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顽童时代 作者:钟丽思-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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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1幢3层那个八角厅每逢周日必有晚会。人人饭后拎张小板凳，个个争着演节目。这层楼人才济济，连乐队都是现成的，从提琴二胡横笛洞箫到手风琴曼陀铃应有尽有，曲子一支接着一支，反正无论大人歌小孩歌，情调都是那么欢快那么健康，韵律如山溪如月色，又亮丽，又柔美，从八角厅扬洒出去，溶进山城的夜晚。
满城飘着苏联歌。无论日出枇杷山还是月印长江水，总能听到《莫斯科郊外的晚上》，不管是北风凛冽还是春光明媚，到处一片《红莓花儿开》。山城还唱“贝加尔湖，我们的故乡”唱“冰雪笼罩着伏尔加河，冰河上跑着三套车”唱得热忱坦荡，如同唱自己的故园。我永远忘不了那首《列宁山》，忘不了我的同胞曾如何去歌颂一个他们绝大多数人终生从未谋面的民族，去歌颂这个民族的风物、领袖、首都，如同歌颂中华民族自己的理想。那些朴实精悍的山城人，一群一群一伙一伙地合唱着：“亲爱的朋友，我们都爱列宁山。让我们迎接黎明的曙光，从高高山上我们眺望四方，莫斯科的风光多明亮。工厂的烟囱高高插入云霄，克里姆林宫上曙光照耀，啊，世界的希望，俄罗斯的心脏，我们的首都啊，莫斯科！”
这7年来，我不断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从一个洲到另一个洲，却再没发现过世界上有哪个民族能如我的同胞曾经的那样，带着那么宽广的亲情，那么厚重的敬意，那么彻底的爱恋，带着整个民族那么深切的祝愿，去赞颂另一个民族！没有，我没有见过也没有听说过。
那时候，老师天天给我们描绘着苏联。自然老师介绍发现条件反射的动物学家巴甫洛夫，和成功嫁接梨苹果的园艺家米丘林；地理老师讲官厅水库，讲西伯利亚大森林；语文老师让我们轮流朗读《马特洛索夫》、《鼓手的命运》；历史老师津津乐道于《冲击冬宫》和《察里津保卫战》；连美术老师也变得伶牙利齿，下了课还在说列宾如何画伏尔加纤夫的故事；政治老师则斩钉截铁地预言着：“帝国主义将来一定要灭亡；全世界劳动人民正以苏联为首，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就是那种各尽所能、按劳取酬的社会，然后再着手建设一个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社会——那就叫共产主义社会”就是如此光明如此快乐如此简单又如此全面，我觉得社会主义好比一道闪电，使我的脑海心田一下子就亮了，就开了，就装满了这种理想。老师说这叫远大理想。
第十二章
我始终也没有当成政治家。他也没有。他变成了一个右派分子。
※ ※ ※
将远大理想一下子就拉得让我可亲可近的人，是住我家隔壁的柴天惠。柴天惠是个大学生，老爱像苏联姑娘般穿件花格子“布拉吉”。再顽皮的小孩儿见了柴天息都是毕恭毕敬的——因为大学生，比英雄母亲更令人景仰。只要个人努力，肚子争气，就多可以成为英雄母亲的；但要成为大学生，却非扳倒许多对手不可。那时代，平均每2000人中，只能有一个进得大学之门。
柴天惠建议我们给苏联小朋友写信。她让我们各写一封，介绍自己的情况，标明各人就读的学校、年级。班次、座位，然后逐一为我们译成俄文。她回去翻译时，我们这帮小学生全聚在八角厅诚煌诚恐地等待。她妹妹柴天华，一会儿一次地到厅里向我们宣布：“我姐姐，她又翻好一封了！”那神态之骄傲，像故事里那一类最刁蛮的公主。
信翻成俄文后，柴天惠又让我们伸出右掌盖在属于自己的那份俄文上，然后用铅笔把手掌轮廓仔仔细细描下来。信全是寄去莫斯科第一小学的，并依照我们各人的情况，写上某年级、某班次、某座号同学收。却是没有收信人姓名的。因为谁也不知道。那是我平生第一次写信，且满怀热情。然后，我们这层楼的全体小学生就一路唱着苏联的《共青团员之歌》，雄赳赳结队去上清寺邮局寄信，之后就开始等回信，等得很煎熬。我们楼下有个大信箱，没盖的，钉得很高挂在大门附近的墙上，要大人们才伸手够得着。我们天天叠罗汉，轮番儿踩在小伙伴肩上看有没有苏联来信。又过了一周，索性跑到大院外面天天等那邮递员。终于有一天，被半路截停的邮递员掏给我们一大捆信，他又兴奋又惊奇，喊道：“苏联娃娃居然会写中国字哟！”
我们每人收到一封回信。信封上有一笔一笔描出来的姓名和地址，拆开一看，信上也画了巴掌，还附了照片，却我们咋也看不懂俄文信了。于是大家又开始到路口去盼柴天惠
给我回信的是个男孩，叫沃洛加。他寄来张照片跟信封那么大，眼睛毛很长，鼻子有点儿翘，鼻梁上有几粒淡淡的雀斑，样子很逗人喜欢。从沃洛加信中，我知道原来苏联的学制跟中国不一样。他们从小学到高中毕业都可以在同一间学校念完，总共十年级。我们却是总共十二年级：小学四年级叫初小毕业；六年级叫高小毕业；若考得上，再续三年，叫初中毕业；如果考得上高中，再读三年，才可以考大学，比他们要多花两年哩。
沃洛加每封信都令人很愉快，谈的都是假期、滑雪、海滩、化装舞会更让我觉得应该好好向苏联学习，早日过上社会主义生活。沃洛加说他十分惊讶为什么中国小学生连他们的斯达哈诺夫运动都知道，其实我是听政治老师说的。
政治老师告诉我们，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苏联的经济十分困难，春天雪化时，甚至在莫斯科的街道上都能见到冬季的饿殍。有15个帝国主义国家共同对苏联进行经济封锁。斯大林号召他的人民努力加倍工作，有个叫斯达哈诺夫的工人一年不到就完成了自己几年的工作定额，于是政府号召全体苏联人向他学习。称为斯达哈诺夫运动。现在，中国也掀起向他学习的高潮，开始在各个工厂、矿山按照工作定额的完成量评出斯达哈诺夫工作者。后来，这种运动推及到医院、图书馆、话剧团等等一切非生产单位去了。也不知是由于“斯达哈诺夫工作者’这称号太长了不好记，还是因为学校呀。图书馆呀什么的没法核算产品定额，总而言之，中国的斯达哈诺夫工作者在奖状上就被写成‘先进工作者”了。
那会儿的先进工作者是不给钱的，但会得到一张道林纸印的奖状。得了奖状的人，就用饭粒拴在它的四角，高高粘在墙上，就成了这人和这家的骄傲。来客见了，立时满脸敬重，都会停足细细欣赏那份印得十分简单也写得十分简单的奖状。往往在那种时刻，主人眼中就流动着一种含蓄得很的自信，远胜于当今在家因眩耀有瓶路易xiii法国酒的主儿。
那时，各所学校也要每年两次评好学生，也发奖状。我家墙上从来没贴过我的奖状。老师们开玩笑说：“如果仅以工作量来衡量，钟丽丝这匹害群马都可以称为斯达哈诺夭式学生了。可惜这野马总跑不上正道！”不过政治老师却很喜欢我，说是“有性格的孩子才是可以教育的孩子。”
我的政治老师戴副透明的白色胶框眼镜，连走路都在读书。他血气方刚，讲起课来很狂热，那语气那手势，让人觉得他巴不得将我们的头盖骨揭开以便将富国强民的主张一勺子就填进我们脑袋里。一上他的课我就很兴奋，于是我就加倍努力学习政治，放了学还翻爸爸的书看。爸爸有种《时事手册》的刊物，讲的全是政治事件。虽然我看了如堕五里云雾般稀里糊涂，但依然坚韧不拔，硬是生吞活剥地强记一些内容。比如说新中国建立后实行没收官僚资本的政策；比如说《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是1951年5月10日在北京签定的；记住了到1952年9月为止完成土改的农业人口已占全国农业人口的90％以上；同年初，又对全国私营工商业者开展了“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窃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运动；还记住了中共七届六中全会在1955年10月通过了《关于农业合作化的决议》总而言之，记住了一个小孩绝不会感兴趣的东西——我这样感兴趣地做，除了觉得这是为国为民之外，最根本的原因是觉得不该辜负老师的知遇之恩。因为他说他不但自己要努力成为新中国的政治家，还要把我培养成政治家。我也很愿意长大成为政治家、不过，我始终也没有当成政治家。他也没有，他变成了一个右派分子。
第十三章
政府向女子要求献给英雄的，是指“青年时期”了。
但我依旧搞不清为什么，政府对男女要求献出的东西会不一样。
※ ※ ※
有天放学后，我们班的女生刘碧云对我说：“你星期大到我家玩，好吗？”我吃了一大惊。因为我的外号是“害群马”，是“祸祖宗”，连许多老师有时都那么叫，形象那么差，以致班上的女生都不跟我玩，除非她们受了某个男生欺负，自家又没有兄长出头抱不平，才会出了校门后，揉着眼睛来告诉我。下次放学，我必在路上指名道姓找那男生狠狠打一架。
刘碧云可是我们班的少先队中队长，拿奖状的好学生，从来没人欺负的，突然主动找我玩？我摸不着头脑，就眼瞪瞪看她。
却原来她大姐星期天要结婚，嫁的是个志愿军。刘碧云告诉我，她大姐读师范时，积极响应校团委的号召，像全体女生那样，写信给最可爱的人——在朝鲜前线的志愿军叔叔，就像我们写信给苏联小朋反那样：事先谁也不知信落谁手。回信给刘碧云大姐的是个机枪手。书信来往一年多后，机枪手突然断了回音。她大姐急了，想了许多办法，才打听到他受了伤锯了左脚，不愿再跟她通信。从此后，她大姐就没断过往朝鲜寄棉鞋寄毛裤寄照片。机枪手随大部队撤回中国后，刘碧云的大姐一定要嫁给他。他起先怎么也不肯，说少了一截脚，怕拖累人家姑娘。刘碧云对我说：“我们全家都劝他娶我大姐。他是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才受的伤呀，哪能没有一房好媳妇照顾呢？”说着眼圈儿就红了起来。
我最怕见人掉泪急忙应道：“中队长，你别哭，别哭，千万别哭！我星期天一大早就上你家玩。要不，现在马上就陪你玩。”就赶紧从我两只军装口袋往外掏弹弓，掏水枪，还掏了只小竹削的鸟哨，一样一样往刘碧云手里塞。
少先队的中队长却一跺脚又哭又笑，道；“哎呀，谁跟你玩这些东西呀！还不收起来，呆会儿老师着见又要批评你了！”她告诉我，星期天，新姐夫的许多战友会去参加婚礼，她家姐妹们想为这些最可爱的人表演个节目：合唱一首他们在朗鲜很爱听慰问团唱的歌，叫《在泉边》，想要我吹口琴给她们伴奏。她姐姐在另一所小学当老师，还教过我两个月的。
婚礼进行得很快乐。所有宾客热烈称赞新婚大妇，说他俩属于当时的楷模，政府提倡“好男儿为祖国献生命，妇女儿为英雄献青春”，刘碧云大姐和这个机枪手的形象，恰恰如此美好。
其实早在1951年10月，志愿军赴朝鲜参战后，这种号召就已经很响亮了，但直到我亲自参加过熟人的婚礼，才忽然认真去想一想。
一想，就不明白了：为什么好男儿和好女儿献出的东西不一样呢，也不明白到底什么是青春，于是回到家扔下口琴就翻《辞海》。
《辞海》对“青春”，有本义与引伸义之解：
1 是“因春季一片草木青葱故称‘青春’”。还举《楚辞·大召》为例道是：“青春受谢，百日昭止”。又列杜工部“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一句佐证。
2 是“指青年时期，指青春期，亦指少壮的年龄。”并举潘尼“于泄素秋，止登青春”一说，加李善的注解为“素秋，如老；青春，如少也。”
显然，政府向女子要求献给英雄的是指“青年时期”了。
但我依旧搞不清为什么，政府对男女要求献出的东西会不一样。
父亲一面往烟斗里按他的板烟丝，一面简单明了地为他那9岁的女儿解惑。
一、青春只是生命的一部分，生命却不仅在青春期才存在。
二、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倘摆了“为祖国献青春”，似乎剥夺老军人治血疆场之权；而“献出生命”一说，则囊括了少如甘罗老如廉颇的一切男子汉。
三、女儿若非僧尼，罕有值青春然不婚嫁者；而属意英雄，正是上可以报效祖国下可以延续香火之事。
四、其实男娶女嫁，乃青春互托，并无授受之分。况且家即小国，国即大家，无家不成国，无国不存家；为国为家，献生命或献青春，只男女分工形式有别而已。
刚刚明白“生命”“青春”的涵义，我又疑窦新生：既然女子只须嫁得英雄便算列入佳等，父亲又何苦要我识战史读兵书？又要我练什么拳脚打什么枪呢？
少见我的父亲竟是如此不厌其烦地为我解答战争之外的问题，说：“刚才所道，仅就寻常女子而言；对自己要求高的女子，应该为国为家都有所贡献。”
父亲举粱红玉穆桂英为例，又说道；“好女子与好男儿无异。当是鱼与熊掌兼而得之。非万不得已，何苦为取熊掌而舍鱼？更何况为取鱼而舍熊掌乎？”
我谢过父亲。在将《辞海》放回书橱时，忽然想到了一件事，就立即跑去找陈乃光。
陈乃光也曾与我同班，是个操行评定总为甲等的乖男孩。我们住在同一层楼。我去他家门口招招手，他便放下功课走出来。我问他：“你知道你爸立过功么？立的几等功？有多少个奖章？”他说他爸当然是立过功的，但不知是几等功，也不知有几个奖章。我叫他赶紧回去问清楚。结果是，他又跑出来告诉我：“我爸说小孩莫管大人的事。还说、还说”陈乃光挠挠后脑勺，从眼角膘我，道，“还说叫我别跟你这匹害群马玩。”我摸摸他的光头，跨上楼梯扶手滑下去找别的男孩打水仗。
但从此以后我开始仔仔细细地看他爸，连他上下班的路上，我也远远跟着观察他的神态步态，并向别的小朋友是否发觉陈伯伯与他们的父亲有何相异之处。于是孩子们便都开始观察陈乃光的爸爸。
末了，有一天，住在陈家隔壁的云娃子笑嘻嘻地告诉大家：“陈伯伯拉尿跟别人都不同。”他说陈伯伯只在厕所拉屎，却在家中拉尿。而且自己持个花痰盂接着，房门也不关，就沙啦啦啦往里撒；拉完将痰盂往地下一放，每次都是由陈乃光他娘端去女厕所倒的。
我大失所望，终于憋不住，就去问我爸：“陈伯伯是不是我们这幢楼最了不起的英雄？”
爸爸看着我，一副莫名其妙的样子，问我从何处冒出这等念头来。我说；“如果他不是，为什么会有两个女子为他献出青春呢？”
我们这幢红房子，家家男主人都来自军旅，每人一个妻子，却只陈伯伯一人有两个妻子。两个妻子一老一少，年纪相差十多岁，都住在一起。楼里大人小孩称呼老的那个“陈妈妈”，少的那个“张姨姨”。我不知陈妈妈是否有小孩。陈乃光和他的一姐一弟都是张姨姨所生，叫他“娘”，叫陈妈妈为“妈”。我不知道陈伯伯因何赫赫战功，竟有双妻相伴。既然好女子与好男儿无异，那么若有女子为国立下许多功劳，是否也可有两夫作陪呢？
我爸爸想了一下，说，那两个女子先后出嫁时，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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