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三部曲之毛泽东与蒋介石-第4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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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十日于延安　　　　
　　　　在离开延安之际，赫尔利给毛泽东写了这么一封感谢信：　　　　
　　　　中国延安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先生　　　　
　　　　我的亲爱的主席：　　　　
　　　　我感谢你的光辉的合作与领导。这种合作与领导表现在你率领你的政党提出协定上，这一协定你已授权于我带给蒋介石主席，我同样感谢你要我转交美国总统的卓绝的信件。　　　　
　　　　阁下，请信赖我对于你用以解决一个最困难的问题的智慧和热忱的品质，深感愉快。　　　　
　　　　你的工作，是对于统一中国的福利及联合国家的胜利的贡献。　　　　
　　　　这一光辉的合作精神，不仅将继续于战争的胜利中，而且将继续于建立持久和平与重建民主中国的时期中，这是我们的恳切愿望。　　　　
　　　　美国总统代表　　　　
　　　　美国陆军少将　　　　
　　　　赫尔利　　　　
　　　　


第七部分：风云多变赫尔利和蒋介石的双簧

　　　　到了重庆，果真不出毛泽东所料，蒋介石不愿在那空白的位置上签名。尽管赫尔利声称那五条曾事先征得过蒋介石的同意，实际上蒋介石并不同意。蒋介石讥讽赫尔利是“大傻瓜”。十天之后，蒋介石终于作出了反应。他提出了三条反建议，作为新的国共谈判方案：　　　　
　　　　一、国民政府允将中共军队加以改编，承认中共为合法政党。　　　　
　　　　二、中共应将一切军队移交国民政府军委会统辖，国民政府指派中共将领以委员资格参加军委会。　　　　
　　　　三、国民政府之目标为实现三民主义之国家。　　　　
　　　　蒋介石的三条回避了联合政府问题，也就回避了要害问题。这下子，把毛泽东和赫尔利已经签好的文件变成一张废纸。蒋介石很明确地表示：中共要求联合政府，他不能接受，因为他不是波兰流亡政府。　　　　
　　　　毛泽东得知蒋介石的三条之后，于十一月二十一日当天电复周恩来，指出蒋介石的方案是“党治不动，请几个客，限制我军”。　　　　
　　　　蒋介石通过他的代表王世杰，又一次提出，希望毛泽东到重庆来，跟蒋介石当面谈判。周恩来当即作了说明：“毛泽东同志很愿出来。他曾向军事委员会驻延安的联络参谋及赫尔利将军说过他很愿出来。但他出来必须能够解决问题，而不是为了辩论。现在联合政府问题不能解决，所以还不是他出来的时候。”　　　　
　　　　会谈陷入了僵局。十二月七日周恩来和董必武飞回延安，准备出席在翌日召开的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包瑞德同机而行。飞机在飞过西安之后，好久都看不见延安的标志——山顶上的宝塔。周恩来意识到驾驶员迷航了。他走过去对包瑞德说：“上校，我觉得有点不对头了。下面的地形是我完全陌生的。再说这时我们也应该到延安了。我想我们现在是在向西飞行，而不是向北。”　　　　
　　　　包瑞德朝窗外一看，也发觉不对，有点慌了。这时，周恩来说：“让驾驶员拐个一百八十度的大弯后向前飞，就可以飞到一条河的上空，那条河就是渭河。然后，再朝北飞行。”周恩来仿佛成了领航员。驾驶员照着周恩来指点的方向飞行，果真走出了迷航。机翼下出现了宝塔。机舱里人们都称赞起周恩来，周恩来却说：“我来来回回跟国民党谈判，总是飞这条路，成了‘老经验’啦。可惜，我飞了那么多个来回，国共谈判还在‘迷航’之中。”确实，国共谈判反反复复、起起伏伏，依然在兜圈子。　　　　
　　　　在周恩来、董必武回延安之后，由王若飞在重庆跟国民党谈判。十二月十二日，毛泽东和周恩来从延安给王若飞打来联名电报：“牺牲联合政府，牺牲民主原则，去几个人到重庆做官，这种廉价出卖人民的勾当，我们决不能干，这种原则立场我党历来如此。希望美国朋友不要硬拉我们如此做……”《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四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版。　　　　
　　　　在一九四五年元旦到来之际，蒋介石发表了元旦广播。他说：“我觉得我们国民大会的召集，不必再待之战争结束以后……我现在准备建议中央，一俟我们军事形势稳定，反攻基础确立，最后胜利更有把握的时候，就要及时召开国民大会，颁布宪法……归政于全国的国民。”毛泽东在一月三日，便以“延安权威人士”的名义，写出了《评蒋介石元旦广播》。　　　　
　　　　毛泽东以极为尖刻的语言，对蒋介石的元旦广播嗤之以鼻：“蒋氏及其一群的所谓‘国民大会’，早已臭名远播，不搬还可藏拙，搬出一次就会臭气大发一次。孟子说道：‘西子蒙不洁，则人皆掩鼻而过之。’西子是个美人，蒙了不洁，人皆掩鼻。一个独夫浑身浸在粪缸里，怎能叫中国人民不掩着鼻子开跑步呢！若欲人不掩鼻，除非洗掉大粪。”一九四五年一月四日延安《解放日报》。　　　　
　　　　毛泽东又在那里骂蒋介石“独夫”了！凡是这类字眼出现在毛泽东笔下之时，便是国共关系寒暑表里的水银柱急剧下降之际。在周恩来回延安之后，赫尔利几度邀请周恩来到重庆，继续谈判。一九四五年一月二十四日，周恩来又飞重庆。　　　　
　　　　在赫尔利的斡旋下，国共再开谈判。　　　　
　　　　二月十三日，在赫尔利的陪同下，周恩来会晤蒋介石。蒋介石的一句话，深深激怒了周恩来，致使周恩来三天后就回延安去了。蒋介石说了这么一句话：“联合政府是推翻政府，党派会议是分赃会议。”　　　　
　　　　蒋介石说到这个地步，还有什么可谈的呢？就在这个时候，美国朋友赫尔利的态度也变了。他原来声称充当国共之间调解人，保持不偏不倚的立场。如今，他倒向了蒋介石，实行“扶蒋反共”。毛泽东敏锐地察觉赫尔利的变化——在毛泽东看来，以为赫尔利原本戴的是“假面具”，现在露出了真相。　　　　
　　　　一九四五年春，赫尔利和魏德曼回美国述职。赫尔利在美国各种公众场合，发表谈话，扶蒋反共：“只要向蒋介石的中央政府提供数量较小的援助，共产党在中国的叛变就可以镇压下去。”“美国只同蒋介石合作，不同中共合作。”　　　　
　　　　罗斯福总统表示接受赫尔利的对华政策。也就在这个时候，罗斯福总统于四月十二日因脑溢血溘然逝世。副总统杜鲁门继任美国总统。　　　　
　　　　毛泽东以新华社评论的名义，发表了《赫尔利和蒋介石的双簧已经破产》和《评赫尔利政策的危险》，猛烈地抨击了赫尔利：“美国的赫尔利，中国的蒋介石，在以中国人民为牺牲品的共同目标下，一唱一和，达到了热闹的顶点。”“在同一个赫尔利的嘴里，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政府变成了美人，而中共则变成了魔怪。”　　　　
　　　　


第七部分：风云多变对台戏：中共“七大”和国民党“六全”大会

　　　　毛泽东和蒋介石都估计到抗战胜利，已是可望可及。作为政治家，他们都在考虑下一步棋：抗战胜利之后，该怎么办？毛泽东和蒋介石不约而同，走了同一步棋：召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　　　　
　　　　屈指算来，中共该开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用中共的习惯，称“七大”；国民党则该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国民党习惯，称“六全”大会。颇为有趣的是，中共“七大”和国民党“六全”大会，几乎同步召开！中共“七大”开幕比国民党“六全”大会开幕要早，闭幕要晚：中共“七大”在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三日至六月十一日召开，开了近五十天；国民党“六全”大会则自五月五日至二十一日，只开了半个月。　　　　
　　　　中共“七大”在延安杨家岭新落成的中央大礼堂召开，主席台正中挂的是毛泽东和朱德两人并肩的侧面像；国民党“六全”大会在重庆浮图关中央干校召开，主席台正中挂的是孙中山正面像。中共“七大”高悬的标语为“在毛泽东的旗帜下胜利前进”，而国民党“六全”大会的标语依然是“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中共“七大”在《国际歌》中开始；“三民主义，吾党所宗。以建民国，以建大同。……”国民党“六全”大会则在《中国国民党党歌》声中开始。出席中共“七大”的正式代表为五百四十七人，候补代表二百零八人；出席国民党“六全”大会的正式代表五百七十九人，特准代表一百六十一人。对于中共和国民党来说，这次全国代表大会都是空前的。中共“六大”是在一九二八年召开的，那时中共只有四万多名党员；时隔十七年才召开“七大”，中共党员已猛增至一百二十一万，已是一个大政党了！　　　　
　　　　早在一九三八年九月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便已作出了《关于召集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在一九四○年十二月，中共中央曾打算在翌年一月召开“七大”。十二月六日中共中央致周恩来的电报中，便有一句：“‘七大’开会在即，你及项英均须一月十五日前到延。”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十六册，一九八五年版。　　　　
　　　　只是由于皖南事变突然爆发，使中共“七大”不得不推迟。这一推，就推迟了五年……国民党也走过了曲折的路：国民党的“四全”大会有三个之多——蒋介石在南京、胡汉民在广州、汪精卫在上海各自召开了各自的“四全”大会。好不容易在一九三五年十一月算是召开“五全”大会，开幕之日便爆出汪精卫在与中委们合影时被枪击的新闻，而胡汉民则拒绝出席会议。　　　　
　　　　至于国民党“六全”大会，居然也有两个！那个汪精卫的国民党，于一九三九年八月二十八日，在上海极司裴尔路（今万航渡路）七十六号秘密召开了“六全”大会。蒋介石得知，斥之为“伪‘六全’大会”！耐人寻味的是，陶希圣既参加了那个汪记国民党“六全”大会，又出席了蒋介石的国民党“六全”大会。中共“七大”和国民党“六全”大会的主题，都是为抗战胜利之后怎么办制定党的方针政策。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作了题为《两个中国之命运》的开幕词和题为《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　　　　
　　　　毛泽东提出了中共的政治路线：“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团结全国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在我们党领导之下，为着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一个光明的新中国，建设一个独立的、自由的、民主的、统一的、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毛泽东指出，中共的方针是：“废止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一○六六页，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版。蒋介石在国民党“六全”大会上作了《政治总报告》，制定了国民党的方针：“今天的中心工作在于消灭共产党！日本是我们国外的敌人，中共是我们国内的敌人！只有消灭中共，才能达成我们的任务。”国民党中央党部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大会对外发表了《对中共问题之决议案》，称中共“不奉中央之军令政令”，“武装割据，破坏抗战，危害国家”。　　　　
　　　　对内秘密印发《本党同志对中共问题之工作方针》，称毛泽东提出的联合政府为“企图颠覆政府，危害国家”，要求国民党“整军肃政，加强力量”。潘公展作了《关于中共问题的特别报告》，则称“与中共之斗争，已无法妥协。今日之急务，在于团结本党，建立对中共斗争之体系。……当前对中共之争论，应集中反驳联合政府，反驳抗日战争中有两条路线的论调，反驳中共具体纲领，与反对解放区人民代表大会”。国民党“六全”大会拒绝了毛泽东的关于联合政府的主张，通过了《关于国民大会召集日期案》，确定“国民大会于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十二日召开，并由大会通过宪法”。　　　　
　　　　毛泽东则反对召开国民大会，加以驳斥道：　　　　
　　　　他们准备把一条绳索套在自己的脖子上，并且让它永远也解不开，这条绳索的名称就叫做“国民大会”。他们的原意是把所谓“国民大会”当作法宝，祭起来，一则抵制联合政府，二则维持独裁统治，三是准备内战理由。这么一来，蒋介石反对毛泽东提出的联合政府；毛泽东又反对蒋介石提出的国民大会。重庆和延安，两个大会尖锐地对立着。　　　　
　　　　中共“七大”通过修改党章，确定毛泽东思想为全党指导方针。　　　　
　　　　国民党“六全”大会则通过《中国国民党总章》，改总裁代行总理职权为行使总理职权。蒋介石可以按个人手令裁夺全国党、政、军、财一切事务。　　　　
　　　　中共“七大”和国民党“六全”大会唱的是对台戏。毛泽东和蒋介石分别为中共、国民党制定抗战胜利后的政策。眼看着八年抗战即将画上句号，一场新的斗争又将开始……　　　　
　　　　


第八部分：重庆谈判毛泽东说“蒋介石在磨刀”

　　　　来得快，去得也快。一九四五年，随着夏日的到来，世界的历史进程以高节奏向前推进：四月二十八日，墨索里尼被处决；四月三十日，苏军把红旗插上柏林市中心的德国国会大厦，希特勒和他的情妇伊娃布朗自杀于德国总理府地下室；五月八日深夜，在柏林郊区卡尔斯霍尔斯特，举行了德国无条件投降仪式，德国全权代表凯特尔在无条件投降书上签字，并于九日零点生效；　　　　
　　　　七月中旬，一千多架美国舰载飞机空袭东京；　　　　
　　　　八月六日上午八时十五分，美国两架B29型轰炸机在日本广岛上空掷下第一颗原子弹；　　　　
　　　　八月八日，苏联对日本宣战；　　　　
　　　　八月九日，苏联红军一百五十七万人、三千四百多架飞机、五千五百多辆坦克在远东总司令华西列夫斯基的指挥下，向驻守中国东北的七十五万日本关东军发动总攻；同日，美军在日本长崎市投下第二颗原子弹，美国在日本投下的两颗原子弹使四十五万日本平民伤亡；　　　　
　　　　八月十日下午七时五十分，日本外相东乡茂德通过电台广播，宣布日本政府无条件投降；　　　　
　　　　八月十五日上午九时，日本天皇裕仁广播《停战诏书》，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　　　　
　　　　从此，中国八年抗战，画上了句号。爆竹声震撼着华夏大地，中国人民泪眼含笑，欢呼这一历史性的胜利。蒋介石和毛泽东都对这一历史性的胜利发表演说。毛泽东是八月十三日在延安干部会议上发表题为《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的演说；蒋介石则是八月十五日在重庆中央广播电台发表题为《抗战胜利对全国军民及全世界人士广播演说》。往常，毛泽东的文稿出自他自己笔下，这是众所周知的；而蒋介石的文稿出自陈布雷笔下，这也是人所共知的。这一回，蒋介石一反惯例，自己执笔写了演说稿。　　　　
　　　　蒋介石的演说是公开发表的，是欢呼式的：“我要告诉全世界的人们和我国的同胞，相信这个战争是世界上文明国家所参加的最后一次战争。我们所受到的凌辱和耻辱，非笔墨和语言所能罄述。但是，如果这个战争能够成为人类历史上的最后战争，那么对于凌辱和耻辱的代价的大小和收获的迟早，是无须加以比较的……”“我相信今后地无分东西，人不论肤色，所有的人们都一定像一家人一样亲密地携手合作。这个战争的结束，必然会使人类发扬互谅互敬的精神，树立相互依赖的关系……”但是，欢呼声中夹杂着争吵声。抗日的胜利，意味着中日对抗的结束，而国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