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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三部曲之毛泽东与蒋介石-第3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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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骸 �
一、陕甘宁边区改称陕北行政区，这属“小问题”，可以接受。但地盘一寸不让，这属“大问题”。
二、八路军、新四军要扩大到九个师、三个师，属“大问题”，不可退让。
三、划分作战区之事，属大的“小问题”，可作为一种退让的条件。
周恩来这一精明的“小让大不让”方案，得到了毛泽东的称许。于是，周恩来又在毛泽东和蒋介石之间穿梭。八月二十五日，周恩来经兰州来到了重庆。
三天之后，周恩来、蒋介石之间的会谈，再度举行。白崇禧作为蒋介石的副手，也参加了会谈。完全出乎意料，蒋介石这一回态度变得非常强硬，对《中央提示案》不作半点让步。谈判陷入了僵局。
蒋介石怎么会变得这样强硬？
第六部分：皖南突变蒋介石“三喜临门”
蒋介石变得趾高气扬，是因为他“三喜临门”。这样，他也就不把毛泽东放在眼里。
蒋介石的“三喜”是什么？
周恩来深知蒋介石的心理，他在一九四○年十一月一日给毛泽东的电报中，这样分析了蒋介石的“三喜临门”：“三国协定后，英积极拉蒋，蒋喜。现在日本拉蒋，蒋更喜。斯大林电蒋，蒋亦喜。此正是蒋大喜之时……”周恩来所说的“三国协定”，指的是一九四○年九月二十七日德、意、日三国在柏林签订的协定。通过这个协定，三国正式结成军事同盟。
英国原来声称在中日之间保持“中立”。一九三八年冬，英国驻华大使卡尔曾从上海到重庆，跟蒋介石密谈了七次，据云是为“中日冲突”做调停人。德、意是英国在欧洲的劲敌。日本和他们结盟，意味着成了英国的敌人。英国再也不能在中日之间保持“中立”。于是，英国要拉拢蒋介石，这使蒋介石喜形于色。此一喜也。
日本呢？扶植汪精卫这班汉奸，成立了另一个中国国民党，居然也在上海开起中国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还于一九四○年三月三十日在南京成立以汪精卫为代理主席的国民政府。另外，日本又加强了对蒋介石的诱降，暗中拉蒋介石。这样，蒋介石心中高兴。此二喜也。至于苏联，斯大林在西安事变的时候，就已在莫斯科明确告诉中共代表：蒋介石是抗日的，中国抗日要以蒋介石为领袖。
这表明，斯大林对蒋介石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的作用，有着客观的估计。当然，后来斯大林对毛泽东也作出了高度评价。特别是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时，明确支持毛泽东。毛泽东领导中共在抗日中与国民党组成统一战线，很受斯大林赞赏。一九三九年第六期《共产国际》（俄文版）热烈地赞扬了毛泽东，给了毛泽东一大堆美丽的花环：为中国人民的解放而战斗的勇敢战士、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者和组织者之一、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学者、杰出的演说家、军事战略家和天才的组织者。不过，虽说斯大林认为中国的抗日领袖是蒋介石，但在蒋介石和毛泽东之中，他终究是站在毛泽东一边。斯大林和蒋介石是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斯大林和毛泽东是党和党之间的关系。
国共之间关系的恶化，也就直接影响了苏联政府和国民政府之间的关系。斯大林曾一度冷落过蒋介石。德、意、日三国协定的签订，意味着日本正式成了德国的同盟国。德国那时已成了欧洲的霸主，希特勒正觊觎着苏联，德苏关系异常紧张。日本站在德国一边，理所当然成了苏联的对头。
蒋介石敏锐地看中了这一点。德、意、日三国协定在九月二十七日刚刚签订，蒋介石瞅准时机，在二十九日致电斯大林，表示愿和苏联协调步伐，共同对敌。蒋介石这一招果真灵。原本冷落蒋介石的斯大林，十月十六日，给蒋介石复了一封措词热情的电报，表示愿意再向蒋介石提供军事援助。斯大林还派出了崔可夫将军，前往中国。
斯大林在崔可夫启程之际，对他说了一番话，表明了对蒋介石的看重：“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人阶级要成为反侵略的领导者，还显得太孱弱。要把群众争取过来需要时间，到底需要多长时间很难说。此外，帝国主义大国未必容忍中国共产党取代蒋介石。”“中国共产党在国内的地位还不巩固，蒋介石可以轻而易举地联合日本人来反对共产党。”斯大林大力支持蒋介石，其目的是为了“在德国侵略者一旦进攻我国的时候避免两线作战”崔可夫：《在华使命》，新华出版社一九八○年版。
蒋介石向来把斯大林看成是毛泽东的后台。斯大林给蒋介石投来笑眼，自然使蒋介石兴高采烈。此乃第三喜也。英、日、苏，一齐要拉蒋介石，蒋介石怎不踌躇满志？这与当年英国“中立”、日本进逼、苏联冷落的情况大不相同——那时，蒋介石不能不联共抗日。蒋介石一得志，也就不把中共放在眼里了。他要对中共下手了！
第六部分：皖南突变你发“皓电” 我来“佳电”
就在蒋介石接到斯大林电报的第三天——十月十九日，著名的“皓电”发布了。
皓，十九日的电报代日韵目。“皓电”，是国民革命军总参谋长何应钦、副总参谋长白崇禧发给“第十八集团军办事处叶参谋长剑英即转朱总司令玉阶彭副总司令德怀叶军长希夷”。玉阶，即朱德之别号；希夷，为叶挺之别号。“皓电”颇长。一开头，先是表扬了几句中共的军队：“第十八集团军及新四军在抗战之初期，均能恪遵命令，团结精诚，用克御侮宣勤，不乏勋绩……”紧接着，笔锋一转，便批评起来了：“孰意寇氛未靖，龃龉丛生，纠纷之事渐闻，磨擦之端时起……”“皓电”历数种种磨擦事端，然后作出如下结论：其症结所在，皆缘于第十八集团军及新四军所属部队，一、不守战区范围自由行动。二、不遵编制数量自由扩充。三、不服从中央命令破坏行政系统。四、不打敌人专事吞并友军。以上四端，实为所谓磨擦事件发生之根本，亦即第十八集团军与新四军非法行动之事实，若不予以纠正，其将何以成为国民革命军之革命部队？“皓电”所开列的“四端”，把磨擦的原因一股脑儿推给了中共。图穷匕见。“皓电”之末，转达了委座（即蒋介石）的命令：关于第十八集团军及新四军之各部队，限于电到一个月内，全部开到中央提示案第三问题所规定之作战地境内，并对本问题所示其他各项规定，切实遵行。这就是说，蒋介石给毛泽东下命令了！
毛泽东迅速作出反应。他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在十月二十五日发出致周恩来的电报：我们要准备蒋介石做戴高乐或做贝当，准备他宣布我为反革命而发动全面反共，我们要准备对付最黑暗局面，而任何黑暗局面我们都是不怕的。
戴高乐是人们熟知的法国总统，不过，那是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九年的事。在一九四○年五月，他还只是法国第四装甲师师长，六月，出任法国国防部副部长。希特勒以闪电战消灭法国之后，戴高乐流亡英国伦敦，成立“自由法国”，成了法国的抗战领袖。贝当的知名度，如今要比戴高乐差得多。不过，在当年，他远比戴高乐显赫。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便指挥了凡尔登战役。大战末期，他担任法军总司令。一九四○年六月，他担任法国总理。在德军强大的攻势下，他举手投降，成了法国的汪精卫。他居然成立了跪倒在希特勒脚下的伪法国政府，担任“法兰西国家元首”。后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他以通敌罪，被判处死刑（后改处无期徒刑）。毛泽东说蒋介石可能要“做戴高乐或做贝当”，指日本可能要灭亡中国，蒋介石要么像戴高乐那样做流亡政府首领，要么像贝当那样做伪政权首领。周恩来对蒋介石的分析，更为有趣、生动。他在十一月一日给毛泽东的电报中写道：蒋现在处于三个阵线争夺之中。他认为以一身暂时兼做戴高乐、贝当、基玛尔最能左右逢源，故他自己躲在成都，让其夫人及英美派拉英美，朱家骅、桂永清拉德，让亲日派谈和，让孙、冯亲苏，让何、白反共，他便以居中选择，并以反共为轴心来运用。基玛尔，是当时土耳其总统，抗战领袖。
周恩来对于蒋介石形象的刻画，可谓入木三分。周恩来意识到形势的严峻，他在电报中写道：“时机是紧迫了。只有二十天，反共局部战争会开始。”周恩来向毛泽东建议，用这样的方式，公开回敬国民党的“皓电”：“还是用朱、彭、叶、项名义通电答复何、白，并呈蒋。”叶、项即新四军的正、副军长叶挺、项英。毛泽东同意了周恩来的意见。毛泽东斟酌再三，于十一月九日以朱、彭、叶、项的名义发一长电给何应钦、白崇禧。由于九日的电报代日韵目为佳，史称“佳电”。“佳电”致何、白“两公”，并“祈转呈统帅核示祗遵”。统帅何人？蒋介石也。“佳电”的笔调，软中有硬。先是说了这么几句：“中央提示案内所列办法，七、八月间，经周恩来同志传达后，德（引者注：指朱德）等以中央意旨所在，惟有服从，而下属苦衷，亦宜上达。”就在诉“苦衷”的名义之下，“佳电”历数国共种种磨擦，逐一驳斥了“皓电”对中共的指控。并且要求“彻底查明是非曲直，期于永杜纠纷，以利抗战”。内中颇为有趣的是，“佳电”诉了这么一段“苦衷”：“以现有五十万人之众，领四万五千人之饷，虽有巧妇，难以为炊。”这表明中共的军队“现有五十万之众”（真正的人数还不止于此），而“领四万五千人之饷”则表明国民党规定的中共军队编制为“四万五千人”。在短短的两年多时间里，中共一下子把军队扩充了十倍以上！你发“皓电”，我来“佳电”，表面上是何、白对朱、彭、叶、项，实际上是蒋介石和毛泽东在较量。毛泽东在“佳电”中，不能不对国民党作出一点让步。“佳电”称：“对于江南正规部队，德等正拟苦心说服，劝其顾全大局，遵令北移。仍恳中央宽以限期，以求解释深入，不致激生他故……”所谓江南正规部队，即新四军。这么一来，新四军是否“遵令北移”，何时北移，成了国共双方关注的焦点……毛泽东在十一月二十一日给周恩来的电报中，有一段话透露了“佳电”的背景，明确称“佳电”是他起草，并说明新四军退出皖南的内情：我除了在文章上（佳电）表示和缓及皖南一点小小让步外（实际我早要北移但现在偏要拖一两个月），其他是寸步不让，有进攻者必粉碎之。我们现在已准备了一个铁锤，只要政治条件成熟即须给他重重的一棒……只有软硬兼施双管齐下，才能打破蒋介石的鬼计……单是一个软或单是一个硬，都是达不到目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十六册，一九八五年版。
毛泽东在这份电报中还骂蒋介石为“死流氓”。
第六部分：皖南突变毛泽东和蒋介石眼中的叶挺
走笔至此，该叙一叙新四军之正、副军长叶挺、项英其人了。
叶挺虽为新四军一军之长，但真正的实权操在项英手中。“朱、彭、叶、项”齐名，为中共的两支军队的四位首长，但四人之中，唯叶挺非中共党员！项英对外的公开身份为副军长，而实际上他又兼新四军政治委员……
新四军的前身，原是分散于中国南方的红军游击队。一九三七年十月三十日，署名“洛、毛”的电报，致博古、叶剑英，对红军南方游击队的整编作了指示：“集中五分之三为一军，以叶挺为军长（待考虑），项英为副军长，陈毅或刘英为参谋长，反对国民党插入任何人。”《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一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版。
“洛、毛”即张闻天、毛泽东。电报中，又一次提及关于军长的人选：“叶挺是否能为军长，待你们提出保证之后，再行决定。并告周、朱、彭、任。”“周、朱、彭、任”，即周恩来、朱德、彭德怀、任弼时。
电报表明，毛泽东对叶挺的任命，是有保留的。
然而，在此之前，蒋介石已经委任叶挺为新四军军长。这可以从十月五日潘汉年致毛泽东的电报中看出：“南京军委已委叶挺为新四军军长，任务为改编与指挥闽赣边游击队。但叶在南京与剑英及博古同志接洽，尚未得最后结论，急待我方答复我们是否同意他去。如何？请示。”紧接着，十月八日，博古、叶剑英、董必武又致电毛泽东：“叶挺事，据他说，恩来第一次在沪曾和他提过这个办法，故他才敢活动。现已委任为新编第四军军长，拨发了五万元活动费。他表示，如我们不赞成，他仍可辞职。”这表明，最初建议叶挺筹建新四军的是周恩来。首先任命叶挺为新四军军长的是蒋介石。但此时叶挺尚未得到毛泽东的任命——中共的部队首长，必须由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共中央军委任命才有效。正因为这样，叶挺表示“如我们不赞成，他仍可辞职”。这“我们”，显然指中共，指毛泽东。
十一月三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询问：“据云，在沪你曾要他编游击队，他才敢对国民党说。因为蒋委他为新四军军长，究竟你对他说过些什么？”
蒋介石抢先任命叶挺为新四军军长，当然因为他知道叶挺非中共党员。
叶挺，是一个奇特的人物。他原来是中共党员，后来也是中共党员，而那一段时间里他却不是中共党员！叶挺，早在一九一九年便加入了中国国民党。一九二二年，陈炯明叛变时，叶挺率部保护孙中山、宋庆龄脱险。此后他赴苏联红军学校学习。一九二四年十月他在苏联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一九二五年九月他回国。北伐时，叶挺担任独立团团长，屡建奇功，成为北伐名将。
然而，叶挺在中共党内却两次受到了处分，最后导致了他脱离中共。最初，一九四六年三月十五日《新华日报》所载《叶挺同志说明入党志愿》中，有所披露。直到近年来才渐渐弄清内情。头一回叶挺受党内处分是在一九二六年九月五日北伐军总攻武昌。叶挺的独立团率先攻城，损失惨重，而刘峙部队按兵不动，后来在独立团攻入城内时去抢头功。刘峙被蒋介石任命为武汉卫戍司令。叶挺一气之下，离开部队，到上海接家属去了。为此，叶挺受到留党察看半年的处分。
第二回则是在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中共在南昌起义失败后又在广州发动起义。叶挺在南昌起义时任前敌总指挥，而在广州起义时任工农红军总司令。广州起义的失败，使叶挺受到李立三的责难，说他指挥“消极”，叶挺再度受到留党察看半年的处分。
叶挺又在一气之下，去了莫斯科。
诚如周恩来后来在《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中所写：广州起义失败后，叶挺到了莫斯科，共产国际代表还说他政治动摇，共产国际没有人理他，东方大学请他作报告，共产国际也不允许他去。这样，他就离开党跑到德国去了。这件事我们应该给叶挺伸冤。就这样，叶挺脱离中共，流亡欧洲。直至一九三五年秋，叶挺在澳门才与中共中央代表张云逸取得了联系。蒋介石看重叶挺的才干和声望，曾希望叶挺在国民党部队任高官。这当然被叶挺所谢绝。这一回，既然叶挺主动表示愿意出任新四军军长，蒋介石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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