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的迷失 作者:叶曙明-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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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6月，在共产党历史上举足轻重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各种意见争得不可开交。张国焘反对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他生气地说，那不叫国共合作，那是“国共混合”。在日本的周佛海也来信问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作用，陈独秀回答：“第一步，利用国民党的招牌，发展共产党的实力……第二，就是使国民党共产化。”周佛海说，那还不如索性取消共产党算了。周佛海《逃出了赤都武汉》。蒋永敬编《北伐时期的政治史料…1927年的中国》，台湾，正中书局，1981年版。
在大部分代表的坚持下，会议作出了决议，明确规定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但仍旧保存我们的组织，并须努力从各工人团体中，从国民党左派中，吸收其真有阶级觉悟的革命分子，渐渐扩大我们的组织，谨严我们的纪律，以立强大的群众共产党之基础。”《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案》。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编《中共“三大”资料》，广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由是可证，共产党之所以和国民党合作，一不是对国民党有什么厚望，二不是政纲上有什么相同，而是一方面迫于国际共产的压力，另一方面为了通过国民党取得合法地位，进而争取国民革命的领导地位。值得注意的是，这时中共已经把国民党分成左、右派了。
在国民党内部，对接纳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问题，也起了轩然大波。尽管孙文本人联俄容共的态度非常鲜明，但一些敏感党员如邓泽如、汪精卫、林直勉、林森、邹鲁、居正等人，纷纷表示怀疑。汪精卫说：“共产党如果羼入本党，本党的生命定要危险。譬如《西游记》上说，孙行者跳入猪精的腹内打跟斗，猪精如何受得了？”在公开和私下的场合，他们与积极赞成这一政策的廖仲恺、张继等人，反复讨论。廖仲恺认为：“我们在国际上正缺少朋友，现在俄国既诚心和我们联络，我们便不应该拒绝它的党徒。”蒋永敬《胡汉民先生年谱》。台湾，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78年版。从廖氏这段话也可看出，当时国民党把共产党看作是一个国际性组织，容共是联俄的一个先决条件。
经过一番争长论短，张继改变了初衷，成为激烈的反对派分子。后来，邓泽如、林直勉等人起草了一份《检举共产党员报告书》，希望引起孙文的注意，但孙文似乎不以为意，他以他独具的自信和乐观精神，对报告书批示：共产党“初欲包揽俄国交际，并欲阻止俄国不与吾党往返，而彼得以独得俄助，而自树一帜，与吾党抗衡也。”
孙文安慰他的党员们，“凡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本党的，如果真正信仰本党主义，共同努力于国民革命的，才可以收容。收容以后，如果随时发现了他们有旁的作用，或有旁的行动，足以危害本党的，我们应该随时加以淘汰。”邓泽如《中国国民党二十年史迹》，台湾，正中书局，1948年版。
当时，孙文之所以容纳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主要有两个原因，首先是共产党现阶段的主张——对内打倒军阀，对外打倒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有共同点；其次是为了“合全国而为一，群策群力，努力而行，则将来成功，必定更大”。
这和过去孙文联合秘密帮会、联合各地军阀，并无本质区别。洪门的宗旨是反清复明，和同盟会基本相同，孙文就加入洪门；地方军阀要反对中央武力统一，和国民党有一致的利益，孙文就联合地方军阀。
因此，孙文以极大的毅力顶住了党内的巨大压力，坚决将联俄容共政策贯彻下去。
1924年初，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告一段落。1月19日，由胡汉民主持召开了一次谈话会。在会上，汪精卫来了个原地立正、稍息、向后转，公开表示拥护孙文的联俄容共政策。成为会议的一个有趣插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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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4节：第三章南方的狂潮（4）
次日，1月20日，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国立省高等师范开幕。出席代表165人，共产党员占了14％。
在当天审查委员会讨论大会宣言时，矛盾一箩筐，国共两党发生激烈争吵。审查委员会里，除了胡汉民、戴季陶等五名国民党员外，还有李大钊、于树德两名共产党员。他们的分歧焦点在民生主义问题上。国民党要按民生主义解释共产主义，而共产党则坚持按共产主义解释民生主义。双方僵持不下。
戴季陶
曾经短时期加入过共产党的戴季陶表现得最为激动。他滔滔不绝地发表议论，有时甚至离题万里，不知所云。胡汉民不得不打断他的话头，摇铃大呼：“你的姐姐来了！”“姐姐”是戴季陶对夫人的称呼。他夫人常常不让他多说话，以免弄坏身体。戴很怕夫人，一听姐姐二字，便立时低头收声。
为了平息争论，孙文在21日特意发表讲话，他提醒大家：“刻既有此现象，恐兆将来分裂，发生不良结果。”《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录》第四号。政协广东省、广州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合编《中国国民党“一大”史料专辑》，广东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在第二次扩大审查会议上，争论再度趋于激烈。宣言中原有关于收回租界、收回海关、取消外国人在中国的特权等反帝国主义纲领，国民党的审查委员坚决要求删去。双方又是争得面红耳赤。最后胡汉民大叫：“你们的话都说到题外去了，就此停止吧！我们仍然回到本题的讨论上。”
他提出一个折衷方案。他认为大会海外党部的代表众多，他们也有苦衷。“如果此时把收回租界、海关等反帝纲领太明显具体地提出，的确影响太大，”胡汉民说，“甚至本党地位也不无顾虑之处。我建议把反帝政纲条款说得笼统一点，不必太明显太具体。”蒋永敬《胡汉民先生年谱》。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78年版。
共产党接受了他的意见。1月23日，大会通过了这份历史性的文献。孙文对宣言深表满意，他兴奋地说：“此次我们通过宣言，就是重新担负革命的责任，就是计划彻底的革命。”
然而，分歧并未消除，在1月28日的大会上，突然有人提议在党章里加上“本党党员不得加入他党”的条文，显然是针对跨党的共产党人。大会马上爆发了激烈辩论。
李大钊
李大钊代表共产党向大会发表声明，他说：“我们加入本党，是一个一个的加入的，不是把一个团体加入的，可以说我们是跨党，不能说是党内有党。”随后他又强调：“我们留在本党一日，即当执行本党的政纲，遵守本党的章程及纪律；倘有不遵本党政纲、不守本党纪律者，理宜受本党的惩戒。”《北京代表李大钊意见书》。政协广东省、广州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合编《中国国民党“一大”史料专辑》，广东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接着又有多名代表先后发言，既有赞成，也有反对，一时众口喧腾，莫衷一是。
不管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在今后的日子里，都将备受这个问题的困扰。有人问共产党的总书记陈独秀，万一两党的纪律或命令发生冲突时，这些跨党的党员首先应服从谁？陈独秀毫不迟疑地回答：“我们应该服从共产党的命令和纪律。因为我们是奉第三国际的命令加入国民党的，所以对于我们的最后的、最高的指挥权，当然仍在共产党。”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创了南方革命的新时代，然而，危机的阴影也随之而来。可以肯定，这种颇为尴尬的合作形式，具有先天不足的缺陷，最终必将导致痛苦的结局。
【贰】商人阶级一直是国民党的社会基础，但商团事件把这个基础动摇了。孙文决定放弃广州，他的最后一次北上，不是和北洋政府作战，而是和谈。
大批国民党元老都不赞成联俄容共，但出于对孙文个人的感情和尊重，他们暂时还不会公开翻脸，然而，来自民间的反对势力就不同了，商人们首先考虑的，不是政治家的利益，而是自身的经济利益。他们不可能成为“共产”主张的拥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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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5节：第三章南方的狂潮（5）
在广州这个南方最大的通商口岸里，商人的力量是不容忽视的。
1924年，孙、陈两军在东江交战，忽热忽冷，时起时伏。几十万滇军、桂军、粤军、豫军，还有各路赣军、陕军、攻鄂军、建国军、海军、空军、军校、教导团之类的建制，五花八门，十三家七十二营，云集广东，各自画地为牢，坐地瓜分，开烟赌、设娼寮、铸毫银，截税抽饷，无所不为。
广州、曲江、北江等地的所有国税、厘捐和禁烟、筹饷、铁路收益，几乎尽入滇军、桂军囊中；东江、潮梅是陈炯明的粤军地盘，所有税收，自然归粤军所有。烟赌税成了军队的主要收入，全省赌禁大开，大小番摊，都有军队保护。省长廖仲恺形容当时的困境：“粤省虽号富强，而军兴以后，财政久陷分裂。厘捐粮税悉为各军截收，赌饷烟捐亦由各军支配。是全省税收，业已瓜分豆剖，点滴无遗。”廖仲恺《辞财政部长职通电》。《双清文集》（上册），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由于军队私铸劣质镍币，毫洋硬币的成色，最高只有八成，低至二三成的也有，拖累政府发行的双毫银币，也几乎无法流通，甚至连造币厂也无人敢出头承办。而港币则雄霸市场，价格一路攀升，与双毫比价，每千元贴水近30元。
为了筹措军费，在广州市长孙科的主持下，对全市公产进行了大规模拍卖。占地450亩的农林试验场，价值200万元，在省财政厅和广东银行的互相勾结下，以80万元贱价卖出；价值60万元的大佛寺以30万元卖出；被贱卖的还有黄沙西鱼栏官滩、米埠填地、马棚岗、公安局北面空地、东较场等等……
拍卖狂潮，已近乎失控。报纸披露了不少经办拍卖公产的官吏贪污、贿赂的黑幕，引起学界、商界、宗教界一片抗议浪潮。孙科还想把南海、番禺县署卖掉，但因为反对的呼声太高，无人敢出头承买。
广东民间纷纷发表通电，痛切陈词，指年来兵连祸结，殆无虚日，万民怨嗟，倒悬待救，何堪再经抽剥采渔。其中一份通电列举了当局的种种苛政：
“（1）收没全省寺观庵堂庙宇会馆乡约公所，强行变卖；（2）嗾令党徒诬报人民私产为官产，迫令缴价，违则勒迁拍卖，动辄一案，数千家人民流离失所，苦泣于道；（3）强卖瞽目老人育婴三院，使残废无依，流为饿殍；（4）创设筵席鲜鱼品茗三鸟靴鞋火柴，乃至冥糨棺木横水渡坟墓苦力等苛细杂捐，名目繁多，至为百余种，百行失业，相继罢市；（5）预征各行厘金至（民国）十九年，地丁钱粮至（民国）十七年，勒派军费已四五次，民不堪命；（6）广州勒收租捐至四五次，各属有至九次者，贫民滞纳，动辄拘捕，有被迫自尽者；（7）变卖坟场，暴露白骨，附郭一隅至数万户。”
政府还大开烟赌，“（1）官卖烟，导民吸食，灯馆满市，烟帜招摇，僻壤穷乡，无远弗届；（2）军队抢烟，动辄巷战，伤毙人民，无门告诉；（3）驱商迫店，改作赌场，狭巷通衢，杂赌罗列，男女混沓，妨碍安宁；（4）军队争庇赌场，时于斗杀，遍地危机，良民裹足；（5）赌徒失败，盗窃卖淫，甚而自尽者，腾载报章，日有数起。”《华字日报》1924年11月15日。
孙文对这些情况，究竟了解多少？也许，就算他知道实情，也无可奈何，因为他根本控制不了各路客军的胡作非为，也无法通过正常的财政税收筹集到数额庞大的军费。没有足够的钱，他就养不活这三山五岳的军队，他就没有北伐的本钱了。
胡汉民提醒孙文，目前发生在广州的种种问题，如重征租税、苛抽杂捐、强拉夫役、变卖公产、杂赌公开、鸦片公卖，甚至白昼杀人、掳人勒赎等等，已经引起民怨沸腾，如不疏导平息，恐怕祸不旋踵。
1924年2月，适逢旧历年关之期，各军催饷，急如星火。孙文再也无计可施，命令广州善堂以善产为担保，发行50万元“军用手票”，聊以卒岁。讵料，商民忍无可忍，一呼百应，相约拒用滇军、豫军的“军用手票”，演变成广州全市罢市的轩然大波。善堂召开紧急会议，议决请孙文收回“军用手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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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6节：第三章南方的狂潮（6）
这时，政府与商民的关系，已经暗潮汹涌，出现种种不祥迹象。
罢市工潮频频发生，则是暴风雨前的又一征兆。政府杂税，把鱼贩、黄包车夫、戏院、酒店、饭馆等等，一网打尽。鱼税引起鱼场罢市，刚刚调解复市，饭馆税又引起全市大小饭馆闭门停业，但政府坚持征收。海关经纪人的工会被罚款十万元港币，工会认为政府非法罚款，实际上是抽取军饷之用，码头装货工人等，都卷入了罢工中。广州的空气，急速地恶转，山雨欲来风满楼。
1923年10月，毕业于美国哈佛大学的宋子文来到广州。他是孙文夫人宋庆龄的弟弟，他南下所肩负的主要责任是整顿广东财政。在他的建议下，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广开税源的措施。对工商界来说，不啻百上加斤，他们除了要应付政府的捐税之外，还得应付各地驻军强征的捐税。据阳江小北江一带商民投诉，从连阳县到连江口各站，除正式完税之后，无论大小出入口货船、空船，每到一埠，每船交的保护费，多则六七十元，少则三四十元。商民处此，应付几于无法。
宋子文强烈反对军队参与征税。大本营一再严令撤销所有由军队把持的重抽机关。宋子文甚至组织了一支高效率的私人武装来保护政府的正常税收。
这样一来，他两头得罪，既得罪地方军阀，又得罪地方商人。但导致商人和政府对抗的原因，至为复杂，不仅仅是宋子文的财政措施。这些商人本来大部分是孙文的支持者，现在因为联俄容共政策而分道扬镳。
普通商人参加反政府活动，多半是出于担心共产。在他们心目中，共产总是和没收财产、共妻这些恐怖的字眼连在一起。虽然孙文在各种场合一再强调共产制度绝不适合中国，但人们对他身边忽然来了那么多俄国人感到忧心忡忡。
广东商团出现于清末民初，他们与革命党的关系一直良好，在辛亥革命前后，发挥颇为积极的作用。商团初期“纯为保护商场和资本家的生命财产，属于自卫性质”，并没有政治色彩。《工商界老人回忆商团事变》。《广州文史资料》第七辑。1924年5月，广东商团设立全省联防总机关。由广东商团总团长陈廉伯担任全省商团联防总长，佛山商团团长陈恭绶为副长。陈廉伯由于卖力地“提倡国货”、“关心社会公益”，而名声鹊起，成为商民拥戴和信赖的商人领袖。
当商民与政府的关系变得紧张时，商团的政治色彩，便愈来愈浓了。
商团和政府的冲突，是由购买军火问题引起的。当时，蒋介石担任校长的黄埔军校刚刚开学，因为武器奇缺，大部分学员都是手无寸铁。8月，商团向香港南利洋行订购的枪械运抵广州时，孙文下令海关截留，全部军火起存黄埔军校。
陈廉伯向内政部说明，这批军火，是事先呈奉军政部核准发给务字53号护照，准予分饬沿途关卡查验放行，请大元帅令行粤海关监督，转知税务司，随时准予商团起卸。但内政部的答复很简单，只有11个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