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野史-第97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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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军起于江忠源，其时以三百人从乌兰泰，不能成营制。　

后忠源官尊师众，第从先廓之，而法制不改。曾国藩既请练军长沙，奋然以召募易行伍，尽废官兵，使儒生领农民，各自成营。搜考规则，今古章式无可放效，独戚继光书号为切时用，多因所言变通行之。未几，湘军大效，而王珍、罗泽南、胡林翼各撰其军营制为书。珍自序甚矜诩所作，谓不可使贼得，然所言，世俗之所知也。琦善者，不以能军名，与雷以諴俱屯扬州城下。雷营终夜击柝燎火，治守备；琦善营寂然暗静，无火光人声。他日，以諴过营，琦善微讽之，曰“公营中甚旺盛。”以諴不语。徐曰“凡夜守设火，贼得窥我，吾击刁斗，则不闻外声，此危道也。”李元度之战，士呼噪甚勇。席宝田诵孟子书讥之曰“先生之号则不可。”军中以呼杀为号子，故宝田云云。由此观之，良史、兵书所言，雷、李行之，而不免訾于琦善、席宝田，军事变化焉可言乎？　

自湘军众盛，人人知兵。新募军，规制一日立就，领军者不必颁条教。所谓楚鄂湘军章程，至今将帅皆无其书。而淮军本放湘军以兴，未一年，尽改旧制，更放夷军。后之湘军，又更效之。水军之立，尤困于思虑，船一桨一版，位置失宜，辄桨�不可行，及后成功，率取木轻料薄为先。寇平后，无行阵之事，乃更改大船制，务于闳厚。是故今之湘军非昔也，况其将帅昔愚而今骄，昔惧而今侈，昔戆拙而今谝柔，虽复用儒生将农人，则所谓儒者不儒，而农者不农，曾国藩之所为咨嗟于暮气者耶！军兴，名将推塔齐布、刘腾鸿、李续宾、多隆阿。　

而郭嵩焘服罗泽南，左宗棠推王珍。珍，泽南弟子也。泽南亡，有续宾及珍。珍死，则张运兰冗辍�沉默，卒以败死。然则泽南殆可谓名帅，非但名将，要其言战，在续宾下远甚。而续宾诸人，存则勃焉，死则忽焉；旧部名将，无豪发之效，又况读其书，观其迹者乎。本湘军所以起，为救额兵之敝也。曾国藩首建义旗，终成大功，未尝自以为知兵，其所自负独在教练。至今湘军尊上而知礼，畏法而爱民，犹可用也。观将能否，但于列队时，号三吹，军士肃肃，蚁缀而出，则胜负可见矣。是故兵法不可言，而营制不可诬也。　

凡立营，十人为队，八队为哨，队、哨有长，队有斯养，队十二人，其正制也。八队之械一、五抬枪，二、四、六、八刀矛，三、七小枪。抬枪迟重则增二人。故百六人而成八队，统以哨长，哨百七人，置哨官领之。四哨为营，亲兵六队，队长、斯养如哨之制，队十二人。六队之械一、三主炮，二、四、六皆刀矛，五为小枪，凡七十二人，不置哨长，合四哨四百二十八人，皆统于营官，故曰营五百人，而哨、营官不数。　

其书记、医匠或有或无，营官主之，其费于公费取之。营之用器，哨队备之，其军器立营时给之，坏敝营官修之，于公费取之。唯铅弹药绳帐棚得以时领，营官给十帐，八夹二单；哨官三帐，一夹二单；亲兵队二帐，一夹一单；哨队队二帐，皆单。　

凡营帐单者八十，夹者十八。辎重军装行粮，长夫运之，率百人而卅六夫，营夫无过百八十，亦无得阙不足。行而索夫，军有司诛之。　

其当行，令三百五十人各备战器，百五十人督长夫、护用器，前有探马，后有押帮，各从其营，无有或错。其行，率日三四十里，黎明而发，未哺而息。行所至为垒，营官相其地，准之以绳，从面为壕。壕丈五尺，复壕土为墙，厚一丈，其崇八尺，墙壕容二丈，远其余土。队为一棚，棚有灶厕，厕有外、内，外厕四之，内厕一之。火药有窖，以堇涂之，涂皆孔之。　

其军市设于绳墙垒外，其垒近市，则严其门禁，午夜籍之，出入无验，讥而诛之。夜号之字，营官授之。守夜之卒，营五十人，寇近则百人，以更为班，班十人若二十人，哨长察之。五更咸兴，朝暮练操，以声警之。故行不可速，止不可懈，行速则病，止懈则散。军虽强，久顿必荒，宁驱市人，勿将旧军，屯兵待战，是谓自乱。作壕之法，外内重设，外壕广六尺，深八尺，内壕半之。环而沟之，必有横涂，相距二丈，垒墙既成，去其外涂，留其内涂。作墙如城，其高七尺，子墙半之，墙厚六尺，左右二门出入谨之。其作筑之，见敌则并力，无事则长夫之役也。步行率八刻而行十五里，寒日短而行易，暑日长其行难，以昼四十六刻率之，行十六刻而三十里，其十六刻以筑营垒，余十二刻而后昏暮，则神暇形壮，可以待敌。故百里而趣利者蹶，此军家之大忌也。　

初欲立水师，湘中不知战船形制，依古法作筏载炮，将以截流，又欲为艨艟大舰，皆不能旋运。曾国藩令放竞渡舟，设短桡、长桨，如蛇之足；又得广东船式，作快蟹、长龙、三版三等船。未几，水师总兵自登州至，主作柁罟大船，一战而败，语在《水师篇》。其后水军益利，所至克捷，虽被炮伤、死，船余一二人，犹足胜寇，然后知水军万全过陆军，而用法益得严。初议避炮，依近代兵书法，张鱼网湿絮牛皮藤牌，铅丸辄洞中之；又编竹如细鳞，施絮革人发密覆之，铅丸来势益猛。　

及战，而杨载福、彭玉麟等倡勇敢，悉屏盾盖，当炮冲而进，于是炮失势，而士气益勇。故凡言畏炮者，怯将也，不待接战，败军而废之矣。曾国藩以俱教士，以慎行军，用将则胜，自将则败。杨岳斌、鲍超以无惧为勇，以戒慎为怯，自将则胜，用将则败。《论语》曰“临事而惧。”帅之言也。《记》曰“我战则克。”将之言也。为将者功名成，富贵得，则知俱矣。　

知惧必败，水师为甚。彼不胜，其惧故也。接流争先，小舟为强，船有三等，无三版不行。船置一哨官，制其进退，百船虽退，一船可进。其辎重则有公船。暴风掀波，三版必摧，则保于大舟，大舟不可战也，快蟹、长龙以备指挥，败则弃之，而以三版归，此江湖水师之恒也。战于海中，岛夷之利耳，中国无故而与争于海，非所闻也。　

水军虽亦有刀盾枪矛，无所用，精桨柁炮手，指臂相使。　

凡三版，桨十人，柁一人，头篙一人，炮手二人。炮置船首尾，旋而发之。炮一发，舟一顿，则进愈疾矣。亦或置腰炮为观美，临敌无所用之。长龙，桨十六人，橹四人，余如三版之数。快蟹，桨二十八人，橹八人，舱长一人，头、柁各一人，炮手六人。凡快蟹、长龙船各一，三版船八而为一营，营官领之。盖三百八十八人而成营，其船人或稍增。要本兹制，作营之法相距欲疏，小船依洲，大舟横流，要避暴风，无令相撞。军皆守船，尤禁登岸。其后长江水师章程编于《方略》，大略准此。　

其帆桅篙橹桨炮随时修制，不可一限。三版露载无篷版，各施夹帐覆船。军士又私造长龙，编为公船，以食以居。故军容唯水师为壮，而应对便辟、多逸少劳，亦始于水师云。　

湘军成马队，至湖北乃有之。恒用北将，束以湘营制，而多隆阿以此显。初以三百七十八人为营，四人为棚，六棚为哨。　

后讨捻寇，更改以三百二十二人为营，营五哨，人各给一马，唯马夫火棚夫无之。又有步队十人，立什长，别为一棚，以供杂役。营官长夫八，公长夫四十。营官一员、帮办一员、先锋官五员、哨官十员，给蓝夹帐十四、白单帐三。每棚白单帐一，马棚帐一。凡白单帐六十六，蓝夹帐十三，马棚帐七十二。长夫八棚，白单帐八。其马，初从口外买之，官价匹银八两，多病道毙，后或随所至而买补焉。岁百马病毙更易无过卅六，余各令乘者补之。又别储朋马银，月可百余两，以备买价，其银出于杂费，营官掌之。　

凡营官一员，月给银二百两，不计官位。异军特起，亦不相统，或令受他将节制，辄不相能，非其所置，莫能属也。一营则哨官四员，日给银三钱，月支银卅六两；哨长四员，日给银二钱，月支二十四两；什长卅二人，日给银一钱六分，月支百五十三两六钱；亲兵七十二人，护勇二十人，日给银一钱五分，月支四百十四两；正勇三百卅六人，日给银一钱四分，月支千四百十一两二钱；火勇卅二人，日给银一钱一分，月支百卅八两六钱；长夫百八十人，日给银一钱，月支五百Ｃ１３两。　

凡一营，月支口粮公费银二千九百十七两四钱。小尽之月，日给扣；建月，给不扣。水师之制依此为准，头篙、柁工依哨长，舱长依什长，唯无长夫，而哨官倍之，故水军一营，月支千九百十一两二钱。　

马队依前制，营官一员，月给银八十两，哨官月给银十两八钱，先锋官月给银六两，亲兵马兵月给银四两八钱，步兵什长如亲兵之饷，步兵月给银四两五钱，火棚长夫如步军之制。　

凡马，月支麸豆银二两，每营马二百六十八匹，凡一营月共支银二千六百六十三两八钱。　

凡统将，得专置营官，营各献助公费，月或百金，或二百金，至二千人，又公加公费银百两，夫价银卅两。统五千者倍之，统万人者三之。万人则廿营，营助百金，并之则月三千金，此湘将之廉者也。楚军之制，于所统营各置司籍一人，则军阙未补者、或竟阙者、或除名者，饷皆入于其将，军械修补之费不与焉。故将五百人，则岁入三千，统万人，岁入六万金，犹廉将也。唯多隆阿统万人，而身无珍裘、靡葛之奉，家无屋，子无衣履。其天人乎？勤所事，诚有所不暇也。刘长佑军士辄取足额，席宝田争之，以为徒自弱，必不能战，所谓廉将者，非□于用之足贵也。然从湘军之制，则上下相维，将卒亲睦，各护其长。其将死，其军散；其将存，其军完，岂所谓以利为义者耶？而昧者徒取战胜，不用文儒，则冒死之将汩廉捐耻，日趋于乱。　



　　　
　　　
筹饷篇第十六　



冯唐有言赵将李牧之居边也，军市之租皆自用飨士。选车千三百乘，彀骑万三千，百金之士十万。古之用兵其费至巨也，然以赵国区区，李牧偏郡，仰给市租，不闻匮乏，未有行军而乏兴，护众而忧馕者也。明代则不然，平时征赋半以养兵。　
四海之富岁入裁二千余万，十年之通余，不过一年之入，郡县府库例不存储，大农春秋二拨，或往往告匮。至于军兴，田谷不播获，关税无登，而振恤供给，繁费相踵。劝捐输，议假贷，欲以一二贵戚大臣之私财澹天下之用，计绌情绌，始议加赋。　

史威不行，漏卮不塞，俗儒迂生纷咎其上。　

圣清鉴其敝，二百余载坚持不加赋之义，兆民晓然，湛恩汪濊，利原沮闭，咸怀仁义。然值有兵革非常之灾，连年累岁之繇，倾帑不足以供费，则计臣束手矣。洪寇之兴，始由部筹饷拨军者六百余万，其后困竭，则以空文指拨，久之空无可指。　

诸将帅亦知其无益，乃各自为计。其计有二捐输、厘金是也。　

二者皆起于战国、秦汉之时。而捐输为最拙，又流敝滋大，害于风俗。胡林翼之言曰“今之言兵者喜团练，言饷者急捐输，及大钱钞票，乐其不费而取利也。上苟持一无本取利之心，则政事□败，令甫下，而民窥之矣。”捐输之所行，必避富贵权势之家。曾国藩初治湘军，慨然欲抑豪强、摧并兼，令故总督陶澍家倡输万金，以率先乡人，澍子诉于巡抚，籍其田产文券送藩司，官士大哗，遂以得免。其后，湖南布政使李榕倡言米捐当先大户，是时曾国荃号有百顷田，于法当上户，榕不能问也，而京朝流言卒以败榕。故凡捐输，徒以虐良善、肥不肖，行之愈久愈不效，乃通计天下岁得不出二十万金。朝廷毅然知其害政，于是遂罢。然自咸丰元年以来，盛衰相参，所输银亦以千万数。捐输得官者犹少于军功保荐十分之三，而其材智、吏事或愈于正途牧令太守。故夫以捐输为害政是也，或以为淆杂吏治亦未必然也。　

刑部侍郎雷以諴治军扬州，用钱江谋，奏榷商税关税正则，本千而取三十，榷之廛肆则入千而取十，谓之厘金，言金取一厘也。厘金虽始于扬州，然无所得。曾国藩克武昌，下九江，乃令胡大任、何玉棻、孙谋于汉口行之。奸民诉之总督，下檄名捕大任等。大任者，礼部主事，故国藩亦移咨杨霈争之。霈不得已，委过藩司。未几，武昌，汉口复陷，而湖南厘局兴矣。　

郭嵩焘尤喜言厘金，始倡用士人，使其弟佐总局，而府县厘局皆举、贡、生、童，商民便之。院司虽或委员，总成列衔而已。　

其后群官稍资以给食，又其后而陆增祥总省局，始委权官员，诸举、贡、生、童亦皆以保荐得官，彬彬乎衣冠簿书，有上下等威，而厘税益绌。布政使吴元柄、涂宗瀛尽革浮费，灯油茶叶各令自办，岁亦省千余金。然湖南厘税初年岁百卅万，至增祥、元炳时岁载Ｃ１３万。江西货饶地广，初倚以供军，而数当兵冲，不能远逾。湖南军实之所由充，始自湖北，开于上海，皆取给于厘税，所谓军市之租者耶。湖北厘税川盐为大。始承平时，淮引正课不逾三十万，犹日诉引滞，逋税岁积。寇据江南，盐运阻塞，川盐方舟并下，乃设局沙市，试榷其税，因资羡余以充官用，岁益银至百余万。时湖南亦食粤私，院司欲准湖北例笼之，不能效也，然亦岁榷银三四十万。　

咸丰七年，骆秉章用左宗棠议，首减湘潭浮折漕粮，定军需公费，先私取十五者，率改为公取一，藩司以下大欢。时湖南阻乱，事专于巡抚，秉章决行之，遂通改漕章，岁增银二十余万，民乃得减赋数百万。武昌既复，林翼复效行之。及曾国藩在江西，亦效行之。湖北、江西赋倍蓰，湖南故增银亦多，然民未甚得其惠。其后，秉章督四川，设夫马局，津贴捐输乃更为敝治，非独务本难也。逐末竞利犹待人而兴，然以此益知军兴不乏财，而将士愈饶乐，争求从军，每破寇，所卤获金币、珍货不可胜计。复苏州时，主将所斥卖废锡器至二十万斤，他率以万万数，能战之军未有待饷者也。湘军初起时，水师大将从南海新来，当设宴，议用钱二万，犹咨嗟以为巨费。其时，江南粮台委员自苏至宁公馆八所，帷帐姬妾不徙而具，徒以坐溃。而湘军起贫苦，同饥饿，转战五千里，饷皆自厘金给之。　

虽复频奏征饷四川、广东，率为其督、抚所持，所望十不偿一二。独刘蓉、蒋益澧本起蜀、桂监司，得总督协济。及其后，蓉在陕西，蜀饷不复应。益澧入浙频胜，饷源自旺。至平捻时，京朝官至湘、淮军中，各以私情馈遗，动醵万金。孔子曰“国不患贫寡。”富哉言乎！观帅能否，于筹饷知之矣。　

五口通商，中国岁入银七百万，加以货厘盐税，又率千万，而军籍官用、度支省减、藩库扣停者亦千万，故国富莫若今日。　

计者不综大端，徇胥吏之虚词，辄曰财支绌，用浩繁，利孔弗一，漏卮弗塞，无事而屯军，舍本而逐末，船炮无益之费尽糜所入，未为知筹也。湘军于饷艰难，其后人人足于财，十万以上赀殆百数，当领未发之饷辄公输县官，计银动数十万。念前兹过计拙谋，故述其略为《筹饷篇》，而其所取发奏咨之文皆不论载。　

方厘金之兴也，虽津逻诃索，固不敢问达官朝使舟，然诸贵宦家人姻戚仆从多被讥留，不能公漏私。言事者辄以病商、害民为词，交章请罢征。曾国藩初授江督，军饷无出，黄冕始建议增湖南厘税十之三，号为东饷，专供曾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