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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衣卫秘事-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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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的形势,也的确是个切实可行的措施。朱允炆也召来卓敬商讨了老半天,结果觉得燕王什么过错都没有就减少他的封地不太好,还是没有实行。

第三派则主张亲睦政策,反对削藩。朝廷和诸王间已成剑拔弩张之势,御史郁新却上书说:“诸王都是太祖的儿子,孝康皇帝——朱允炆即位后追封父亲朱标为孝康皇帝的兄弟,陛下您的叔叔。二帝在天有灵,看到陛下您贵为天子,而自己的儿子和兄弟却遭杀戮,他们心里能够平安吗?削藩的建议都是些竖儒的愚见,臣劝陛下不要听他们的,不然不出十年,只怕悔之晚矣。”他的言辞很是激烈,认为对诸王的削藩到此为止就行,已经削的不管,还没削的不但不能再削,而且更要礼遇,否则的话,就是在逼他们造反。

持第三种看法的大臣还有不少,在建文元年六月的时候,这种看法可以说是对时局的发展有最为清醒的认识了。朱允炆理性上不能认同这种看法,对上书的大臣却没有任何处罚。至于他感性上是否伤怀就不得而知了——不用再等十年,仅仅一个月后,建文元年七月,燕王朱棣以“清君侧”的名义举兵,靖难之役拉开了帷幕。




清君侧(1)




要说朱棣从来没有觊觎皇位的心思,只是在建文元年被侄子皇帝逼反,那是睁眼说瞎话,谁都不信。

明朝建立的那一年,朱棣已经九岁,也算是经历过战乱之苦,并且感受到自己的父亲奋斗的艰辛。皇位对他而言,是强者最终取得胜利的证明,但朱标是父亲的长子,不需要其他的理由,自然就成了皇位继承人。这一点在年龄尚小的朱棣眼里看着很不舒服。他不是不愿意服从大哥朱标,但从小听人讲述朱元璋如何从一个小和尚奋斗到皇帝的故事,使他深深觉得,为王称帝,需要有能者居之。这种略带偏执的性格在他此后的人生中还可以找到很多痕迹,甚至影响到了他晚年时的皇位继承问题。

其实,在二十多个儿子中,可以说,除了长子朱标外,朱元璋最喜欢的就是朱棣。洪武三年,大封功臣的同时也大封亲王,朱棣被封为燕王,封地在今天的北京地区,曾是元朝的大都,是明朝最重要的边备地区,将这个地区交给朱棣,可见朱元璋对他抱有厚望。

洪武九年,朱棣十七岁,朱元璋为他向徐达求亲,洪武十年,朱棣和徐达的长女成婚。虽然朱元璋的儿子大多和功臣家联姻,但功臣也有亲疏远近,徐达和朱元璋的关系最亲密,让朱棣娶徐达的女儿,也可以从侧面看出朱元璋对朱棣的喜爱。

洪武十三年,二十一岁的朱棣以燕王的身份来到北京,正式开始了他藩王的生活。前几年,二哥秦王去西安,三哥晋王去太原,都大兴土木建造新的王宫。只有他没有建造新宫殿,而是住进了元朝的旧宫。本来王宫的建造规格应该比天子低一等,而北京的旧宫殿曾是元朝皇帝的皇宫,不但规制上和天子所居一样,而且元朝旧宫为倾蒙元国力所造,虽经战乱,其富丽豪华也不亚于南京。朱元璋知道别的儿子肯定心理不平衡,还特地给他们写信:你们不要和燕王攀比,你们住新居,燕王住老房子,盖新房子花的钱比装修老房子多多了,云云。一片爱子之情跃然纸上。

住在前朝皇帝住过的宫殿里,年轻的燕王不可能没动过心。

要说朱棣仗着父亲的宠爱从此存了个造反夺位的心,也不对,他的野心是在朱标去世后才膨胀起来的。

从洪武十三年就国到洪武二十五年朱标去世,这十几年里,朱棣由一个没有任何政战经验的青年成长为智勇双全、独当一面的藩王。他的兄弟们大多仗着自己的亲王身份,在领地里作威作福,横行不法,只有他从不耽于享乐,一边料理藩府事务,一边体察民情,在政务上积累经验。同时,在军事上他也展现了才华——洪武二十三年,朱元璋命晋王和燕王挂衔主帅,分两路征讨北元余孽,朱棣在大雪天出奇兵,又使人劝降了蒙元的大将,立下大功。相反,晋王却表现得很差,他带领大军如无头苍蝇般在边境上转了好长时间,直到燕王兵不血刃就大获全胜的消息传到,他还没有见到敌人的踪影。两相比较之下,朱棣在朱元璋心里的地位更高了。此后北方还有好几次较大的战役都是燕王朱棣牵头挂帅,在征战中,朱棣不但积累了不少军功,同时也和军方搞好了关系,为他日后夺位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而此时的朱棣还没有想那么远,洪武二十三年,除了首次挂帅出征的激动外,还有一件事刺激了他:八弟潭王朱梓的老丈人卷进了胡惟庸案,朱元璋让朱梓到南京辩解,朱梓恐惧之下,竟然自杀了。做儿子的害怕父亲到这个地步,只能说明此时的朱元璋杀人杀红了眼,以至于至亲骨肉都不敢保证在他的手里能有生路。朱棣平时和朱梓的关系并不亲,但毕竟是自家兄弟,想到老父那严酷的统治手段,心里难免不会有些恐惧,于是更加谨慎小心地讨好父皇,老实地做他的藩王。

到了洪武二十五年,皇太子朱标病逝,随之而来的继承人问题让朱棣曾对父亲有过期待。朱元璋的发妻马皇后一生没有生育,但朱元璋把年纪最大的五个儿子过继给马皇后,太子朱标和秦、晋、燕、周四王都算嫡子。朱元璋对他们也另眼相看,其他儿子犯了法他都狠狠惩罚,八子潭王朱梓甚至惊恐自杀,而秦王、晋王屡次忤逆不法,他也只是把他们叫到南京骂一顿了事。




清君侧(2)




按照嫡长子继承制,朱标死后,应该由他的嫡长子继承,但太子正妃——常遇春的女儿——所生的嫡长孙朱雄英早早夭折,年纪最大的孩子是侧妃吕氏所生的朱允炆。在这种情况下,立儿子辈的嫡子和孙子辈的长子,对于朱元璋来说都是一样的。

朱元璋也曾经想过立朱棣为储的事情,朱标死后不久,他召集亲近大臣,对他们说:“太子去世,皇孙弱不更事,我想立燕王为太子。”翰林学士刘三吾劝阻说:“立燕王,则将秦王、晋王置于何地?”不是不能立儿子辈,但朱棣在兄弟中排行第四,大哥朱标虽然不在了,老二老三还在,和平时期越过哥哥立弟弟为储,于情于礼都说不通。朱元璋被说动了,最终仍然立了孙子辈的朱允炆为皇太孙。朱棣在北京知道了侄子成为皇太孙的消息,黯然之时也只能怨自己为什么不早出生几年。

然而世事出人意料,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二哥秦王病死,洪武三十一年三月,三哥晋王也死了,他这个老四一下子成了众兄弟中的老大。即使按照最苛刻的宗法要求,他也有资格继承皇位了。遗憾的是朱元璋此时已是风中残烛,没有精力再折腾继承人的问题了。在晋王死后三个月,朱元璋也离开了人世,朱棣终究没有通过合法手段取得皇位的继承权。

野心的火苗一旦被点燃就再难熄灭,已经到了离皇位只有一步之遥地方,朱棣无论如何不要再放弃了。

从洪武三十一年闰五月朱允炆即位,到建文元年七月朱棣起兵,虽然只有短短一年的时间,但想想洪武二十六年罗织蓝玉谋反案,锦衣卫只用了不到半年的时间,这次朱允炆处心积虑竟然没有抓住一点四叔的把柄,实在不能说是正常现象。

朱允炆做了皇帝之后,一门心思想着如何削藩,黄子澄、齐泰他们都希望能够抓住诸王的错处,好让朝廷光明正大地下旨惩治,顺便也就执行了削藩的计划。如何找到叔叔们的错处呢?朱允炆想到了被祖父闲置的锦衣卫。

朱元璋晚年宣布收回锦衣卫的司法权限,但并没有废除这个机构。朱允炆登基之后,朝中形势复杂,诸王在朝中各有亲厚大臣,让年青的皇帝觉得除了几个老师之外大臣们都不可信。而寻找诸王的错处,属于先定罪再找证据,三法司对此显然没有锦衣卫精通。

因此,朱允炆重新启用了锦衣卫,锦衣卫狱里已经落满灰尘的刑具重又派上了用场。这一次,要对付的不是开国功臣,而是金枝玉叶的公子王孙。

锦衣卫出马,果然不负所托,很快找到了周王、湘王、齐王、代王和岷王的所谓谋反证据,让朱允炆顺利地制裁了几个叔叔。然而奇怪的是,所有人都知道的觊觎皇位的燕王,却一直没有任何动静。是朱棣根本就没想造反所以没有动静呢?还是保密工作做得太好而没有露出破绽呢?

朱允炆坚信是后一点,或者说他和他周围的所有人都认为必须是后一点,不然他们行事的一切都成里空中楼阁。

于是,从南京到北京,官吏来往不绝,军队调动频繁,朱棣和侄子之间的小动作越来越多。

洪武三十一年十一月,朱允炆任命张昺、谢贵分别掌管北平布政司和都指挥使司两个重要机构,他们两人的最重要的任务就是监视燕王的一举一动。

建文元年正月,燕王府长史葛诚奉朱棣之命到南京奏事,朱允炆单独接见他,两人密谈了许久才放他回北京——朱棣派葛诚进京是为了刺探朝廷的态度,结果葛诚倒戈,反过来帮朱允炆——他回奏燕王说朝廷对您还是很信任的,只要您入京面圣,朝廷就相信您没有反心。潜台词就是如果您不去南京,那就是有反心,这激将之法其实没错——不进京就是有反心,朝廷可以光明正大地制裁,进京就有可能被软禁,还是一事无成。

进京,还是不进京?这是一个问题。和哈姆雷特不同的是,哈姆雷特自问自答,最后选择了自我毁灭。而朱棣身边却有一个很好的倾听者——姚广孝。




清君侧(3)




这一年,姚广孝已经六十一岁,在朱棣的身边已经有十多年了。他本姓姚,十四岁那年出家为僧,法号道衍,广孝是朱棣登基后他被迫还俗时起的名字。明末元初,道衍和尚四海为家,曾经拜道士为师学习《易经》,与明初大儒宋濂、高启等诗歌唱酬,实在不是个安分的出家人形象。

洪武十五年马皇后去世,朱元璋以为马皇后祈求冥福为由,为诸王选派高僧随侍。道衍和尚就是在这次选派中来到朱棣身边的。

朱元璋早年为了谋生曾在皇觉寺当过和尚,这段历史尽人皆知,他自己也不以为耻。大明朝建立以后,他一边抑制宗教势力干涉朝廷事务,一边却又将许多重要事情交给和尚去做——他一手创建的检校中就有不少和尚,和尚云游各方,熟悉民间情况,担任检校工作是非常适合的——甭管是真和尚还是假和尚。

让诸王选派高僧随侍,明是为马皇后求冥福,实际上却是安插在儿子们身边的眼线。道衍在历史上被人誉为永乐时期的政治家和军事家,这样的人物在明朝建国过程中竟然无所作为,直到来到朱棣身边才大放异彩,实在叫人费解,若是朱元璋的检校之一,倒可以合理地解释道衍早年间的无所作为。

道衍四海游历时,曾在嵩山遇到当时的相面大师袁珙,袁珙一见到道衍就大为惊讶:“怎么有相貌如此奇特的和尚?你这双三角眼生得太诡异了,相貌像生病的老虎,骨子里透出一股杀气。将来定然是刘秉忠一流的人物。”刘秉忠是忽必烈建立元朝的重要谋臣,入仕前也曾出过家。如果真是清心寡欲的佛门弟子,恐怕不会是道衍的反应吧——史书上说道衍听了这番话大喜过望,从此和袁珙结为好友。

正史上说朱棣自己挑选了道衍,他和道衍一番密谈后大为倾心,向父亲求来了道衍和尚。野史上说道衍和尚看出朱棣有帝王之相,要给他这个王爷送顶白帽子——“王”上加“白”是为“皇”——因此主动投靠。反正不管怎么样,朱棣争皇位的野心和道衍做能臣的野心碰撞在一起,诞生了这对政治上的黄金组合。洪武十五年,道衍来到北京,名义上担任庆寿寺的住持,为马皇后祈求冥福,实际上却是朱棣的心腹谋士。

自从皇太子朱标死后,道衍一直劝朱棣暗中做好准备。朱允炆即位后,道衍更成为推动朱棣起兵的重要推动者。洪武三十一年的冬天,北京格外寒冷,朱棣在王府随口吟出一句:“天寒地冻,水无一点不成冰。”道衍立刻接道:“世乱民贫,王不出头谁做主。”道衍眼里,朱允炆仓促削藩,天下大乱是迟早的事,他希望朱棣能当一回救世主,为民行道。朱棣心中开始松动,但仍有所顾虑。

道衍再接再厉,又对朱棣说:“殿下与其在府里心神不宁,坐卧不安,倒不如到外面喝酒散心。”朱棣就和九个侍卫打扮成相同装束,到王府外的酒馆里喝酒。正喝得高兴,袁珙突然出现,快步跪倒在朱棣的面前,顿声说道:“殿下怎么这般不爱惜自己呀?!”

朱棣大为惊异,没想到这个老人竟然能在十个同样打扮的人中认出自己的王爷身份。他将袁珙带回王府,请袁珙再仔细给自己相面,袁珙说:“殿下您有天子之相,今后定能成为太平天子,天下黎民百姓都会享受你的福气。”朱棣听了不但不怪罪袁珙,反而坚定了争位的决心和信念。

其实,这次戏剧性的相面是道衍一手安排的。朱棣固然雄才大略,但起兵争位这种事情,放到哪朝哪代都是大逆不道,别说不一定能成功,就是成功了也会有无数人唾骂。因此,“天意”成了朱棣的一根心理支柱,在道衍的安排下,占卜求签都是上签,连风吹落瓦也成了天意要燕王做皇帝换屋顶的祥瑞之兆。这种事情多了,本来心里就有鬼的朱棣也就越来越坚定了起兵的信念。

道衍可以说是历史上最为成功的行动策划了,没有他,朱棣未必敢举事。

拉回来说建文元年正月的进京难题,道衍支持朱棣进京,他认为朱允炆在黄子澄、齐泰、方孝孺的包围下,削藩是不可能停止的。如果不进京,立刻就会被拿住话柄,重蹈周王的覆辙。进京的话,以朱允炆惯常的性格,他必定会暂时安心,即使有人告发也不会当场发作,正好给朱棣争取时间。




清君侧(4)




事情的发展正如道衍所料。

朱允炆和削藩众臣本以为朱棣必然不敢深入虎穴,没想到建文元年二月初,朱棣不但出现在南京皇宫,还给了侄子皇帝一个下马威——在大殿之上不行君臣之礼。御史曾凤韶立刻弹劾燕王对皇帝“大不敬”,朱允炆看到四叔来了果然动摇起来,他对曾凤韶说:“四叔是朕的至亲,若不是在大殿,朕还得向他行家人礼呢。”不行礼的事情就这么不了了之,反而朱棣在南京期间,朱允炆对他优礼有加。

二月下旬,朱棣准备北返,朱允炆以护卫为名,亲自为四叔点了锦衣卫校尉潘安等人随燕王北返。

锦衣卫的名字,对于朱棣来说并不陌生,这次朱允炆派遣锦衣校尉随侍,朱棣只是冷笑而已——潘安本就是燕王安插在锦衣卫的人,这次竟然又被派回自己身边,正和燕王府长史葛诚的情况相反。

从二月到六月,湘王、齐王、代王和岷王陆续或死或囚,朱允炆步步紧逼,朱棣却还没有做好准备。六月岷王被囚的消息传到北京的时候,他终于有些承受不住——锦衣校尉报给朱允炆的消息是燕王疯了。

举朝上下都不相信英武有如太祖的燕王精神会这么脆弱,但派到北京的锦衣校尉潘安向朱允炆密奏,燕王大热天还抱着火炉喊冷,不时跑到大街上语无伦次,有时甚至躺在肮脏的地面上呼呼大睡,种种迹象表明燕王确实疯了。

朱允炆得到锦衣卫的报告后很是伤心,他本心很软弱,虽然削藩是国家长治久安之事,但毕竟是自己的亲叔叔,除了湘王自焚外,其他几个被废的亲王都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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