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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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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共还出版了许多著作，发表了许多文章，从哲学、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学说、历史、文学艺术等方面，在一系列重大原则问题上，篡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阉割它的革命灵魂，宣扬他们的修正主义观点。
苏共领导还力图把自己的一系列的错误观点，强加给国际民主组织，改变它们的正确路线。苏联同志在一九六○年六月世界工联理事会北京会议上的做法，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
苏共领导根本不顾一九五七年宣言所规定的兄弟党、兄弟国家关系的准则，在百般讨好美帝国主义的同时，放肆地进行反对中国的活动。苏共领导把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中国共产党，看作是推行他们的修正主义路线的障碍。他们自以为他们的内部问题已经解决了，他们自己的地位已经“稳定”了，可以加紧推行他们的“对敌和、对友狠”的政策了。
一九五八年，苏共领导提出企图从军事上控制中国的无理要求，遭到中国政府正当的、坚决的拒绝。不久以后，一九五九年六月，苏联政府就片面地撕毁了中苏双方在一九五七年十月签订的关于国防新技术的协定，拒绝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和生产原子弹的技术资料。
接着，在赫鲁晓夫访问美国前夕，苏共领导不顾中国方面多次提出不同意见，迫不及待地在九月九日发表了塔斯社关于中印边境事件的声明，偏袒印度反动派。这样，苏共领导就把中苏分歧公开暴露在全世界面前。
苏共领导撕毁关于国防新技术的协定和发表关于中印边境冲突的声明，这是在赫鲁晓夫访美前夕，为了讨好美帝国主义，创造所谓“戴维营精神”，送给艾森豪威尔的见面礼。
苏共领导人和报刊还对中国共产党的国内政策和对外政策，进行了大量的恶毒的攻击。这种攻击，几乎每一次都是由赫鲁晓夫带头进行的。他影射攻击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是“超阶段”和“平均共产主义”，攻击中国的人民公社“实际上是反动的”。他影射攻击中国好战，犯了“冒险主义”，等等。他从戴维营会谈回来以后，竟然向中国推销美国的“两个中国”计划，并且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的国宴上，教训中国不要“用武力去试试资本主义制度的稳固性”。
苏共领导推行的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的路线，在国际共产主义队伍中引起了严重的混乱。美帝国主义好像已经不是全世界人民最凶恶的敌人，艾森豪威尔被某些共产党人当作“和平使者”来欢迎。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一九五七年宣言似乎已经过时了。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为了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维护一九五七年宣言，澄清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思想混乱，在一九六○年四月发表《列宁主义万岁》等三篇文章。在这三篇文章中，我们根据一贯的坚持原则、坚持团结的立场，着重阐述了一九五七年宣言的革命观点，阐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帝国主义，关于战争与和平，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原理。这三篇文章的观点，是同苏共领导所宣扬的一系列错误观点完全相对立的。但是，当时为了顾全大局，我们仍然没有公开批评苏共同志，而是把斗争的锋芒指向帝国主义者和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
苏共中央的公开信极力歪曲和攻击《列宁主义万岁》这三篇文章，但是举不出任何一个令人信服的论据，来证明他们的攻击是站得住的。我们要问：在当时的情况下，难道我们应当对盛行一时的错误观点和荒谬言论沉默不言吗？难道我们没有权利和义务起而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维护一九五七年宣言吗？苏共领导对中共的突然袭击
在《列宁主义万岁》等三篇文章发表了八天之后，就发生了美国Ｕ－２飞机侵犯苏联领空、美国破坏四国首脑会议的事件。所谓“戴维营精神”，完全垮台了。事态的发展，证明了我们的论点是完全正确的。
大敌当前，迫切需要中苏两党、全世界兄弟党消除分歧，加强团结，共同对敌。但是，事情同人们所期待的相反：一九六○年夏季，国际共产主义队伍中的分歧进一步扩大了，大规模反对中国共产党的运动发生了，苏共领导把中苏两党之间的意识形态的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方面了。
本来，在一九六○年六月初，苏共中央提出，利用六月间罗马尼亚工人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机会，在布加勒斯特举行社会主义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就美国破坏四国首脑会议后的国际局势交换意见。中国共产党不赞成匆忙地召开这样的会议，也不赞成只召开社会主义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代表会议。我们积极建议召开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并且主张为了开好这个国际会议，必须作好充分的准备。我们的这个建议得到苏共的赞同。两党并且同意，为了准备这个国际会议，参加罗马尼亚工人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兄弟党代表，可以就这个国际会议的召开日期和地点，初步交换意见，但不作任何决定。
出乎我们意料的是，苏共领导竟然背弃自己的约言，把本来应该针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矛头转向中国共产党，在布加勒斯特对中国共产党发动了一次突然袭击。
兄弟党代表布加勒斯特会谈，是在六月二十四日到二十六日举行的。苏共中央公开信把这次会谈说成是对中国共产党进行什么“同志式的帮助”，这完全是骗人的。
事实上，在会谈前夕，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代表团分别向兄弟党代表散发了或者宣读了苏共中央六月二十一日给中共中央的通知书。这个通知书，对中国共产党进行了全面的、毫无根据的诬蔑和攻击，这是苏共领导的反华纲领。
在会谈中，赫鲁晓夫带头组织了对中国共产党的大规模的围攻。赫鲁晓夫在发言中，放肆地诬蔑中国共产党是“疯子”，“要发动战争”，“把帝国主义垄断资产阶级的旗帜拿起来”，中国共产党在中印边界问题上是“纯粹的民族主义”，中国共产党对苏共采取“托洛茨基方式”。一些听从赫鲁晓夫指挥的兄弟党代表，也跟着大肆攻击中国共产党是“教条主义”、“左倾冒险主义”、“假革命”、“宗派主义”、“比南斯拉夫还坏”，等等，等等。赫鲁晓夫在这次会谈中发动的反华运动，对于许多兄弟党来说，也是一种突然袭击。一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兄弟党代表，是不同意苏共领导的这种错误做法的。
在这次会谈中，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代表团拒绝服从苏共领导的指挥棒，坚决反对苏共领导的宗派活动，苏共领导就把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看作眼中钉。他们从此进行了越来越激烈的反对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活动。
苏共领导发动的对中国共产党的这样恶劣的攻击，难道能够说是什么“同志式的帮助”吗？不。这是苏共领导事先预谋的反华大演出，这是粗暴破坏一九五七年宣言关于兄弟党关系准则的严重事件，这是以苏共领导为代表的修正主义者向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发动的一次大规模的进攻。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为了保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阵地，为了维护宣言所规定的兄弟党关系的准则，同苏共领导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出席布加勒斯特会谈的中共代表团，为了顾全大局，在会谈公报上签了字，同时，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在一九六○年六月二十六日发了一个书面声明。中共代表团在声明中指出，赫鲁晓夫在布加勒斯特会谈中的做法，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开了一个极端恶劣的先例。中共代表团严正声明：
“我们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系列的基本原则上是同赫鲁晓夫同志有分歧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命运，取决于各国人民的要求和斗争，取决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而绝不是取决于任何个人的指挥棒”。“我们党只信服马克思列宁主义真理，而决不会向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错误观点屈服”。（见附件二）
苏共领导对于在布加勒斯特没有能够压服中国共产党并不甘心。紧接着布加勒斯特会谈之后，苏共领导采取一系列步骤，把中苏两党之间的思想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方面，进一步对中国施加压力。
七月间，苏联政府突然片面决定，在一个月内撤走全部在中国的苏联专家，从而撕毁了几百个协议和合同。苏联方面还片面撕毁中苏双方分别出版和互惠发行《友好》杂志和《苏中友好》杂志的协议，无理要求中国政府召回驻苏使馆的一个工作人员，并且挑起了中苏边境纠纷。
看来，苏共领导以为，只要挥舞手中的指挥棒，纠合一批打手进行围攻，只要施加政治的和经济的巨大压力，就能够迫使中国共产党放弃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立场，顺从他们的修正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的意志。但是，久经考验和锻炼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是打不倒、压不垮的。妄想组织围攻和施加压力就能使我们屈膝的人，完完全全打错算盘了。
关于苏共领导破坏中苏关系的真相，我们准备在另外的文章里作详细的论述。在这里，我们只打算指出，苏共中央公开信在谈到中苏关系的时候，竟然故意隐瞒了苏联政府撤退全部在华专家、片面撕毁几百个协议和合同的事实，隐瞒了正是苏联方面的这些片面的行为造成了中苏贸易的缩减，反而指责中国把思想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方面，指责中国缩减中苏两国贸易。苏共领导竟然这样明目张胆地欺骗苏共党员和苏联人民，这才真正是可悲的。一九六○年兄弟党会议上两条路线的斗争
一九六○年下半年，围绕着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召开，在国际共产主义队伍中进一步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斗争。这场斗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修正主义的两条路线的斗争，也是坚持原则、维护团结还是抛弃原则、制造分裂这两种方针的斗争。
在兄弟党会议召开之前，种种迹象表明，苏共领导顽固地坚持自己的错误立场，并且力图把自己的错误路线强加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中国共产党深深感到分歧的严重性。我们为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作了许多努力，希望苏共领导不要在错误的道路上走得太远。
一九六○年九月十日，中共中央对于苏共中央六月二十一日的通知书，作了答复。在这个答复书中，中共中央采取摆事实、讲道理的态度，对国际形势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系列重大原则性问题，系统地阐明了自己的观点，驳斥了苏共领导对我们的攻击，批判了苏共领导的错误观点，并且向苏共中央提出了解决分歧、达到团结的五项积极建议。（这五项建议，见附件三）
接着，中共中央派遣代表团在九月间前往莫斯科，同苏共代表团举行会谈。在会谈中，中共代表团指出，苏共领导一面美化美帝国主义，一面大肆反华，把两党之间的思想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方面，把同敌人的关系和同兄弟党、兄弟国家的关系摆错了位置。中共代表团再三地劝告苏共领导改变这种错误的立场，回到兄弟党、兄弟国家关系准则上来，加强中苏两党两国的团结，反对共同的敌人。但是，苏共领导根本无意改正自己的错误。
这样，一场尖锐的斗争就不可避免了。这个斗争首先在有二十六个兄弟党代表参加的为兄弟党会议准备文件的起草委员会中展开，接着就在八十一个兄弟党代表会议中达到空前未有的激烈的程度。
十月间在莫斯科举行的起草委员会中，苏共领导企图强行通过自己起草的声明草案，这个草案包含了苏共领导的一系列错误观点。由于中共代表团和其他一些兄弟党代表团坚持原则的斗争，起草委员会经过激烈的辩论，对苏共提出的声明草案作了许多重大的原则性的修改。起草委员会就声明草案的绝大部分达成了协议。但是，苏共领导存心要继续争论，拒绝对声明草案中仍然遗留的几个重大分歧问题达成协议，而且赫鲁晓夫从纽约回来以后，甚至把在有的问题上已经达成的协议也推翻了。
一九六○年十一月，八十一个兄弟党代表会议在莫斯科举行。苏共领导不顾中国共产党和其他许多兄弟党的代表团的消除分歧、加强团结的愿望，竟然在会议的前夕，向齐集莫斯科的兄弟党代表，散发了一封更加粗暴地攻击中国共产党的长达六万余字的信件，挑起了更加尖锐的争论。
八十一个兄弟党代表会议，就是在这样的极不正常的气氛中举行的。苏共领导的恶劣做法，曾经使会议濒于破裂的边缘。由于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和其他一些兄弟党代表团坚持原则、坚持斗争、坚持团结，由于大多数兄弟党代表团要求团结、反对分裂，会议最后还是达成了协议，取得了积极的成果。
苏共中央的公开信说，在这次会议上，中共代表团“只是在出现了它会完全孤立的威胁的时候，它才签署了声明”。这又是在说谎。
事实的真相是怎样的呢？
苏共领导在会议中以及在会议之前，确实组织了不少兄弟党代表对中国共产党进行围攻，也确实企图依靠所谓多数来压服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和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兄弟党代表团，也确实企图强迫它们接受苏共领导的修正主义路线和观点。但是，无论在二十六个兄弟党起草委员会中，或者在八十一个兄弟党代表会议中，苏共领导的强加于人的作法都失败了。
事实是：苏共领导提出的声明草案中的许多错误论点都被否定了。举例来说：
苏共领导关于和平共处与经济竞赛是社会主义各国对外政策总路线的错误论点，被否定了。
苏共领导关于资本主义总危机新阶段的出现是由于和平共处与和平竞赛的错误论点，被否定了。
苏共领导关于和平过渡的可能性越来越大的错误论点，被否定了。
苏共领导关于反对社会主义各国“单干”，实际上是反对社会主义各国以自力更生为主的建设方针的错误论点，被否定了。
苏共领导关于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反对所谓“集团活动”和“派别活动”，实际上是要兄弟党听从苏共领导的指挥棒，取消兄弟党关系中独立、平等的原则，用多数压服少数来代替协商一致的错误论点，被否定了。
苏共领导关于低估现代修正主义严重危险的错误论点，被否定了。
事实是：中共代表团和其他兄弟党代表团提出的许多重要的原则性的正确意见写到声明中去了。声明中关于帝国主义本性没有改变的论点；关于美帝国主义是全世界人民的敌人的论点；关于建立最广泛的反对美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的论点；关于民族解放运动是防止世界战争的重要力量的论点；关于新独立国家彻底完成民族民主革命的论点；关于社会主义国家和国际工人运动支持民族解放斗争的论点；关于在处于美国帝国主义政治、经济和军事统治下的某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里，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的主要打击是针对美国帝国主义的统治、也针对出卖民族利益的垄断资本和国内其他反动势力的论点；关于兄弟党通过协商达到一致的原则；关于反对修正主义阉割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灵魂的论点；关于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领导人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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