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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的迷失 作者:叶曙明-第3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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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政治学校校长、中央航空学校校长、禁烟委员会总监、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西北剿匪总司令、国防委员会总裁等24个职务。
在这24个职位中，党职11个，政职10个，军职只有三个。但有趣的是，这三个军职，比21个党政职位还顶用，足以使蒋在党政系统中，无论如何沉浮，最后都能逢凶化吉，卷土重来，凸显了国民党军权高于党权、政权的特征。这也是国家处于战乱时代的一种必然现象吧。
蒋虽然具有天赋异禀，但真的能够应付得了这么多职位的工作吗？当然不可能，大部分衔头都是象征性的，象征着“这是我的地盘”，并不需要真正做事。领袖人物通过兼任党职、政职、军职，达到控制党、政、军系统，这是师承苏联的真经。1934年曾经对179名国民党中央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作过一个统计，这179个人共担任了899个职位，平均每人兼职五个，其中兼职15个以上的有10人。李朴生《行政计划的编造与考核》。《行政效率》第二卷第六期。当然，大部分的兼职，除了划分势力范围外，也为了得到更高的薪水。
《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大纲》虽然规定，中政会的主任委员不得兼任其他职务；《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各专门委员会组织通例》中也规定副主任委员不得兼职，但只是一纸空文。交通委员会主任委员朱家骅兼任浙江省主席；副主任委员曾养甫兼任广州市长；后任副主任委员俞鹏飞同时兼任交通部长。陈立夫说，在中央党部里，只有两个人没兼职，一个是他，另一个是丁惟汾。陈立夫《成败之鉴》，台湾，正中书局，1994年版。
蒋介石曾多次痛责，政府的行政人员都成了政客与官僚，行政机关都衙门化了，但穷源推本，祸根却在他自己身上。1928年公布的《行政院组织法》规定，行政院应由15个部门组成，蒋也当过国府主席，当过行政院长，岂能不知后来行政院实际管辖的部门多达22个？政府所有行政计划、机构配置、职官任免，几乎都是短期的，用来应付没完没了的突发事件的权宜之计。许多机构设置，本来是临时性的，但事务结束后，却由于人事关系无法解散，变成了常设性的了。时间愈久，政府愈庞大臃肿，效率就愈低。
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在法理上是党政之间的桥梁，它的职权包括讨论建国纲领、立法原则、施政方针、军事大计，然后正式输与政府，置之于实施。但实际上，政治会议的作用远远不止于此，它还直接参与了施政，成为一个“太上皇”。1935年，政治会议进行了重大改革，设立了法制、内政、外交、国防、财政、经济、教育、土地、交通九个专门委员会，其职权与国民政府许多原有机构，明显重叠，导致权责不清、效率低下和互相争权夺利。蒋介石作为中政会的主要领导人，能说与他无关吗？
第55节：第十二章太阳从东方升起，在西方落下（3）
更不用说，像蒋介石长期牢牢掌控着的军事委员会，职权范围也是模糊不清的。它似乎无所不包、无所不管。
这些以“人民保姆”自许的人，究竟是怎样登上庙堂的呢？当年孙文为防官邪，提出无论大小官吏，都必须以考试定资格的设想。1928年，考试院正式筹建，又是遴选委员，又是公布条例，关于考试的条例规则颁布了一大堆，又是《考试法》，又是《监试法》，又是《襄试法》，又是《典试法》，俨然有锁闱较艺的气象。然而，它还没正式发挥作用，就已经沦为一个“只求有了编制与经费，位置一批人员，就算完事”的衙门了。
国民政府的大小官吏，几乎全由私人关系而定，据一位国民党人士说，考试院从筹建，到1936年，只举行过两次高等考试，考取了200人左右，而花费则高达500万元之巨，平均每考取一人，便要花上二万元。然而，被考取的人员，还不一定能录取。第一届高考后，真正被录用的只有八人，而这次考试却花去国库100万元。政府中没有经过考试而被任用的人，就有4。6万之多。李芦洲《国民政府的政绩》。天津庸报社，1936年版。虽然各类考试也搞过一些，但都是针对低级职位的，中级以上官吏一律以“审查”代替“考试”。
立法院在胡汉民的主持下，比考试院略胜一筹。自1928年立法院成立后，两年之间，完成重要法典包括民法各篇、民事诉讼、公司、海商、保险、刑、刑事诉讼、土地、自治、工厂、工会、工商、商会、劳动、出版等法。成绩可谓斐然。
但是，法律制订出来，未必就能推行。国民政府的政令，只及东部数省，一出了势力范围，就成了废纸一摞。即使在这数省之内，也非畅行无阻。国民党试图在浙江推行“土地法”时，就受到地方政府的强烈抵制，甚至有参与者遭到暗杀。后来省政府为了取消二五减租，竟把持反对意见的省党部候补监委兼省党报总编逮捕下狱。一些重大的国际协定，亦未经过立法院，如《上海停战协定》。胡汉民是出名的硬骨头，他主持的立法院尚且如此，其他就更不足论矣。
再以监察院为例，监察院草创于1925年，专司政治上的监纠。但是，从职能上看，它只有弹劾权，没有裁判权和惩戒权。从1932年7月，到1933年12月，监察院共收到各地呈来的诉状有4692件，平均每月276件。但由监察院提出弹劾的，只有268件，平均每月15件稍多。而在提出弹劾的案件中，又有214件的被弹劾者没有受到任何处分。在54件受到处理的案件中，有13件只是免职停用，其余都是申诫、记过、减俸之类的轻微处分。
由于事权不一，弹劾案移付惩戒机关后，惩戒机关又要重新调查，往往经年不得完成，不仅耗资旷时，且使犯法者易于逃避。而按规定对中执会选任官吏（国府委员等）以外的其他政务官的惩戒，由国民政府办理。但国民政府并没有任何惩戒机关，直到1933年才成立国民政府政务官惩戒委员会。也就是说，在此之前对失职或操守有亏的政务官，即使不是完全没有惩戒，至少也是没有规制可循的。
“以党治国”是孙文生前定下的政治方略，基本上是一个文人治国的设想。北伐胜利前后，汪精卫主党、胡汉民主政、蒋介石主军，三驾马车并行，从宁汉分裂、扩大会议、非常会议，都以党统之争为焦点。
但随着中原大战的结束，汪精卫与胡汉民两个文人，在权力斗争中，相继落败，蒋介石军权独大，党统之争已无关宏旨，文人治国已演变为军人治国，总司令领导下的党中央，今天开除这个党籍，明天又恢复那个党籍，“党”不过是军人手中的一件武器。一位国民党人说：“现在本党的党员，除了死刑而外，什么都不怕……至于开除党籍，更是毫不在念，因为不但开除和恢复是一套骗人的把戏，就算根本开除，也不见有如何的损失。”刘健群《复兴中国革命之路》。中国文化学会，1934年版。
党权的威信，跌到了新低点。从汪精卫时代的党权高于一切，到如今党却沦为军政的累赘。真是山不转水转，一朝天子一朝臣了。
第56节：第十二章太阳从东方升起，在西方落下（4）
国民党充其量只是一个东部党，一个城市党，对东部以外的广大农村，根本是束手无策的。直到1936年，河南、贵州、四川、云南、陕西、甘肃、安徽、福建、宁夏、青海等省份，连个省党部都没有。即使成立了省党部的省份，县以下也未必可以找到党员的踪影；即使能找到党员的踪影，也未必可以找到一个认真负责、工作卖力的党员。江、浙二省，号称蒋介石的大本营了，但1933年时，也只有69％和73％的县成立了县党部。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编印《民国二十三年中国国民党年鉴》。
西南地区更糟，虽然有比较健全的党组织，但他们与南京的国民党是两回事。在胡汉民、陈济棠、李宗仁操纵下，西南基本上处于半独立状态。胡汉民另树一帜，搞了一个“新国民党”，反制南京的国民党中央。当时两广的国民党员，占全党人数的三分之一，这部分的党组织愈强大、愈严密，南京就愈头痛、愈害怕。
中国是一个农民大国，农村面积广大，当年一位研究国民党党务的人慨叹：“不但在农民中很难找到党员，并且在一切农民运动负责人员中，在地方自治工作人员中，在农村文化教育负责人员中，以及农村经济建设负责人员中，都不容易见到党的踪迹。”何汉文《如何树立党在农村中的基础》。《中央周刊》第一卷第三十期。试想，这样一个松懈、涣散、腐化、僵化、无能的城市党，如何治国呢？如何与“农夫的儿子”冯玉祥、“地道的农家子弟”李宗仁，以及“代表最广大农民利益”的共产党斗呢？
历史上，对蒋介石独裁的批评，何可胜数。所谓独裁，应指立法和行政合一，由一人操纵，目的是为了事权统一，步伐一致，以收使指使臂之效。蒋介石能否称作独裁，却很值得商榷。国民政府的最大问题，就在于事权不统一，步伐不一致。国民党自称政权是取自满清，取自北洋政府，并非取自人民，所以不存在“还政于民”的说法，也坚决拒绝其他政党的存在，不允许任何政党与国民党分庭抗礼。中华民国是一党专政的国家，但这个党却是个七痨八伤的党，腿瘸眼盲、行动不便的党，还要高喊“党外无党，党内无派”。他们究竟何德何能，要做人民的保姆，人民的奶妈？
有人批评蒋介石“独裁无胆，民主无量”，可谓一针见血。其实，从中华民国成立以降，历任统治者，都是一副嘴脸，全无丝毫新意。他们倒真是一个保姆、一个奶妈养大的，这就是两千多年的宗法专制文化。
【贰】蒋介石以牺牲东部财团的利益，换取了在抗战爆发后，政府迁都四川的生存条件。对于蒋介石来说，这种以空间换取时间的做法，无疑是一种自杀的行为。
宋氏家族，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显赫的家族之一。
宋美龄（左）、宋霭龄（中）、宋庆龄（右）三姐妹
长女宋霭龄，嫁给了孔子的后裔、中国最富有的财主孔祥熙；二女宋庆龄，嫁给了孙文，成为一位具有象征意义的人物；三女宋美龄，嫁给了蒋介石，成为蒋和西方世界的一座精神桥梁。
然而，在宋氏家族中，从事着繁重的具体工作，并且取得最骄人成就的是长子宋子文。他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经济学博士，第一次担任银行总经理时还不到30岁。
1926年，宋子文出任中央银行行长和国民政府财政部长。1928年统一告成，宋子文开始着手整顿财经状况，和贸易减缩、金融混乱、工业萧条、信贷危机展开困难重重的斗争。
1928年6月下旬，一批私人企业家和财政专家在上海召开了全国经济会议。紧接着，7月上旬，国家和地方的财政官员也齐集南京，召开全国财政会议。他们讨论的题目相当广泛，包括国家收支、债务、银行金融和币制等方面的问题。
宋子文心情振奋地说，随着军事结束，训政开始，“就目前论，自以统一财政为第一要义。盖庶政非财莫举，如财政不能统一，由其他庶政，更无统一可期。”吴景平《宋子文评传》。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他坚信这是中国迈向民主制度的重要一步。两个会议都认为，控制财政岁出是当务之急。宋子文极力主张建立一个强有力的预算委员会。但是，控制岁出的前提必须是确保岁入。
第57节：第十二章太阳从东方升起，在西方落下（5）
财政部在1928年公布了《划分国地收支标准案》，把税收中比重最大的田赋，由中央划归地方。此举平衡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而中央则另辟邮包税、煤油税、印花税、矿税、国有事业收入等10项税收，又提高了关税和盐税。因此，中央的税帐不仅没有下降，反而有所上升。
不久，国府根据孙文生前主张，实行裁厘。中央以加征统税、提高关税作为补偿。地方虽然也开辟了营业税，但在穷乡僻壤，营业税微不足道，为了补偿厘金通过税，地方只有提高田赋和大征苛捐杂税。
这只是东部几省的情形，再远一点，中央心长力短，别说普通税收，就连关税、盐税，都有可能被地方当局截留。
在整顿税收的同时，宋子文把更多的精力放在整顿债务上面。能否控制岁出，这是至关重要的一环。
政府的财政收入，限于东部一隅，光靠税收，不敷应用。每逢床头金尽之际，唯有举债。鉴于舆论对借外债十分敏感，政府唯有向国内举债，也就是向上海的大亨们借贷。1931年的时候，南京政府有一半乃至三分之二的债券与票据，掌握在上海的金融家手里。
从1927年至1933年，政府共发行公债11。41亿元。这些公债都是以债票向各银行抵押现款，由银行按市价出售债票后，再结账付款。往往在出售债票时，市价大跌，政府拿到手的钱，只有票面的五折至六折，可是还本时，却要按十足计算。
中原大战期间，政府花钱如流水，宋子文罗掘俱穷，无法应付。蒋介石能想出来的办法，就是让中国银行继续增发库券。银行的资金，纷纷用作投机；纸币滥发，放款膨胀，埋下了金融危机的种子。
淞沪抗战时，政府迁都洛阳，虽说是一个象征性的姿态，但对东部的资本家来说，却是一个晴天霹雳的信号：政府没有能力保护东部，如果发生战争，政府就只能放弃东部沿海地区，迁往西北。
战争使得上海的工商业陷入半瘫痪状态，证券价格狂泻至历史最低点。上海的大亨们鸡飞狗走，自顾不暇。除了东部本身遭受战火重创之外，还有两个很要命的因素：一个是1931年的东北沦陷和江淮大水灾，使市场大大萎缩；另一个是1931年下半年世界各国纷纷放弃银本位，改为金本位，导致白银价格暴泄，中国几乎是世界上惟一采用银本位的国家，因此受到极大影响。
这时政府应还之债约为三亿，还有八亿元的内债，必须在今后五年之内还本付息。整顿债务不仅势在必行，而且刻不容缓。
宋子文和上海的金融家、财政专家、工商业代表——包括债券持有人联合会——举行紧急磋商。大家看得很清楚，要么债权人让步，要么同归于尽。对债券持有人来说，实际上只有一种选择，那就是前者。
一个确定在2月1日实施的方案出台了。把每个月用于内债还本付息的钱削减一半，定为每个月860万元，即每年1。32亿元，利率一律每年六厘。偿还期限延长一倍。全部债券由关税担保，取消盐税和其他国内税收的担保。
宋子文的方案得到了上海帮会的鼎力支持。由杜月笙控制的债券持有人联合会以上海各金融团体名义发表声明，接受整理公债的命令，并号召所有持票人与政府紧密合作。宋子文感激不尽。在2月26日的讲话中，他喜不自胜地说，这一事实“向全世界证明中国人民在民族危机的时候是团结一致的”。
1931年，国民政府创造了成立以来第一次收支平衡的奇迹（如果把北洋政府也算在内，中国政府的财政只在1914年和1916年两年略有盈余）。宋子文以骄傲的口吻说，这一奇迹“正发生在世界上几乎每一个国家，都在普遍大危机中有了巨额财政亏损的时候；也正发生在中国政府除应付经济萧条之外，还不得不承受1931年大水灾造成的浩大损失、银价暴跌的影响，和日本攫占满洲进攻上海的时候。”
战争对上海的破坏是显而易见的，而共产党则远在江西，对东部沿海地区，似乎不构成什么威胁。因此，宋子文痛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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