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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三部曲之毛泽东与蒋介石-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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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这封信写道——
虎臣先生勋鉴：
先生同意联合战线，盛情可感。九个月来，敝方未曾视先生为敌人……先生如以诚意参加联合战线，则先生之一切顾虑与困难，敝方均愿代为设计，务使先生及贵军全部立于无损有益之地位。比闻贵部将移防肤洛，双方更必靠近，敝方庆得善邻，同时切望贵部维持对民众之纪律，并确保经济通商。双方关系更臻融洽，非特两军之幸，抑亦救国阵战之福。具体办法及迅速建立通信联络等事，均嘱张同志趋前商订。专此奉达，不尽欲言。
敬颂
公祺
毛泽东
八月十三日
第二部分：幕后密使射向汪精卫的子弹帮了蒋介石的大忙
走笔行文至此，该掉过笔头，写一写本书的另一主角——蒋介石。那时的蒋介石，面临着三大对手：就国际而言，日军步步进逼，威胁着他的生存；就国内而言，毛泽东领导的中共，被他视为心腹大患；就党内而言，汪精卫跟他面和心不和，争权夺利日烈。
自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汪精卫出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长，三月六日蒋介石出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形成了“蒋主军、汪主政，蒋、汪共同主党”的“蒋汪体制”。然而，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一日，一阵突然响起的枪声，击碎了勉强维持了三年多的“蒋汪体制”……那天，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在南京举行。会议按照预定的程序，一步接一步进行着：清早七时，全体代表到紫金山中山陵谒陵。上午九时，会议在中央党部礼堂开幕，由汪精卫作报告。汪精卫的报告不过二十来分钟。报告毕，一百多名中委走出礼堂，在门口拍照留念。中委们分成五排，前排坐，后排站。前排正中的两把椅子，理所当然是留给蒋介石、汪精卫坐的。汪精卫已经坐定，而蒋介石的位子却空着。等了一会儿，说蒋介石有事，不来拍照了。于是，九时三十五分，一阵喀嚓声之后，摄影完毕。就在中委们回身朝礼堂走去时，在记者群中忽地发出“打倒卖国贼”的呼喊，紧接着连响三枪，均命中汪精卫：一枪中左臂，一枪中左颊，一枪中背部肋骨。
汪精卫踉跄倒下。
这突如其来的枪声，吓懵了张静江，他连忙趴在地上。孔祥熙赶紧钻到附近一辆汽车底下。倒是张群镇静，回过身子一把拦腰抱住那开枪的记者。那记者这时又连鸣两枪。说时迟，那时快，张学良飞起一腿，踢掉了记者手中的短枪。这时，汪精卫的卫士，击倒了那记者。蒋介石闻枪声，带着卫士赶来。他来到汪精卫身边，半跪着，扶起汪精卫的头，那模样极为关切。正在淌血的汪精卫，以为自身性命难保，吃力地对蒋介石说道：“蒋先生，你今天大概明白了吧。我死之后，要你单独负责了。”这时，正在一侧的汪精卫之妻陈璧君，对蒋介石不客气了。在她看来，拍照时蒋介石不在场，显然是蒋介石要对汪精卫下毒手。她当着张学良、陈公博、褚民谊等中委的面，对蒋介石大声说道：“你不要汪先生干，汪先生就不干，为什么要派人下此毒手！”顿时，蒋介石如同哑巴吃黄连——有口难辩！他只得强忍着，陪着陈璧君，把汪精卫急送中央医院救治。此事乃爆炸性新闻，马上被各报刊以醒目地位加以报道，标上“中央震惊”、“举国震惊”之类大字标题。议论如沸，蒋介石一时成了猜疑的中心。蒋汪之间，早已面和心不和，所以连陈璧君都当着蒋介石的面说出那样的话，更何况别人会说是蒋介石杀汪！不过，也有明显的令人费解之处：蒋如要杀汪，何必当着全体中委的面杀他？其实，那天蒋介石见现场颇乱，张学良、阎锡山及西南的一些地方实力派都带马弁二名，记者又那么多，生怕出事，便坐在休息厅里，不愿去拍照。汪精卫见蒋介石没有下来，特地去请他。
蒋介石对汪精卫道：“今天秩序很不好，说不定要出事，我决定不参加摄影，我希望你也不要出场。”汪精卫闻言，说：“各中委已伫立良久，专候蒋先生。如我再不参加，将不能收场，怎么能行？我一定要去。”事情果真被蒋介石料中。汪精卫一去，便倒在血泊中！杀手究竟是谁？当场被汪精卫卫士击倒的，是晨光通讯社记者，叫孙凤鸣。原本是十九路军的一名排长。他受伤颇重，送入医院已是垂危了。他断断续续地说：“我是一个老粗，不懂得什么党派和主义，要我刺汪的主使人就是我的良心！”虽然孙凤鸣被列为“要犯”，蒋介石下令全力抢救，以查清此案，宪兵司令谷正伦守在他的床前，但孙凤鸣只说那么几句话，再不愿说什么，于翌晨死去。此案惊天动地，自然要深究细查。后来，才弄明白，只是孙凤鸣、华克之、张玉华、贺坡光这四位青年策划的，并无大人物指使。孙凤鸣要刺杀的，原本是蒋介石。他们认为，蒋介石对日军步步退让，只有杀了蒋介石才能拯救中华民族。
谁知蒋介石诡诈多疑，那天不下来参加摄影，孙凤鸣便把子弹射向了汪精卫。
这四位青年中的华克之，如今年已九旬，仍健在。他后来奔往延安，受到毛泽东的接见。他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潘汉年手下的秘密工作者。一九九二年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华克之传奇》，记述他传奇的一生。
那四位小人物，刺杀汪精卫。虽说汪精卫未死，然而重伤使他不得不暂离政坛，出国治疗。诚如一九二五年廖仲恺被刺，成了蒋介石晋升、夺权的绝好机会；这一回，汪精卫被刺又成了蒋介石独揽大权的绝好机会——虽说刺廖和刺汪，确实与蒋介石无关。刺客的子弹射向蒋介石的政敌，理所当然给蒋介石帮了大忙。
国民党的四届六中全会，是为召开“五全”大会作准备的。汪精卫遭刺后的第十一天——十一月十二日，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南京召开。十二月七日，则召开国民党五届一中全会，蒋介石当选为国民党中央常委会副主席——主席虽是胡汉民，但受蒋排挤而在国外。蒋介石又兼任了原先由汪精卫担任的行政院长。这样，蒋介石也就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蒋汪体制”——“蒋主军、汪主政，蒋、汪共同主党”的局面，从此画上句号。这时，毛泽东在中共方面的地位，与蒋介石颇为近似：在党务方面，虽然名义上张闻天是总负责，但实际领袖是毛泽东；另外，毛泽东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又是红军的最高军事首长之一（虽然中央军事革命委员会主席此时是朱德）。
第二部分：幕后密使何香凝的裙和续范亭的血
蒋介石对于中共，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向来是一个“剿”字：对于井冈山一次次“会剿”；对于江西中央苏区五次“围剿”；红军被迫长征，来个前堵后截；红军到达陕北后，则来个“西北剿匪”。面对着日本的侵略，蒋介石的“名言”是“攘外必先安内”。此言出典于一九三一年七月二十三日蒋介石的《致全国同胞电》。同年一月三十日，蒋介石在顾维钧就任外交部长的宣誓仪式上，对这一方针又作了如下解释：“攘外必先安内，统一方能御侮，未有国不统一而能取胜于外者。故今日之对外，无论用军事方式解决，或用外交方式解决，皆非先求国内统一不能成功。”蒋介石把意思说得很明白，那就是只有先消灭中共，方能抗日。随着日军步步深入，国土成片沦陷，抗日呼声日益高涨，对于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国策的不满愈加强烈。一九三五年，蒋介石忽地收到一个包裹，内中是一条裙子！是谁给蒋介石寄裙子？干吗给蒋介石寄裙子？包裹内放着署名何香凝的一首诗。何香凝，廖仲恺夫人也。她的诗，全文如下廖梦醒：《我的母亲何香凝》，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四年版。为中日战争赠蒋介石及中国军人以女服有感而作枉自称男儿，甘受倭奴气，不战送山河，万世同羞耻。吾侪妇女们，愿往沙场死，将我巾帼裳，换你征衣去。消息传出，一时间成为新闻笑谈。刚刚爆过笑的新闻，又爆出哭的新闻：那是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下午五时，南京中山陵祭堂前忽地传出一声惨叫，一位男子用短剑自戕，血流一地。他的司机急送他至医院，因抢救及时，才算免于一死。此人便是国民党“五全”大会代表、中将续范亭。他在自戕前，留下《哭陵》一诗：谒陵我心悲，哭陵我无泪；瞻拜总理陵，寸寸肝肠碎。
战死无将军，可耻此为最；
腼颜事仇敌，瓦全安足贵。
续范亭的诗，道出国民党内抗日军人的心声，恰好和何香凝的诗相呼应。
何香凝赠裙，续范亭自戕，是中国抗日大潮中的两朵花。全国上下，对“攘外必先安内”的抨击日烈。最使蒋介石惴惴不安的是，在国民党五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主席的胡汉民，原是人所共知的国民党右派，却居然发表与“攘外必先安内”相左的言论：“与其亡于日，毋宁亡于赤！”“宁挂红旗，不挂日旗！”蒋介石审时度势，意识到再坚持“攘外必先安内”，会危及他的地位。虽说他仍在那里“剿共”，却在暗中派出密使，希冀跟中共进行和谈……不过，虽说蒋介石每天都在战场上跟毛泽东交手，可是要找到一条安全、可靠的秘密途径给毛泽东递上橄榄枝，倒也颇费一番周折。
第二部分：幕后密使“波茨坦”号上奇特的“随员”
一九三五年底，国民党五届一中全会结束不久，圣诞节前夕，一艘名叫“波茨坦”号的德国巨型油轮，离开上海黄浦江码头，驶向遥远的欧洲。船上的贵宾舱里，住着国民党政府新派的驻德大使程天放、少将陆军武官酆悌。此外，还住着“随员”李融清和江帆南。按照国民党政府的规定，随员是不能住贵宾舱的，只能住二等舱或三等、四等舱。这一回，为什么破例呢？
原来，那两位“随员”，来历非凡，按职务，比程天放、酆悌高得多。那位化名李融清的，乃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陈立夫，而化名江帆南的则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张冲。其实，这和叶剑英化装成马夫进入西安酷似——国共两党在进行秘密工作时所用手法竟是如出一辙！三十五岁的陈立夫是国民党要人。所谓“四大家族”，即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和陈果夫及陈立夫兄弟。
陈果夫、陈立夫是亲兄弟，陈果夫为兄，陈立夫为弟，浙江吴兴人氏。陈家与蒋介石的关系，非同一般。陈果夫、陈立夫之父，叫陈其业。陈其业之二弟，叫陈其美，即陈英士。蒋介石十九岁时赴日本求学，陈其美是他的同学，并介绍他加入同盟会。蒋介石与陈其美为结盟兄弟，也就视陈果夫、陈立夫为侄子，对他们深为信任。陈立夫早年赴美，获矿业硕士学位。一九二六年夏，陈立夫经其兄陈果夫介绍，出任蒋介石机要秘书，从此成为蒋介石心腹。一九二八年，陈立夫任国民党中央党部调查科长、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机要科主任。以陈立夫和陈果夫为首，建立了“中央俱乐部”，英文名称为Central Club，简称“CC”。CC派成了蒋介石的特工组织。也真巧，“陈”姓的英文开头字母也是“C”，“C
C”恰好是“二陈”！在国民党五届一中全会上，陈立夫当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足见他地位的显要。蒋介石指派陈立夫为密使，理所当然。至于为什么选择张冲为陈立夫的副手，有三层原因：
第一，比陈立夫小四岁的张冲，浙江乐清人氏，十九岁时从温州中学毕业后，便入北京大学俄语系，精熟俄语。
第二，张冲是CC派中坚人物，任中央组织部调查科总干事。
第三，一年前张冲曾去欧洲考察政治、经济，熟悉那里的情况。
这样，化装为“随员”的陈立夫、张冲，均为CC要员，一个精通英语，一个谙熟俄语。令人费解的是，蒋介石为什么把密使派往遥远的欧洲？那是因为蒋介石曾非常仔细地读了共产国际“七大”的文件。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于一九三五年七月至八月在莫斯科召开。中共代表团在会上提出关于组织“全中国统一的人民的国际政府”的建议书。季米特洛夫表示“完全赞同中国共产党的这种提议”。
蒋介石曾访问过苏联，访问过共产国际，深知共产国际是中共的上级。他舍近而求远，派出陈立夫、张冲赴欧，为的是转道苏联，与共产国际取得联系，同时也希求建立中苏抗日同盟。陈立夫、张冲的行踪，虽说极端保密，却瞒不过日本间谍机关的眼睛。陈、张在意大利登陆后，正在与莫斯科联系，日本的报章即公布了蒋介石密使欲访苏联的消息。蒋介石得知后，急急召回陈立夫和张冲，使两位密使此行半途而废。
第二部分：幕后密使国共莫斯科密谈
就在陈立夫、张冲奉蒋介石之命回国之际，蒋介石却又发出另一份密电到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急令刚从苏联回到迪化的重要人物重返莫斯科，以求完成陈立夫、张冲未曾完成的使命。此人不过三十一岁，湖南醴陵人，姓邓，名文仪，字雪冰。邓文仪和陈立夫、张冲一样，也是深得蒋介石信任的人。他是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蒋介石的得意门生。一九二五年从黄埔军校毕业后，被送往苏联莫斯科大学学习。两年后回国，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副主任、代理主任——须知，原本担任主任之职的是周恩来。自一九二八年起，邓文仪担任蒋介石的侍从参谋、侍从书记，成为蒋介石的心腹。四年后，他和戴笠组织三民主义力行社及中华复兴社，出任训练处长，成为国民党特务系统要员。考虑到他原来在苏联学习过两年，自一九三四年冬起，他被派往莫斯科，担任驻苏联大使馆武官邓文仪后来成为国民党中央常委。一九四九年去台湾，曾任国民党台湾省主任委员。晚年著回忆录《冒险犯难记》上下册，由台湾学生书局于一九七三年出版，透露了他一九三六年在莫斯科的重要使命。当陈立夫、张冲从上海出发，踏上“波茨坦”号油轮的时候，正值邓文仪离开莫斯科返国述职，路过新疆迪化。那时，中共吴玉章等人，在法国巴黎创办了一份中文报纸，叫《救国报》。《救国报》初为周刊，后为五日刊，宣传中共的主张，发行四十三个国家，也在中国国内的北平、上海、天津、西安、武汉销售，总发行量两万多份。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该报因受法国政府干涉，被迫停刊。但在一九三五年十二月，改名《救国时报》，重新登记，又得以发行。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九日的《救国时报》，刊载中共驻莫斯科共产国际代表团所拟的中共宣言，透露重要信息：第一次称蒋介石为“南京蒋总司令”！宣言指出：赶快停止中国人和中国军队之间的一切内讧；一切愿意抗日的各党派各社会团体和各群众组织立刻开始谈判共御外侮的条件和方法；不论蒋总司令的军队也好，不论其他党派的军队也好，不论共产党领导下的红军也好，马上停止内战，枪口一致对外。
蒋介石注意到这从巴黎传来的驻莫斯科中共代表团的重要信息。
一九三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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