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王国-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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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威森塔尔问：“您跟这两个人之间是不是有个人恩怨？”

　　“也可以这么说，”雷伯回答时缓慢地现出他那耐人寻味的笑容。

　　“您是不是想要把这事告诉我？我自己失去的亲属有八十五人。”

　　那青年客气地摇摇头。“也许下次来谈。谢谢您的热诚接待。”

　　威森塔尔目送他出去并且从美国战略情报局办事处所在的四十号门前经过，跟另一个人会合；另一个人身材矮而壮实得多，年龄也大得多，肩膀非常宽，戴一副无边服镜。他再也没有看到过雷伯·克立姆罗德。


　　一九三二年，埃立希·施泰尔加入以约翰·克立姆罗德为首的律师联合事务所。他于一九四一年正式对该事务所实行监督，但实际经办已有六年多，其依据是约翰·克立姆罗德签署的一份委托书，因为他本人患偏瘫只得以轮椅代步，无法主持业务。战争结束时，施泰尔没有再在维也纳或其他地方露面。一九四七年二月，在举行格拉茨审判之前，他的妻子填表申报丈夫死亡，理由是有一个人起誓作证他曾目睹埃立希·施泰尔在布拉格被苏军用机枪击毙。法庭很爽快地准其所请，因为这是例行公事。施泰尔的名字就此从纳粹战犯名单上消失，如果说曾在上面出现过的话。

　　施泰尔在政界和军界的履历都有案可查。他参与一九三四年未遂政变的事有警察局的报告为证，其中提到约翰·克立姆罗德曾出面为他说项。他加入纳粹党是在一九三八年二月，党证号码为6330372。那时他已成为公认的“犹太人问题”法律专家。被委任中央犹太人移民局的法律顾问以后，他参与了对路易·德·罗特希尔德男爵加以逮捕、羁押以及勒素数百万美元之后驱逐出境的全过程。一九四○年，他从事研究马达加斯加方案法律方面的问题，该方案预见到要把欧洲所有的犹太人放逐出去，首次使用了“最后解决犹太人问题”这一说法。次年，他奉莱因哈德·海德里希之命，数次前往荷、比、卢等国处理属于十四万犹太人的财产和养老金事宜，其中只有五千人幸存下来。在这同时，他一直按自己的方式经营着克立姆罗德的事务所。

　　一九四三年，他和党卫军一起开赴东线，一九四四年三月回后方住院治疗。到一九四四年十月，他的公务活动减少。打那以后，有关他的消息越来越少，直至一九四五年四月完全失踪。

　　以上是埃立希·约阿希姆·施泰尔的正式经历。大卫·塞梯尼亚兹可以提供有关此人生活和所作所为的较完整资料。施泰尔在纳粹德国境内步步为营从事活动是经过周密考虑的。施泰尔纯粹为个人目的而利用形势的发展，那种赤裸裸的实利手段实属罕见。他的目标是占有属于克立姆罗德一家的全部财产，同样还要占有在一九三八至一九四一年那些已经相当黑暗的岁月里约翰·克立姆罗德的当事人委托这位虽然瘫痪但是诚实的律师照管的财产。施泰尔把汉娜·克立姆罗德也列为自己的目标。一九八二年在大卫·塞梯尼亚兹力促下进行调查的结果，使他获得汉娜·克立姆罗德一九三七年八月七日在威尼斯利多海滩上照的一张相片。她站在一群人中央，带着她的三个孩子，一双淡得出奇的眼睛瞧着镜头，雷伯的眼睛就是从她那里继承的，她的美简直使人惊异，这是一种端庄、娴静而又光彩夺目的美。施泰尔站在大约两米以外，眼睛不看镜头而看着她。施泰尔未能占有这一宗比其余的一切更珍贵的财宝。他别有用心地把汉娜及其三个孩子送拄利沃夫，带着他为他们弄到的护照，带着他作为纳粹高级官员所能向他们提供的一切保证

　　同时也完全相信，他是在送他们上一条可能由他本人设计的死路。

　　大卫．塞梯尼亚兹相信约翰·克立姆罗德被捕这一经过精心安排的步骤，以及他被送往哈尔特海姆城堡给未来的死亡营刽子手们当豚鼠使用，都是施泰尔的手笔。通过遣散克立姆罗德家过去的仆人和杀害老管家安东·欣特泽耶尔，施泰尔完成了他个人的Anschluss（注：德语：合并。作者用这个词把施泰尔的所作所为比作纳粹德国吞并奥地利的所谓“德奥合并”）。

　　那么埃立希·施泰尔在一九四五年四月以后干了些什么呢？最初他化名在美军管辖的一个战俘营里找到了避难所，等待时机重新公开露面。及至雷伯·克立姆罗德再度出现——现在他的危险性比两年前更大了，——施泰尔认识到，自己的安全已受到严重威胁

　　这就是为什么会发生下文将展开的死山那一幕以及一九四七年三月施泰尔逃往南美的原因。

　　对于塞梯尼亚兹来说，这是毫无疑问的；在所有可能的渠道中，施泰尔使用的是被称为“修道院路线”的一条。
公鸡中的战斗机　at　2007…8…20　14：56：12　
波哥大的烛台　——　6



　　上午八点十分，一个相当肥胖、但身段还不太难看的高大男子，从慕尼黑策佩林街上靠近伊萨尔河的一幢私人住宅里走出来。他竖起大衣的狐皮领子，戴好漂亮的羊皮手套，打开他的车库门。那里停放着他引以为骄傲的一辆梅塞德斯轿车，擦得铿光瓦亮。他坐到方向盘后，听引擎发出轻柔的颤动声感到得意非凡。他扳动排档。

　　“请不要动。”

　　这声音十分温和而有礼貌，所以他并不感到惊慌。及至转过头来认出了那双眼睛，—阵直透骨髓的恐怖使他顿时瘫倒。

　　“这不可能！”

　　“可惜这是事实，”雷伯说，“我知道你的孩子即将出来，你要送他们去上学。这不会改变我的计划。对你也没有好处。我将被迫把你的孩子也杀死，然而我不想这么做。现在，请照常驾驶吧。”

　　“米歇尔”

　　“请开车。”

　　梅塞德斯倒退出了车库，缓慢地在房屋前面停下。两个裹着红蓝羊毛围巾的孩子走出来。他们看到父亲身旁坐着一个陌生人，显得有些奇怪，但是雷伯含笑对他们说：“你们的爸爸跟我是老朋友。他曾经有二十个月象疼孩子那样爱护我。来，上车，我们把你们送到校门口。”

　　两个孩子笑着向他问话。雷伯告诉他们说，他叫米歇尔，更确切些说，是他们的爸爸这样叫他，因为他们的爸爸不喜欢他的另一个名字。那么另一个名字叫什么？哦，他说，这另个挺古怪的外国名字，他们可以问自己的爸爸那到底是个什么名字。

　　他们到了学校门口，雷伯向驾驶梅塞德斯的那位说：“称应该亲亲你的孩子。他们怪可爱的。”

　　孩子走进学校去，汽车开走了。

　　“米歇尔，我的上帝”

　　“咱们去达豪，”雷伯说，“请往那儿开。毛特豪森太远，而且还得越过边界。将就一下去达豪吧。”

　　“米歇尔”

　　“我的名字是雷伯，”雷伯笑道，“请稍慢一些。我不希望咱们发生车祸。而且我希望你不要开口。听你说话只会使我心中的怒火烧得更旺。懂吗？”

　　他们一路保持沉默。达豪集中营已出现在前面，时隔二十三个月以后仍保持原来的样子。

　　“咱们不进去了。这没有必要。只要沿着围墙把车开到看得见焚尸炉的地方。”

　　两分钟过去了。

　　“行了。现在请停下。下车吧。”

　　雷伯也下了车。他左手拿着一罐东西，右手拿着武器。

　　前党卫军少校吓得失了音，他问：“你真的会杀死我的孩子吗？”

　　“我想会的，”雷伯说，“但我不敢肯定。我非常愤怒，不过我不知道自己是否会走得那么远——把他们也杀掉。”

　　雷伯把罐子送给他。

　　“请把它打开来喝下去。”

　　前党卫军中校旋开盖子，立刻嗅出了气味。他用一种似乎被掐住脖子的声音说：“这是汽油。”

　　“是的，”雷伯说。“我记得，三年零四天前，也在这个时候，你曾经强迫一个法国男孩喝过。所不同者，他喝的还是废油。可能因为当的你们汽油不够。他才十岁，他是七月二十三日生在波尔多的。我对他记得十分清楚。他折腾了十个钟头才死去。我想，你会喝下这罐汽油的，因为你直到最后还将抱着我也许不杀你的希望。的确，你有一个机会。尽管希望不大，但毕竟还有。但是，在你喝下去之前”

　　他从茄克衫口袋里取出一件用纸包起来的小东西。

　　“一件礼物，”他说。

　　前党卫军中校拆开纸包，发现里面是一支唇膏。

　　“我非常希望你搽一点在你脸上，特别是嘴唇

　　时间在逝去。

　　“对。面颊上也请搽一些很好。现在你可以喝汽油了这罐子也是你的，所以不伯你不认账。这封信将在你的口袋里发现。它是一个名叫扎茨卡留斯的立陶宛少年写的。你会对我说：他已经死了。但这难道是充分的理由？他在这封信中描绘了你们是怎样对待少年儿童的，我也是少年中的一个请再喝一点”

　　他从极近处开枪打在右颊颧骨下面。然后他把枪放在前党卫军中校威廉·霍赫赖纳尚有些微温的手中，让死人自己的手指再一次扣动扳机，这次是向一丛灌木中打的。他一直憋到离现场很远才开始呕吐。后来，铎夫·拉扎鲁斯又停了两次车，好让他再呕吐。


　　“注意，”铎夫悄悄地说。

　　那个女人刚又出现，这次和她一起的还有两个男人。

　　“其中一个你认出了没有，小伙子？”

　　雷伯点点头。两个男的中较矮的一个是德国人，三个星期以前，就在霍赫赖纳赖处决在达豪的焚尸炉附近之后，雷伯和铎夫曾看见他驾驶一辆在萨尔茨堡和慕尼黑之间运送《星条旗报》的卡车。宪兵对这些卡车从不检查，顶多笑噶嘻地拿走几份报纸，因此几乎每一趟都有纳粹逃亡者搭车躲在一捆捆报纸后面。至于这个短发灰白，神态冷峻的女人，就是一九四五年七月三日在萨尔茨堡结雷伯指路的那一个，她告诉雷伯可以在钟楼附近的照相馆里找到名叫洛培尔的摄影师，从而把雷伯送入埃泼克设下的陷阱。

　　这个女人是雷伯·克立姆罗德着手进行的追捕计划的第一步。（查明霍赖赫纳的下落并不难，因为这位党党卫军中校于一九四六年初干脆回来经营他的纺织厂了。）雷伯从慕尼黑返回奥地利后不到一百小时，又找到了这个女人。到那天——一九四七年三月二十三日——为止，他和拉扎鲁斯在一起或分开跟踪这女人已有四十三天。

　　“小屋里还有人，小伙子。至少三个男人。”

　　“四个，”雷伯说。

　　时间已是晚上十点左右，估计这将是一个寒冷的夜晚。

　　在他们躺着守望的一片小树林下面，可以看见老家湖镇的灯光。这个市镇地处死山的心脏，那里有不少湖泊夹在垂直的断崖之间，湖深水黑。在战争行将告终的最后几个月，有六万穿便服的“平民”携带着从整个欧洲劫掠得来的财物，在这里找到了避难所。

　　“四个男人和另一个女人，”雷伯说，他是从这样一种假设出发的：那个和埃泼克串通一气的女人可能在波希米亚公署附近的房子里住过。他的估计是正确的。根据雷伯的描述，那一带有两个店主认为她就是盖尔达·胡贝尔。他们还说出了她来自格拉茨——埃立希·施泰尔的故乡。其余的就好办了。这个女人是为奥地利红十字会工作救济难民的。凭这一点她能搞到各种各样的通行证。

　　“有动静了。”

　　第三个男人从小屋里出来，铎夫和雷伯都认出了他。

　　“阿尔尼·沙义德，”锑夫说，我的老伙计阿尔尼，他特别喜欢访问这里和罗马之间的方济各会修道院。”

　　铎夫己跟踪过沙义德两次，每次都被带到罗马梵蒂冈门口。沙义德每次都是一个人从那里出来，显然已把他护送的逃亡者托付给罗马教廷。沙义德也为红十字会工作。

　　“铎夫？”

　　雷伯已有好长时间一直把双筒望远镜朝山下对准通往那座木屋的小道的最初几个弯了。

　　“两部汽车，铎夫。不过它们已经停下，两部都停了，并且刚刚关掉前灯，离这儿不到三百米。”

　　他俩在黑暗中互相看看对方。

　　“警察？”

　　“不会是警察，”雷伯说。

　　那两部梅塞德斯大型轿车肯定不属于奥地利警方，也不会属于任伺一国的占领军当局。不，这里另有文章，铎夫想必也考虑到这—层，他从原来的岗位上退后几步，也举起他的双筒望远镜来调节焦距。

　　过了半分钟，他说：“十天以前，我紧跟在阿尔尼后面第二次从意大利回来时，我看见过—辆相同的梅塞德斯。左边的后门也坏了。那是在因斯布鲁克。车上三个男人的模样都象是神枪手。阿尔尼上了他们的车。我还记得车的牌照号码你等我一下，小伙子。”

　　他悄悄往山下滑行，不久便消失在黑暗中。

　　过了不到一分钟，木屋里的电话铃响，立刻有人抓起听筒。又过了三分钟，木屋周围开始有动静了。雷伯见那几个到目前为止一直在悠闲聊天的男人跳了起来。其中一个冲到屋外，另外几个也探出头来，手里拿着武器。雷伯估计刚才有人向他们发出警报。

　　过了片刻，雷伯听到一阵几乎察觉不到的声息。他躲到一棵树后面，手指扣在扳机上。

　　接着是耳语般的话音：“小伙子！请不要把我毙了。”铎夫气急败坏地出现在大约五米以外。

　　“是那辆车和那几个家伙。只是现在那里有八到十个人。而且还有人来。这倒有点儿象斯大林格勒的重演，我的小老弟。我敢用一位拉比跟你赌一个苹果馅煎饼，他们是冲着咱们来的。”

　　他笑容满面。

　　“我在纳闷儿：这木屋里的那些王八蛋究竟是什么人？你能肯定里边没有阿道夫·希特勒？”


　　一刻钟后，他们有证据可以断定这确实是一场兜捕：在他们周边一个半圆形范围内，所有的手电筒都亮了，而他们差不多正好处在半圆形的中央。

　　“但他们在斯大林格勒最后还是输了，”铎夫说。

　　他和雷伯沿着小小的老家湖东岸移动，已经到了离木屋大约一公里的地方，然而还不是逃跑。他们在树下走，心里并不十分焦急既然通往老家湖镇的下坡路已被切断，他们就打算再往东设法到达名叫无底湖的另一个地方。到了那里，他们准备或者前往温泉湖镇，或者去求助，哪怕是向警方求助。但是，走在前头的雷伯突然止步。另一条由手电光组成的兜捕线出现在他们右侧。包围圈已经合拢，或者差不多已经合拢。

　　他们没有别的选择，只有继续一直朝前，磕磕绊绊地在越来越陡峭的山坡上爬。

　　他们加快速度，此时，在晴朗的夜空下已经可以看到前面是死山的一座座雪峰。“咱们绝对冲不出去，”铎夫说。“至少我不行。我没有你那两条年轻的腿，小伙子。”他已经准备发动反攻，这是符合他的性格的，但雷伯不让他停下。手电光的弧线现在离他们不到百米。他们只得向无底湖的西北方突围，有一刹那他们看见几辆汽车亮着前灯停在小路上，这条路是从无底湖通过来的，而另一端却在四五公里外形成死胡同。小路上已有人严阵以待，在汽车的前灯光下可以看到他们也都执有武器，有几个还带着步枪，脸朝着他们这边。“第三帝国的残渣余孽全在这里，”铎夫哈哈笑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