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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王国-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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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读出了书上作者的名字：“沃尔特·惠特曼。他是英国人还是美国人？”
“美国人，”塔拉斯问答。
“他是诗人吗？”
“和魏尔伦一样，”塔拉斯回答．
那双灰色的眼睛瞥了一下塔拉斯的脸，视线又回到《草叶集》上。塔拉斯提了一个问题，雷伯迟迟没有回答，塔拉斯以为还得再问一遍。但是雷伯摇了摇头。
“我还没有掌握英语，只认得几个单词。不过我打算学英语，还有西班牙语。也许还要学其他语言，比如说俄语。”
培拉斯垂下眼帘，然后重又举目。他感到茫然失措。自从雷伯·克立姆罗德进屋以后，塔拉斯坐在办公桌旁，除了信笔随便记下一些什么外，没有任何举动。他突然对雷伯说：“你可以把这本书借去。”
“我得花一段时间才能读完。”
“你需要多久就放在你那儿多久。”
“多谢，”克立姆罗德一面说一面又看了看这个美国军官，然后继续叙述。“到贝乌泽茨以前，从一九四一年八月十一日起，我们在雅诺夫斯卡。到雅诺夫斯卡以前，我们在利沃夫我母亲汉娜·伊茨柯维奇的父母家里。我们是一九四一年七月五日星期六到利沃夫的。我母亲想去看我的外公外婆，她在维也纳领到了我们四个人的护照。我们是七月三日星期四离开维也纳的，因为当时利沃夫已经不是被俄国人而是被德园人占领了。我母亲十分相信护照。但是她想错了。”
雷伯开始翻动《草叶集》的书页，但他的动作是无意识的。他俯下身去，以便看清别的书名。
（注：“蒙田（注：蒙田（1533—1592）文艺复兴时期法兰西思想家和散文作家，主要作品有《散文集》）。
这个作家我知道。”
“你也可以借去，”塔拉斯在一种感情的驱使下这样说。
这二十本书他一直带在身边，聊以暂时忘却战争的恐怖，如果要他从中只挑一本的话，那准是蒙田的这一本。
“至于我，”克立姆罗德说，“侥幸活了下来。”
塔拉斯重新读了一遍手头的笔记，借以恢复泰然自若的神态。他按照时间顺序把雷伯提到的集中营的名单念了一遍：
“雅诺夫斯卡，贝乌泽茨，又是雅诺夫斯卡，普拉绍夫，格罗斯罗森，布痕瓦尔德，毛特豪森”他问道：“你真的到过所有这些地方吗？”
雷伯淡漠地点了点头。他关上了柜子的玻璃门，双手紧紧地把塔拉斯借给他的两本书抱在胸前。
“你是什么时候成为那群男孩中的一员的？”
克立姆罗德离开玻璃柜，朝门口的方向走了两步。
“一九四三年十月二日，党卫军中校在贝乌泽茨把我们集中了起来。”
“就是那个你不知道名字的中校？”
“就是他。”克立姆罗德一面说一面朝门口又走了一步。
“他当然在撒谎，”塔拉斯心想，同时越来越感到心神不安。“假定他说的其余一切都是真的，”塔拉斯相信是这样，“那就无法想象，这个具有如此惊人的记忆力的少年，居然把从一九四三年十月到一九四五年五月与他一起生活了二十个月的那个人的名字给忘了。他在撒谎，他也明白我知道他在撒谎，但他不在乎。他并不企图为自己辩解，也不想解释他是怎样活下来的。而且，他好象没有任何羞耻或憎恨的感觉。也许他精神上受了刺激，尚未恢复”
最后的那种解释在塔拉斯看来最缺乏说服力。他自己也不相信。说实在的和雷伯·米歇尔·克立姆罗德的这次初会，时间顶多不过二十分钟，塔拉斯却感到，这个骨瘦如柴、连站都站不稳的少年具有一种能控制任何局面的了不起的本领。君临一切——塔捡斯想到的就是这么个词儿。雷伯那双灰白色的、深邃的眼睛后面蕴藏着旺盛的智力，塔拉斯十分具体地感觉到它的压倒一切的份量。
那少年又朝门口走了一步。门框衬着他的侧影，构成一种残酷的美。他已经准备离去。这时，塔拉斯又提了最后几个问题，主要是想延长这次会见。
“他就是那个用鞭子抽你、用烟头烫你的人？”
“你这是明知故问。”
“就是那个和你在一起生活了二十个月的军官？”
沉默。雷伯又朝门口走了一步。
“你刚才对我说，那个党卫军中校在贝乌泽茨把你们集中在一起，时间是”
“一九四三年十月二日。”
“那里一共有多少孩子？”
“一百四十三个。”
“用什么理由把你们集中在一起？”
雷伯微微地摇摇头，表示他不知道。这一回他没有撒谎。塔拉斯对这一点如此有把握，这使他自己也感到惊奇，匆匆地又问了几个问题。
“你们是怎样离开贝乌泽茨的？”
“坐卡车。”
“去雅诺夫斯卡？”
“只有三十个人去雅诺夫斯卡。”
“那么另外一百十二个人呢？”
“他们去马伊达内克了。”
塔拉斯没听说过这个地名。后来他才知道那是在波兰境内的又一个杀人集中营，可与贝乌泽茨、索比波尔、特雷布林卡、奥斯威辛和海乌姆诺并列。
“是那个中校选择了三十个男孩吗？三十个全是男孩？”
“是的，你都说对了。”
雷伯·克立姆罗德又迈了两步，已经走到门口。他站在门槛上，塔拉斯可以看见他的背影。
“我会还给你的，”雷伯说着抚摩了一下惠特曼的《草叶集》和蒙田的《散文集》。“这两本书我会还你的。”他微微一笑。“请别再问了。那个中校把我们带到雅诺夫斯卡，从那时开始，他就把我们当女人使。后来，由于俄国人不断推进，他和其他几个军官一起向德军谎称去执行一项特别使命，把我们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达就是他们不杀我们的原因，除非我们支持不住。”
“这6些军官的名字你一个都不记得吗？”
“不记得。”
他在撒谎。
“有多少孩子和你一起到达毛特豪森？”
“十六个。”
“塞梯尼亚兹中尉在墓坑里发现你的时候，你们一共只有九个人。”
“我们到达毛特豪森以后，他们杀了我们中的七个。他们只留下他们的宠儿。”
这番活是用一种从容而超然的语调说的。他跨过门槛，最后一次停止脚步。
“你的姓名可以告诉我吗？”
“乔治·塔拉斯。”
“T，a，r，r，a，s，对吗？”
“对。”
沉默。
“我会把书还给你的。”
奥地利当时分为四个军事占领区。毛特豪森在苏军占领区内。大批过去的囚犯被转送到利昂丁的一个临时收容难民的接待营，那是林茨附近美军辖区内一所学校的校舍，阿道夫·希特勒曾经坐过这所学校的课椅，希特勒的双亲曾在学校对面的一所小房子里住过相当长时间。乔治·塔拉斯、大卫·塞梯尼亚兹和他们那个调查战争罪行的单位也到林茨去了。尽管这次迁移使他们忙上加忙，但他们并没有中断搜索隐藏在当地的前党卫军看守人员的工作。
因此，直到几天以后，他们才发觉年轻的克立姆罗德失踪了。
萨尔斯堡的摄影师 —— 4
那天早晨，围在环城大道中间的维也纳内城区，是在美国军队的掌管下，这一个月由美军负责维持治安（注：二战刚结束时，奥地利被划分为美、英、法、苏四个占领区，首都维也纳是四国共同占领）。在克恩滕街究兵队灯火明亮的门前，停着一辆吉普车，一个来自堪萨斯州的美国究兵坐在司机旁边。国际巡逻队的另外三名成员——一个英国人、一个法国人和一个苏联人——挤在后座。
车朝着圣斯蒂芬大教堂的方向出发，去执行夜间的第四轮巡逻任务。教堂的两座钟塔在第一道晨噶中刚刚开始显现轮廓。
大街上空无一人，车在街心缓缓行驶。那天是一九四五年六月十九日，时间是清晨五点五十分。
吉普车到达弗朗茨·约瑟夫长堤。他们朝多瑙河的对岸眺望，在大半被毁的狄安娜浴场和战争留下的茫茫大海般一片瓦砾场后面，可以看到嫩红的朝霞映衬着普拉特大转轮游乐场的环状焦黑残骸。车向左拐弯，走贡萨加巷，然后朝南。现在他们已看得见波希米亚公署绚丽多彩的巴罗克建筑。
与此同时，他们也已看得见那个少年。
那个英国人第一个看见了他，但没有吱声。那个英国人正生着闷气。他无法忍受那个法国人抽的板烟的苦涩味儿，他瞧不起那个美国人，老是没完没了地讲棒球比赛的故事，以及一九四四年六月以前他在伦敦逗留期间情场得意的艳史；他也讨厌那个俄国人，此人甚至不是俄罗斯人，团为他长着蒙古人的五官和一副傻乎乎的样子。至于那个司机，他是奥地利人，而且是维也纳人，这就更糟。司机不时流露出冷嘲的态度，尤其是他不肯承认自己是战败者这一点，使那个英国人简直不能容忍。
几秒钟以后，美国人抬头一看，发出一声惊叫。车上的五个人全都转过头来，朝一幢三层楼的巴罗克式小洋房看去。每层沿街一溜儿开六个窗户，其中两层还带阳台，正门口筑有廊柱。
车上的人全都看见在该建筑最高一层的背景前，有个张开双臂直立的黑影，姿势宛如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这形象使他们大吃一惊。各种因素凑在一起无不使人产生这样的联想。这人很高，可是瘦得令人难以置信，裤子和衬衫既肥又短，在他身上晃来荡去；他光着脚，本来就瘦削不堪的脸被两只特别大的眼睛衬得更象中空的一般；那双跟睛颜色极淡，在探照灯光下简直成了白色的；他半张着嘴，现出用力和痛苦的表情。
这个镜头实际上只持续短短的几秒钟。那黑影利用一扇窗的拉手，牢牢抓住墒上的边沿移动。黑影爬上阳台的栏杆之后，就从探照灯的光圈中消失了。接着，车上的人听见玻璃的碎裂声和一扇窗子被打开又关上的轻微响声。然后，一切重新归于沉寂。
“一个撬门贼，”开车的维也纳人冷漠地说，“不过这仅仅是个孩子，虽然他的身材很高大。”
其目的是很清楚的。国际巡逻队只有在事情涉及到占领军人员的时候才能干预，一般的轻微犯罪行为属于奥地利警方的职责范围。于是，他们通知了市中心的警察署。及至一个警官带着两名警察赶到出事地点，已经过去了十分钟。对于雷伯·克立姆罗德来说这点时间已经足够了。
两类截然不同的声音，奇异地重叠着传到他的耳际有二十分钟、也许有三十分钟之久。
先是现实的声音：警察进入房屋，从底层一直搜到顶楼，打开和关上一扇扇房门，他们在底层的大理石地板和楼上的木质地板上走动，当时，这儿的地板擦得挣光瓦亮。不出雷伯所料，警察走的果然是他使出剩下的最后一点精力为他们设计好的一条路：他们循着雷伯带血的脚印一直走到顶层的阁楼，发现那儿有一扇半圆形的小窗开着，自然认为他一定是从窗口翻越房顶逃走了。于是警察用较大的声音交谈着下楼，最后再四下里查看了一遍，然后离去
这是现实的声音。接着，另一类想象中的声音从记忆里涌出来，其清晰的程度使雷伯不寒而栗：妹妹米娜踏着轻盈的步伐在走廊里奔跑、欢跳；姐姐卡塔丽挪在钢琴上弹奏舒伯待的曲子；还有他们的妈妈的话声，略带一点她始终没有脱去的波兰口音，是那么平静、温和，在她周围创造一种静谧的气氛，就象一块鹅卵石投入一泓清水，激起层层涟漪。一九四一年七月二日晚上正是这个声音这样对爸爸说：“约翰，我要带孩子们到利沃夫去。感谢埃立希为我们办好了领护照的手续。我们将在星期六到达利沃夫在那儿呆到下星期一。约翰，我的父母还从来没有见过他们的外孙呢”
雷伯·米歇尔·克立姆罗德的眼睛长得跟母亲的一样。汉娜·伊茨柯维奇·克立姆罗德一九○四年出生在利沃夫，是个医生的女儿。若非因为她是个女的、又是犹太人这双重障碍，她几乎肯定会继承父业。然而，她却只好到布拉格去攻读文学，因为在布拉格对犹太学生的大学录取名额限制比较宽。此后她又以一位姑丈在维也纳经商作为理由，转到那里去专攻法律。在维也纳，约翰·克立姆罗德曾授过她两年课。他比汉娜大十五岁；汉娜的一双具有故乡草原色彩的眼睛，使这位教授看出了神，再加上她那罕见的敏捷才思和幽默感，事情就全妥了。他们在一九二五年结婚，二六年生下卡塔丽娜，二八年生雷伯，三三年生米娜
砰！——雷伯听见警察离去时关上沉重的前门的响声。接着隐约听到奥地利警察和国际巡逻队交谈了几句，随后是汽车的引擎发动起来，声音不久就远去。寂静重新笼罩了这幢房子。雷伯尝试着直起腰来。他不得不一厘米一厘米慢慢地扭动身体站起来。小时候，他曾经无数次这样蜷缩在这个暗角里，从这种自愿禁闭中获取神秘的快感。最初几次，他不得不迎战一种不可名状的恐怖，迫使自己把身体紧紧地贴在又冷又潮、仿佛有白色的小虫子在蠕动的石墙上（至少他觉得它们是白色的），直到战胜恐怖为止。他还不许那里有任何光亮，为的是保持神秘的氛围，更重要的是可以领略那种吓得要命的滋味，最终达到支配自己的目的。
现在，雷伯的手指推开了暗角的挡板。他伸出一只脚，再探出一侧肩头，从洞口爬了出来。他发现自己是在壁橱里，使从那儿走进一间屋子，——以前这是他的房间，现在里边空荡荡的什么家具也没有。他来到走廊里。他的右侧是米娜的房间；再过去是卡蒂（注：卡塔丽娜的昵称）的房间。这两间屋子也都空无一物，什么东西也没有留下。游戏室、花房，还有母亲从前给雷伯做书房的一间屋子，同样空空如也
三间客房和原先一位法国女家庭教师住的两间房也是如此。那里的墙上镜框里原先挂着好些蚀刻版画，画面有巴黎的孚日广场和艺术桥，在旺多姆附近的卢瓦尔河景色（那是法国女教师出生的地方），有布列塔尼海湾和比利牛斯山脉的风光。现在连这些版画也都荡然无存。
另一层楼上，只有原先的仆人寝室中的一间好象进有人住，或者不久前有人住过。雷伯见那里放着两张行军床，被子叠得整整齐齐。空气里有一股醇和的烟丝的淡谈清香。一些卡其布的内衣晾在洗澡间的绳子上。
雷伯下扶梯回到二楼。
过去，二楼一直是他父母住的地方。汉娜把宽阔的大理石走廊变成一道界限，未经她特别准许，仆人和孩子们都不得越界。二楼临街的一侧是全家公用的房间，包括两间起居室、一间餐厅。餐厅的延伸部分成直角连接着一个很大的餐具室和厨房。另一端与侍餐室垂直正交的是藏书室。藏书室极大，一直通到楼面的两侧，并在一定程度上把两侧连接起来。
雷伯推开右侧的房门。这里曾是汉娜独用的套房，是一块禁地，现在空荡荡一无所有。连挂毯也让人仔细地卷走了。这免临内院的两扇窗子中间，以前放着汉娜的一张大床。雷伯和他的姐姐、妹妹都在这张床上出生。雷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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