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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娃母亲走过的历史-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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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1年，“理性服装组织”提倡使用软质的毛料作为婴儿和孩童衣服的原料。他们建议全套的婴儿服装（包括婴儿的衣物及附属用品）应该包含四条羊毛带、四件羊毛内衣、四件法兰绒或开司米的罩衣和48条土耳其毛料的尿布。
孩子开始时对他们的父母表示敬爱，
不久便对他们批判，
很少的情况下会原谅他们。
——奥斯卡·维尔德，公元1854～1900年
优雅的体态被看做是极为重要的。上层社会大多数的孩子都要被各种工具捆绑以使其保持高雅的姿态。规范椅被用来保持孩子的后背笔直，虽然坐在上面非常不舒服，椅子腿高，座位又小，但坐在这样的椅子上课的孩子还是幸运的。有些孩子则在后背上被捆上了挡板，不得不站着做功课。
尽管背着它的日子痛苦难熬，但那些钉在板上的大钉子却有效地防止了孩子懒散的毛病。有一位叫做凯瑟琳·卡罗林·凯文迪斯的小姑娘，也就是后来的维斯敏斯特女公爵。她曾被迫背着一块背板，一根小提琴弦紧紧地缠住她的双肩。如果她有一点懒散，琴弦就会陷进她的皮肤。有些时候，人们为了规范孩子的体态，会在没有使用任何麻醉剂的情况下将脆弱的骨骼折断和错位。
小孩子与生俱来的不道德品质以及邪恶的品行成为教育力图纠正的目标。与此相反，天主教教义中认为他们天性纯真的思想难道不是根本性的错误吗？
——哈纳·莫尔，《责难》，公元1808年第5期
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的人们不仅利用各种手段来控制孩子的体态，而且还控制他们的性格。很多羞辱性的手段，譬如罚戴纸帽、张贴布告、使用手枷（将孩子们的手固定背在后面），在维多利亚女子学校里是十分常见的。这种用来固定手的手枷也通常被母亲们用来防止和惩罚孩子手Yin。人们对手Yin这一恶习极为担心，阿达巴林在她公元1902年所写的《从摇篮到学校——致母亲》一书中建议：“这种习惯在孩子幼年时期就应对其严加看管，特别是小女孩。”幼儿的手、膝盖和脚经常被牢牢地捆绑着以防暴露在外，并以此来维护孩子灵魂的纯洁。
孩子被简单地当做小大人对待。贫苦家庭的孩子如果想要吃饭的话，就得干活。事实上，儿童是被社会所轻视的群体，以至于在公元1814年，从父母那里偷走一个婴儿只是一种冒犯，而偷走他们的衣服却构成了犯罪。
新生命（2）
人们不可能对一块肉表示喜爱，对待小孩也是一样。
——罗德·拜伦，公元1788～1824年
然而，随着世纪的变更，儿童的生活变得好了起来。社会逐渐意识到孩子们有自己的方式去思考、感受和做事，父母也试着为他们构建一个拥有私人空间的童年。像罗德·施福特波利和托马斯·伯纳多博士这样的改革者们在孩子能够得到更多关爱上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有趣的是，正是那些儿童书籍的大量出现才最终影响了公众对于儿童幸福的意识。针对儿童所写的书非常稀少，公元18世纪后《小木屋里的男孩鲍勃》等儿童书籍才少量出版。唯一一本能够引起他们兴趣的带有故事情节的书就是《圣经》。如果想看一些简单易读的读物就得看看他们父母的小故事书了，也就是和我们现在的连环漫画或杂志差不多的小册子。
直到公元18世纪后半期，一种新颖的儿童文学作品出现了，而后又在公元19世纪兴盛发展。查尔斯·金士利的《水孩子》、托马斯·休斯的《汤姆·布朗的学校生涯》以及格林兄弟、汉斯·克里斯第安·安德森、刘易斯·卡罗等人的作品都有力地引起人们对儿童所遭受的痛苦及其内心世界的注意。
查尔斯·达尔文的《进化论》（说明了人类是由动物逐渐演变而来的，并不是亚当和夏娃的子孙）也为此提供了帮助。由于人们对进化论的广泛认可，早先认为孩子们被原罪玷污的观点已不再流行。父母们曾经按照圣经的教条来抚养孩子，就如（旧约）箴言篇中说的：“棍棒与责备能够带来智慧，但孩子迷失自我则给母亲带来羞愧。”随着达尔文的观点被广泛接受，以严厉惩罚作为拯救孩子的心灵的手段已不再被看做是公正和必要的了。
社会观念的松动在各类出版物中得到了反映。比如公元1833年6月的《妇女杂志》在描绘童年时这样说：“那个时候我们知道了天堂，也是那个时候我们知道有一群围绕在上帝宝座周围的天使。它们未曾被罪恶之手碰触，也绝没有被污浊之气沾染。”
随着儿童福利渐受关注，人们颁布了很多相应的措施来制止对孩子的虐待和辱骂。公元1864年烟囱清洁工条令得以通过，最终结束了非法雇佣男童清洁烟囱的历史。同时防止残害儿童组织也于公元1884年成立。
我不知道司科洛普·戴维斯告诉你我喜欢小孩子是什么意思。我对他们的样子感到厌恶，以至于长久以来我一直很敬重希律王（注）的人品。
——罗德·拜伦的一封信，公元1811年8月30日
注：希律王，犹太王（公元前40～公元4年），据《新约》记载，他命令杀死伯利恒所有两岁以下的儿童，想借以杀死尚处于襁褓中的耶稣。
（）
渐渐地，英国的儿童得到了更多的空闲时间，并能够有机会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尽情玩耍。自公元19世纪以来，玩具的产量一直处于上升趋势。只是在世界大战期间有过一次大的衰退。从古埃及时期到现在，玩偶已经成为所有玩具中最流行的样式。事实上，玩偶是最初期的玩具之一。希腊和罗马的玩偶的身体是由木头或黏土制成的，经常也会有连在一起的肢体。玩具制造者们从公元18世纪就开始大量生产玩偶。时代在进步，闭着眼的玩偶，抱着瓶子喝水的洋娃娃，还有会说话的洋娃娃也都出现在市场上。
在公元18世纪和19世纪，纸张被广泛应用于玩具制造。最普通的纸玩具是已切割好的印刷纸张。孩子们可以把这些印好的纸粘到硬卡片上，然后剪下来，再组合在一起，一个小玩具就做好了。一个完整的玩具小剧院包括场景、演员、船只还有可更换纸衣服的玩偶，这在当时非常风靡。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自己动手做成的玩具可能比现如今这些价格昂贵、铺天盖地的玩具更能让孩子们沉迷其中，另外还可提高孩子的想象力，并提高他们讲故事的能力。
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的家长认为玩具应该寓教于乐，很多后期的玩具都很具有教育性。例如用字母来装饰盖起的玩具小楼房，用《圣经》中的内容来做拼图游戏。玩偶的小房子被认为是对小女孩非常有帮助的。因为她们从中可以有效地学习怎样持家。木板游戏可以培养孩子们良好的行为。有一种游戏就叫做“胜者受奖，败者受罚”。
新生命（3）
在公元19世纪，很多人意识到了采取什么样的方式教育孩子是至关重要的，这决定了他将来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教育受到了重视，并且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对幼儿的教育方式产生兴趣。童年已经被誉为人一生中最美好的阶段，是天真无邪、充满快乐的时光。孩子们终于可以有时间玩耍了，这使他们的幼年通往成｜人之路变得更加平坦。
节育逐渐被接受（1）
有关避孕的思想仍然相当缓慢地传播着。英国国教仍坚持反对节育并宣称功利主义是节育的核心动机。作为一名节育运动的领导者及提倡者，安妮·拜森特是一个著名的无神论者，她也因此遭到了牧师们的强烈反对。
然而，事情却逐渐有所变化。节育使得出生率大大降低。尽管教会人士反对节育，但公元1905年费边社关于出生率的调查报告显示，出生率降低幅度最大的群体居然是中上层阶级，尤其是医生和教士。经过两年的争议，可以得出结论“出生率的下降主要是（不完全是）婚姻状况变化中节育思想的结果”。换句话说，已婚夫妇一定在施行某种节育措施——这是一个合理的解释。尽管医学专家们很久以后才将节育视为一种正常措施，但很明显他们并不反对控制自己家庭规模的大小；只有那些没有享受到节育好处的人才会忽视小型家庭带来的好处。
公众也开始慢慢倾向于认为：少生会使孩子享受更好的生活，而多育意味着更大规模的家庭，注定出现贫穷和拥挤的状况。一些医生也支持说，如果能够节育，孩子的健康状况将有所改善。而另一些人则认为这种说法就是指适者生存，并极其憎恶整个节育思想。
“除了日益增长的人口压力，我们还需要了解到：①年年生育的现象仍然存在，而这几乎占据了母亲的全部生命，不论是在时间上还是在实质上。②这同样有害于新生儿的健康。③因此隔两年（一些妇科专家坚持三年）生育对大人和孩子都有好处。”
——辛迪·卫伯，《出生率的降低》，公元1907年
历史表明，性行为只是传宗接代的一种方法。节育，对某些人来说是有违上帝“发展和繁殖后代”的旨意，而且人们认为只为了享乐而进行的性茭更是不道德的。公元20世纪初，大多数医学思想（至少在公开场合）是反对节育的。一位妇产科女医生给《英国医药杂志》写的一封信最为典型，下面就是这封信的节选：
为了满足性需要而想方设法避孕的人因放纵自己的激｜情很可能变得越来越女性化，而且那些婚姻法的变动和随之而来的性放纵会严重影响到人的自控力、自尊以及骑士风度……
尽管社会在某些方面仍有限制，但妇女们越来越被鼓励限制家庭规模，因为随着医疗和生活条件的不断提高，她们通过节育看到了新生活的希望。更重要的是改善后的卫生医疗条件使新生儿的存活率大大提高，这样家长就不必通过多生来保证孩子的存活了。
当时在全国范围内，女性的端庄仍很受重视。公开谈论Xing爱是件令人害怕的事。玛丽的书被宗教领导阶层、医学家及报社评论为不道德的、猥亵的。但是大众却喜欢她的书。她认为女性应和男性一样享受Xing爱。
玛丽决定帮助妇女们明白节育的好处，包括那些贫穷的、没文化的妇女。因为她知道妇女们会因此受益很多。公元1921年，玛丽和她的第二任丈夫在伦敦开了家诊所，为每个人提供避孕建议及避孕用具，包括杀精避孕套、子宫托以及栓剂。
因为（避孕）需要的日益增长，更多的类似诊所在全国范围内开张。玛丽建立了英国节育组织，并和一些节育组织共同合作，控制人口出生率……
一个国立的节育组织——国家节育委员会，现在是英国家喻户晓的计划生育协会。
现在玛丽·斯托普斯国际组织在世界上的28个国家设有服务站，他们的使命是保护全人类有选择地孕育下一代而不是偶然地行使这一基本权利。除了考虑避孕药和堕胎的建议以外，英国专家主要提供输精管切除术和女性节育服务、不育问题研究、孕前排查以及性心理和人工流产后的咨询服务。公元1999年，玛丽·斯托普斯被《卫报》的读者选为“千禧年之女性”。
当有关避孕的相关措施在英国得到发展的时候，世界上其他地方的改革者们正进行着不懈的奋斗，他们竭力把知识和生育的选择权带给世界各地的女人们。尽管在法国运动有所成效，但英国政府在公元1920年将避孕归类于流产，而且规定有关节育的所有事项均为非法。在美国，玛格丽特·桑格顶着巨大的反对压力而为节育运动不知疲倦地工作。她与漠视、偏见、宗教信条和法律作斗争。她奋斗的部分动力来自她的母亲，一位49岁就去世了的女性。桑格认为她的母亲过早离开人世完全是因为她怀了18次孕并抚养了11个孩子。她在纽约从事助产士工作的经历也使她坚信避孕是挽救那些极度贫穷的年轻母亲的唯一办法，否则“她们那疲倦而畸形的身体注定要在35岁之前就被扔进废物堆了”。玛格丽特·桑格建立了美国节育联盟，在全美各地建立了数百所计划生育诊所。桑格曾于公元1916年建立第一家私人诊所，但被警察阻止了。
节育逐渐被接受（2）
像玛丽·斯托普斯和玛格丽特·桑格这样的先驱者帮助世人改变了对使用避孕措施的态度。避孕的发展带来的另一个巨大成功是出现了给广大女性生活带来巨大影响的避孕药物。她们意识到她们再也不用挣扎于那频繁的生育的痛苦中了。在公元20世纪60年代早期，新型避孕药的使用给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变化。女性们充分利用这一可行的新方法消除了对意外怀孕的恐惧。女性们在历史上第一次可以控制自己的身体而不需征求丈夫的意见。这也掀起了更大的性自由和女权主义的波澜。不仅西方女性受益于这种药的使用，几百万不发达国家的女性也第一次能控制她们的生育，从而改变了她们的命运。虽然像避孕环和避孕帽这样的避孕方法在避孕药问世前也很可行，但是它们大多数都不适用于那些贫穷国家的女性。因为在贫穷的国家很多人组成一个大的家庭。此外，她们缺少像自来水这样基本的生活必需品，而且触摸生殖器也有很多忌讳，缺少个人隐私｜处和清洗装置以保持体内的避孕帽的洁净阻碍了这种阻隔避孕法的使用。而且许多男性医生拒绝给他们社区的女性安放避孕环。
避孕药的另一个明显的益处是它的可靠性。避孕药能提供99％的避孕率，避孕失败一般是忘记服用所致。在中国有一个富于创新的点子能确保女性们不会忘记吃药，即把一种可食用的纸注入避孕药然后把它打印成日历的形状，每天撕掉穿孔的部分并吃掉。
最近另外一项在避孕领域的发明是男性避孕药，它主要是通过阻止精子的产生来实现避孕的目的。这种药在临床试验中已达到了90％的可靠性；但专家们还未找到最有效的配方，而且目前这种药必须一天服用三次。男性避孕的另一个更吸引人的选择是血管注射剂。据澳大利亚专家最近宣称，这种血管注射剂每三至四个月注射一次，无副作用而且100％有效，专家们希望能在两三年内生产出药片的形式。
避孕新领域里的研究飞速发展着。输精管闭塞法就是一种例子。它通过往输精管内注射一种复杂物质而阻止大量精子外流。或者把一个由橡胶或聚氨酯制成的堵塞物嵌入输精管内。这些方法都可达到98％的有效性，安全而且丝毫不会影响性欲。
尽管在避孕领域科学技术有了长足进步，但男人和女人们还是细心地察觉到激素添加剂对身体的影响。随着新的避孕措施的出现，关注参与避孕的男性的数目将成为一件有趣的事。在受孕、怀孕观念等这些生命的原始领域里，传统的观念和行为仍占据着主要地位，态度的转变非常缓慢，或许要花费几代人的时间。
男人在考虑避孕的问题上可能会行动得更慢，因为他们不用考虑意外怀孕对身体造成的影响。正如女权积极分子福罗伦斯·肯尼迪所说：“如果男人可以怀孕的话，那么流产将成为一件圣事。”
（）
观念
社会经过时间的发展，在努力促进分娩、克服不育的问题上形成了它们自己的习俗和仪式，同时世界上许多人仍然相信封建迷信。
在西方，虽然人工授精已取得了重大进步，但是医疗技术始终对那些仍向传统习俗和仪式求助的人们无计可施。
坐落于多塞特郡的阿巴斯巨神是用山腰的白垩基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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