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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雄师:三野档案-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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舆论界一扫数日前的毛泽东未复电允诺时的评论态度,充满了兴奋喜悦。
8月22日,当蒋介石的第二封邀请电(又称哿电)发出后,《大公报》发表社论说:“抗战胜利了,但在胜利的欢欣中,人人都在悬注延安的态度。国家必须统一,不统一则胜利不完全,而建国更困难,全国必须团结,不团结则有内乱的危险,更无从使国家走上民主建设的大路。这一星期来,人人为胜利欢欣,也人人为团结悬念。目前得见蒋主席致毛先生的寒电(第一封邀请电),大家为之兴奋,希望能由此启开政治解决之门。现在又读到蒋主席致毛先生的哿电,更感到一片祥和之气,真使人既感慨,又兴奋。”社论最后写道:“我们相信全国同胞的心情,都与蒋主席相同,殷切盼望毛先生不吝此一行,以定国家之大计。”
美国《纽约时报》8月17日发表一篇评论,它说:“蒋主席邀请中国共产党领袖赴渝共商国事,。。自中国共产党过去情形视之,此次或将拒绝主席之邀请,彼等并不愿参加合作”。此文被国民党中央通讯社译成中文,曾在国内好几家报纸上转载,用意很明显,即大造中国共产党人不要和平,不肯合作的舆论。
关于蒋介石和国民党当局这一意图,陶希圣说得最为明白透彻。他说:“谈判的办法是政学系想出来的,政学系想用软的一套办法把共产党吃掉,谈何容易!可是现在动大手术也不是时候,国内有厌战情绪,国际形势也不允许中国打内战,一打起来我们更被动,利用谈判拖一拖也好。共产党拒绝谈判,我们更有文章可做。”
然而,共产党没有拒绝谈判,毛泽东来到了重庆。蒋介石的假戏还非得演下去不可。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对国内和平能起决定作用的是国民党而不是共产党。但国民党假和平,真内战,演了一场假戏,这就使得重庆谈判,对中国的和平问题几乎没有起什么实际的作用。
毛泽东于1945年8月28日下午到达重庆九龙坡机场,于10月11日上午离开重庆回返延安,在重庆一共呆了43天。作为谈判的结果,是国共双方代表签订了《政府与中共代表团会谈纪要》。但这正像毛泽东指出的:“已经达成的协议,还只是纸上的东西。纸上的东西并不等于现实的东西。”后来事实证明,这纸上的东西基本是停留在纸上,没有变成现实的东西。
尽管如此,重庆谈判对中国革命胜利的作用仍然是十分巨大的。它挫败了蒋介石妄图把内战的罪名强加在共产党身上的政治阴谋。毛泽东、周恩来一行在重庆40多天,广泛接触各届人士,宣传我党要和平不要内战的主张,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也让许多原来因受反动宣传的影响不了解共产党,或是对共产党抱有很深偏见的人,通过对共产党领袖及其言行耳听目睹,开始觉悟,开始对共产党有了正确的认识,开始向共产党方面靠拢。这都对以后彻底打败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产生了巨大的作用。
一、初战苏中
陈毅和饶漱石不和,谁是谁非,毛泽东心中有数。异想天开,蒋介石制订“灭共”进度表。党的利益高于一切,粟裕让贤当副职。夜深人静,粟裕致电中央,建议让华中主力暂留苏中。华东地区战史,没有粟裕便不能成章。旗开得胜,泰兴之战歼敌3000。如南之战再告捷,创解放战争以来歼敌的最高纪录。敌情突变,粟裕没有按自己的兴趣行事。七战七捷,解放军战史上的光辉一页。
战争造就将帅,将帅是军队的灵魂。后来成为共和国十大元帅之一的陈毅和十大将之一的粟裕,就是在人民革命战争中锻炼成长起来的人民军队中的杰出将帅人物。
在前面我们说到,抗日战争一结束,党中央冒险用一架美国小型飞机,把20多名高级将领,从延安运往内地。其中就有陈毅。他是奉中央之命,赴华中地区领导工作的。
在延安时,中共中央对于陈毅的工作,曾作了慎重的研究。因为当时收复和占领东北地区,是全党一项十分迫切和重要的任务。到东北主持军事工作,中央当时认为林彪和陈毅都是合适人选。最后中央考虑,在此之前,陈毅曾是新四军军长,有在江南和华中工作的经验,乃决定让陈毅到华中去主持军事工作,让林彪去了东北。
起初,陈毅对到华中进行工作是有顾虑的。他坦诚地对中央说:回华中去恐怕没有事做,不起作用。毛泽东说,怎么不起作用?只要你坐在那里就起作用。于是陈毅答应下来,并请中央放心,尽力调整好和饶漱石的矛盾,做好党的事业。
陈毅飞离延安的第二天,中共中央给华中分局发了个电报,说:“陈毅同志昨日飞抵太行,转赴华中。陈毅态度很好,一切问题均谈通。分工:饶为书记及政委,陈为军长及副书记,其余不变。”
陈毅和饶漱石有矛盾,中央是知道的。1942年3月,“皖南事变”后任新四军政委的刘少奇奉命调回延安,中央派较为年轻的饶漱石接替了政委之职。习惯搞点动作的饶漱石,到任不久,便以一些历史问题为借口对陈毅进行排挤,以致使新四军军长和政委之间搞得很不团结,并被反映到中央那里。1943年10月底,饶漱石给毛泽东发报,造谣诬告陈毅。同时暗中拉拢其他一些人也给中央发了一份电报,以求把陈毅挤出新四军。
然而,毛泽东是了解陈毅的。陈毅既有长期的革命斗争经历,又有卓越的领导才干,毛泽东对陈毅是信任的,并没有因饶漱石的小报告而对陈毅的使用产生影响。所以,抗战胜利后,毛泽东力主陈毅回华中主持军事工作。
飞机把陈毅等人送到了晋东南黎城县长凝机场后,便飞返延安了。陈毅要从太行赴华中,还有数千里路程,恰好一起从延安飞来的冀鲁豫军区司令员杨得志也要回军区,便由他组织护送。
9月下旬,到达濮阳。9月19日,中共中央根据国民党的整个军事部署,提出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决定从山东调几万兵力,迅速开赴东北,新四军江南主力北撤,一部进入山东。
9月26日,陈毅收到中央9月23日的电报,要他不要去华中,“取捷径直到山东”接替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委罗荣桓的工作,因为罗荣桓要率兵去东北。因此,陈毅赴山东临沂,接替了罗荣桓的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委的职务。
抗战胜利前夕,粟裕正在浙西地区开辟敌后根据地。
8月9日,毛泽东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抗日战争进入战略反攻阶段。苏浙军区遵照朱德总司令的命令,对该地区侵华日军发出最后通牒,并先后解放了长兴、溧阳、金坛、溧水、安吉、郎溪、广德、高淳等县城。至9月中旬,苏浙解放区北起京(宁)——沪铁路,南至安吉、孝丰,东起太湖,西至宣(城)芜(湖)公路的广大地区联成一片。
9月20日,党中央指示华中局:“浙东、苏南,皖南部队北撤,越快越好”,为此,苏浙军区于9月下旬至10月上旬开始有计划地渡江北上。
正在这时,粟裕接到了中共中央和新四军军部任命他和张鼎丞为华中军区正副司令员的电报。他一面要业务部门暂缓下发委任命令,一面电请中央:
“阅悉中央以职及张鼎丞同志分任正副司令之指示,不胜惶恐。以职之能力,实不能负其重任。鼎丞同志不论在才德资各方面,均远较职为高超。抗战以前,均为长辈;抗战初期,则为职之上级;近数年来,又复在中央直接领导下,成绩卓著;且对执行与掌握党的政策,均远非职所能及。为此,曾再三请求华中局,以鼎丞同志为司令,职副之,未蒙允许。为慎重并更有利工作起见,特再请求中央以鼎丞为司令,职当尽力协助,以完成中央给予之光荣任务。”
10月29日,即粟裕的电报到达中央的第二天,中央进一步研究了粟裕的意见,给华中局并新四军军部发了回电。电中说,中央认为粟裕的意见“是有理由的”,“同意以张鼎丞为华中军区司令,粟裕为副司令并兼华中野战军司令”。
粟裕以大局为重,党的利益高于一切,不计个人得失的生动事迹,在华中广泛流传,成为佳话。
新成立的华中军区的领导成员,除正副司令员张鼎丞、粟裕之外,还有政治委员邓子恢,副司令员张爱萍,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谭震林,政治部副主任钟期光。军区下辖苏中、淮南两个军区及4个军分区,全部兵力约13。5万余人。
10月10日,华中野战军正式组成。粟裕任司令员,谭震林任政治委员,刘先胜任参谋长。野战军下辖第六纵队,司令员王必成,政治委员江渭清;第七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吉洛;第八纵队,司令员陶勇;第九纵队,司令员张震。全部兵力约4。7万余人。华中野战军在建制上属华中军区,在战略行动上受陈毅指挥。
罗荣桓离开山东后,陈毅率领接替山东军区的部队,主要有新四军军部及第七师,第二师第四、五旅,第四师第九旅,苏浙军区第二、第四纵队及苏中军区教导第一旅等部。
1946年1月7日,遵照党中央的指示,新四军军部兼山东军区领导机关,新四军军长陈毅兼山东军区司令员,政治委员饶漱石兼山东军区政治委员,副军长张云逸兼山东军区副司令员,黎玉任新四军副政治委员兼山东军区副政治委员,陈士榘任新四军参谋长兼山东军区参谋长,舒同任新四军政治部主任兼山东军区政治部主任。山东军区辖滨海、鲁中、鲁南、胶东、渤海等5个二级军区,全部兵力约20万人。
同时,组成山东野战军,陈毅任司令员,黎玉任政治委员,宋时轮任参谋长,唐亮任政治部主任。野战军下辖第一纵队(含第一、第二、第三旅),司令员叶飞,政治委员赖传珠;第二纵队(含第四、第五、第六旅),司令员罗炳辉,政治委员赵启民;第七师(含第十九、第二十、第二十一旅),师长谭希林,政治委员曾希圣;第八师(含3个团),师长何以祥,政治委员丁秋生。总兵力约7。4万余人。
山东、华中野战军在统一编制的同时,遵照中央军委的指示,向日伪军进行了大反攻,并坚决回击国民党正规军的进犯。经过5个多月的作战,歼敌近4万人,解放县城及重要市镇约90处,巩固和发展了华中与山东解放区。
从1946年3月起,山东和华中野战军进行了“百日大练兵”运动。此后,进一步调整了部队的战斗序列。
5月间,中央军委任命罗炳辉为新四军第二副军长兼山东军区第二副司令员,韦国清为第二纵队司令员。同时,华中野战军第三纵队改为第一师,粟裕兼师长和政治委员;第六纵队改为第六师,谭震林兼师长和政治委员;第七、第九纵队番号不变;华中第五军分区基干武装及向我投诚的赵云祥部改编为第十纵队,谢祥军任司令员,刘培善任政治委员。
6月2日,华中分局和华中军区决定:以第七纵队兼苏中军区,第九纵队兼淮北军区,第十纵队兼苏北军区。
7月,东江纵队等部和中原军区第十三旅,先后到达胶东和苏皖解放区,分别编入山东和华中我军。至此,山东与华中野战军兵力有13万人,军区部队26。6万余人。
1946年6月26日,蒋介石在完成了各项战争准备之后,彻底撕下和平面具,命令国民党军队约25个师的兵力,向我中原部队发起进攻,全国大规模内战就此展开。
蒋介石自恃国民党在军事力量和经济力量上的暂时优势,曾设计了一个被后人耻笑的“一年消灭共产党”的进度表:
6月底48小时内消灭中原李先念部;7月中两个星期夷平苏北解放区;8月份3个星期打通津浦路和胶济路;9月份消灭冀热辽和冀鲁豫解放区;华东解放区包括苏中、苏北、淮南、淮北和山东全省,南临长江,北近平津,战略地位非常重要。华中野战军和山东野战军组成强大的重兵集团,直接威胁着国民党的心脏地区——南京和上海。内战一开始,蒋介石就把进攻的矛头直接指向华东地区。于是,上百万美式装备的精锐国军,犹如滚滚恶浪,一波又一波地扑向华东解放区。
蒋介石对华东地区的如意算盘,是实行由南向北的逐步压缩,先将解放军华中主力赶过陇海路北,再会同胶济线南下的国民党军将其聚歼于鲁中地区,以解除其宁沪杭中心地带的“心腹之患”。
战云滚滚,敌大军压境。中共中央军委6月22日来电指示作战方针:“山东以徐州为主要作战方向,主要着重调动徐州之敌于野战之中歼灭之。”这一计划的核心,是着重向南,首先给予向华中解放区进攻的敌人以有力的打击。然后会合山东主力由淮河南、北进击津浦线,配合晋冀鲁豫野战军造成对徐州的合围形势,以调动敌方,在运动中将敌歼灭。这样,就可以甩开向北的蒋军而插到国民党区域取得人力物力,取得战局上的主动。陈毅次日即复电中央,完全同意这一南下作战方针,并对山东野战军作了部署。
这是关系到未来华中地区整个战局的筹划。粟裕接到中央军委的指示后,根据他对华东地区国共两党军队态势的了解,内心非常矛盾。夜阑人静,蛙声阵阵,但粟裕难以入睡。在接到中央电报的当日晚,即给中央和新四军军部起草电文,力陈利弊,建议华中主力暂留苏中作战。他在电报中陈述外线、内线作战的利弊,他分析道:
第一,在苏中地区,环境比较安定,部队转入战争状态需有一个过程。战争初期,我华中野战军主力,如在淮南作战,不仅粮草需保障供给,就连支前民工也需要苏中补给。主力部队开到,加上民工、干部,每天至少需要粮食10万斤,两三个月所需的粮食,则可达千万斤,其它军需供应的任务也相当繁重,这将会给我军在苏中地区的作战带来很大困难。
第二,苏中当前有敌军9个旅,如我华中主力西迁,留守部队难以担当牵制任务,该区有被敌迅速占领之极大可能。苏中地区地富人稀,人口900万,占华中总人口的五分之二,粮食亦占华中总产量的五分之二,沿江商业繁荣,税收占华中的一半,这些都是支援战争的巨大力量,一旦沦入敌手,就会为敌所用。而且苏中地近京沪,如不战而弃,政治影响也不利。
第三,淮南有敌军第五军,整编第七十四师一个旅也在淮南。另两个旅在南京,一打起来势必北渡淮南。这两支部队均属蒋军五大主力,加上淮南其他敌军,兵力较强。相对说来,苏中之敌较弱。
对上级的指示有不同的意见,如骨鲠在喉,不吐不快。这是一个指挥实际作战的将领,对党的事业高度负责的表现。但给中央的电报发走以后,粟裕的心中仍是难以平静。他想,自己的建议会不会影响中央的决策?自己的考虑会不会是局部性地看问题?总之,他担心自己的想法会不会对革命事业产生不利的影响。
电报到达延安以后,毛泽东与中央军委非常重视粟裕的分析,经研究决定,改变了原来的战略部署。并向粟裕复电。
翌日,粟裕接到中央军委复示:“部队继续隐蔽于待机位置,听候安排。”接到中央军委的电报之后,粟裕的心情才平静下来。然后,他和军区其他几位领导人反复磋商,即以张鼎丞、邓子恢、粟裕、谭震林4人的名义联名上报中央并陈毅:建议第一、第六师先在苏中打几仗,到第二阶段再西进淮南。
7月初,中央从各方侦悉:胶济、徐州、豫北、豫东、苏北的国民党军队可能同时向我苏豫皖根据地发起进攻。中央军委对原定作战计划作了重要调整,指示张、邓、粟、谭:“先在内线打几个胜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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