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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三部曲之毛泽东与蒋介石-第5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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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面对危局,下了一步挽回之棋,曰“实行民主政治”。那便是召开被称为“民主之基”、“宪政之阶”的国民大会,实行宪法,选举总统。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向来受到人们的非议。蒋介石在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十五日召开国民大会。这次国民大会实际上是由国民党一手包办,受到中共的激烈反对,拒绝参加,称之为“伪国大”。中国民主同盟等也拒绝参加。那次国民大会,通过了《中华民国宪法》。眼下,蒋介石要按照《中华民国宪法》,选举总统、副总统,以表明这是“中华民国实行民主宪政的开始”。
蒋介石这人,骨子里嗜权如命,表面上却是谦谦君子。早在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国民大会召开之时,蒋介石便曾发表这样的演说:“我个人本来没有政治欲望和兴趣,而且我今年已经六十岁,更不能像过去二十年一样担负繁重的重任,所以必须将国家的责任交托于全国的同胞。”这一回,蒋介石又显得很谦虚,他表示在“国家未能统一”之前,“决不竞选总统”而只“愿担任政府中除正副总统外之任何职责”。蒋介石在一九四八年四月四日国民党临时中央全会上,提出了总统候选人的五项条件:
一、了解宪法,认识宪政,确保宪政制度;
二、富有民主精神及民主思想;
三、忠于戡乱建国之基本政策;
四、深熟我国历史、文化及民族传统;
五、对当前之国际情势与当代文化有深切认识。
蒋介石还说:“吾人可提一具有此种条件之党外人士出任总统候选人。”
蒋介石仿佛在给人们出哑谜,人们纷纷猜测究竟谁是蒋介石心目中的未来总统。按照蒋介石开列的这些条件,很多人推测是胡适。胡适早在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时便颇享盛名。抗战期间,出任驻美大使。后又任北京大学校长,并参与起草《中华民国宪法》。
他和美国有着良好的关系,又是文人的象征。
蒋介石常常叫人捉摸不透。他“决不竞选总统”,人们竟难以知悉他是否本意如此:真的吧,可能如此,推出胡适当象征性的元首,如同当年以林森为国民政府主席一样;假的吧,也可能如此,仿照古贤,总是要先来一番逊辞再三。
蒋介石再三坚辞总统候选人,倒是张群明白他的心意:《中华民国宪法》对总统的权力作了一些限制,必须进行修改。于是,在四月五日下午的国民党中央常委会上,通过了由陈布雷起草的一项决议案:“总裁力辞出任总统候选人,但经常会研究结果,认为国家当前的局势,正迫切需要总裁的继续领导,所以仍请总裁出任总统,以慰人民喁喁之望。常会并建议在本届国民大会中,通过宪法增加‘戡乱时期临时条款’,规定总统在戡乱时期,得以紧急处分。”这新增的“戡乱时期临时条款”,给予了总统以“紧急处分”的特殊权力,蒋介石满意了。于是,蒋介石也就不再“坚辞”了。
四月十八日,国民大会通过了“戡乱时期临时条款”。蒋介石也就在总统候选人讨论会会上发表演讲。蒋介石追述了自己的奋斗史,从最初追随孙中山,到领导北伐,进行“剿共”,直至领导抗战。最后,蒋介石说了这么一番话:“我是国民党党员,以身许国,不计生死。我要完成总理遗志,对国民革命负责到底。我不做总统,谁做总统!”蒋介石既然说“我不做总统,谁做总统”,当然就一锤定音。他成了总统候选人。不过,光是他一人成为总统候选人,也就谈不上竞选,缺少民主的味道。于是,由居正参加陪选。居正那时担任立法院院长。
翌日,国民大会进行选举。蒋介石得二千四百三十票,居正得二百六十九票,蒋介石的得票数差不多是居正的十倍。这样,蒋介石也就当选为中华民国总统,集总统、总裁于一身。总统的选举颇为顺利。副总统的选举,却风波迭起。
副总统的候选人,蒋介石原本内定孙科。孙科为孙中山嗣子,担任过立法院院长、行政院院长、国民政府副主席。孙中山乃国民党的缔造者,孙科作为孙中山之子在国民党内颇享声誉,而且与蒋介石关系不错。由孙科出任副总统,也表明蒋介石对孙中山的忠诚之意。事出意外,忽地杀出一匹“黑马”,角逐副总统,打乱了蒋介石的阵脚。此人便是李宗仁。李宗仁与孙科同龄,小蒋介石四岁,乃桂系首领。李宗仁向来与蒋介石龃龉颇多:他先是一九二七年八月联合何应钦逼蒋介石下野;一九二九年三月,爆发蒋桂战争,李宗仁兵败,出走香港;这年十一月,他又联合张发奎反蒋,又败;翌年,与阎锡山、冯玉祥一起反蒋,再败;过一年——一九三一年五月,和陈济棠联名通电,要求蒋介石下野;一九三六年,再度联合陈济棠发动反蒋兵变……在抗战中,李宗仁因指挥台儿庄战役,给了日军沉重打击,名声大震。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委任李宗仁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北平行营主任。
第九部分:国共决战蒋介石步上中华民国总统宝座 2
李宗仁此人错综复杂,既反蒋、抗日,也反共。他在一九二七年四月,支持过蒋介石发动反共政变。抗日战争胜利后,又支持蒋介石发动反共内战。
李宗仁一向“凡事不为天下先”。蒋介石万万没有想到李宗仁会跑出来竞选副总统。就连李宗仁手下的大将白崇禧都感到惊讶。幕后的底细,若干年后由李宗仁的政治秘书程思远道出:“后来我才知道李宗仁所以要竞选副总统,完全是出自司徒雷登的策动。”程思远:《政坛回忆》,广西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八年版。原来,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曾在一九四七年夏去北平。九月八日,他在向美国国务院提出的一份特别报告中写道:“在一般学生心目中,象征国民党统治的蒋介石,其资望已日趋式微,甚至目之为过去人物者。”司徒雷登又指出:“李宗仁将军之资望日高。”这表明,美国已把希望寄托在李宗仁身上。
有了美国的支持,李宗仁也就“当仁不让”了!他出马竞选副总统,自然使蒋介石心中不快,他曾说这“好比一把刀指着胸膛那样难过”。除了李宗仁、孙科之外,还有程潜、于右任以及莫德惠(社会贤达)、徐傅霖(民社党)等作为副总统的候选人。当然,主要的竞争对手是李宗仁和孙科。副总统的竞选,近乎白热化,那角逐的激烈程度绝不亚于一场精彩的球赛。四月二十三日,国民大会选举副总统的结果是:李宗仁得七百五十四票;孙科得五百五十九票;程潜得五百二十二票;于右任不足五百票;莫德惠、徐傅霖各得二百余票。李宗仁得票数虽然居于榜首,但不足当选票数,即未超过全额半数——一千五百二十三票。二十四日重选,李宗仁得一千一百六十三票,孙科得九百四十五票,程潜得六百十六票。李宗仁仍未过半数。这时,蒋介石对李宗仁施加压力。会场上散发种种传单,对李宗仁进行激烈攻击,说他的台儿庄的胜利是假的,说他的竞选口号跟共产党的口号差不多……二十五日,各报爆出大字标题新闻:李宗仁退出竞选!李宗仁以退为进,这一着棋是高明的。因为他一旦真的退出竞选,蒋介石的脸上也不好看了。于是,蒋介石只得出面,表示在选举中“不袒护、不支持任何一方”。李宗仁又重新参加竞选。二十八日,进行第三次选举。李宗仁得一千一百五十六票,孙科得一千零四十票,程潜得五百十五票。李宗仁仍未过半数。不得已,只好在二十九日进行第四次选举——这一次是“决选”,以谁多谁当选,不一定要过半数。李宗仁最后以一千四百三十八票,险胜孙科。就在南京忙于竞选的那些日子里,四月二十二日,延安重新回到中共手中。不过,毛泽东没有重返延安,却东渡黄河,由山西进入河北阜平县境内。蒋介石和李宗仁在南京宣誓就任中华民国正、副总统。毛泽东当即作出反应。以中共中央名义发表的《纪念“五一”节口号》,共二十三条。其中的第二条是:“今年的‘五一’劳动节,是中国人民死敌蒋介石走向灭亡的日子,蒋介石做伪总统,就是他快要上断头台的预兆。打到南京去,活捉伪总统蒋介石!”蒋介石呢?他则在五月十日的日记中这么颇为微妙地写道:“深夜静虑,此时只有前进,方是生路。凡事不能必其成功,亦不能过虑其必败。”一个“败”字,已在这位新总统的脑海中不停地盘旋着……
第九部分:国共决战大决战前夕双方摩拳擦掌
一九四八年七月二十七日至八月二日,国民党的高级将领们云集南京国防部,“戡乱军事检讨会”在那里举行。蒋介石主持会议。会议的气氛是悲凉的。谁都意识到,与中共主力的最后决战就在眼前。然而,取胜的希望却是那么渺茫。
与此相应的,一九四八年九月八日至十三日,在河北平山县滹沱河北岸一个长满古柏的柏树坡,有座七八十户人家的名叫西柏坡的小村,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那里举行。
毛泽东主持会议。
会议的气氛是欢乐的。谁都意识到,与国民党主力的最后决战就在眼前。与会者充满着必胜的信心。决战前夕,这两个会议在唱对台戏。南京国民政府的国防部长,原本是白崇禧。自从李宗仁当上副总统,蒋介石便令国防部长换马。他把白崇禧调任华中“剿总”司令,让何应钦继任国防部长。蒋介石此举,当然是为了削弱桂系的势力。
会议开幕的那一天,蒋介石作了《改造官兵心理,加强精神武装》的报告。蒋介石的报告调子是低沉的。他说:“就整个局势而言,则我们无可讳言的是处处受制、着着失败!到今天不仅使得全国人民的心理动摇,军队将领信心丧失,士气低落,而且中外人士对我们国军讥刺诬蔑,令人实难忍受。”蒋介石严厉批评了他的部属:“我们在军事力量上本来大过共匪数十倍,制空权、制海权完全掌握在政府手中,论形势较过去在江西围剿时还要有利。但由于在接收时许多高级军官大发接收财,奢侈荒淫,沉溺于酒色之中,弄得将骄兵逸,纪律败坏,军无斗志。可以说,我们的失败,就是败于接收。”蒋介石向他的高级将领们发出了严重警告:“现在共匪势力日益强大,匪势日益猖獗,大家如果再不觉悟,再不努力,到明年这个时候能不能再在这里开会都成问题。万一共产党控制了中国,则吾辈将死无葬身之地。”毛泽东呢?他在西柏坡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了“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的口号。
毛泽东告诉与会者,中共党员已从一九四五年中共“七大”时的一百二十万猛增至三百万!中国人民解放军则从一九四六年的一百二十万猛增至二百八十万!毛泽东在说及这两个数字时,脸上挂着笑容。毛泽东正在考虑着“夺取全国政权”,他提出“必须准备好三万至四万下级、中级和高级干部”。蒋介石和毛泽东报告的调子截然相反,正是反映了蒋败毛胜这一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南京,新任国防部长何应钦报告了两年来国民党军队的损耗数字:“死伤、被俘、失踪总数为三百多万人,损失步枪一百万枝,机枪七万挺,山野重炮一千多门……”西柏坡,朱德也在报告两年来的战绩,其统计数字竟与何应钦十分相近,只是比何应钦更为精确:“人民解放军歼敌二百六十四万人,其中俘虏一百六十三万人。两年主要缴获,计有步枪近九十万枝,重轻机枪六万四千余挺,小炮八千余门,步兵炮五千余门,山野重炮一千一百余门。”会议的第四天,眼看着将领们个个垂头丧气,大有“败军之将,不敢言勇”之态,蒋介石又发表演说加以打气:“我自黄埔建军二十多年以来经过许多艰难险阻,总是抱着大无畏的精神和百折不回的决心,坚持奋斗,终能化险为夷,渡过种种难关。自对共匪作战两年来,军事上遭受了挫折,这是不容讳言的事实。但今天最重要的是我们大家同心同德,共济时艰,抱定‘有敌无我’‘有我无敌’的决心,激励士气,来挽救危机争取胜利,而不是要相互埋怨,互相倾轧。”毛泽东依据“第一年歼敌正规军折合成九十七个旅(师),第二年歼敌正规军折合成九十四个旅(师)”的歼敌速度,提出了这样的战略计划:今后每年歼敌一百个旅(师),则再花三年时间,歼敌三百个旅,就可以“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他又同时提出,中国人民解放军要发展到五百万人。
毛泽东这一计划,人称“三五计划”,即以五年时间(包括前两年),消灭国民党五百个旅(师),中国人民解放军扩大到五百万。蒋介石呢?面对败局,仍要作最后的挣扎。他作这样的战略估计:“现在我们在军事上,海军、空军占绝对优势,陆军还有几百万人;在经济上,有九亿美元的基金,长江流域及以南地区物产丰富,粮食绝无问题;国民政府仍然统治着广大地区,有众多的人力可以征调。就总的力量对比来说,我们要比共产党大过许多倍,没有任何悲观失败的理由。‘破山中之贼易,去心中之贼难’,现在最要紧的就是要打破大家害怕共匪的心理。”与毛泽东的“三五计划”相对应,蒋介石制定了“苦撑三北,确保二华”的计划。“三北”,即东北、西北、华北;“二华”,即华中、华南。蒋介石和毛泽东都很看重这大决战前的会议。蒋介石称南京会议确定的方针是今后“剿匪成功之关键”。
毛泽东称西柏坡九月会议是“从日本投降以来到会人数最多的一次中央会议。会议检查了过去时期的工作,规定了今后时期的工作任务”。在大决战前夕,南京和西柏坡各自运筹,蒋介石和毛泽东摩拳擦掌……
第九部分:国共决战东北之败使蒋介石气得吐血
国共主力的大决战开始了。
第一个震惊全国的消息,是在九月二十四日传出: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及山东军区部队,在这天一举攻下了山东省会济南,歼灭国民党部队十一万余人,活捉国民党第二绥靖区中将司令官兼山东保安司令王耀武。这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次占领省会,第一次占领济南这样的大城市,显示了强大的攻坚实力。
这表明,毛泽东在向蒋介石发起大规模的进攻。
蒋介石慌了手脚。所幸他有专机,载着他到处飞。哪里吃紧,他就往那里飞。在大决战的那些日子里,蒋介石时而在北平训话,时而在沈阳指挥,时而在天津督战,时而在锦州湾葫芦岛视察……毛泽东呢?他稳坐在那长满古柏的小村庄。他昼夜不停地工作着。他给各野战军发出电报,指挥作战。有时,土屋里夜间太闷热,他端着煤油灯,来到院子,干脆把石磨当成办公桌,起草着电报……
激烈的战斗在东北打响。
十月十日,毛泽东给林彪发去电报:“你们的中心注意力必须放在锦州作战方面,求得尽可能迅速地攻克该城。即使一切其他目的都未达到,只要攻克了锦州,你们就有了主动权,就是一个伟大的胜利。”在林彪的指挥下,东北人民解放军遵照毛泽东的部署,于十月十四日对锦州发起猛攻。
翌日,蒋介石偕宋美龄急急从南京飞往沈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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