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顽童时代 作者:钟丽思-第3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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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我心中极愿意一辈子照顾这个比我小了整整12岁的弟弟、然而过了不久，我发现，急需我每天照顾的，却原来是比我年长整整12岁的哥哥，我二哥。
二哥从吉林部队转业，分到上海钢琴厂学造琴。但他不去，一门心思要当大学生，就整天把自己关在房里，像条虫那样蛀进书堆，只有开饭时才在我们眼前如昙花现一现。这点跟三哥真不一样。三哥也读书，但同时兼顾玩我妹妹的小辫子，还时不时就苦口婆心规劝我要言行举止注意斯文。二哥读书比三哥狠多了，即使进餐时也没停向妈妈请教代数几何。绝不像我三哥手中翻开书嘴里讲着《木偶匹诺曹》，还凝了脑袋让两个妹妹帮忙揪白头发。红房子许多女儿大了的家属都喜欢我三哥。尤其4楼的马姨姨，每见三哥，就上下端详，笑眯了眼说：“可子长得像个演员。”
二哥比三哥长得更灿烂，而且因为当过兵，就身板神态都练得很帅气。三哥拉二胡，二哥却拉手风琴。有时，我猜他是把眼睛读累了，他就拉琴，一面拉还一面唱，每次都唱“我复员回到了故乡，故乡全都变了样；万亩土地连起来，村连村来庄连着庄。我们亲爱的故乡，到处是一片新气象。”可就那么来来去去一首歌，还唱得楼上楼下的姑娘们有事没事都来我家门口转悠，心不在焉地跟我东拉西扯，好像突然一下子，她们都不嫌我是匹害群马了。我就告诉妹妹，我丝毫不为二哥的将来耽忧，那是不愁没有好姑娘为他献青春的。
有一天，我被几个姑娘甜言蜜语哄了，正坐在楼梯上，将从哥哥房里偷出来的相册翻给她们欣赏，妈妈来找了我去，说家里很需要鸡蛋，希望我每天早上能去小街排队买。妈说父亲到外地开会，妈要照顾小弟走不脱，妹妹小，哥哥每天早上从6点钟起就要攻书，妈就不得不指望我了。
翌日凌晨，5点钟，妈妈轻轻拍醒我，递过一张小板凳一只菜篮，篮里有本《牛虻》。我就上小街去了。
我才知道，小街每天7点钟卖10来斤鸡蛋，按人头算，每人买半斤。倘若不早早排队，便连蛋影儿也见不着。我将菜篮去排队，然后就着街灯，坐着我的板凳看小说。看两个钟头的小说，买到鸡蛋冲回家，才刷牙洗脸吃早餐，跑步去上课，上课就直想打瞌睡，天天如此，风雨无阻。虽然我没有见过红房子任何人来排队，但依然深切感到鸡蛋的匮乏的确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我倒从来没吃过自己买回去的鸡蛋，妹妹没有，妈妈也没有。那每天半斤的鸡蛋是为我二哥买的。因为他忽然之间，头发纷纷地落。母亲带他访遍重庆的名医，就有人开出鸡蛋方子来。说是每天把个头，反反复复使蛋黄按摩、蛋清浆洗就不但可以止秃，而且头发会越长越旺。于是我二哥就将拉琴的时间花了来护发，再顾不上唱他复员回到了故乡。不过即便这样，姑娘们也常来跟我没话找话，还很体谅地说“读书真辛苦呀！”什么的。她们并不知道这个小军官拼命洗头的事。
我二哥不在澡房洗，不在厨房洗，而是在他卧室躲着洗。妈妈一盆一盆帮他换水。
妈在厨房告诉我，二哥初中毕业就去参军，在部队只有很少的时间自学，现在突然没日没夜用功赶考，怕是焦虑所致而落发纷纷。二哥当年参军，为剃头还难受了好一阵，一当军官就赶紧蓄发，眼下头发去得这般气势汹汹，自然有些害怕。妈说她知道我买鸡蛋是很没趣也很辛苦的事，但还是希望我能继续照顾哥哥。
我眼瞪瞪看着好端端一个漂亮哥哥，却被些蛋黄蛋清酱得满脑瓜稀里糊涂，心里就会替他难过。好几次，我都想开导他说“为人处世，品格好才情高就很不错了”，又想说“其实光头也没什么不光彩。比如人家杨五郎，还特意跑去五台山将自己剃得溜溜光哩！”但一见二哥那副又气又急又无可奈何的样子，关于“耗子掉头发也能活，耗子能活你能活”之类的劝喻，就无论如何也出不了口，就只好作罢，就第二天又去排队买鸡蛋。
一样是排队、重庆人却分别有叫法。学生士兵或什么群体部门的集合，叫“排队”，哪怕5个学生或3个兵成一条直线在走在站——是排队；但别的队，如等部等车等送电影院的，叫“站轮子”，几个人是站轮子，几十个乃至几百个人也是站轮子。一天又一天，我发觉小街这儿越来越不对劲：站轮子的人越来越多，红房子的家属也先后出现，各自抓了鞋底、毛衣在街灯下打发瞌睡。人们越到越早。起先我5点钟赶到，总不外乎排在一二名。后来渐渐成了第十几名终于，要变成4点半起床再变成4点钟起床终于，就没有蛋卖了！不过到了那时，买肉已经要站轮子，买豆腐正开始站轮子，紧跟着，节奏快如急急风的锣鼓点儿，买青菜也要站轮子凡是买吃的都要站轮子凡是与吃有关的都要站轮子凡是与活下去有关的，都要老老实实站轮子。来了，来了，这回饥饿真的来了。重庆人管它叫“饥荒”。饥荒这时候，一点也不鬼祟不扭捏，而是来得那么明目张胆，那么穷凶极恶，没等我们从对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憧憬中回过神来，饥荒便如龙卷风，将每一家人卷出门，卷上街变成各类轮子，卷进一个温饱生死已经难以料测的严峻时代。
那个时代，票证可真多呀！我迄今仍记得起的证，就有粮证、煤证、柴证、菜证、白糖证、饼干证、煤油证票就更多，仅仅粮票就分市票、省票和全国粮票，另外就有油票、肉票、布票、肥皂票我小弟是婴儿，所以还有奶粉票，到奶粉都供应不出时，就增加一种代乳品票——以上那些证呀票呀，都是用来购买每天要吃要用、没有了就活不下去的东西。至于想买那些即使没有也能活，不过就是活得有点尴尬的东西——比如能吃的东西像豆腐啦，粉丝啦，海带啦什么的，则有付食品票；又比如，能用的东西像火柴啦，闹钟啦，鞋子啦，枕头啦，门锁啦，菜刀啦什么的，就要凭工业品票；抽烟的男人还发一种烟票，关于什么证可以买什么东西，什么东西应该用什么票证，大人小孩全能分得清清楚楚，就是绝不识字的尖脚老好婆也断断不会搞错了去的。错不得，一不小心搞错了，就有麻烦。比如去站肉轮子，在前后左右的人堆中连夹带挤好不容易，三两小时后终于捱到肉案子前，卖肉的把手一伸：“拿来。”如果那顾客，竟阴差阳错递出张煤票或粮票，卖肉的只说得3个字：“票错了。”便眼皮也不眨随即抬头扬声喊；“下一个。快点快点！”于是，肉轮子就一面向前蠕动半步一面又同情又责怪朝那搞错票的人吼：“还不跑回家换！”或是“住得近不嘛？换回来趁肉铺子没关，赶忙重新站两个钟头轮子嘛！”
除了上学，找大部分时间都在站轮子。因为二哥考入四川大学，已经踌躇满志奔成都，顶着一头黑发读书去了，可可还在幼儿园住着，钟家就没什么壮丁可以出阵。妹妹无论怎么争取，我也坚决不准她上街站轮子，深怕她被人挤了踩了，于是她就在家把洗碗扫地包下来——那正是我平生最感头痛之事。而站轮子对我来说，根本不是什么苦差，反正手中有本书。那个时代，我读得最多的是剧本。
妈妈的私人藏书除了数学理论，几乎全是剧本。我先从老舍的《茶馆》读起，然后读曹禺，读郭沫若，读完又读汤显祖、关汉卿读完中国的读外国的。妈妈的外国剧本比中国剧本更丰富：从埃斯库勒斯到莎士比亚、萧伯纳、莫里哀、席勒、契诃夫应有尽有。我就一个剧本接着一个剧本读，一条轮子接着一条轮子站，简直感到其乐无穷。
第二十五章
我的小哥哥将我的心挽进一层一层的诗的意境使我感到生活很美，很美，美得让人有时想叹气。
※ ※ ※
我四哥从广州来时，背上斜挂一盒小提琴，还使根柚木扁担，挑着两个白藤箱闪悠闪悠走进大院开箱后，我见一头装了满满的书，另一头是对铸铁哑铃。他手上背上的肌肉很结实，是一块一块成板状的。我就很兴奋，问他的理想是不是参加奥运会举重像陈镜开那样夺块金牌回来。四哥却说“不”，说“我的理想是当个诗人，行吟诗人。”
从第一天住进红房子，四哥就喜欢给我背诵诗篇，还特别交待在听他读诗的时分，一定要同时想象诗句描述的意境，说只有由诗句带入意境又出意境薰陶心灵，才能真正欣赏到诗人美好的情怀。我就频频点头。但是，由于他的普通话难听得吓人，带着极为原始的广东腔，我要一面听一面在心中随即翻译成普通话，所以，往往顾得上词义就顾不上意境，就不但无法欣赏诗人的情怀，反而把自己的神经弄得紧张兮兮的。广州话，我已经一句都不会说，但听起来还没忘光，有时就可以猜得出四哥念的是什么，有时就让我彻底糊涂。比如有一次，四哥带我去嘉陵江边散步，说：“妹妹，你喜欢汽缸吗？”我说我对汽缸一窍不通。他说那是普希金的长诗，诗中渗透一种悲壮而无奈的美丽，就突然把音调压得深沉宽广，那面容慢慢蒙上一层淡淡的忧伤，诵道；“大漏巷，远远地走来一捆汽缸”
我急急忙忙去想象地描述的意境。大漏巷在哪儿里不管它，但才想到些汽缸不知被谁用不知使什么做的绳缆扎扎实实捆成庞然一堆，空空哐哐吃吃嚓嚓地远远走来，就觉得这场面十分荒诞不经，简直比什么鬼故事都叫人难以接受！就连忙止住他问：“哥是谁把这些汽缸捆在一起的？”“谁？”哥说，“当然是汽缸们自己成捆的！”我就更加糊涂，心想：“自己怎么捆自己？还是些汽缸！再说捆成一堆了，又怎么走路？还要从远远走来！”越想就把自己搞得越苦恼。大概我当时的模样已经十分可怜，我那想当行吟诗人的哥哥就叹口气掏出纸笔，把普希金的诗句写给我看。
天哪！原来是“大路上，远远地走来一群茨岗”我一把拍掉他手上那张纸就开始笑，拼命笑，怎么也止不下来，笑得肠胃肚皮一起痉挛痛苦不堪。待我死死咬住牙关终于忍住笑时，已经觉得自己快要虚脱
四哥就把我放上他的背，一级一级去登那溜长长的石梯。我半死不活心有余悸，只好在他耳边软软央求，说：“哥，好哥哥，你今天就别再念诗了，行么？”一路到家果真他就不再念。而且从此以后，他就叫我为他念诗。
我四哥的枕边总有几本诗集，全是俄国的。他一生崇拜普希金、莱蒙托夫和叶赛宁，就老要我读他们的诗行，他就在一边听着，常常指点我该如何去领会，指点得很细腻就这样热情洋溢地，就这样南腔北调地，我的小哥哥将我的心挽进一层一层的诗的意境，使我感到生活很美很美，美得让人有时想叹气。
三个哥哥之中，我跟四哥最要好，无话不谈。有一天我问他，我到底有几个哥哥，有没有姐姐。“姐姐哥哥哎，看怎么算法罗！”他说，“你还有个大哥哥不不，得看怎么算。”见我莫名其妙，哥挠挠头，就干脆痛快地告诉我：“妹妹，我们是同父异母的兄妹。我和哥哥姐姐是一个妈妈生的，你和弟弟妹妹是一个妈妈生的。”怎么会是这样？怎么没人告诉我？哥说：“可能爸爸妈妈和两个哥哥认为小孩子不必知道太多。其实，知不知道都没关系。”我想想，觉得也是。“其实我从小就知道。”哥又说。哥说他对生身母亲没任何印象，生他时，母亲正生病，一口奶没喂上就去世了。父亲和我母亲结婚后，我母亲一次一次回乡下，将我的两个姐姐三个哥哥依序接到厂州，托给我的外婆抚养，让外婆守着他们念书。四哥说，他自己的妈妈生了大姐、二姐、二哥、三哥和他。因为父亲和叔叔手足情深，所以俩人的孩子合起来以年龄序长幼，我应该叫大哥、五哥和三姐、四姐的，乃是叔叔所出。
四哥比我大6岁。因为很迟才从乡下去广州，他入学就晚了，到重庆读初三时，已经快满18岁。
18岁的小哥哥很快就坠入情网，那女孩子跟他同班，就住我们楼上。那时哥哥正准备考高中。
有天在饭桌上，四哥突然说他对书本最有灵感的时刻正是全家开饭的时刻，说他想做完功课才独自用餐。爸爸就皱皱眉，又点点头。第二天晚上，我睡觉前，就将哥那份夜餐端进地房间。他就从中拿起一个馒头，叫我送上楼上给那女孩。l两面粉蒸一个馒头，他的晚餐是3个馒头一碗稀饭。我有点意外，就问：“整个馒头呀？”他说：“整个。”我又问：“一小半也不剩呀？”他说：“不剩。我就听见自己的肚子咕咕叫，就再问：“一层皮都不剩呀？”四哥就轻轻叹口气说：“妹妹，那你就撕一层皮吃吧。”于是凡有馒头吃的晚上，我就撕一层皮，再把个光身子馒头送到那女孩的房间。
哥叫我一句话都不要跟她说。我就不说。只把馒头和我哥的一首诗交给她。写着诗的纸，是迭成三角形的。那些诗，哥哥事先都叫我用四川话朗诵一次给他听，他说自己发音不准，很可能用了些广东韵脚却被那女孩将四川话来读，怕有碍她感受诗中情怀。
哥哥的诗开头是：“啊你——红房子的塔吉雅娜！”我不明白为什么要用欧根·奥涅金那恋人的名宇称呼楼上女孩。哥说怕万一诗落到别人手中会令女孩难为情。
女孩收了东西，也一句话都不说。也交给我一张纸。然后坐在书桌边看我出门。
哥叫我不要看女孩写的纸条，我就不看。不过她给我一种才高八斗的印象：因为哥哥的诗写好后还要叫我共同斟酌方敢送出；而她，看看馒头看看诗，微笑浅浅，素手纤纤，移过草稿本想也不想，就写。就撕，就迭成三角形给了我，并且那纸条转到哥哥手上后，还能叫他沉醉好一会哩！
粮食越来越紧张了，稀饭由稠的变成稀的由大米熬的变成小米熬的最后米都不米，成了南瓜汤再以后，连南瓜皮南瓜藤都熬进锅了，而馒头，就从白面粉做的变成用黑面粉，再变成包谷粉，再变成土茯苓。
这土茯苓，原是去湿止泻的中药，那年头，人人胃里肠中本来就没有什么油花经过，却还把些土茯苓来一顿一顿连天累月吃下肚去，哪有不梗阻这理呢？于是在重庆市的个个公共厕所门前，也站起一条一条的轮子来。
幸好市政府的饭堂依然供应白面馒头。爸那份饭票就全买了白面馒头，以保证在全家的晚餐中每人有一个。分给四哥的，就一个接一个都跑去楼上那位“红房子的塔吉雅娜”手里。哥哥的诗越写越绵长，他的馒头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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