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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雄师:三野档案-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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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种兵纵队番号不变，陈锐霆任司令员，张凯任政治委员。
以胶东军区武装编为第三十二军（辖第九十四、第九十五师），谭希林任军长，彭林任政治委员，暂归华东军区指挥。两广纵队拨归第四野战军建制，曾生任司令员，雷经天任政治委员。这时华东军区约42万人，第三野战军约58万余人。
五大野战军的成立，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它对后来人民解放军解放全中国起了十分积极的作用。
在三大战役进行期间和结束以后，国民党统治集团在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的支持和筹划下，企图利用“和平谈判”的手段，达到“划江而治”的目的，以便争取喘息时间，保存残余的反革命势力，然后伺机卷土重来。
由于蒋介石政府在政治、经济特别是军事上的一系列失败，蒋介石政府出现动荡。在此情况下，美国的决策者不得不重新审查自己的对华政策。美国政府中的许多人，此时己清楚地认识到。共产党在中国的胜利己成定局，这不是美国的力量所能扭转的事情，即使此时派兵直接进行武装干涉，恐怕仍无法挽救国民党政权的败亡。但美国政府极不愿意看到这样一种局面的到来，仍幻想有一天国民党会出现什么“新局面”，从而出现“扭转潮流”的奇迹。
1948年10月，即辽沈战役开始不久，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就向美国国务院报告说：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已较过去更加不孚众望，并且愈来愈众叛亲离。”他向国务卿马歇尔提出，可否劝告蒋委员长退休，让位给李宗仁或者国民党其他较有前途的政治领袖，以便组成一个有共产党参加的共和政府。马歇尔因为害怕美国政府要对由此产生的新局面负责，不同意这样做。
11月中旬，司徒雷登曾夜访李宗仁，闭门进行长谈，表示愿意支持李宗仁取蒋而代之。对于李宗仁来说，这是他多年求之而不得的事情。他兴奋地表示，只要美国政府能劝告蒋介石“在目前军事上尚未完全失败前离职，并能获得美国政府对他“毫不含糊”的支持，他李宗仁就能“取得中国西南地区的有力支持，以便把共产党阻遏在长江以北地区。”
李宗仁官瘾大，但比蒋介石实在是小巫见大巫。不但蒋介石不愿下台，而且以蒋介石嫡系力主的国民党死硬派也千方百计反对。他们抱着侥幸心理，希望币制改革能取得成功，淮海决战能扭转战局，更期望能获得美国更多的军事援助。
11月9日，蒋介石致函美国总统杜鲁门，要求美国增加援助，公开发表一个支持国民政府的声明，并要美国派一高级军官直接参加指挥“和共军的作战”。社鲁门作出了使蒋介石大夫所望的表示。当月底，蒋介石又派夫人宋美龄赴美国进行游说乞援，但效果也十分不如人意。蒋介石见大势已去，但还想做个好人，在12月中旬，“主动”地找李宗仁商谈，准备以“下野”的方式来促成“和谈”。而在此时，桂系首领白崇禧首先抢过“和平”的旗子，于12月24日和30日，连电蒋介石要求和共军进行“和谈”，对蒋施加压力。
同时，在白的授意下，湖北的国民党参议会、河南省政府等机关及其头面人物，则直截了当地提出，要蒋介石“毅然”下野，“以谢国人”。
国民党又在玩“假和平”，必须揭穿它。1948年12月30日，毛泽东为新华社写了题为《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新年献词，明确指出，必须“用革命的方法，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反动势力”，“在全国范围内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毛泽东号召全国人民、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真诚合作，采取一致的步骤，粉碎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政治阴谋，将革命进行到底！
1949年1月14日，毛泽东又以中共中央主席的名义发表了《关于时局的声明》，指出：蒋介石的和平是虚伪的，他所提出的和谈条件，不是和平的条件，而是继续战争的条件。声明表示，虽然人民解放军有足够的力量在不很久的时间内，全部消灭国民党政府的残余军事力量，但是为了迅速结束战争，实现真正的和平，减少人民的痛苦，中国共产党愿意和南京反动政府及其它任何国民党地方政府和军事集团，在下列条件的基础上进行和平谈判。这些条件是：（一）惩办战争罪犯；（二）废除伪宪法；（三）废除伪法统；（四）依据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反动军队；（五）没收官僚资本；（六）改革土地制度；（七）废除卖国条约；（八）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收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
1月8日，国民党政府乞求美、英、法、苏4国政府调停中国内战，遭到拒绝。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蒋介石不得不于1月21日以“因故不能视事”为由宣布“引退”，由副总统李宗仁代理其总统职务。
1月22日，李宗仁以代总统身份表示愿意以中共所提八项条件为基础进行和平谈判。
李宗仁上台后，采取了一些“培养国内和平空气”的措施。但由于南京国民党政府的实权仍然操纵在蒋介石的手里。蒋介石虽“隐”而下退，仍暗地里一心一意用和谈争取时间，准备继续和共产党战争到底。李宗仁成了一个实足的傀儡代总统，难以按自己的意愿行事。
但另一方面，李宗仁虽然承认中共所提出的八项条件为谈判的基础，但他进行和谈的真正目的，仍在于企图阻止人民解放军渡江，确保长江以南各省，实现“划江而治”的局面，并以此巩固自己的地位，取蒋介石而代之，同共产党分庭抗礼。在李宗仁看来，虽然平、津、徐州不守，但国民党还有相当数量的兵力，而且西北地区特别是长江以南省份仍然完整，如能重新赢得民众的支持，同时依靠长江天险，有可能成功地保卫江南。在此指导思想的基础上，他提出了国共和谈的指导原则是：“和谈心须建筑在平等的基础上”，“建议立即停火，在两党控制区之间划一条临时分界线”，“不能全部接受所谓八条，而只同意在两政府共存的条件下讨论八条”。其核心是“守江谋和”。而且，他在谈论和平的同时，仍秉承蒋介石“以整伤军事为重”的旨意，积极备战，力求阻止共产党渡过长江。
李宗仁得到蒋的同意，派出了以张治中为首的国民党政府谈判团赴北平，和共产党进行了14天的谈判。
这次解放战争后期的国共和谈和解放战争初期的国共和谈相比，虽然两党及其军队的强弱倒换了位置，两次谈判都达成了书面的意见，但对国内的和平都未产生实际的作用。这两次谈判，都是蒋介石以及李宗仁玩弄假和平、真内战的阴谋，导致和谈最终未谈和。两次和谈，两次失败，责任完全在国民党身上。这种历史事实，实在是令人深思的。
敌人不缴枪，我们就叫他灭亡。我们党在大战后，在力争和平，和国民党进行和谈的基础上，一直没有放弃解放全中国的准备。
中央军委指示：原淮海战役总前委继续行使统一领导渡江作战的职能。刘怕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率领二野、三野百万大军，纷纷南下长江北岸，开始整训和渡江准备。
2月9日，人民解放军渡江战役总前委在徐州召开了会议，对各部队的南下路线、集结地段、作战地点都进行了详细的部署。浩浩荡荡的大部队汇成向南挺进的洪流，千军万马渡过黄河、淮河、汉水，越过大别山、霍山等崇山峻岭。。
已告别游击时代的人民解放军，此时已初步形成一支有一定机械化作战能力的大兵团。如令，在山谷和羊肠小道上南进的行军行列，除了精神振奋的士兵，大批的骡马、炮群，还有了一定数量的坦克，这些庞大的怪物给艰苦行军的解放军官兵带来了无比的新奇和自豪。
在行军路上，啦啦队宣传队员手中的“呱嗒板儿”，仍发挥着它传统的作用——
同志哥哎，你真棒，
两天一百八，整天山上爬。
山高你不怕，路滑也不怕，
行军当英雄，打仗顶呱呱。
喂，快快行，前边就是英雄岭，
英雄岭上有棵松，
松下站着咱司令。
司令说：“谁英雄谁好汉，
英雄岭上比比看！”
百万大军的行进队伍绵延在长江以北的土地上，仿佛给江北水道纵横的黑土地又增添了无数道流动着的阡陌和河道。江南的荠莱花在一阵阵春雨的催促下烂漫地开了，开得清新、雅致，像无数粒白色的小星星。
3月上旬，百万大军陆续到达长江北岸，开始进行渡江作战的准备、训练工作。
3月下旬，人民解放军渡江战役总前委移驻蚌埠南郊孙家圩子。
3月26日，总前委会议在这大半是土墙茅屋的村庄里召开，一些兵团司令员也列席了这次会议。
总前委书记邓小平首先发言：“从今天起，我们用几天的时间来研究一下渡江作战的一些具体问题。大家可以畅所欲言。”
谭震林说：“据前线指挥员报告，由于天然的水流冲击和人为的增加土地面积等影响，长江的江岸情况变化很大，江岸时常迁移。所以我们现在使用的五万分之一的军用地图不可靠了，不应当全靠图上实施作战作业，而应依实地侦察修正地图来指挥布置。”
邓小平对谭震林提出的问题很重视，紧接着说道：“这一点希望引起在座的重视。特别是各兵团的司令员，要尽可能地亲自去前线看一看，渡江之前一定要派出侦察，详细地了解江岸的情况。最好要将侦察员派到江南岸去。”
邓小平讲完，粟裕接着说：“过去我们渡过黄河，黄河是‘面恶心善’。特别是南京以东，水的流速很大，又因长江水受月亮吸引地关系，每天涨落两次。农历初一、十五为高潮，初八、二十三为低潮。潮涨潮落，直接影响船只入江和登岸靠岸。再说，长江上还设有敌人的许多要塞据点。”
邓小平说：“渡江作战的重点，就在能不能迅速地登上对岸。历史上的渡江作战，对南京的进攻一般都将渡江点选在南京西南或以东地区，而且侧面渡江者多，正面渡江者少，通常南京西南以采石矶至当涂之间为宜。”
陈毅说：“蒋介石在长江上摆了一个‘一字长蛇阵’号称‘立体防御’。可是他的兵力根本就不够，70万人要守1400公里的正面，他是守不住的。为了渡江的成功，我们可以避开国民党的要塞，哪里能渡江，我们就在哪里渡。只要我登上南岸，事情就好办了。”
邓小平又分析道：“我们渡江成功后，敌人可能采取的行动有4种可能：一是收缩兵力于芜湖、南京、上海、杭州、镇江、无锡诸要点，阻绝我东、西会合，尔后利用浙赣铁路机动兵力，或在南京、上海间，或在京沪杭三角地区，或在浙赣沿线与我决战；二是放弃沿江一线阵地，退守浙赣线和上海、杭州沿海地带进行顽抗，或作有秩序的撤退；三是在退路被我切断，无法撤退时，分别固守南京、上海、杭州等要点。只要我军渡江成功，无论敌人采取什么处置手段，战局的发展均将发生于我有利的变化，并有可能形成敌人全部混乱的局面。”
总前委对渡江作战进行了几天的研究，最后在邓小平主持下，拟制了《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其中关于对渡江作战的布置是：
“由粟裕、张震两同志率三野统率机构，直接指挥三野八、十两兵团主力，共6个军，3个独立旅，由张黄港至龙稍港段及由口岸三江营、京口段实行渡江，另以八兵团之三十四、三十五两个军，于战役发起同时，以积极佯攻的手段，吸引和箝制两浦之敌。渡江成功后，除留部队歼灭沿江当面之敌外，应以主力迅速向京沪线上挺进，控制铁路一段，力求首先立稳脚跟，调整态势，巩固阵地，巩固后方联络线，然后扩张战果，对敌人作有后方的、有秩序的进攻。如条件许可，则应派部队向西发展，截断京杭公路，如敌进攻，则求得在野战中逐步地予以歼灭，如力量不足，则继续巩固阵地，以待七、九兵团赶到时协同歼灭之。
“由谭震林同志指挥三野七、九两兵团，由裕溪口至姚沟段，及姚沟至棕阳镇（不含）段实行渡江，渡江成功后，除留足够兵力歼灭沿江当面之敌，并监视黄湖之外，主力应迅速东进，与八、十两兵团会合截断京沪杭公路，完成对京沪杭地区敌人之割裂包围，并协同八、十两兵团各个歼灭之。以上两路（4个兵团），归粟、张统一指挥。两路之具体作战部署，七、九两兵团之东进路线，均由三野首长另以详细命令规定之。
“二野由棕阳镇（含）至望江段实行渡江，渡江后除歼灭当面之敌外，应以一个兵团，以最快速度挺进至浙赣线衢州及其以西、以北地区，确实控制赣铁路一段及屯溪南北公路，断敌退路。二野主力则应迅速东进，接管三野留置部队的任务，担任歼灭芜湖地区之敌，并准备攻取南京。二野各兵团之具体作战布置由二野首长另以详细命令规定之。
“各部队渡江成功后，应派队接引左右邻兵团渡江，各部应与友邻部队切取联络，互通情报，密切配合，并积极主动地支援友邻作战。”
总前委会议结束的次日，即4月1日，邓小平、陈毅率新组成的精干指挥部离开蚌埠，移至合肥东南的瑶岗村。
粟裕作为总前委的成员，担负着参与领导和指挥渡江战役的重任。这次渡江，对于粟裕来说已经是第四次了。从前三次渡江的情况来看，似乎说明了这样一个道理：如果部队从江南向江北渡，往往是处于劣势，是为了保存势力；如果部队由江北往江南渡，则必定是处于主动，部队有一个大发展。
第一次渡江发生在1940年6月，那时，粟裕与陈毅一起，在苏南率领新四军正同日寇浴血奋战，国民党反动派却“煮豆燃萁”，掀起反共的高潮，想把新四军赶到敌后，好借日本人的手，消灭皖南、苏南的新四军。
当时，江南的新四军分为两支；一支由叶挺、项英率领的新四军军部，另一支由陈毅、粟裕率领的新四军江南指挥部。蒋介石对顾祝同说：“叶项在皖南，如瓮中之鳖，手到擒来，陈粟在苏南，如海滨之鱼，稍纵即逝。”
毛泽东看穿了蒋介石的“借刀杀人”之计，决定将计就计，要求新四军各部队迅速深入敌后，与人民群众相结合，一边抗日，一边不断发展壮大力量。
但是项英并没看出来蒋介石的阴谋，他不执行中央军委“皖南军部应速移苏南为宜”的指示。陈、粟眼见皖南部队无法集中，而江北的部队由于力量单薄，发展又不顺利，所以于6月15日急电中央，决心将苏南的部队移往苏北。
中央同意了陈、粟的意见。
陈、粟率江南指挥部和2个团的兵力立即向江边北移，没想到顾祝同、冷欣却不顾抗日大业，向新四军发起了突然袭击。好在陈、粟早有防备，率部奋起还击，歼灭了蒋军2个团，越过了公路、运河、铁路、长江等四道日寇封锁线，于7月8日渡过长江，同新四军挺进纵队和苏皖支队会合。
留在皖南的新四军，最后没有摆脱蒋军的攻击，在皖南的山区全军覆没。项英牺牲，叶挺被俘，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此渡江由南向北。
粟裕的第二次渡江，是在1944年12月底。当时，日寇面临盟军的强大反攻，准备放弃三岛，与英美决战于大陆，在中国进行长期战争。中央根据形势，估计对日战争可能延长，所以令粟裕首先率3个团渡江南进，继尔由谭震林、叶飞再率第二、第三批主力南下，对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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