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王国-第4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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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先，特普弗勒还以为克立姆罗德不是此人的真名，甚至怀疑他可能就是丹尼尔·路德维希，因为特普弗勒从未见过这位著名船王的照片；不过他太年轻了，不大可能是路德维希。特普弗勒相信克纳普一开始就明白那个年轻女人是疯子，而排演这出为期三天的闹剧，纯粹是为了让那个叫克立姆罗德的人能够——该怎么说呢？——能够露这么一手，在他爱得神魂颠倒的女人面前摆一摆阔，也许还想跟她一起发上几个小时的疯

　　而这个所谓的克立姆罗德，始终明白结局会是怎样的


　　第二天，忙乱的现象有所缓和，至少在局部上是如此。有关人员均已安顿停当，反正挥金如土，所费不资。整个二楼对任何人封闭，只有克纳普和特普弗勒除外。第一天晚上，特普弗勒根据年轻女人的愿望，给德黑兰挂了个电话，使他大为诧异的是当他提到夏眠·佩吉的名字时，对方的反应极为热情。接着，他的诧异进而变为震惊，因为国王居然亲自来接电话，关切地打听她的情况。“我想她很好哦，陛下，”给闹得稀里糊涂的特普弗勒回答说，“她只是想吃点儿鱼子酱，要我”

　　至尊的国王陛下说他完全明白是怎么回事，他会发布必要的命令，并且表示：如果特普弗勒能向佩吉小姐转达他的诚挚的问候，他将十分感激。

　　鱼子酱由一架专机空运到苏黎世。两位举止庄重、沉默寡言的伊朗人——显然是外交官或特工人员——通过内部出入口把鱼子酱送到银行里。

　　“我真象在白日做梦，”二十二年之后特普弗勒回忆说。

　　第二天晚上，歇斯底里发作了。根据事先的安排，在与威廉·退尔室相隔两间屋子的一个小办公室里，给特普弗勒安排了一张小床。九点钟左右，他听见一阵玻璃砸碎和重物落地的响声，紧接着传来一声尖叫。

　　他迟疑了一下，然后跑过去。他敲敲那扇门，那个男的叫他进去。他发现那人正抓住年轻女人被反剪过来的一双手腕子。那女的眼珠上翻，气喘吁吁，流着口水，拼命地反抗着。

　　“请帮一下忙，”男的说。“我们把她抬到床上去。”

　　特普弗勒问他是否要叫个医生来。

　　那人回答说：“不用。这只是一次神经性的发作，我妻子常犯这种病。我知道该怎么办。”

　　他镇静得异乎寻常。特普弗勒帮他把年轻女人抬到床上。打了一针以后，几乎立见奇效。

　　“这下她要睡了。”

　　那双灰色的眼睛突然流露出无限忧伤的表情，特普弗勒以为那人承受不住这般压倒一切的悲哀，恐怕会哭起来。于是，他转过脸去。

　　“塔多伊兹！”

　　“有何吩咐，先生？”

　　“谢谢你。”

　　特普弗勒点点头。这时该说什么，或者该做什么，他心中不太有底。

　　那人温和地说：“给我谈谈你自己吧。你有兄弟姐妹吗？你结婚没有？”

　　他们就在这空荡荡、静悄俏的银行里谈了大约半个小时，主要是特普弗勒一个人谈。他说了许多事情，不过特别介绍了他那位严厉得可怕的祖父安东·古斯塔夫·特普弗勒。克立姆罗德好象根本没听，迷离恍惚的眼神茫然凝视著不知什么地方，可他提出的问题表明事实上他听得很认真，倒是特普弗勒认为所谈的内容并不值得如此认真对待。

　　最后，特普弗勒告辞，回到了他的小床上。但他无法入睡。他故意把门开着。万一那边需要他时比较方便；透过门缝，他可以看见威廉·退尔室内的灯光依然亮着。两小时后，他从床上起来，又走到那里去问了一下有没有需要他做的事情。

　　“没有，谢谢。”那人温和而有礼貌地说。

　　他坐在年轻女人睡的那张床旁边看书，看一本约翰·博德默尔翻译的德文版荷马史诗，这是从阿洛伊斯·克纳普的私人藏书中借来的。

　　“整整一夜他就是这么过的；我敢肯定。直到清晨他还坐在那里，”特普弗勒事后回忆道。

　　上午，当特普弗勒又见到那一对时，他发现那年轻女人——显然她的名字叫夏眠·佩吉——几乎没什么不正常，起先有点没精打彩，却更显得楚楚动人，但随后她的麻利劲儿与粗鲁的幽默又渐渐恢复。看起来她很正常，只是在两朵紫罗兰般的一对眼睛深处闪烁着狂热的异光。

　　在过去的两天里，装甲卡车已多次开到银行，其中有几次从苏黎世其他银行开来，它们都最大限度地让出自己的美钞，但大多数车次来自机场。第三天，来往的车次更多，但由于银行比平时提早关门，这一切很少有人看见。

　　运来的钞票陆续堆放起来。

　　十亿美元的纸币究竟要占用多少空间，谁也估计不出来。如果单选某一个房间可能嫌小，为安全起见，决定还后把钞票堆在大厅中央铺好被单的地上。

　　特普弗勒利用闲暇算了一笔账。

　　一百元票面的钞票，每十张一沓，连同扎钱的带子大约厚七点五毫米——新钞票稍薄一点，用过的稍厚一点，他取的是平均数。他算出，把用带子扎起来的百元钞票一沓一沓叠成一堆，一百万美元就能堆到七点五米高。

　　他想算出，以每堆十六点五厘米长、六点六厘米宽、七点五米高计算，多少堆的面积相当于一平方。

　　答案是九十堆。每平方米堆九千万美元。我的天！五间屋子的一套房该容得下多少钱哪！

　　而十亿里面有一千个一百万。

　　假设用九十除一千

　　十一点一一一平方米。

　　当然仍旧是按每堆高七点五米计算的。这简直是发疯。就算天花板有这么高（某些地方确实达到这般高度），但要登上这样巍巍然一堆的顶部，至少是不切实际的。“我们这位客户要是想点点数的话，”特普弗勒想，“他得借助于一架直升飞机，起码也得有一柄登山用的破冰斧。”

　　他认为，与其把它们垒得那么高，倒不如减低高度，增加堆数。比如，把原来的一堆匀成五堆，这样计算起来也不难。

　　答案似乎是可行、合理的：这么一铺开，大约五十六平方米、一点五米高的一垛就是十亿美元。

　　他想，不管怎样，大厅里应该堆得下。这已经挺不错了，除了大厅，别的地方都不行。

　　塔多伊兹·特普弗勒算得那么精细，结果证明是错误的。误差虽不是很大，却也不算太小。

　　这令人咋舌的一大垛钞票占地六十平方米，有些地方的高度还略微超过两米。原因很简单：他们弄不到那么多百元票面的美钞，只好用五十元甚至十元、五元、一元票面的补足。

　　这样一来那垛钞票的体积也就相应地增加了不少。第三天晚上七点左右，威廉·退尔室的电话铃响了。特普弗勒拿起了话筒，自从最后一辆装甲卡车开走后，他就一直巴巴地在等这个电话。

　　电话里克纳普的声音说：“好了。”

　　于是，他们三人下楼去：那一对儿挎着胳膊走在头里，年轻的瑞士人跟在后面。

　　空荡荡的大厅里，除了那十亿美元的钞票外，只有阿洛伊斯·克纳普和拄着手杖、年高德劭的菲斯利。那个自称克立姆罗德的人（至少在特普弗勒心目中这不是他的真名），甚至没有走近那垛巨款。他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眼神表明他的心思不知远在何方，脸上那种幽默或愉快的神情早已影踪全无。

　　那年轻女人则不然，她绕着那垛钞票慢慢地打转。

　　“十亿美元？”

　　“十亿零三美元四十五美分，”克纳普答道。“在承兑你们的支票这件事上，让你们久等了，请原谅。”

　　夏眠消失在钞票后面。但她的话音在反响很大的拱顶下回荡着。

　　她问道：“这些全是你的，雷伯？”

　　“是的，”那人说，依然一动不动。

　　“你总共有它的多少倍？”

　　“我不知道。”

　　“两倍，雷伯？五倍？十倍？”

　　“我不知道。”

　　她重又出现在四个男人的视野里。

　　“要是我一把火烧了它呢，雷伯？我可以烧光它吗，雷伯？”

　　“可以。”

　　“真的可以吗？”

　　“是的。”

　　不过他带着迷人的柔情含笑添上一句：“只是，你会把银行一起烧掉的。”

　　“那就把银行买下来。

　　“我们要银行干什么，亲爱的，你不觉得这是个挺沉闷的地方吗？”

　　那女人看着他，眼睛里突然充满泪水。

　　“你太可爱、太温柔了，雷伯，我爱你。”

　　“我也爱你，夏眠。”

　　她倚在钞票垒起的墙上，无声地哭了起来。

　　特普弗勒、克纳普、菲斯利三人先后转过身去，不敢看她或克立姆罗德，这时克立姆罗德的脸跟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一样。

　　“现在带我回那个地方去吧，雷伯。让他们把我再关起来。”


　　大厅里面有几名荷枪实弹的警卫人员站岗，不过是在门外。克纳普作了个手势，警卫让他们过去。

　　门关上之后，特普邦勒依然没有动弹。

　　克纳普对他说：“回去吧，年轻人。一切都过去了。”

　　“这些钞票怎么处理呢？”

　　“那儿来的放回哪儿去。还能有什么别的办法？”

　　特普弗勒点点头。当然。

　　他迈步朝门口走去。

　　“塔多伊兹！”

　　特普弗勒连身体也不转过来就说：“我知道，不能把这事说出去。”

　　他走了。他一句话也不想跟任何人说。其实，他倒是更想哭一场。








王臣　——　7




　　夏眠·佩吉死于一九六一年一月十七日。

　　跟往年一样，她和家里人一起在美国过圣诞节。现在陪伴她的除了几个埃塞俄比亚姑娘外，还有一个瑞士女人——她是个医生，一直在夏眠身边，从不走远。在纽约和康涅狄格州的两个星期里，她显得很活跃，甚至很愉快，只是她的眼神时常表露出那种令人焦虑的亢奋。逢到这种时候，那个瑞士女人——她名叫玛尔塔·霍德勒尔——就会非常谨慎地接近她，随时准备进行干预。但每次出现这样的情况，都没有向更坏处发展，夏眠总是笑着说：“我很好，玛尔塔。”

　　她十分疼爱大卫和黛安娜·塞梯尼亚兹的孩子们，这一年，跟前些年一样，她带来的礼物不知多多少少。其中有一所做得非常逼真的瑞士乡间小木屋，有六个房间，家具摆设应行尽有，甚至包括一座逗人发笑的钟：一只杜鹃会在最最出人意料的时候从钟里跳出来，用撤酒疯的假嗓子发出尖叫：“现在是孩子们的时代！爸爸妈妈有神经病，孩子们还是好好儿的！”

　　整个小木屋，包括烟囱，是按二比五的比例制作的一件模型。

　　因此，当塞梯尼亚兹的夏威夷仆人想把放在花园尽头的小木屋内部打扫一下时，他们只好跪着干，有时候还得爬进去。（这座模型是由一个木工组乘货运飞机专程从苏黎世来组装的。）

　　孩子们甭提有多么喜欢这件礼物。当然，他们坚持要在自己的小木屋里度假，把自己和他们的表兄弟、表姐妹、小朋友一起锁在里面。晚上要他们出来洗澡，得经过耐心的谈判，还得有人从中说项。自然，他们崇拜他们的夏眠阿姨，只有她才想得出这种别人想不出来的点子

　　大卫·塞梯尼亚兹岳家的人也有同感，甚至包括她的妻子在内。每次塞梯尼亚兹硬着头皮提出夏眠的问题（他只敢称之为夏眠的“神经质”），他们总是耸耸肩膀。他们也许想批评他老提这事。夏眠性格怪僻，而且从小就是这样，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呢？他们听说她和“那个克立姆罗德”结婚了，可是除了黛安娜见过他一两次外，其余的人都没见过他。他们甚至还听到这样一件事：说是一九五五年春天，在地中海某处，夏眠曾在自己的游艇上向她的鬼男人开了几枪。（大卫曾把从乔治·塔拉斯那里听来的真实情况告诉妻子。）不过这事没多大根据，警方实际上没有作什么调查，再说，谁知道当时究竟是怎么回事？“那个克立姆罗德或者德立克罗姆无非贪图她一千万美元的嫁妆，这是可以肯定的，夏眠跟他结婚想必是闹着玩儿，后来要把他干掉同样也是闹着玩儿。佩吉家的成员中数她最聪明，无论哪一个男人都不能强迫她做她不愿做的事。八成是那个克立姆罗德去向她要更多的钱，如果实际上是他向夏眠开了几枪，而夏眠素来宽宏大量，也许决定不把他交给警方，那倒是不值得奇怪的。

　　“更何况，如果夏眠真的有什么不正常，那总是看得出来的。她在美国、欧洲都找医生看过，这点她从不保密。但是大夫可曾决定要她住院治疗呢？没有。她住在瑞士，苏黎世附近有她巨大、豪华的别墅。她要个把医生老围着自己转，那是她忽发奇想的结果，就象别人相信什么测心术或星相学一样。

　　“真的，大卫，你看吧！她有任何不正常的迹象吗？她一个人生活，我是说没有丈夫或孩子，难道是犯罪的吗？为什么一个女人不能够独身？你们男人全都一样：如果一个男人不愿结婚生孩子，你们都认为他简直是个英雄，但如果一个女人也想这么做，你们就认为她是疯子。”


　　电话是一月十六日深夜打来的，确切地说是十七日凌晨两点（欧洲时间上午八点）左右。塞梯尼亚兹接过电话，只听得一个带德国腔的声音说：“出事了，先生，情况严重。”

　　到了苏黎世，他和黛安娜租了一辆汽车，顺公路朝东南方向走。那所别墅坐落在一片美丽的高地上，正好俯瞰瓦伦湖。

　　玛尔塔·霍德勒尔在门口等侯，她的眼睛又红又肿。

　　“我将永远责怪我自己，直到我离开人间，塞梯尼亚兹先生。直到我离开人间。”

　　她又哭了起来。霍德勒尔跟着夏眠有七年了。她不是唯一经常看顾夏眠的医生；还有两位医生跟霍德勒尔日夜轮班工作，另外还有护士。这所豪华的别墅有为数多得出奇的仆人和所谓秘书，其实等于一所私人精神病疗养院，只为一个病人而设，目的是保护这个病人，防止她伤害自己。

　　“昨晚我们看了一部影片，我们经常放映电影。她非常安静，比平时安静得多，而且清醒，非常清醒。正因为这样，我才觉得我有责任：那种清醒本身应该引起我的警惕”

　　夏眠刚从美国回到瑞士的时候，发过一次病，时间很短。她总是这样的。“因为她在美国看到了那些孩子。每一次这样的旅行都会给地带来同样的不利影响。要是由我们作主的活，我们绝不会让她去的。”

　　但她似乎很快就恢复了。就她的情况来说，最难捉摸的就是她又变得正常的几段时间。“近两年，那种神不守舍的状况在她身上越来越少了，那种状况会使她连最接近的人名字也给忘了。包括她的丈夫，她也认不出来不过她似乎有所好转。去年他们在苏黎世一起过了三天，她丈夫告诉我们，说情况很好。只是她回来后又发了一个月病”

　　夏眠十一点钟回她的房间。埃塞俄比亚侍女把她扶上了床。另外两个医生中的一个去给她吃药，她便安然入睡，大家也都放下心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