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野史-第7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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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初五日，荣禄在天津督署中，方摄衣冠，拟出拜客。忽报袁世凯至，荣即知有非常举动，立命由密室接见，此非彼等先有同谋而然耶？先是，八月初一日，光绪帝召袁世凯入见，时袁为直隶按察使，明系荣之僚属，帝乃误认为忠于己党者。召见时突问“苟付汝以统领军队之任，能矢忠于朕否？”此问可谓奇特，袁岂肯答以“臣不能矢忠于陛下”乎？袁曰“臣当竭力以答皇上之恩，一息尚存，必思效忱。”云云。帝以为其忠恳之色溢于眉宇，确系可信，乃下谕云“现在练兵紧要，直隶按察使袁世凯办事勤奋，校练认真，著开缺以侍郎候补，责成专办练兵事务，所有应办事宜，著随时具奏。当此时局艰难，修明武备，实为第一要务。袁世凯当勉益加勉，切实讲求训练，俾成劲旅，用副朝廷整饬戎行之意。”此谕注重练兵，明明道着意旨所在，以太后之精明老练，岂有不知？相传当袁被召，退下仁寿殿时，太后即召入，详询帝召对时语。太后谓袁曰“整顿陆军，本是应办之事。此谕甚为通达，但皇帝行之，太觉勿忙。予疑其别有深意，尔俟皇帝第二次召见，再请予之训令可也。”此数语实已洞见症结，于幼稚皇帝之阴谋，明若观火。袁世凯何人，乃肯自寻死路耶？袁退，太后即命人请帝至，谓之曰“康有为在外昌言无忌，诋毁太后，乃大不法。”命帝即拿办。又以平日责帝之言责之，谓帝近日对己，愈觉改变，于孝道有亏。帝唯唯听命，且陈自愿改悔。太后之于康谋，不啻已明言之。且帝自顾，绝无权力可以抵抗太后，而乃欲雄飞突举，宁非弄巧反拙之事？观此则不待袁之乘车告荣，已可知事之必不成矣。其后荣禄反以曾保荐新党，交吏部议处。太后之作用，可谓十分周密。自是即调荣禄入京，而以裕禄代之，皆太后死党也。荣禄直至临终，常自呼为康党，以为戏谑。太后亦戏之曰“尔曾得尔友之若何新闻？彼实奸臣，负尔好意，竟致反噬。”荣禄亦失笑。是太后之党直视康等与帝之举动为儿戏，成败之数，宁待事后论定哉！　

政变后，荣禄入都，授军机大臣、兵部尚书，节制北洋军队，兼握全国政治兵队之权。此等重权，实为清代绝无仅有之事。盖太后之信任达于极点，亦以报其忠诚拥护之意也。是时，荣禄颇恶新党，钩治极酷，乃反动之力使然。一日，或言于荣，康党在外造清议，专骂中堂。荣笑曰“彼等既逋亡海外，何事不可为，即微清议，吾亦知其骂我。”其后拳乱之始，即语人曰“近支王公无意识之举动，一至如此，得毋为康党庆幸乎？”然端、刚等亦终疑荣禄有媚外心。设非太后信任，早为所倾轧矣。某西字报或论荣之生平，其言绝公允，略谓荣之为人，据中国士夫之见，实能尽人臣之职分，且颇有大臣风度，通达治理，可任大事。当拳匪乱时，中外皆集矢于荣禄之一身，此实康党之谣言。当时无为之辨白者，亦因使馆中人之偏见，又不能得真实之报告故也。彼实以全力阻止举国若狂之拳匪，用尽方法以劝阻皇族，免铸大错，不可为无功。　

综慈禧听政五十余年以观，有治世之能，而又赤心报国者，仅曾国藩一人。自此以往，则不得不推荣禄。当满洲皇族盲于大计，倒行逆施，既暴且弱之时，荣禄之先见及勇毅，实大有补救于国家也。由其柄国之日，以至辞世之年（１９０３），吾等观其所为，实乃慈禧最忠之臣，亦为最有识解之参谋。而慈禧之能知人，亦藉以见也。当光绪二十六年拳匪乱时，太后惑于声势之盛及亲贵之附和，复由一己之迷信及希望，漫允端、刚诸人之请，侵夺荣之职权，殆使之无发展之余地。然太后以一时蒙懂，铸此大错，其后仍听荣禄之言，以拘救危局。当国事大败之日，朝廷已陷于危难之境，太后此时所倚恃者，惟荣禄一人。荣亦能尽忠以事太后，不怀贰心。太后初虽未信其言，至后乃服其先见，故中国事势现虽无定，而有一事则毫无疑义者，即吾人当永远记念此明决勇敢之荣禄。其言行可法，无论中外之人，皆当一致。以前所待遇之感情，尚嫌过薄，不足称其功也。当两宫西巡时，众集矢于荣禄之一身；回銮后，使馆中人颇冷视之。彼不知外间之误会，甚以为怒，曾语其近亲曰“余当日竭全力以抵压拳匪，余毫不悔恨。但不解使馆人仇视冷遇之故，此事余不能无忿忿也。”有人曾记载其言曰“吾庚子年之所为，非出于爱西人之故，实尽忠于太后及朝廷之故。”言虽如此，然其所为，既大有益于西人，则吾人称誉之亦不为过也。太后与荣禄商议处置维新党之事既久，荣禄主严办，谓非如此，则不足以保存满洲之国运及名誉。于是谭嗣同等六人，遂由刑部审问，荣禄亦承审。凡康党预谋太后之事，审问极详。在康有为寓中抄出文件甚多，凡其党之所谋，皆详载无遗。军机处乃据以定党人之死罪。彼等将谋害太后，已无疑义，群主速办。盖当时满、汉意见极深，若不速办，则其事愈引愈坏也。太后准军机之请，遂斩六人于市。彼等从容就死，观者甚众。复于杨锐处抄出皇帝与彼之信件，皆攻讦太后之语。　

又有杨锐一摺，参太后罪恶数端，并及太后私事，罗列多人，荣禄亦与焉，余皆显要之人。摺后有帝朱批。此事南方广州等处人编为歌谣，以为嘲笑。太后见帝朱批，知帝参预隐谋，遂决计断绝帝与新党之关系。据太后之人所言如此，其事亦可异也。杀六人之旨，乃太后亲笔，荣禄助之，但其名仍出于皇帝。　

此谕以朱笔书之，以示重要，谕云近因时事多艰，朝廷孜孜图治，力求变法自强。凡所设施，无非为宗社生民之计。朕忧勤宵旰，每切兢兢，乃不意主事康有为，首倡邪说，惑世诬民，而宵小之徒，群相附和，乘变法之际，隐行其乱法之谋，包藏祸心，潜图不轨。前日竟有纠约乱党，谋围颐和园，劫制皇太后，陷害朕躬之事。幸经觉察，立破奸谋。又闻该乱党私立保国会，言“保中国不保大清”，其悖逆情形，实堪发指。朕恭奉慈闱，力崇孝治，此中外臣民所共知。康有为学术乖僻，其平日著述，无非离经畔道、非圣无法之言。前因讲求时务，令在总理各国事务门章京上行走，旋令赴上海办理官报局，乃竟逗遛辇下，构煽阴谋。若非赖祖宗默佑，洞烛几先，其事何堪设想！康有为实为叛逆之首，现已在逃。著各省督抚，一体严拿惩办。康有为之弟康广仁，及御史杨深秀，军机章京谭嗣同、林旭、杨锐、刘光第等，实与康有为结党，隐图煽惑。杨锐等每于召见时，欺蒙狂悖，密保匪人，实属同恶相济，罪大恶极。前经将各该犯革职，拿交刑部讯究。旋有人奏若稽时日，恐有中变。朕熟思审处，该犯等情节较重，难逃法网。倘语多牵涉，恐致株累，是以未俟覆奏，即于昨日谕令将该犯等速行正法。此事为非常之变，附和奸党，均已明正典刑。康有为首创逆谋，罪恶贯盈，谅亦难逃显戮。现在罪案已定，允宜宣示天下，俾众咸知。我朝以礼教立国，如康有为之大逆不道，人神所共愤，即为覆载所不容。　

鹰鹯之逐，人有同心。至被其诱惑，甘心附从者，党类尚繁，朝廷亦皆察悉。朕心存宽大，业经明降谕旨，概不深究株连。　

嗣后大小臣工，务当以康有为为炯戒，力扶名教，共济时艰，所有一切自强新政，胥关国计民生，不特已有者，亟应实力举行。即尚未兴办者，亦当次第推广，于以挽回积习，渐臻上理，朕实有厚望焉。将此通谕知之。　

此谕实后党所拟，而名义则由帝出者。太后既惩办新党后，拟行幸天津，视察租界情形，兼事游览。荣禄力谏，言党事初定，不宜轻动，恐有危险。太后允之，下谕收回前旨，并颁赏于北洋军队。盖当时直隶正竭力整顿陆军，训练颇勤也。荣禄入京后，直督以裕禄补授。其人极顽固，太后甚信任之。昏庸乖戾，不明事理。其后天津拳匪之乱，实所酿成，其去荣禄甚远矣。西人之论如此，尚不失荣禄之实际。盖荣禄固不得不谓之有用人物也。　

袁世凯既背帝求荣，帝一生之命运，即由于彼之掌中。故帝崩时，遗诏嘱其弟醇王复仇。醇王子既立为宣统帝，己为摄政王，复仇之权大足施展。于是立罢袁世凯职，以足疾令其家居，卒未能明正其罪而翦除之也。不三年，革命军起，仍起袁为内阁总理。于是得乘时际运，由临时总统而正式总统。又至妄希非分，背叛共和，而洪宪帝制发生矣，然卒以是身死名裂。　

迹袁之一生，盛蓄野心，而手术足以济之。其深谋积虑，宠辱不惊之态度，实师荣禄，而野心勃勃，则又过之。予别撰《袁氏外纪》及《洪宪小史》二书详之。　

○控鹤珍闻十则　

予友著《濛汜室随笔》，记同治帝遗诏立载澍，李高阳负恩事甚详，颇与外间所传帝崩时景象有异。先是，同治帝将立皇后，召满蒙诸大臣女入宫备选。西太后独喜侍郎凤秀女，欲以中宫处之。凤女虽艳秀绝侪辈，而举止殊轻佻，孝贞及同治帝皆不喜之。侍郎崇绮女，年稍稚于凤女，貌亦较逊，而雍容端雅，望而知为有德量者。孝贞深喜之，密询帝意安属，以崇绮女对，册立中宫之意遂定。顾西太后独深恶之。穆皇后气度端凝，不苟言笑，穆宗始终敬礼之。宫中无事，尝举唐诗问后，后背诵如流，上益喜，故伉俪甚笃，燕居时曾无亵狎语。西太后以穆宗之敬后而薄凤女也，益忿怒。每后入见，未尝假以词色，浸而母子间亦乖违矣。后乃禁穆宗不许入后宫，欲令凤女专夕。顾穆宗亦不愿常至凤女宫，遂终岁独居。有时侘傺无聊，宫监辈乃导上为微行，往往步出南城，作狭斜游。上辄自称江西拔贡陈某，与毛文达昶熙相遇于某酒馆中。上微笑点首，文达色变趋出，亟告步军统领某，以勇士十余人密随左右。上数日后见文达，犹责其多事。其后以痘疾，竟致不起，人传为花柳病者，实非也。清宫禁故事，天子欲行幸诸妃嫔，必先由皇后传谕某妃嫔，饬令伺侯，然后大驾始前往。谕必钤皇后玺，若未传谕，或有谕而未钤玺，大驾虽至，诸妃嫔得拒而弗纳，此盖沿明制。明世宗自杨金英谋叛后，始为此制，以防不测也。　

穆宗患痘，已稍愈矣，忽欲往慧妃宫中——慧妃者，凤女也——后不可，上固求之，至长跪不起。后念凤女为西太后所欢，苟坚持，他日必谮我为妒，此非美名，乃不得已，钤玺传谕，上始欣然往。次晨，遽变症，召御医入视，曰“疾不可为矣。”后闻之大悔。其后之决计身殉，固由西太后之凌虐，然亦未始不缘于此。穆宗疾大渐，一日，命单召军机大臣侍郎李鸿藻入见。鸿藻至，上即命启帘召之入。时后方侍榻侧，欲起引避。　

上止之曰“毋须，师傅系先帝老臣，汝乃门生媳妇。吾方有要言，何必引避耶？”鸿藻入，见后在侧，急免冠伏地上。上曰“师傅快起，此时岂讲礼节时耶？”因执鸿藻手曰“朕疾不起矣。”鸿藻失声哭，后亦哭。上又止之曰“此非哭时。”因顾后曰“朕倘不讳，必立嗣子。汝果属意何人？可速言之。”后对曰“国赖长君，我实不愿居太后之虚，名拥委裘之幼子，而贻宗社以实祸。”上莞尔曰“汝知此义，吾无忧矣。”乃与鸿藻谋，以贝勒载澍入承大统，且口授遗诏，令鸿藻于御榻侧书之，凡千余言，所以防西太后者甚至。书诏成，上阅之，犹谓鸿藻曰“甚妥善。师傅且休息，明日或犹得一见也。”鸿藻既出宫，战粟无人色，即驰往西太后宫，请急对。　

西太后召之入见，出诏草袖中以进。西太后阅毕，怒不可谒，立碎其纸，掷之地，叱鸿藻出。旋命尽断医药饮膳，不许入乾清宫，移时报上崩矣。载澍后来得祸，此亦一大原因也。尝谓高阳此举颇类唐裴炎之卖中宗。然中宗惑于艳妻，竟有以天下与后父之愤言。炎直言不获见听，激而为废昏立明之举，犹是人情之所有。然不旋踵而伏尸都市，妻子流徙。高阳则身受穆宗殊遇，岂中宗之于炎可比。而顾缩朒畏葸，不恤负故君以媚牝朝，乃竟以此策殊勋，蒙上赏，晋位正卿，旋参揆席，虽中途蹉跌，罢政柄，就闲地，而恩礼始终勿替，死后犹获上谥。　

以视裴炎，何祸福之不相同耶！天道无知，岂不信哉？此事关系觉罗氏兴亡大局者甚重，不佞闻之丹徒马眉叔，马客李文忠幕，固亲得之文忠者也。　

宫中多秘药，其奇诞有出人意表者，不独前记之刘监所受毒药已也。咸丰中，贵阳丁文诚官翰林。一日，上疏言军事，上大嘉赏，特命召见。上方驻跸圆明园，文诚于黎明诣朝房，候叫起。时六月初旬，天气甚热。丁方御葛衫袍褂，独坐小屋内。忽顾见室隅一小几，几上置玻璃盘一，中贮马乳薄桃十数颗，极肥硕，异于常种，翠色如新撷者。私讶六月初旬，外间蒲桃结实才如豆耳，安得有此鲜熟者？方渴甚，遂试取一枚食之，觉甘香敻异常品，因复食二三枚。俄顷腹中有异征，觉热如炽炭，阳道忽暴长，俄至尺许，坚不可屈，乃大惊。顾上已升殿，第一起入见已良久，次即及己。无如何，则仆地抱腹，宛转号痛，内侍惊入视之，问所患，诡对以痧症骤发，腹痛欲裂，不能起立。内侍不得已，即令人掖以出。然尚不敢起立，并不敢仰卧。其从者以板至，侧身睡其上，舁归海淀一友人家中。友故内务府司官，习知宫内事。询所苦，文诚命屏左右，私语之故，友曰“此媚药之最烈者。禁中蓄媚药数十种，以此为第一。即奄人服之，亦可骤生人道，与妇人交，药力驰则复其初。此必内监窃出，未及藏庋，而君误食之尔，然亦殆矣。”急延医诊视，困卧十余日始起。　

友某，满洲旧族也，一日语予“欲观古画乎？”予欣然诣其第，茗谈良久，殊无出画意。予不能耐，亟请焉。友笑曰“此岂可轻易取出者？子当少安毋躁，俟老人睡，始可出。”　

所谓老人者，盖其父也。予唯唯不之异，想其父宝此画甚，吝示人耳。又久之，延予晚膳讫，纵谈他事。至夜分，予将告归矣，乃命仆觇太爷安寝否。仆报已寝，友始入，良久，捧一古锦匣出。什袭珍重，异于寻常。及出，则册页也。突翻视，不觉失声，盖所绘者满园春色，公然为妙肖之秘戏图。图凡十六叶，备极淫枼诸态。而其男子，则皆为一伟丈夫，须眉生动，十六叶无毫发殊异。女则丰癯颀短，无一不备。装潢精美，确系内府藏本。予舌挢神悚，不知曷以有此。友乃指画低语曰“此伟男即清高宗圣容也。”　

慈禧最爱华美奢侈，故不得不婪财黩货。其时宫中贿赂风行，为历史所罕见。皇帝每问安一次，内监必索贿五十金，后妃以次各有差。宫眷侍奉太后，亦必有孝敬，始得安其身，否则饱受凌虐，复不许告退。家素丰辄苦于津贴，贫瘠者更因以致命。若近侍臣，以至外省督抚、司道等有进献者，或赐膳观剧，悉应纳金，等级至繁，有多至十余万者，称为宫门费。清介无积蓄者每不屑为，则亦因之失慈眷。南书房翰林，本内廷文学供奉，俸入至清苦，且为翰林高选。凡遇宫廷赏赉词翰及代拟应奉文字，内侍传旨缴进，则文件与贿赂偕往。经手内监知有获，始允进呈，即邀御赏，否即沈没其物，恩眷亦渐疏焉。　

又每遇太后、帝之生辰及三节朝贺，王大臣及外省督抚，例进如意，或贡珍物，由内务府内监递进。其过手费辄万金或数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