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野史-第102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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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使觐见清高宗行叩头礼　

乾隆五十七年，英国遣正使伯爵马戛尔尼（Macarney）、副使斯当东（staunton）等入中国，要求通商条件。翌年，自天津赴京师之际，中国官吏循例予以旗章，题曰英国贡船，强使立之。及至京师，则政府又循例强使于觐见时行叩头之礼。　

马戛尔尼等深虑以此等小节，损中国政府之感情，妨其推广商利之目的，不敢抗议。遂以是年八月十日觐高宗于万树园幄次，旋以要求诸款，向政府提议。是时朝廷固确认英吉利为海外朝贡国之一，此次使节，直为叩祝万寿而来，得瞻天威，已属蛮服陪臣之大幸。特以荒远不识天朝礼制，妄行乞请，无足深责。　

以故一方则赐使臣筵宴，优加赏赉，以尽怀柔之意。一方则敕谕英国王，盛称天朝威德，于英政府所要求者，驳斥无遗，付诸使臣而遣之。于是马戛尔尼等此行之结果，自赉还文绮珍玩等赏赉品致诸国王以外，其余绝无所得。惟其随行员等，以途中所见中国内地实情，笔之于书，归而布诸全国，则实为英人莫大之利益云。陈康祺《郎潜记闻》云“乾隆登丑西洋英咭唎国使，当引对自陈，不习拜跪，强之止屈一膝。及至殿上，不觉双跪俯伏。故管侍御韫山堂诗，有‘一到殿廷齐膝地，天威能使万心降’之句。”康祺忆穆宗亲政后，泰西各国使臣，咸请觐见，先自言用西礼折腰者三，不习中国拜跪。通商衙门诸大臣曲意从之，惜无举前事以相诘责者，即此已见当时吾国朝臣之外交观念矣。


英人代缅甸入贡　

乾隆缅甸之役，清师累失利，督师诸臣，惧高宗严谴，乃敷衍了结，与缅甸定十年一贡之约。及英人灭缅甸，清廷贻书诘之。英人谓吾国绝不干与缅甸内政外交，不得谓之属国。政府乃以十年一贡之例答之，英人谓此等小节，不妨仍旧。于是仍令缅甸入贡，而订缅甸条约如左大清国大皇帝，大英国大君主，五印度大后帝，因欲固存两国友睦，历久不渝，并广开振兴彼此人民通商交涉事宜，兹由大清国特派管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多罗庆郡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工部左侍郎孙，大英国特派赏佩二等迈吉利宝星前署驻华大臣今美京头等参赞大臣欧，将所议条款，并列于左一、因缅甸每届十年，向有派员呈进方物成例，英国允由缅甸最大之大臣，每届十年，派员循例举行。其所派之人，应选缅甸国人。一、中国允英国在缅甸现时所秉政权，均听其便。一、中缅边界，应由中英两国派员会同勘定。其边界通商事宜，亦应另立专章，彼此保护振兴。一、烟台条约另议专条派员入藏一事，现因中国察看情形，诸多窒碍，英国允即停止。至英国欲在藏印边界议办通商，应由中国体察情形，设法劝导，振兴商务。如果可行，再行妥议章程。倘多窒碍难行，英国亦不催问。一、本约立定，由两国特派大臣，在中国京城，将约文汉、英各三份，先行画押，盖用印章，恭候两国御笔批准，在于英国京城，速行互换，以昭信守。光绪十三年二月初八日，奉旨依议钦此。　

观此条具见英国外交手段之狡猾，以实利归己，以虚名归中国，并可见吾国当外交者之自欺，处处受人愚弄也。廓尔喀始终入贡　

《清代野记》云京师旧有会同四译馆，在正阳门内东城根玉河桥，沿明旧地也。屋共三百余间，专备外国贡使驻足之地，凡朝鲜、琉球、越南、缅甸、暹罗、廓尔喀诸国，来者皆驻焉。以余所知而言，暹罗咸丰间尚入贡，嗣因粤寇作乱，海道不通，遂绝。琉球则于光绪六年灭于日本。越南亦于六七年间为法人蹂躏，直逼其都，国主遣使臣入中国求援，居天津半年余。时李文忠为直隶总督，以其私订条约，未曾请示天朝，不便保护，拒之。二使臣痛哭而归。其实文忠不敢与法人开衅也。琉球尚世子亦在天津，每晨必长跪文忠辕门外，候文忠舆出，则作秦庭之哭，文忠每遣武弁慰谕之。如是数月之久，亦痛哭而归。缅甸之役，在乾隆朝本系敷衍了事，并未扫穴犁庭执讯馘丑也。大兵仅达木邦而止，即以木邦土酉为王，与之订十年一贡之例。至光绪八九年间，英人占据缅甸后，大为整顿，至十三年，遂与我驻英公使订缅甸条约矣。朝鲜则岁有例贡，海道距山东一苇可航。然不准由海行，必须遵陆，渡鸭绿江，出奉天，过榆关，而至京师。迂道千余里之遥，不以为苦。彼国商人，恒借岁贡以获大利。盖以货物杂贡品中，出入两国之境，皆免税也。以高丽参为大宗，布次之，纸发海味又次之。　

每十月来，次年七月归，以为常。及为日本所灭，而贡亦绝。　

于是四译馆鞠为茂草矣。惟廓尔喀与前清相终始，至光绪季年，犹见邸抄中有入贡之事，彼国亦十年一贡也。


中俄密约之真相　

中俄密约者，瓜分中国之先锋也，而其机实自中东之役启之。当军书旁午，风声鹤唳之时，当局者旁皇无所措，辄欲借他国之力以泄一时之忿。两江总督张之洞，电奏争和议曰若以赂倭者转而赂俄，所失不及其半，即可转败为胜。惟有恳请饬总署及出使大臣，急与俄国商订密约，如肯助我攻倭，胁倭尽废全约，即酌量画分新疆之地，或南路回疆数城，或北路数城以酬之，许以推广商务云云。是中俄密约最初发议之人也。　

当时盈廷诸臣倚俄之心甚热。而西后尤为主持，虽此策未实行，然王之春使俄时，已有所商订，而俄人亦居为奇货，将借此市恩，而求大欲于中国。俄使喀希尼频露意于当道，以结其欢心，遂有胁日本还我辽东之事。　

乙未二月，李鸿章以全权大臣议和日本，于事前先有所商于各国公使。俄使喀希尼曰吾俄能以大力反拒日本，保全清国之疆土，清国则当以军防上及铁路交通上之利便以为报酬。　

李鸿章与喀希尼私相约束，既成于此时矣。既而马关条约既发布，而俄人有联合德法迫还辽东之事。喀希尼即将举前者与李鸿章私约提作正文，以要求于总署。适值和议成后，德宗大怒，李鸿章罢职入阁闲居，于是俄使暂缓其请，以待时机。　

喀希尼知中国实权在于西后，而李鸿章为帝所嫉、为后所庇也，乃密贿通内监以游说西后。且与李鸿章约，设法复其权力，而借其力以达俄国之希望。于是时机适到，有丙申春间俄皇加冕之事，各国皆派头等公使往贺，中国亦循例派遣。以王之春尝充唁使，故贺使即便派之。喀希尼乃抗言曰“皇帝加冕，俄国最重之礼也，故参列其间必一国之名士，闻于列国之人物乃可，王之春人微言轻，不足当此责。可胜任者，独李中堂耳。于是有改派之事。喀希尼复一面贿通西后，甘诱威迫，谓还辽之义举，必须报酬，请假李鸿章以全权议论此事。而李鸿章请训时，西后召见至半日之久，一切联俄密谋，遂以大定。　

李鸿章抵圣彼得堡，遂与俄政府开议喀希尼所拟草约底稿。　

及加冕之期已近，往俄旧都莫斯科，遂将议定书画押。当其开议也，俄人避外国之注目，乃假托筹借国债之名，不与外务大臣开议，而使户部大臣当其冲。遂于煌煌钜典万宾齐集之时，行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之计。而此关系地球全局绝大之事。遂不数日而取决于樽俎之间矣。时丙申四月也。　

其年七月，李鸿章尚游历欧洲，其议定画押之草约达于北京，喀希尼直持之以交涉于总署。全署皆为之惊愕，德宗观而大怒曰“是举祖宗发祥之地，一举而卖与俄人也。坚持不肯画押。喀希尼乃复通西后，加甜诱之言与恐吓之语。西后乃严责皇上，直命交军机处开议，不经由总理衙门。　

至八月间，喀希尼迫逼中朝，其势益急。故为束装就道、驺驹在门之状，雇运搬行李车数辆，置于俄使馆门前以示意。　

乃告总署云若此约不批准，则即日下旗回国。回太后为所惑，日日敦迫皇上，命即画押。皇上之实权本在西后之手，安能批其逆鳞哉。于是以西历九月三十日批准此密约。俄使喀希尼即日携约而归于俄。即为酿成日俄战争之原因，而近日东三省外交困难之所由来也。


哲孟雄之幸存　

《清代野记》云印藏之间，又有小国名哲孟雄者，周遭仅中里七十余里耳。本为藏番部落，每由西藏入贡之期，亦附贡微物，聊以将意而已。英人欲通商西藏，必于达吉岭开埠，为转输停顿之地。欲开达吉岭，必道出哲孟雄。遂力争哲孟雄于总理衙门，以为本系印属小国，总署函致驻英公使，于是星使命随员各抒己见。有湖南新化人邹代钧者，为邹叔绩太守汉勋之孙，舆地名家也，援古证今，原原本本，考据哲非印属。　

呈星使，亦不置可否，以示总文案方培容。方字子涵，上元人，见邹说，大声曰“钦差如商量此等大事，不可委之书生，彼皆据《海国图志》及《瀛寰志略》等书，妄腾臆说耳。中国古书，万不足恃也。既英人欲得哲孟雄，不如与之，中国何在乎　

此七十里小部落哉？“星使亦不能决。方又曰”何不与马参赞商之？“星使以为然。马参赞者，英人马格里也，自郭嵩焘奉使时，即授马二等参赞，借以通两国之情。马虽英人，然忠于所事，并不助英以欺中，英人亦重之。及问马，马曰”容细查之。“即登楼觅邹曰”君舆地专家也，请据中国古书为我考察哲孟雄究奚属者？“邹曰”已进一说于公使矣。“马即询星使，星使曰”方子涵云“中国古书恐靠不住。‘”　

马曰“是何言？中国书论中国事，犹以为靠不住，岂外国书论中国事反靠得住耶？”取邹稿去，即据以译成英文，而复英外部焉，英外部亦无异说，乃照租借例定议而已。方在八股时代，颇有文名，不料一入仕途，顿丧其天良如此。


记清流党　

光绪初年，承穆庙中兴之后，西北以次戡定，海宇无事，想望太平。两宫励精图治，弥重视言路。会俄人渝盟，盈廷讨和战，惠陵大礼议起，一时棱具风骨者，咸有以自见。吴县潘　

祖荫、宗室宝廷、南皮张之洞、丰润张佩纶、瑞安黄体芳、闽　

县陈宝琛、吴桥刘恩溥、镇平邓承修尤激昂喜言事，号曰清流。　

而高阳李文正公当国实为之魁。疏入多报可，弹击不避权贵，白简朝入，鞶带夕褫，举朝为之震竦。松筠庵谏草堂，明杨椒山先生故宅也，言官欲有所论列，辄集于此。赤棒盈门，见者惊相传，次日必有文字。南皮畏见客，惟同志四五得入门，丰润喜著竹布衫，士大夫争效之。侍郎长叙、布政使葆亭，以国忌日嫁娶，镇平素服往贺，座客疑且诧。俄而弹章上，两亲家罢官矣。尚书贺寿慈演皇槓，过琉璃厂宝名堂茗话，诸公合数　

人之力倾之，至摭拾暧昧为罪案，率罢去。二张蒙眷注特厚，南皮以阁学抚晋，丰润以庶子摄都堂，知癸未科贡举，骎骎大用矣。当是时，法兰西窥安南，中朝怀柔藩服，锐用兵。丰润以钦差大臣视师福建闽县，会办南洋，镇平使往定边界。丰润过上海，中外人士仰望丰采。既而海疆不竞，丰润主持重，为敌所乘，闻炮声先遁，狼狈走乡村。赖海军学生炮击法帅孤拔殪之，敌始退。丰润犹疏辩，朝廷震怒，削职戍新疆。闽县、镇平相继谢病去。宝侍郎典闽试归，途纳江山船女为妾，上疏自劾罢官，言路名望锐减。孝钦知诸臣好大言实不足用，自此遂轻视言官矣。


清流党之外交观　

同、光之间，清流党之势最盛，实有左右朝野舆论之权。　

一时尊王攘夷之论，靡漫于全国，凡稍谈外交识敌情者，咸斥之为汉奸大佞，痛诋之不遗余力。党势既盛，遇事则挟其鸱张虚矫之气，以鼓动多数无识之徒，为之后盾。朝廷于和战大计，往往为所劫持，实数十年来外交失败之原因，而鸦片战争、英法联军诸役之所由酿成也。兹录清流党言论逸事数则，以供外交家之参考焉。　

李文忠之督畿辅也，凡有造船购械之举，政府必多方阻挠，或再四请，仅十准一二，动辄以帑绌为言。其甚者，或且谓文忠受外人愚，重价购窳败之船械而不之察。故文忠致刘丹庭书，有云“弟之地位，似唐之使相，然无使相之权，亦徒唤奈何而已。”按其实，则政府齮龁之者，非他人，即翁同龢也。同龢本不慊于文忠，因乃兄同书抚皖时，纵苗沛霖仇杀寿州孙家泰全家，同书督师，近在咫尺，熟视无睹。　

及为人参劾，上命查办，文忠时为编修，实与有力焉。然亦公事公办，并非私见也。同书由是革职遣戍。同治改元始遇赦，归而卒。然同龢因此恨文忠矣。使见文忠有大功于国，使非恭王知人善任，恐亦将以罪同书者罗织而罪文忠矣。所以光绪初年，北洋治海陆军，皆文忠竭力罗掘而为之。及甲午之败，文忠有所借口，而政府犹不悟也。当时朝士无不右翁而左李，无不以李为浪费，动辄以可使制梃挞秦楚之坚甲利兵为言，顽固乖谬，不达时务，众口一词，亦不可解。至因优伶杨三之死，而为联语云“杨三已死无苏丑，李二先生是汉奸。”昌言无忌，不辨是非如此。　

所以梁鼎芬以劾文忠革职，同年故旧皆以为荣，演剧开筵，公饯其行。至比之杨忠愍之参严嵩，其无意识之举动，真堪发笑。可见当时朝士之昧于时局，绝无开通思想也。　

甲午之年，京曹官同声喧詈马建忠，竟有专摺奏参，谓马遁至东洋，改为某某一郎，为东洋作间谍。盖以马星联之事，而归之马眉叔者。星联字梅孙，浙江举人，癸未以代考职事革捕，而遁至东洋。建忠号眉叔，江苏人，候选道，其时实在上海为招商局总办。言者竟合梅孙、眉叔为一人，可笑孰甚。至谓文忠为大汉奸，眉叔为小汉奸，观御史安维峻劾文忠一疏，无一理由。此等谏草，实足为柏台玷。而当时朝野上下，且崇拜之，交誉之。及获罪遣戍，大侠王五为之备车马，具糇粮，并在张家口为之赁居庐，备日用，皆不费安一文，盖若辈皆以忠义目安也。闭塞之世，是非不同，无怪其然。故有与文忠相善者，不曰汉奸，即曰吃教，反对者则人人竖拇指而赞扬之。若执孟子“皆曰可杀”一语，则文忠死久矣。所以然者，文忠得风气之先，其通达外情，即在同治初元上海督师之日。不意三十年来，仅文忠一人有新知识，而一班科第世家，犹以尊王室攘夷狄套语，诩诩自鸣得意，绝不思取人之长，救己之短。而通晓　

洋务者，又多无赖市井，挟洋人以傲世，愈使士林齿冷，如水火之不相入矣。光绪己卯，总理衙门同文馆忽下招考学生令，光稷甫先生问某太史曰“尔赴考否？”某曰“未定。”光曰“尔如赴考，便非我辈，将与尔绝交。”一时风气如此。　

某君之随使泰西也，往辞祁文恪，文恪叹曰“你好好一世家子，何为亦入洋务？甚不可解。”及随星使出都，沿途州县迎送者曰“此算甚么钦差，直是一群汉奸耳。”处处如此，人人如此，当时颇为气短也。郭嵩焘之奉使英伦也，求随员十余人，竟无有应者。岂若后来一公使奉命后，荐条多至千余哉？　

郭后乘小轮返湘，湘人见而大哗，谓郭沾洋人习气，大集明伦堂，声罪致讨，并焚其轮，郭噤不敢问。邵友濂随崇厚使俄也，同年公饯于广和居，睢州蒋缓珊户部亦在座，竟向之垂泪，皆以今日此宴，无异易水之送荆轲也，其愚如此。曾惠敏返国后，朝士亦多以汉奸目之。读近世中国外交史，及薛曾郭三星使之书牍，未尝不太息痛恨于书生之误国也。　

《莼乡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