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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深处的误会 作者:傅国涌-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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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颐和园杀慈禧太后。虽然梁启超当面恭维毕永年“沉毅”，是 当世两大英雄之一（另一人是唐才常），但毕还是没有答应。政变发生的 当天一早，他匆忙离开了北京（后削发为僧）。
这本日记历经岁月的封存，终于在85年后被历史学家汤志钩从日本 挖掘出来，尘封的历史开口说话了。康有为至死都不承认自己曾密谋兵 变，他不知道毕永年居然留下了一本《诡谋直纪》。
神话之六、汪康年主持《时务报》，排挤康有为弟子，后期不发表康 弟子文章，有意不报道维新派消息的神话在事实面前也经不起一击。
1896年8月9日，著名的《时务报》在上海创刊，经理为汪康年，梁 启超一度还是该报的主笔。汪是康、梁变法的亲密同志。《时务报》是民 间报纸，舆论独立，多年来宣传维新变法思想，有力地推动了戊戌变法， “举国趋之，如饮狂泉”，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份一创刊便风行全国的报纸， 发行量达到1。7万份，是当时发行量最高、影响最大的民办报纸。
可是，百日维新第四十六天，光绪帝下旨将《时务报》改为官办，派 康有为督办。原来是康有为试图通过权力，把创办多年、影响巨大的民报 变成官报，把老百姓的喉舌变成政府的喉舌，最终达到自己把持的目的。 当汪康年釜底抽薪，改办《昌言报》，给康有为留下一个《时务报》的空 名，怒气冲冲的康致电两江总督，试图再次动用权势的力量治汪以“抗旨 不交之罪”，一再借助权力来夺取一家民办报纸，即使在当年也不得人心。 后世的人们因为把康、梁看作戊戌变法至螅奚系拇砣宋铮岷雎浴≌庑├返南附冢涫抵灰樵牡蹦甑摹妒蔽癖ā罚颐蔷湍芸辞迥钦媸档囊荒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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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掲穿的康有为神话还远不止这些，仅那六点就足以让我们触目惊 心。当然我并不认为这些都已是历史定论，但我完全相信我们在历史教科 书和大量历史书中所认识的那个康有为是被人为地拔螅说模潜凰浴〖骸⒈凰牡茏印⒈凰性焐竦娜税胃吡说目涤形皇抢分姓媸档摹∮醒腥獾目涤形獠攀钦嬲奈侍馑凇Ｎ裁唇鼋霭倌昵暗睦肪汀』崛绱四：课裁蠢费Ъ一岽映痉獾氖妨现蟹⑾秩绱耸铺炀氖隆∈担课颐遣唤肺士涤形退牡茏拥降子卸啻蟮哪苣停芷燮桓雒瘛∽灏倌曛茫空馐且桓雒褡宓谋АＮ颐窍肮吡嗽焐瘢坏┯腥朔缭萍省』幔〕鏊妫桶阉猩袷サ墓饣吠飞咸祝寺硖вΑ７路稹〈永淳褪怯⑿鄞丛炖罚餍谴丛炖罚愦笃胀ú斡胝撸挥盟弟寇俊≈谏贾皇侨Φ牡娼攀６嗌倌昀矗颐堑脑焐裨硕趾卧卸瞎�
太平天国在某种意义上只不过是洪秀全造神的历史，我们从以往的历 史书上看到的多是被神化了的洪秀全。同样，戊戌变法也造就了康有为的 神话。因此一吞多年来，当我们回首那段历史的时候，总是笼罩在康有为 自己和后世的人们所精心编织的神话之中。如果还历史本来面目，在19世 纪末民族危亡的生死关头，关心民族前途与命运的绝不是个别“领袖”与 “英雄”，还有大量的普通知识分子、青年学子，甚至功成名就的官僚，想 想准备参与“公车上书”的就有一千多举人啊！仅仅1895年5月2日就有 15起上书，还有那些参加强学会、保国会、南学会，那些办报、著书、写 文章的，是他们、成千上万的中国人，有名的与无名的，共同推动了轰轰 烈烈的悲壮的维新运动。这其中光绪帝起的作用也非常巨大，鼎力支持变 法的湖南巡抚陈宝箴的贡献也不会比康有为少，办报的汪康年影响也很
康有为在19世纪末民族危亡的大背景下，从遥远的南海岸边走来，登 上历史的大舞台。他倡导变法，顺乎当时的时代潮流，是大势所趋，从而演 出了一幕轰轰烈烈的维新变法的正剧。1888年的康有为，一介书生，没有官 爵，没有功名，连举人都还没有考上，按照清王朝的制度，他根本没有给皇 帝上书的资格，也没有过问国是的权利。他却虔诚地开始了上书光绪帝、呼 吁变法的艰难历程，虽然光绪不可能看到他的上书，但他锲而不舍，一而再、 再而三地给光绪上书，最后终于打动了年轻的光绪帝，对昙花一现而光照史
康有为的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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册的百日维新不无影响。
那个时候，康有为无疑是最先进的中国人之一。他著书立说，讲学授 徒，传播他的维新变法思想；他组织强学会、保国会，创办《中外纪闻》 （《万国公报》）、《知新报》；他七上皇帝书，特别是1895年当中国在甲午 海战中惨败于日本的消息传来，他慷慨激昂，痛哭陈辞，连夜命笔做万言 书，文不加点，一气呵成，满纸爱国热情，真男子也。
他在戊戌变法前写的那些上清帝书，也确实慷慨动人，文采飞扬，颇 有见地。即使今天读来，我们也还能体会到他当年激扬的神采和满腔的爱 国、救国之情，比他后来写的那些保皇、卫道的文字要有文采得多，因为 其中也确乎包含了他的真情。
正是因为康有为通过讲学培养了一批追随他倡导变法维新的骨干，通 过著书立说，传播他的维新思想，通过不断地上书、组织学会、办报、演 说使他成为名动一时的知识分子，作为一个有力地推动了戊戌变法的思想 家和行动者，他功不可没，康有为之名也因此永远载入了史册。
感动了 I个民族I个多世纪公车上书i来并没有上书。
光绪帝与康有为、梁启超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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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不能因此就不顾事实，把康有为的作用看得过大。我始终坚信任何 历史正如恩格斯所论都是由无数人共同的努力创造的，是一种合力的结 果，并非某个人特别伟大、英明，独自创造了历史，那恐怕只在电影、戏 剧当中才出现。即使在1898年的百日维新中，康有为的作用也极为有限o 变法第三十七天，光绪帝下令把康书中关于“孔子改制称王”的字句全部 删除，同时下令印发另一位改革思想家冯桂芬的《校庐抗议》一千部，张 之洞的《劝学篇》也是官员人手一册，作为维新变法的思想家，康有为当 时显然并没有得到什么特别重视。康本人只是一个工部主事、总理衙门章 京，梁启超只是办译书局事务，光绪帝给杨锐的密诏中也没有提到康有为 的名字。重要的“军机四卿”中只有一个算是康门弟子，他们后来无一幸 免成为“戊戌六君子”，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当康有为流亡海外，享受着 世界各地华侨捐给保皇事业的巨款时，又何曾想过这些为变法流血的志 士？康有为在意的是他的领袖地位，在意的是满清皇室对他的知遇之恩， 在意的是他的高水准的生活。即使到了民国时代，他在垂暮之年，还在杭 州西子湖畔，建造别墅，看中一个十几岁的小姑娘，就毫不羞耻地纳为小 妾。他一边写《大同书》，说什么众生平等，一边却是三妻四妾。
与他同时代的严复也是一样，他曾留学英国，学习海军，在民族危亡 的刺激下，他大声疾呼变法救国，迅速成为戊戌时期有影响的启蒙思想 家。他所译的《天演论》第一次向中国人介绍了达尔文的进化论思想，精 辟地总结出“物竞”、“天择”四个字，警告中国人如果再不变法图强，就 将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这本书1898年一出版就震动了全国，10年里出 了三十多个版本。“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成为那一时代最流行的词 句，有些青年人甚至以此来作自己的名字（如胡适，字适之；陈炯明，字 竞存〉，可见其影响之大。毛泽东把他称为向西方寻找真理的四个代表人 物之一，就是因为他给当时的中国人带来了一种全新的世界观，20世纪前 半叶的几代知识分子很少有人没受到过他的影响。他提出自由才是西方社 会的根本，民主只是自由的产物，和谭嗣同大力歌唱的平等、康有为大同 世界中的博爱一起构成了戊戍变法时期反对专制的启蒙号角。
遗憾的是这样一个开一代风气的人，后来竟成了保守派的代表，先是 “筹安六君子”之一，再是反对白话文，反对五四运动。康有为、严复这 两个曾走在时代最前列，领过历史风骚的人物，最后成为筹安会和复辟的
主角之一，这是铁铸的事实，一失足成千古恨，历史就是这样的无情。
《温故戊戍年》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正是这样一个康有为，一个不是圣 人却立志成为圣人，一个处心积虑要做帝王之师的人，一个不满足于做变 法维新的精神领袖、不惜伪造密诏、一心渴望成为政治领袖的政客，一个 曾推动了历史又拉历史后腿的思想家，一个曾抄袭别人学术成果的学问 家，一个为谋求进身之阶不惜献媚权贵的书法家（他的书法名著《广艺舟 双楫》就肉麻地吹捧了翁同絲父子的书法成就以取悦翁）。他当然是戊戌 变法的主角之一■，但不是唯一■的主角，他掩盖了一■切对他不利的事实，试 图把戊戌变法变成他一个人的独角戏。如果说戊戌之前他的思想、言论、 行动都代表了历史进步的方向，站在时代的前面，那么，当慈禧太后的屠 刀扼杀了百日改革的事业，他也就落在了时代的后面，或者说被历史远远 地抛在了后面，最后和张勋一起成了复辟丑剧的主角。《温故戊戌年》仅 仅把康有为的神话撕开了一个口子，我们从中可以窥见某些历史的真相。 走出康有为的神话，走出所有大大小小历史的神话，只有从神话中走出 来，我们的民族才会有希望，一个总是生活在神话中而不能正视自己历史 的民族是没有出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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魂兮归来，陈天华
1905年12月8日，湖南青年陈天华在日本东京大森海湾蹈海
自杀。
在20世纪最后的时刻重读陈天华在20世纪 初写下的《绝命辞》，就是一首感人至深的史诗。
我们的灵魂不能不感到震撼，我们的道德不能不 受到一次净化。近一个世纪过去了，陈天华蹈海 的那一幕一直浮现在中华民族的眼前，让我们在 灵魂深处总是无法平静。他的死是在悲悼一个民 族精神的衰亡。他的死是要他的同胞、要我们这 个民族在人格上站起来。他死了，但他是用他的 生命为民族的新生催生。他的死，因此在我的眼 前定格成一个永远的历史画面，挥之不去。
他说过他救国只有两条途径，“其一作书报 以警世，其二则遇可死之机会而死之”，只要能达 到救国的目的，就愿意以身相殉，反对空谈救国。
他用自己的生命实现了青春的誓言，他的书、他 创办的《民报》对20世纪初的中国都曾产生巨大
陈天华所著《猛回头》一书封面
陈天华蹈海的那一幕一直浮现在 中华民族的眼前，让我们在灵魂 深处无法平静。
魂兮归来，陈天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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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他的死也给中华民族留下了一个永久的历史冋号。
在20世纪初中国历史的转折点上，湖南曾产生了不少杰出的人物，如 谭嗣同、黄兴、宋教仁、陈天华、蔡锷等，他们的生命都非常短暂，却都 如流星般留下了耀眼的轨迹，对中国近代史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与他们政 见不同的杨度在他的《湖南少年歌》中有两句诗“若到中华国果亡，除非 湖南人尽死”，后来因为陈独秀的引用而广为人知。由此也可以想见近代 湖南人物之盛。这几个人中谭嗣同（33岁）1898年被慈禧太后砍头，宋教 仁（32岁）1913年被袁世凯暗杀，黄兴（42岁）、蔡锷（34岁）则于1916 年相继病死，唯有陈天华是自杀。
我最初知道陈天华还是少年时代在历史课本上，特别是插图中的《警 世钟》、《猛回头》封面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读到一些思想史、哲 学史资料汇编以及陈天华的选本都收有这两篇。但我认为这只是陈天华反 帝、爱国的一面，没有反映出陈天华追求民主理想的一面，最能体现他民 主思想的是他在《民报》上发表的《论中国宜改创民主政体》等文，我看 到的大多数有关选本都没有收入这一篇。李泽厚的《中国近代思想史论》 只强调他反帝、爱国的一面，对他的民主思想一字未提。陈旭麓20世纪50 年代写的《论陈天华的爱国民主思想》一文倒是专门论述了他从爱国到反 君主专制的民主革命思想，但似乎一直没有引起近代史和思想史学界的注意。
陈天华只活了 31岁，他的死有人说是为无可挽回地走向衰亡的农业 文明殉葬，其实是没有依据的。回顾陈天华短暂而壮烈的一生，重读他留 下的《绝命辞》，我禁不住热泪交错。陈天华用生命所追求的一切真的实 现了吗？我们这个民族真的在人格上站起来了吗？
陈天华的爱国热忱乃是出于天性，他每读中外历史，“于兴亡盛衰之 感，则涕泗横流”。因为痛感民族危亡，他写下了《猛回头》、《警世钟》这 两本激动人心的小册子，以浅显通俗的语言，将慷慨激昂的爱国热情表现 得淋漓尽致，在国内特别是长江流域广为流传，他的反帝救国思想因而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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赢得了广泛的同情和影响。1906年1月4日的宋教仁日记写着“倒卧于席 上，仰天歌陈星台《猛回头》曲，一时百感交集，歌已，不觉凄然泪下， 几失声”。宋教仁后来在《烈士陈星台小传》中也说“近年革命风潮簸荡 一时者，皆烈士提倡之也”。
1904年，俄国瓜分东三省，朝野束手无策，陈天华咬破手指写了几 十幅血书，寄到国内各学堂，“闻者莫不悲愤”。同年，他与黄兴、蔡锷等 成立了 “军国民教育会”。年底回国和黄兴、宋教仁等创立“华兴会”，起 义失败后，不得不返回日本，又与宋教仁等一起创办了《二十世纪之支那》 杂志。
面对清末严峻的内忧外患，他忧愤交加，谈天下事常常痛哭流涕，日 益憔悴。1905年春盛传各国要瓜分中国，他提议由全体留学生选派代表回 国，向清政府请愿，立即颁布立宪，以救危亡。同时决定只身赴京，不惜 一死，被同学极力劝阻。
1905年7月下旬孙中山来到日本，7月28日就约陈天华、宋教仁等 在《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社会面商谈革命力量的联合问题，可见当时陈 天华在华兴会里是个举足轻重的人物。29日，宋教仁、陈天华一同到黄兴 那里商议孙中山所提的问题。陈天华首先赞成与孙中山联合，黄兴则主张 形式上联合、精神上保存华兴会。陈天华还写了一篇热情洋溢的《记东京 留学生欢迎孙君逸仙事》。在同盟会成立大会上，陈天华跳起来大叫“中 山先生是吾四万万人之代表也，是中国英雄中之英雄也！ ”他的态度对推 动华兴会与孙中山联合成立同盟会无疑起了很大的作用。他是同盟会的主 要发起人之一，与宋教仁、马君武等一同起草章程、文告，其中《革命方 略》就是他写的。
由黄兴提议将《二十世纪之支那》作为同盟会机关报，后来改名《民 报》，主要由陈天华编辑。他在11月出版的第一期上一个人就发表了 5篇 文章，几乎占《民报》创刊号的一半内容，影响很大。
《论中国宜改创民主政体》驳斥了中国不可以言民权、不可以言民主 的论调，鲜明地指出“欲救中国，惟有兴民权，改民主｜而入手之方，则 先之以开明专制，以为兴民权改民主之豫备，最初之手段，则革命也。”（《陈 天华集》丨8页，湖南人民出版社版）这一说法虽然显得有些混乱，但主张民主 共和这一点是非常明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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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革命史论》里他说“革命惟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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