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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的迷失 作者:叶曙明-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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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那次新政没有取得预期成果，但这一时期创办的江南机器制造总局、金陵机器局、福建船政局、广东机器局等一系列机器制造局，为现代工业播下了种子。采矿、冶炼、铁路、轮船、电报、银行……一时比肩并起，盍兴乎来。
清末民初，与洋务新政一脉相承的北洋实业，实际上仍然掌握在一批来自东部和南部的人物手里。
北洋历届政府执掌农商（工商、实业）总长的王正廷（浙江）、刘揆一（湖南）、张謇（江苏）、金邦平（安徽）、张国淦（湖北）、李盛铎（江西）、田文烈（湖北）、李根源（云南）；执掌交通总长的施肇基（浙江）、朱启钤（贵州）、梁敦彦（广东）、曹汝霖（上海）、汪大燮（浙江）、许世英（安徽）、龙建章（广东）、曾毓隽（福建）、叶恭绰（广东）；执掌财政总长的熊希龄（江西）、周学熙（安徽）、陈锦涛（广东）、李经羲（安徽）、梁启超（广东）、王克敏（浙江）、曹汝霖（上海）、龚心湛（安徽）、张弧（浙江）、董康（江苏）、罗文干（广东）、汪大燮（浙江）等，都是来自东南部的人，十占八九，又岂偶然哉。
袁世凯时代，执财政、金融、交通、实业等牛耳者，东部以皖系为台柱，北四先生周学熙是旗手；南部以粤系为核心，大老板是财神梁士诒。但见台前幕后，来来去去都是一班东南人，西北人几无置喙余地。
周学熙
周学熙，安徽省建德县人，豪门之后，1893年中举人。与大名鼎鼎的南通张謇并称“南张北周”，两人都是排行第四，张称南四先生，周称北四先生，二人都是实业界的翘楚。梁士诒则是广东人，1903年，在北京应考经济特科，名列前茅。他向袁世凯条陈时政，指出铁路事业是当前至关重要的大问题。他建议成立全国性的铁路管理机构。日后证明，这个建议，对维持北洋经济，意义殊为深远。
把梁士诒与周学熙的家庭背景与文化背景，作一比较，也很有意思。周学熙出身在北方的阀阅世家，在安徽拥有4000多亩土地，他的家庭与农村的旧势力，唇齿相依。而梁士诒的父亲不过是南方乡下的一名教书先生。由于地理关系，在南方对世界大势了解得比较清楚，必然对梁士诒的思想产生巨大影响。
交通系控制着中国主要的铁路干线。这些铁路几乎全是外资兴建，因此，交通系和外国财团的关系，必然十分密切。而以“利权回收”为理想的周学熙，比较完整地继承了洋务新政时代“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源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的思想原则，对外国资本采取排斥态度，显示了强烈的民族意识。
第59节：第四章沉寂的帝都（13）
周学熙是办银钱局，鼓铸铜元起家的。1903年袁世凯委派周为“直隶工艺总局”总办。直隶工艺总局为北洋官营实业中心，初设天津的草厂庵，后迁至城东北的玉皇阁。工艺总局的宗旨，归纳为三点：“保护商利”、“打开风气”和“奖励实业”。总局还创办了一所工艺学堂，是中国第一所培养工业技术人才的学校，设置了化学、机器、化学制造、绘图等专业。在周北四的努力下，天津迅速成为北方工业的重镇。
各种新办工厂，有如雨后春笋般，在海河两岸生长起来，1905年，直隶工艺总局从官银号贷款银20万两，开办了北洋官造纸厂。一个官府投资实业的高潮，随之而来。著名的北洋劝业铁工厂、北洋烟草厂、万益织呢厂、天津造胰公司、北洋火柴厂等，大股东都是权倾一时的大官僚。作为近代工业楷模的启新洋灰公司，主要投资者包括袁世凯、周学熙这些官僚集团的核心人物。
1915年，担任财政总长的周学熙雄心勃勃，要在华北建立一家神话般的“华新纺织有限公司”。它将在天津、郑州、石家庄、青岛设厂，并将触角伸向了山西和陕西。号称拥有10万枚纱锭，规模之大，实属空前。它还向政府申请在直隶、山东、河南三省，赋予30年专利权。如有其它商人在上述地区经营同一事业，应由该公司合并。
中央政府对周学熙大开绿灯，很快就批准了华新公司的要求。以梁士诒、周自齐为首的交通系，亦不甘后人。周自齐利用担任农商总长之便，否决了华新公司的专利申请，同时自己则酝酿创办资金为150万元的裕亨公司和资金为250万元的裕元公司，与北四先生争利。在现代社会，工商业竞争本属平常事，但在中国，却渗杂了太多的政治因素，往往演变成权力派系斗争。两系人马，勾心斗角，互争雄长，闹出诸多插曲。
周学熙和袁世凯有亲戚关系，又占据着财政总长的有利位置，他和政府中的文治派徐世昌、武力派段祺瑞，关系千丝万缕。就在华新公司出台前后，负责纠弹官吏的肃政史，忽向平政院弹劾津浦路局长贪污舞弊。袁世凯下令该局长停职候审。讵料案件扩大，牵涉到交通部次长叶恭绰和京汉、京绥、沪宁、正太四路，全是交通系的地盘，闹得满天星斗，梁财神阵脚大乱，匆匆称病躲到北京西郊翠微山。
轰动一时的“五路大参案”之后，交通系元气大伤，为了尽快扭转被动局面，不惜冒天下之大不韪，在帝制闹剧中，主动献身。梁财神尝言：“赞成（帝制）不要脸，不赞成就不要头。”结果大家都要头不要脸。后来的史家指五路大参案与洪宪帝制有莫大的关系，虽属逻辑推论，但也绝不是无中生有。
清末民初，由于工商业的急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组织的大企业，已占据了支配性的地位。这些大公司在创业和扩张时期，需要庞大的资金，远远超出了个人资本家所能承担的限度，传统的票号、钱庄，也不能适应了。于是，银行业应运而生。
民国初年，大清银行改组为中国银行，赋予中央银行职能。曾担任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副经理的张嘉璈——留学日本出身，当过短期的参议院秘书长——对组建中国银行的意义，有如下评论：“中国向来没有大公司，几千万的资本，千百人的股东，这种组织在从前的招商局略具规模，但仍非现代化的企业。中国银行成立，资本二千万，股东好几千，遇事依照法律，大家都能合力解决，为公司的利益着想。这种大公司的企业组织，可以说是从中国银行开始。没有大公司的组织，兴不起大的实业计划。”
中国银行是中国财政史上的里程碑，张嘉璈说：“中国以前发行钞票，总是不断供应，经常造成币制紊乱。中国银行对于处理财政部的贷款，并不依照旧的方法，而以发行公债等有限制的借贷，并不滥发行钞票而引起通货膨胀。像这样，便能使得财政近代化。”《张公权先生自述往事答客问》。台湾，《传记文学》第177号。然而，这个近代化过程，却长期受到政治的严重干扰，官商互相争夺控制权，充满曲折与困难。
第60节：第四章沉寂的帝都（14）
1913年，交通银行由政府核准有代理国库和发行权。1914年，交通银行总经理梁士诒提议中国、交通两银行合资设立新华储蓄银行。这三家属国家银行。另有中华商业储蓄银行、浙江兴业银行、聚兴诚银行、盐业银行、中国通商银行、四明银行、殖民银行，七家商业银行。10家银行总资本达2000万元。俨然成为一个新兴企业。
欧战爆发后，西方列强无暇东顾，大大刺激了中国民间的投资活力。民族情绪高涨，抑制了洋货的疯狂泛滥；铁路的不断延长，加快了工矿产品的流量和流速；银行的迅速发展，股票交易，世界性贸易市场的开发，这一切对中国实业，无不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
1916年，讨袁战争的燎原烈火，已烧遍大江南北。中央政府除了在军事上一败涂地之外，经济上也摇摇欲坠。由于各省相继独立，对中央的解款急剧减少，财政面临枯竭。由梁士诒任总理的“国内公债局”，先后发行三次国内公债，总额达到2000万元，而交通银行每次的认购额，均高居各银行之首，前两次已募得946万元。但还是填不满袁大头的无底洞，仅一个“大典筹备处”，已耗资2000万元以上。把三次公债的钱全投进去，尚嫌不足。到1915年止，交通银行已为政府垫款3115万元，占该行全部存款的80％以上。韩宏泰《北洋军阀时期的交通银行》。陈奋主编《梁士诒史料集》，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护国战争一打响，作为政府财政支柱的中国、交通两大银行，便陷入严重的金融危机了。
袁世凯需款孔殷，但他对财政一窍不通，全凭身旁两位财神长袖善舞。一位是交通银行老板梁士诒，一位是督办中国银行事宜的周自齐。
支撑危局的办法，集两位财神的智力，绞尽脑汁，也提不出什么锦囊妙计。为了避免坐以待毙，梁、周二人终于在5月提出了一个集中资金的方案——合并中、交两行！
整个金融界立即发生强烈地震。
合并两行，无非是为了把中、交两行各地分行所有库存准备金，统统调集北京。这无疑是一服竭泽而渔，饮鸩止渴的催命汤。当时洪宪帝制败局已定，“北方形势日危，一般富有造孽钱之大老，纷纷将存款提出”，转存外国银行，为一朝树倒猢狲散，铺好后路。5月7日，财政部密咨各部、院：“现闻各部人员纷纷向中国银行提款，殊属不顾大局，请传谕各员，不得将存款提放外国银行，如敢故违，一经查出，立即交付惩戒。”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参事室编《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第一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这时有内幕消息的大老们，早把钱提光，剩下的就是一些升斗小民了。天津、济南分行，已经爆发了全民恐慌的挤兑潮。
5月10日，中国银行上海分行接获中央密令，要他们立即将银行从外国租界迁移至中国管辖的区域。但银行还没开始动迁，政府已经迫不及待地下令停兑了。5月12日，国务总理段祺瑞颁布命令：“自奉令之日起，所有该两行已发行之纸币及应付款项，暂时一律不准兑现、付现，一俟大局定后，即行颁布院令定期兑付。所有之准备现款，应责成该两行一律封存。”②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参事室编《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第一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事态的发展，已演变成北方官僚集团（官）与东部财团（商）的一场较量了。京、津两地分行，因为地处天子脚下，已表示服从政府命令，即日停兑，只有东部的上海分行，决定抗旨。
中行上海分行宋汉章经理和张嘉璈副经理主持大股东会议，他们担心，一旦停兑，中国银行的命脉，将从此断绝；刚刚发育的近代金融体系，也将摧毁殆尽。在上海分行的两位首脑面前，摆着两种选择，要么屈服，要么抵抗。他们选择了后者。
大股东们的意见一边倒，为了维持上海金融市面，保全上海分行的信用，所有钞票必须一律照常兑现。中国银行商股联合会的立场，表达得非常清楚：
“佥以中国银行分行地跨十数行省，分行号达百数十处，有属于北，有属于南，有涉于军事地域，欲一一监督而保全之，股东等固无此权力，亦实势有所不能。且环顾全国分行之最重要者，莫如上海一埠，上海为全国金融枢纽，且为中外观瞻所系，故以为保全中国银行必先自上海分行始……因由同人决议，先求保全上海中国银行。”②
第61节：第四章沉寂的帝都（15）
汇丰、道胜、正金、东方汇理、麦加利五家外国银行也连日开会，认为中国银行在国际市场上有相当地位，应该帮助它照常开业兑现。
宋汉章先后五次亲自到领事团协商，希望向外商银行贷款渡过难关。他又向汇丰、德华两家银行建议，以上海分行行址和苏州河堆栈，以及收押的道契作为抵押，商借透支。银行团既为挽救在沪外国企业的厄运，也为进一步浸透中国金融市场，慨然应诺。
疯狂的挤兑风潮，已在上海爆发了。急于提存和兑现的人，像着了魔似的扑向银行。这种混乱场面，持续三天，惊心动魄。官厅甚至出动军警弹压。银行职员忙得晕头转向。这简直是一场生死赌博。
太原、南京、徐州、九江、汉口、福州、张家口，以及黑龙江等地的中、交银行分行，都以上海分行马首是瞻，纷纷抗命，照常兑现。
经此惨烈一役，东部财团与北方官僚集团之间，已再无互信可言。
1916年6月，由于中、交两行停兑而触发的危机还未过去，从堂高帘远的中南海传来袁世凯病逝、黎元洪继位的惊人消息。东部的银行家们且喜且忧，喜者希望继任者能给政局带来转机，忧者担心政府在此似断似续之际又玩什么花招。
他们趁着政府大办丧事的机会，四处奔走联络，函电纷驰。经过几天密锣紧鼓的筹划，6月15日——袁世凯还未出殡——由中国银行上海方面的股东发起，联合各省商股代表组织的“中国银行股东联合会”已经挂牌成立，俨然是绅商与官方抗争的指挥部。
内阁委派徐恩源担任中国银行总裁，亦遭到银行强烈抵制。徐恩源出身官僚，惯拿鸡毛当令箭，在回银行上班时，竟随身带着三名由步军统领衙门派出的携枪保镖，招摇过市，以致惹动众怒，总管理处的三位高级主管，表示不屑于与这种人共事，相约辞职；连一位副总裁也挂印而去。
徐恩源自恃有财政部作后盾，既不承认股东联合会的合法地位，又扬言上海分行副经理张嘉璈是抗拒停兑的祸首，必须调往重庆分行，以示惩戒。股东们大为愤怒，对抗再度升级，股东们断然采取一个惊人之举，向上海地方审判厅申请将京行存上海的230万元假扣押，抵充商股股款。
银行与政府的斗法白热化，已超出了银行业的范围，影响到整个工商业。上海总商会匆匆出面调停。股东们勉强让步，撤销了假扣押申请书，但愤然表示，这完全是为了避免牵动大局，才不为已甚。上海中国银行股东联合会发表通电，字字掷地有声，就像是给政府下的一道战书：
“此次院令停止中、交两行兑现付存，无异宣告政府破产，银行倒闭，直接间接宰割天下同胞，丧尽国家元气，自此以后，财政信用一劫不复。”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参事室编《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第一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交通系在停兑事件中搅风搅雨，无非向袁世凯邀宠。梁士诒对推进帝制，作用尤巨。不料帝制南柯一梦，交通系赔了夫人又折兵，把自己的招牌搞臭了不说，梁士诒、周自齐还被南方列为帝制祸首，请明正典刑，以谢天下。政府下令通缉惩办。交通系鸡飞狗跳，梁士诒仓皇避居香港。1918年2月，经代总统冯国璋批准，下令特赦梁士诒、朱启钤、周自齐三人。
相比之下，北四先生的运气就好得多了。周学熙的父亲周馥与青岛的保皇派、宗社党过从甚密，甚至被日本间谍列入宗社党主要人物的名单之内。因此，周、袁两家虽是儿女亲家，但周家是断不会支持袁氏称帝的。洪宪帝制失败，周学熙幸免失身，又有段合肥当政，皖系一手遮天。亲不亲，故乡人，前途一片光明。
1916年8月，以皖系官僚为首，联合部分商绅，再次拟定以1000万元资本在直隶、山东、河南一带，建立20万锭大纱厂的玫瑰园计划。在12位主要发起人当中，有八位是官僚。
官僚们对投资实业，趋之若鹜，原因无非有二：
一方面，企业的利润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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