模作样地说，和平共处“不能适用于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同资本进行的阶级斗争以及民族解放运动”。
但是，这种抵赖是没有用处的。
我们要问苏共领导：和平共处政策只是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一个方面，为什么你们直到最近还说和平共处政策是“在世界范围内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整个时期的战略路线”呢？你们要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和被压迫民族的共产党都把和平共处作为自己的总路线，这难道还不是要用你们的“和平共处”政策来代替各国共产党的革命路线，把和平共处政策任意引伸到被压迫阶级和压迫阶级、被压迫民族和压迫民族的关系中去吗？
我们还要问苏共领导：各国人民革命的胜利，只能主要地依靠自己的斗争，怎么能把这些胜利说成是以和平共处为前提，或者是和平共处的结果呢？你们的这种说法，难道还不是要把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从属于你们的所谓和平共处政策吗？
我们还要问苏共领导：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成就和在经济竞赛中取得的胜利，无疑会对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起着示范和鼓舞的作用。但是，怎么能够说，不是通过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而是通过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就可以实现社会主义在全世界的胜利呢？
苏共领导鼓吹什么依靠和平共处和和平竞赛就可以给全部资本主义关系以“毁灭性的打击”，就可以在全世界实现向社会主义和平过渡。这实际上就是认为，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根本用不着进行斗争，用不着起来革命，用不着推翻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及其走狗的反动统治，只要安安静静地等待着，等到苏联的生产水平和生活水平超过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普天之下的一切被压迫、被剥削的奴隶，就都可以同压迫者、剥削者一起，进入共产主义了。这难道不正是苏共领导要用所谓“和平共处”来代替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取消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吗？
从上面三个问题的分析中，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我们同苏共领导的分歧，是重大的原则性的分歧。这种分歧的实质在于：我们的和平共处政策是列宁主义的，是以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为基础的，是有利于反对帝国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事业的，是符合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的利益的；苏共领导的所谓“和平共处”总路线，是反列宁主义的，是抛弃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的，是有害于反对帝国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事业的，是违背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革命斗争的利益的。苏共领导的“和平共处”总路线适应美帝国主义的需要

苏共领导的“和平共处”总路线，遭到了一切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和各国革命人民的坚决拒绝，但是受到了帝国主义的热烈赞扬。
西方垄断资产阶级的代言人，毫不掩饰他们对苏共领导的所谓“和平共处”总路线的欣赏。他们把赫鲁晓夫看作是“西方在莫斯科的最好的朋友”，说“苏联总理尼基塔·赫鲁晓夫的行动像个美国政治家”。他们说，“对自由世界来说，赫鲁晓夫同志被看作是俄国人最好的总理。他是真正相信和平共处的”。他们公开表示，“改善苏美关系的这种可能性，使美国国务院一些人士觉得，美国应当在某些限度内使赫鲁晓夫的任务得到方便”。
帝国主义一向敌视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共处政策，叫嚷“共处这个字眼是既可怕又可恶的”，“让我们把这种暂时的、不自然的共处观念抛进垃圾堆”。为什么他们现在却对赫鲁晓夫的“和平共处”总路线发生这么大的兴趣呢？这是因为，帝国主义已经看到，赫鲁晓夫的“和平共处”总路线对帝国主义是有利的。
美帝国主义为了实现它的消灭各国人民革命，消灭社会主义阵营，独霸全球的战略目标，历来都是采取战争的与和平的两手策略。在国际形势的发展对它越来越不利的情况下，美帝国主义需要在继续扩军备战的同时，更多地玩弄和平阴谋。
杜勒斯早在一九五八年就提出，美国要全力以赴地执行“用和平手段取得胜利”的“高尚战略”。
肯尼迪上台以后，继承和发展了杜勒斯这一“和平战略”，并且大讲“和平共处”。他说，“我们需要一种比氢弹好得多的武器，……这种更好的武器就是和平合作”。
这是不是说，美帝国主义真的愿意接受和平共处，或者用苏共领导的话来说，承认了“和平共处的明智性和现实性”了呢？当然不是这样。
人们只要认真地分析一下，就不难看出美帝国主义所说的“和平共处”的真正的含义和目的。
它的真正含义和目的是什么呢？
第一，美帝国主义力图用所谓“和平共处”来束缚苏联和社会主义各国的手脚，不许它们支持资本主义世界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
杜勒斯说过：“就苏联政府而论，如果它摆脱国际共产主义的规定方向，而主要谋求俄国国家和人民的福利的话，它是能够结束‘冷战’的。同样，如果国际共产主义放弃它在全世界的目标，……‘冷战’也能结束。”
肯尼迪说过：如果要改善美苏关系，苏联就必须放弃“使全世界共产主义化”的计划，就必须“只照管它的本国利益，并且只照管使它的人民在和平的条件下过美好的生活”。
腊斯克说得更加露骨。他说，“在共产党领导人放弃他们的世界革命目标之前，是不可能获得有保障的持久和平的”。他还说，一些迹象表明，苏联领导人“对于他们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所承担的义务和加于他们的负担和风险抱有反感”。他甚至公开要求苏联领导人“撇开共产主义在全世界取得胜利的幻想而从那里继续前进”。
这些话的意思是再清楚不过了。美帝国主义把资本主义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为争取自己的解放而进行的革命斗争，都说成是社会主义国家推行“全世界共产主义化”的结果。他们向苏联领导人说：你们希望同美国和平共处吗？可以的！条件是你们绝对不能支持资本主义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并且要负责使这些国家的人民不起来革命。这样，按照美帝国主义的如意算盘，就可以便利于他们放手地扑灭资本主义世界各国的革命运动，把占世界人口三分之二的人民都置于美帝国主义的奴役和统治之下。
第二，美帝国主义在所谓“和平共处”的名义下，对苏联和社会主义各国推行平演变”政策，力图实现资本主义制度的复辟。
杜勒斯说过：“放弃使用武力，并不意味着维持现状，而是意味着和平的转变”。“处于守势是不够的，自由必须成为能够渗透进去的积极力量”。“我们希望鼓励苏联世界内部的演化”。
艾森豪威尔说过：美国将竭尽全力使用“和平手段”，“以便让那些处在独裁暴政束缚下的人民，能够最终享有用自由表决来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利。”
肯尼迪说过：“我们的任务是，尽我们的一切力量”，使“苏维埃帝国以及各大洲正在发生的变化，都能给更多的人带来更大的自由，并且带来世界和平”。肯尼迪还宣布对东欧社会主义各国“奉行一种耐心地鼓励自由、谨慎地压制暴政的政策”，以便为这些国家的人民提供所谓“自由选择”。
这些话也是非常清楚的。美帝国主义把社会主义制度诬蔑为“独裁”和“暴政”，把资本主义复辟说成是“自由选择”。他们向苏联领导人说：你们希望同美国和平共处吗？可以的！但是，这绝不意味着美国承认社会主义国家的现状，相反地，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恢复资本主义制度。这也就是说，对于占世界人口三分之一的人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美帝国主义绝不甘心，它总是妄想要消灭一切社会主义国家。
总之，美帝国主义的所谓“和平共处”的含义是：一切受帝国主义奴役和统治的人民不许争取解放，一切已经解放了的人民必须重新受帝国主义的奴役和统治，全世界都要统一到美国的所谓“自由世界大家庭”中去。
人们不难看到，苏共领导的“和平共处”总路线，正好是投合了美帝国主义的口味。
苏共领导借口“和平共处”，竭力讨好美帝国主义，不断地宣扬美帝国主义的代表人物“关怀和平”，这恰恰适应了美帝国主义的和平欺骗政策的需要。
苏共领导借口“和平共处”，把和平共处引伸到被压迫阶级和压迫阶级、被压迫民族和压迫民族的关系中去，反对革命，取消革命，这恰恰适应了美帝国主义不许社会主义国家支持资本主义世界各国人民革命的要求。
苏共领导借口“和平共处”，在国际范围内用阶级合作代替阶级斗争，鼓吹社会主义同帝国主义“全面合作”，为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渗透大开方便之门，这恰恰适应了美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政策的要求。
帝国主义从来是最好的反面教员。在这里，我们不妨把杜勒斯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说过的两段话抄录在下边。
杜勒斯说：“有迹象表明，在苏联内部有要求较大的自由主义的力量”。“如果这种力量在苏联内部继续发展，而且声势日大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认为，也有理由希望，像我曾经说过的，在十年或者一代期间里，我们可以达到我们政策的伟大目标，这就是出现这样一个俄国，它是由能够反映俄国人民的愿望、放弃了统治全世界的掠夺野心，并且遵循文明国家的原则和联合国宪章中所体现的原则行事的人们所统治的。”
杜勒斯还说：“长远的前景——说实在的，我要说，长远的必然性是，苏联统治者们目前的政策将要有所演变，从而他们的民族主义的成分将要增加，而国际主义的成分将要减少。”
看来，杜勒斯的幽灵缠住了那些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人，以致他们简直对所谓“和平共处”总路线着了迷，根本不愿意想一想，他们的所做所为是多么符合美帝国主义的希望。苏美合作是苏共领导的“和平共处”总路线的灵魂

苏共领导几年来开口“和平共处”，闭口“和平共处”，实际上他们对待中国和其他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态度，不仅是违反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的，而且也不符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苏共领导所以不断宣扬和平共处是他们对外政策总路线，说穿了，就是要所有社会主义国家，要全世界所有共产党，都服从他们这些年来梦寐以求的苏美合作。
苏美合作主宰世界，这是苏共领导的“和平共处”总路线的灵魂。
请看他们的妙论：
“现代两个最伟大的强国——苏联和美国，把世界上任何一个其它的国家都远远地留在后面。”
“这两个国家中的每一个，率领着一大批国家——苏联率领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美国——”
苏联和美国“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如果我们为和平而联合起来，那么就不会有战争。那时，如果有某个疯子想挑起战争，我们只要用手指吓唬他一下，就足以使他安静下来”。
“在苏联政府首脑尼·谢·赫鲁晓夫和美国总统约·肯尼迪之间达成协议，决定人类命运的国际问题就会得到解决。”
我们要问苏共领导：美帝国主义是世界人民的最凶恶敌人，是侵略和战争的主要力量，这一点在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年声明上是写得清清楚楚的，你们怎么能够同世界和平的主要敌人“联合起来”保障和平呢？
我们要问苏共领导：世界上一百多个国家，三十多亿人口，难道都无权掌握自己的命运，都必须规规矩矩地听从苏美两个“巨人”、两个“最伟大的强国”的摆布吗？你们的这种狂妄的谬论，不是十足的大国沙文主义，十足的强权政治吗？
我们还要问苏共领导：你们当真以为，只要苏美两国达成协议，只要两个“大人物”达成协议，就可以决定全人类的命运，就可以解决一切国际问题吗？你们错了，完完全全错了！从古到今，从来就没有这样的事，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更不可能有这样的事。现在世界上存在着错综复杂的矛盾，有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