顽童时代 作者:钟丽思-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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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生活日程被安排得满满的，已经没有空隙去恨爸爸，甚至连哭的机会也没有。　

他逼我练拳脚，教我骑马，要我爬山，爸爸做事很极端，凡是他要求的，我必须百分之百做到。我的身子骨很快就强健起来，真的可以“动如脱兔，坐如泰山”了。　

每天，我必须写够300个大字：手中捏只鸽蛋，笔头挂串铜钱，臂弯上还要放碗水。爸爸常站在我背后，出其不意地抽我的毛笔，只要被抽走，我就得再加写10个字　

他要我读书，文章由他亲自选，大多选自《史记》、《左传》、《资治通鉴》　

如果说，童年的我，心中依然能享有一片孩子的天地，那是妈妈描出的。　

放寒假了，妈妈妹妹和弟弟都回来了，家中热闹起来，总有歌声有笑声。爸爸从来严肃的眼睛，变得十分柔和。除了凌晨教我打拳，下午往我大字簿上画圈，他并不拉我去“运筹帷幄”。　

重庆有时也下雪，很冷，大家晚上都不出门。　

那晚，全家正围了火盆坐。炭火红起来时，妈妈开始讲故事了。那是说一个美丽的小公主，如何历尽磨难，救他那12个哥哥的故事，她的哥哥们被魔法变成了野天鹅　

这个动人的传说牵引着我，让我使劲往妈妈跟前凑。“再讲一个，妈妈。”丽珠一边抹眼泪，一面请求。　

“让丽丝念吧。”妈妈说，“她跟着爸爸，学了好多东西，比丽珠懂事多了。”她递给我一本书，翻开其中一页。　

那是安徒生的《海的女儿》。我开始读：“从前”　

读到人鱼姑娘在朝霞中化为水沫时，我已是泪痕满面，妹妹趴在妈妈膝上抹眼睛。坐在我对面的爸爸站起，踱到我身边，又将双臂抱在胸前，踱回原位，抓了火钳，往盆里添炭。　

青杠炭哗哗喷哦，亮着暗红色的、淡蓝的火苗。我忽然悟到一抹透明的忧伤：我不甘情愿地发现，我有点喜欢我的爸爸妈妈了　

整个冬天，几乎每个夜晚，我的心都在童话里流连。我们读安徒生，读格林兄弟，读拉封丹，也读克雷诺夫，读伊索窗外的雪绒，细细地，细细地，密密地下。腊梅的清香从门缝窗缝溢进来，飘散在屋里，飘进故事，直到弥漫了我的梦乡。　

我的梦里，再没有出现人拐子了。　

那些在夜色中潺潺流淌的童话，慢慢滋润着我的心灵。虽然，我依旧不改孤狼习性，常常一人独步山岭，但眼里心中，鸡虫狗鸟，家花野树都似乎沾了人性，温情多了。我喜欢对大自然讲话，对草说，对石说，甚至速来只长脚蚌蛀，也会对它絮叨一番，然后又放它飞去。　

我不再穿长袍，也不像妹妹穿裙子。父亲将他几件旧军装，裁裁剪剪又缝起，改小了装扮我。他总给我留两个大衣袋，我将它们装得满满的，从鸟蛋石头到小沙蟹，应有尽有。　

我最喜欢上树掏鸟窝，得了蛋下来，拾几张竹壳烧熟了，兴冲冲拿去喂蚂蚁，绕着我家墙根，共有6个蚂蚁穴。4穴小黄蚁，两穴大黑蚁。我总是将野外所得，平均分给4穴小黄蚁。从不喂黑蚁，它们体积庞然，总让我想起故事里那些仗势欺人的坏蛋。　
　
　　
第三章



怪得很，小小年纪，我们想的不是如何好好活着，而总是憧憬如何壮烈死去。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理想的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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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爸爸亲自调教，我的身体已非常强健，令整个军区大院的人刮目相看。　

也许是随了各自爹爹的缘故，大院里的孩子，几乎人人尚武好斗，且顽皮异常，又几乎都不去幼儿园的。部队里，军官的妻子们统称“家属”。几乎所有的家属都闲散在家，而又几乎所有的家属，都不能将她们那些精力旺盛的宝贝蛋牢禁家中。　

孩子自有孩子的世界。小一点的，自有三两一伙，四五一群，下地抓抓蟋蟀，上房墙堵烟囱；十来岁的娃娃就不一样了，他们偷马骑，偷车开，偷枪玩玩得带兵打仗的父辈们头痛欲裂。　

最终将孩子们管束起来的，还是那些十七八岁的警卫员、通讯员。小伙子们将首长们的孩子按年岁分级，组织各种各样的比赛：摔跤、跑步、爬竿、讲故事。　

前三项，我兴味索然。我从不与同龄人斗力。因为爸爸说：“跟同龄男孩或跟比你大的女孩争斗，是最没出息的窝囊废。”而照警卫员们定出的“军事纪律”，我又绝不能分去大孩子一级，才6岁多哩！　

只有故事会，是不分年龄的。我最喜欢。　

50年代初期，在那片充满阳光充满希望的土地上，人们崇尚的是英雄。我们心中的偶像，清一色，全是又年轻又勇敢，既高尚且简单的人。　

中国偶像，当然有被敌人挑在枪尖的放牛郎王二小，13岁的王二小孤身一人将鬼子引进了八路军的埋伏圈；有“生的伟大死的光荣”的刘胡兰；有舍身炸碉堡的董存瑞；有用胸膛去堵机枪的黄继光至于外国的，则全是苏联偶像：如卓娅、舒拉、保尔·柯察金。　

怪得很，小小年纪，我们想的不是如何好好活着，而总是憧憬如何壮烈死去。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理想的死法。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后院的5个孩子，他们发誓要学狼牙山五壮士，面对越缩越紧的包围圈，拔了枪栓砸了枪把，然后哈哈长笑，纵身跳崖　

会议厅前有一颗硕大的黄榆树，枝杆硬朗，浓叶婆娑，可供好几十人乘凉清谈，四川人叫“摆龙门阵”。家属们各自端张小板凳，在日影里、月影里纳鞋底织毛衣。孩子们则分头寻了适意的树杆树根坐了，诚心诚意地为自己或为朋友，争先恐后描绘就义的蓝图偶尔为父辈走过时听了，尽管他们人人都有一章刀头舔血的历史，也不禁为儿女们这种狂热的赴死精神皱眉。倒是没人干涉。也许父辈们觉得：孩子们说说而已，反正死不了。聚在一堆探讨一下死亡的方式，总比小家伙们劈了树丫做弹弓，列了阵对射安全得多。嘿，谁知道这些老军人想什么呢！　

有个周末，照部队惯例，操场上放起露天电影来。是个苏联片。我记得是黑白的，片名却记不清了——反正，不是叫《真正的人》就是叫《无脚飞将军》。　

故事很简单——那年头，似乎一切都很简单——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一架苏联飞机被德寇击中，飞行员弃机跳伞，双脚受伤。他在森林里爬行了好多天，靠吃蚂蚁卵，在冰天雪地中活了下来。遇救时，双脚已坏死。医生将它们齐膝截去。克服种种困难后，他居然带着两支假脚，再度登机，激战蓝天。　

看完这个电影之后，黄桶树下，话题骤变：孩子们一致认定，漂漂亮亮地活着，比轰轰烈烈地死去，更令人心倾神往！于是，便想方设法，要仿效那无畏无惧的无脚飞将军。　

如何仿效？参军么？虽然我们年龄不齐，但参参差差，人人都缺了不同的一段；截肢么，不知何时何日才盼得如此机遇。“走！”也不知是谁憋急了，振臂一呼，“到林子里练爬去！”　

一帮孩子便开始练爬，或往竹林或往蕉林，爬得个个都满脸伤，满身脏，越是艰难，便越是崇拜那位苏联英雄，越是五体投地向前进，一面拼命想象着自己的双脚早已坏死。　

那段时间，军营里的日子正常的不正常了：没人偷筲箕支麻雀，没人堵烟囱，甚至对任何一块窗玻璃，都没人有雅兴去射穿　

每天傍晚，大门哨卡就会有一番热闹：放学的，背了书包急急往那儿赶；学龄前的，立在那儿拉长脖子往盘山道上望。待两拨人一会合，“呜啦！”一喊，几十只脚，相跟相随，追命般练爬去了。　

那些练爬的日子，可忙煞了家属。天未擦黑，从食堂打回饭来，她们便走出户外，扯了嗓子，有板有调地唤着各家儿郎的名字，长长地，悠悠地，一声一声，歌似地往林子里递去　

终于被唤回家的未来无脚飞将军们，立即卸甲冲澡，然后立着，一声不吭。这时，家属们各自拿出棉签、小瓶儿，（不外是些酒精、红汞、紫药水，她们结了队去医疗室讨来的。）开始横一道竖一道地往孩子身上涂。饭后，把未来无脚飞将军的泥衣泥裤扔进一个直径1米的大木盆，架块搓衣板进去，开始一边唠叨一边洗。天天这样。　

我从不参加练爬。这比爸爸要求我的要容易多了。我相信，如爸爸要求的那样：只要一只耗子能活的地方，我就能活。与其练爬，不如寻条菜虫喂我那4穴黄丝小蚂蚁。　

为了黄丝小蚂蚁，我平生第一次跟人打架，且大打出手，两败俱伤。原因就出在无脚飞将军身上。　

终于有一天，所有练爬的孩子都已确信自己能在森林爬行三日。练爬运动胜利结束。孩子们深感成功，又顿觉失落。　

几天后，又一位崇拜者想出个学英雄的新招：吃蚁卵。　

大家很快便寻得些破碗残碟断码钉，相邀相约翻蚁穴，见天功夫，就将个大院弄得坑坑洼洼起来。　

我赶紧回家问爸爸：“如果一只耗子为了活命，会不会吃蚂蚁的蛋？”　

爸想也不想，就说：“会的。咦，你问这干什么？”我说：“不干什么，问一下。”就跑了。按照孩子们不成文的规矩，谁将事情泄露给大人，就是“叛徒”，叛徒将失去所有的小朋友。我决定参加吃蚁卵的壮举。　

在电影里，出现过两次无脚飞将军吃蚁卵的镜头。我们当然决定每人吃两窝。　

第一个蚂蚁窝被翻出来了，欢声过后，立即哑然：太恶心了，那些卵！成千上万的小蛋蛋，密麻麻，惨白一堆垒着，一群蚂蚁慌慌张张，散去聚来，各自尽力叨起一只卵逃掉　

我直觉心头发怵。看看别的孩子，有人打寒颤，有人连脸上都起了鸡皮疙瘩。然而，对苏联英雄的崇拜毕竟使孩子们勇敢起来。刘团长的儿子，一个三年级小学生，咬着牙关，沉沉发誓道：“老子绝不临阵逃脱！”便一手抄起那堆白东西，连泥，连几只蚂蚁，一并愤怒地倾进嘴里，咽了下去，满脸视死如归般肃杀。　

以下再翻出蚂蚁窝来，就没有人作难了。孩子们义无反顾，一人一窝轮着吃，个个脸上都呈着大无畏的神态。　

到我吃时，便偷偷在心中默念道：“耗子能活，我也能活；耗子能吃，我也能吃。”默念两遍。也吃了下去。虽然以耗子为榜样，未免亵读英雄，但我终究完成了英雄完成过的业绩，就也释然了。　

蚂蚁卵子，一窝一窝被翻了出来，又一窝一窝被吃了下去。终于有个周末，吃卵大队搜索到我家墙根，发现了那6个蚂蚁穴。　

对于黑蚁的倾巢覆灭，我无动于衷。但我不能眼睁睁看着，让那4穴黄丝小蚁惨遭横祸——一年多来，都是我喂我养。我们是朋友。　

我对大伙儿说：“咱们另外再找吧，这些黄丝小蚁是我的老朋友了。”　

大家坚决反对。反对我这种将人蚁友情看得比英雄主义更重的坏行为。大家都觉得，另寻蚁窝，是“贻误战机之罪”，对不起我们崇拜的无脚飞将军。　

大院的孩子都不善舌战。三言两语未能了断的争断，必以武力解决。于是，既然4窝蚁都在我保护之下，我就必须轮流与原本该吃这些蚁卵的4位朋友相搏。　

这是一伙在梦中都要血战沙场的军人后人，谁不曾练过几日拳脚？我们用断码钉在泥地上画了个大圈：谁被打出圈外，谁就输了。　

我的对手败下两名后，我依然微弓了腰，满脸鲜血地站在圈内，准备迎战第三名。　

第三与第四是李生兄弟，只比我大几个月，平日练的，就是联手拳。他们招呼也不打一个，竟双双扑上来，左右夹攻跟我干。　

这下可乱了套！吃卵大队立即经渭分明化作两军对垒：有人帮我，因为“双打一”不公平；有人帮他们，因为孪生兄弟是“正义之师”于是圈也不用了，两边人马各自认明后，便拳打脚踢，混战一团。立着的固然红了眼拼命，倒下的又挣扎再来　

到大人们终于发现时，我们已伤得七七八八了。　

大人们又好气又好笑，背的背，抱的抱，把这批苏联英雄的崇拜者统统押送军医院。　

我掉了一颗门牙，左肘脱了臼。　

爸爸把我从军医院领回来，进门就用皮带抽了我一顿。理由是，我的拳头不应该砸在自己人身上。我没有哭，也没有分辩。随后，他又细细问我，在单打时，我的拳是如何出的，对手的又如何　

我被爸爸关在家里，坐了3天“禁闭”。　

“坐禁闭”就是不许出门口。3天来，只要我偶尔走到阳台，便看见有小朋友在我家楼下徘徊。只要我爸出门，就有人来敲窗户。孪生兄弟用纸包了石头扔上来，纸上写着：“我们已经喂过黄丝小蚁了。放心。你的右钩拳很准。”　

唉唉，我的童年的、真诚得傻气咄咄的伙伴啊！你们都在哪里呢，如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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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关宝宝脚蹬虎头鞋，套条开裆裤，右手举着，随了老师的教鞭，正一丝不苟地撇捺钩点；左手却捉了个橡皮奶嘴，时不时低下头来，“唧唧啧啧”地吮几下。　

　　　　　　　　　※　　　　　　　※　　　　　　　※　

光阴茬苒，我该到学校念书了。　

那时入学虽然也经考试，但比起现在的孩子来，就容易得多了。　

那年头，学校的位子比入学的儿童多得多。学生逐个应考，题目千篇一律，答案大同小异：除姓名年龄家庭住址，剩下的题目就是：　

一、我们的领袖是谁？　

二、我们的国旗是什么样的？　

三、中国的朋友是谁？　

当小朋友答出“是苏联老大哥”，考试便告结束。　

我进了李子坝小学。人学的孩子，大小不一。自7岁至12岁，按年龄排队，编成甲乙丙丁4个班。我还差3个月才够7岁，被分去丁班，坐第一排。　

新课本发下来了。一本《算术》，一本《语文》。　

我急急忙忙去翻那本算术，当堂便觉没意思得很：翻了半本书都在讲加减法。我早就懂了。我妈妈学数理出身，教的又是她的本行。周末闲了，除去念念童话，妈就随口出些题，好让我安安静静地坐着绞脑汁。至今，我还记得有道题是这样的：　

大年廿九，刘大哥提罐去买油，一罐3斤装，一罐7斤装。半路碰到从镇上回来的王小二。小二说：“粮店关门了，你过完年再买吧！”这两人各自在一个饭堂当炊事员。见刘大哥着急，王小二说：“我刚买了满满一罐，10斤油，分给你5斤吧。”于是两人就在路上，用3个罐，将10斤油，匀成两份，一人提着5斤，分道回去了。问：“两人最少倒了多少次，才将油分出平均的两份？”　

像这一类的题，可比眼前这本算术书上的难得多，也好玩得多哩！　

待翻完语文书，我已是目瞪口呆，苦苦地坐在板凳上犯懵懂：最难的一课书在最后，讲的是谁家种了个大萝卜，大得一个人拔不起来，于是又上一个帮忙的，还是拔不动课文结束时，是：小花猫拉着小朋友，小朋友拉着老婆婆，老婆婆拉着老公公，老公公拉着大罗卜，拔呀拔，拔呀拔，拔起来了！　

我无论如何也弄不明白，世界上为什么会有这么简单的书？更叫我糊涂的是，为什么爸妈要我来读这种书？　

一年级小学生的头一课，连标题全文如下——　

一　开学　开学了　

第一节课就教笔划：“点，横，竖，弯，钩”老师提了条教鞭，敲一下黑板喊一声令，好认真。学生就更见卖力，人人都握拳伸出右食指，作笔状，悬在空中，照着黑板描，跟着老师吼，齐刷刷一片点横竖弯钩。　

我转过身去，开始东张西望，去看同学们的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