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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柴尔德家族·四部曲-第3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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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一名保皇党人。”暴动之后，他很快意识到，如果他被认为与被推翻的共和党人走得太近的话，他的竞争对手就会抢先他一步。贝蒂在拿破仑退位并被放逐到费里耶尔时表达了她认为拿破仑“道德沦丧”的看法，与此同时，她的丈夫不得不对时局做出分析。“我认为拿破仑正在积蓄力量，”他在暴动三周后给伦敦的报告中说，“尽管事实上那些大人物和善良的人不大会接受他的邀请。你们认为我们应该完全置身事外吗？”这只是一个修辞方面的问题，并不期待对方的回答。连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女人们都做不到坚定不移地保持她们的社交抵制。事实上，她们的态度在12月底之前就开始软化了。“在罗斯柴尔德的家里，”阿波尼在见过了纳特的妻子夏洛特以及贝蒂后，充满恶意地看到：“这种神态自若的态度来自于他们所拥有的巨额财富，这些财富来自于他们资产组合中的那些债券和股票在当时的市场上出现的飞涨。”
罗斯柴尔德家族第三部 动荡的年代 第二章 动荡的年代（4）
这次至少是詹姆斯定居巴黎以来的第五次政权更替，因此很显然很难再让他严肃地看待这类事件了。“我亲爱的侄子们，你们怎么可能喜欢一部为两个没用的东西制定的法国《宪法》？他们正在这里的大街小巷为了那个目的而叫卖呢。”一个极权的政府“不太好，但在这里你可以做你喜欢的事，而且所有的一切都过去了”。早在1852年的10月，詹姆斯就很轻松地报告说他“与皇帝的关系非常好，与其他人也是如此”，这是在拿破仑正式宣布自己做皇帝之前两个月的时候，也是在拿破仑著名的波尔多讲话前几天。拿破仑在这次讲话中宣称：“帝制意味着和平。”这似乎排除了那种轻率地废除比利时的中立政策，或者是挑战普鲁士对莱因地区的统治的可能性，而这些在早两年是大家最为关切的事件；同时也解释了为什么其他列强把拿破仑这个皇帝只是看成一个象征性的符号。
当然，事情本身远没有那么简单：1853年1月，詹姆斯仍然很难拜见到这位新皇帝。但是他有两条路子进入这个新朝廷。第一条路子是他仍然是奥地利的总领事，而且煞有介事地穿上了他的紫色制服，以提醒那些忘了他外交官身份的人的注意。1852年8月，他可以给拿破仑传递来自奥地利新皇帝弗兰兹·约瑟夫陛下的礼节性问候。尽管于布内处心积虑地破坏詹姆斯在巴黎代表维也纳的权力，但是只要罗斯柴尔德家族仍然是奥地利的银行家，他就没有机会驱逐他。詹姆斯找到的迎合拿破仑的第二条路子，是支持半西班牙半苏格兰血统的女冒险家尤金妮·德·蒙蒂霍的计划，许多势利的巴黎人认为她只不过是拿破仑众多情人中的一位。拿破仑在1850年经人介绍认识了她，到1852年年底就无可救药地陷入了对她的疯狂追求之中。当他打算与胡亨罗赫的阿得雷德公主（PrincessAdelaideofHohenlohe，维多利亚女王的一位侄女）的外交通婚计划落空后，他冲动地决定娶尤金妮，这使得他的大臣们惊慌失措。
到1月12日，这个决定仍然属于秘密，当时尤金妮正挽着詹姆斯的胳膊出现在忒勒蕊的舞会上。于布内注意到詹姆斯很久以来“都被这位年轻的安达卢西亚人所迷惑，但现在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严重，因为他相信会有一场婚礼”。他的一个儿子——据推测应该是阿尔方索——陪伴着她的母亲。当一行人进入到玛赫廓大厅，准备为女士们找个坐处时，外交部部长德律安·德吕的太太傲慢地对尤金妮说，她们想坐的这些位子是为部长们的夫人预留的。拿破仑无意中听到了这句话，便走到了这两位女士面前，请她们坐到了皇帝的位子旁。两个小时后，皇帝和尤金妮消失在皇宫的内室里，稍后出来的时候，两人手挽着手。3天之后，皇帝向她求婚，到22号的时候公开订婚，然后在一周后举行了婚礼。“我更欣赏那种不仅能使我爱她，而且更能使我尊重她的女人。”拿破仑宣称。“一个男人可以爱一个自己不尊重的女人，”安瑟尔姆的妻子夏洛特在这不久之后评论道：“一个男人只会与他敬重和尊敬的女人结婚。”这句恭维话——考虑到罗斯柴尔德家族独特的区分浪漫爱情和婚姻的传统，这应该是一个很言不由衷的说法——很适时地传到这对皇室夫妇的耳朵里。
罗斯柴尔德家族第三部 动荡的年代 第二章 动荡的年代（5）
可以很肯定地说，这件事的重要意义怎么说都不会过分；从另一方面说，对于我们现代的读者来说，大家很容易忘掉当时的人是多么严肃地看待19世纪繁复的宫廷生活的礼仪——特别是，我们可以说，在这样一个让人无法想象的暴发户的宫廷里（他的宫廷来自于一场政变，而且还得时刻小心面对公众对其合法性的质疑。）
工业信贷银行
当然，真正决定詹姆斯在拿破仑第二王朝中命运的地方不是忒勒蕊或是贡比涅拿破仑打猎的地方），而是证券交易所和铁路公司的董事会。在这些地方，第二王朝鉴证了19世纪最大的企业战争的壮观场景：罗斯柴尔德家族与工业信贷银行之间一决雌雄的战斗。
由于工业信贷银行成立的时间（1852年11月20日）与第二王朝正式宣布皇帝即位的时间（12月2日）的巧合，新银行常常被赋予了显然是错误的重要性。例如，很多作者把它描绘成对罗斯柴尔德家族主导法国公共财政的第一个政治挑战——拿破仑三世针对福尔德对他说的，让他从罗斯柴尔德束缚下“解放自己”的谏言所做出的反应。第二个错误概念是工业信贷银行代表了革命性的新型银行，完全与以罗斯柴尔德家族为代表的“老式的”私人银行相对立。
事实上，这种以公众募股作为资本金基础建立银行的想法从根本上说并没有什么新意。从1826年开始，股份合作类型的银行就已经合法地出现在了英国，比如像国民地区银行和伦敦威斯特敏斯特银行——两家都成立于1833年——早已经在佩雷尔兄弟投身银行业之前很久就证明了这种方式的可行性。在工业信贷银行成立的时候，在英格兰和威尔士分布着大约有近百家股份合作性质的银行，数量上大概是伦敦私人银行的两倍。说英国的股份合作银行不向工业企业发放贷款也不确切（尽管它们更倾向于不做长期投资，通常把到期的票据和贴现票据按远期到期日的方式展期）。其实，工业信贷银行的那种做法也不是真正的长期工业投资，尽管我很尊重经济历史学家，比如亚历山大·吉森克隆和兰多·卡麦隆的判断，认为它不仅在法国，而且在整个欧洲大陆促进了工业化。在佩雷尔家族所处的法国，他们也面对着比他们出现得早得多的对手，最早的（如果人们可以忽略约翰·罗的国民银行）是拉斐特的国民工商银行。而且也并不像兰德斯所认为的，是罗斯柴尔德家族和其他已经存在的巴黎银行，特别是那些老式的银行在应对着工业信贷银行的挑战：他们也看到了这种股份合作的形式对长期投资所具有的合理性。尽管他们的资本金与佩雷尔家族的不同，完全属于他们自己，但在法国和奥地利的罗斯柴尔德家族银行在资本金使用方面，与工业信贷银行使用其债券持有人和储户的钱的方式其实一模一样——而且从远期看罗斯柴尔德家族银行显然更为成功。这里指出一个简单但通常被忽略的问题：工业信贷银行的规模没有罗斯柴尔德家族银行的大。它的初始资本金是2000万（后来到6000万）法郎，而罗斯柴尔德家族成员的资本金在1852年的时候超过了8800万法郎，如果合并罗斯柴尔德银行，全部资本金则不少于23000万法郎。而在工业信贷银行的初始资本金里，佩雷尔家族自己只占有大约29％。
罗斯柴尔德家族第三部 动荡的年代 第二章 动荡的年代（6）
现实中，他们真正所做的并没有让当时的人以及后来的历史学家相信他们做到了的那么多，罗斯柴尔德家族银行与工业信贷银行的差异也并没有他们所声称的那么巨大。（只有那些对巴黎不很熟悉的人才会像俾斯麦那样把罗斯柴尔德、福尔德和佩雷尔混在一起。）佩雷尔家族一直在用圣－西门式的花言巧语来解释工业投资的共同收益，而他们自己则做起了公债和铁路股票的投机，并且把所得利润悉数收入自己的私囊中。相反，罗斯柴尔德家族却并不讳言他们的投机和收益，他们把对自己所属的更为广泛的群族的贡献当成是慈善，并把这些做法与他们的生意完全分离开来。当1850年卡斯特兰第一次碰到安东尼的时候，他被后者的抱怨所震惊，安东尼说：“在伦敦，你做什么都可以赚钱，做棉花或者是公债，你想怎么做都行，但是在这里（巴黎），除了公债你根本没有投机的机会。”圣…西门主义者不会用这种方式讲话：对于他们来说，是调动全法国的储蓄去追逐由蒸汽所驱动的乌托邦。这种风格上的差异，被股票经纪人费多鲜活地写进了他的文章里。与佩雷尔兄弟不同，他认为詹姆斯只能算是“一个可靠、聪明而狡诈的‘资本商人’”：
使他庞大的财富收益最大化这项唯一的工作构成了他一整天的工作内容。月末的每一次清算都是一场战斗，他必须为保卫他的银行、他的名字所代表的荣耀，并且为证明他的实力而战。他不放过来自世界各个角落的任何消息，哪怕是最不起眼的消息——无论是政治的、金融的、商业的还是工业的，他都要竭尽所能从中获利，这更多的是靠他的本能。他绝不放过任何盈利的机会，不管这个机会多么微小。
正如我们所见，像费多这样的小人物，与詹姆斯这样的人做生意是一件多么费力不讨好的事。但人们只需要到工业信贷银行的办公室，就能看到与罗斯柴尔德银行间可能会出现的最大的反差。
在佩雷尔兄弟这里，不用担心有什么过分的话语，也不用害怕会发生什么突然的情绪失控。这些迂腐的谦谦君子，过度的仇恨使他们浑身都散发出腐烂的味道，他们总是那么聚精会神，像铁棍一样僵硬紧张，非常固执于自己的想法，并且对自己充满了自恋。他们总是身陷大批朋友的包围之中，这些人都竖起了耳朵，以便能跟踪到他们客户谈论的关于他们正在操纵的股票的话题，了解他们是要买入还是卖出。工业信贷银行的雇员肃立在楼梯上，等着询问你是否要下单。每个人都充满着暴富的幻想，不惜任何代价；每个人都试图能与他的庄家的方向保持一致。
詹姆斯显然对这个反差感到很欣慰。有一次，他颇带讥讽幽默——这种幽默成了他在第二王朝时期的招牌——地指令费多代表他去进行一次投机，具体的做法是购买1000股工业信贷银行的股票。这种事他干了不少于5次，让他的经纪人吃惊的是，在清算的时候他真的会全额付清这些款项。当费多表示出他的不解时，詹姆斯假装很吃惊：
你的意思是桑（什）么，我年轻的朋友？我根本没有嘲笑你的意思。听好了：我对佩雷尔先生的菜（才）能拥幽（有）最大的新（信）心。他们是这个地球上最伟大的金融家。我是家族里的一分子，我很高兴能把我微薄的财富透（投）一部分在他们的事业上。我遗憾的只有一件事，这就是我不能够把我所有的资本都委托给如此聪命（明）的人。
罗斯柴尔德家族第三部 动荡的年代 第二章 动荡的年代（7）
与他们身处同时代的人——例如比较有名的金融家尤里斯·伊萨克·米勒——有时候会把这种风格上的差异归因为这两个家族不同的文化背景。他认为，“北方的犹太人”由于来自于日耳曼人粗犷和拘谨的氛围，他们在对财富的自私自利的追求中显得“冷淡”而“有条理”，对国家的利益显得很麻木；而“来自米迪的犹太人”不仅“更有贵族气息”的“拉丁”气质，而且得益于法国更为宽容的犹太人政策，因而以一种更加利他的、以公众利益为重的方式来考虑生意。另外有些人则把这种差异更多地归因于政治因素：罗斯柴尔德代表“金融贵族”和“金融封建主义”，而其对手代表“金融民主和一种‘1789’经济现象”。
在现实工作中，这两家银行的竞争主要集中在乏味的铁路特许权领域。最起码可以确定的一点是，在共和时期，那些铁路狂热分子曾经被泼过冷水。铁路的投资和建设由于政治家们在关于特许权应该授予谁的遥遥无期的辩论中而中断，利率过高、股市交易萎缩而且劳工运动导致了劳力不足。当时只有一条主干线还在建设（从凡尔赛到雷恩的工程）。拿破仑的政变最立竿见影的后果之一就是结束了所有这一切。大权在握的当天，他就批准了从里昂到地中海沿线的特许权，两天之后，巴黎到里昂的也确定了下来，而且都授予了一个财团，而财团的成员包括了巴黎和伦敦的罗斯柴尔德家族银行。北方公司的特许权也在重新谈判之中，所有条件都变得异乎寻常地有利于该公司。王朝的建立对于铁路大亨们来说是一件千载难逢的幸事：在1852～1857年间批准的特许权总数不少于25件，之后到1870年间又另外批准了30件。
在所有这一切的背后，拿破仑同母异父的私生子弟弟默尼公爵扮演了一个很有影响力的角色，在他的眼里，这个新政权最主要的作用是为自己聚敛财富提供机会，因此他强烈支持将很多小的铁路公司合并成几条大的线路。詹姆斯早在1852年初的时候就搭上了默尼这条线，并且很喜欢他所听到的一切。很有意思的是，法国分行这个时期的资产负债表表明，詹姆斯持有很多铁路公司的股票，价值超过2000万法郎（占巴黎分行总资产的大约15％）。这些股票的市值这个时候更是高歌猛进，因为投资人对新政权的鼓励政策做出了反应：阿波尼估计詹姆斯在1852年4月的仅仅一个星期里就赚进了150万法郎，而且还“不用付出一分钱”。考虑到巴黎分行在19世纪50年代实现的资本金的巨大增长，这个数字似乎也不是没有可能。值得注意的是，在所有最大的六条法国铁路线中，罗斯柴尔德家庭控制的北线是使用率最高的，也是盈利最好的：尽管从里程上看，它只占了整个法国铁路网的9％，但却占了全部货运量的14％以及全部客运的12％。票价和运价与成本的比率是27∶1这是在19世纪50年代时候的情况，而在19世纪60年代，运量比19世纪50年代增加了一倍还多。
然而，詹姆斯和佩雷尔家族之间的矛盾越来越激化。第一次争执出现在1849年，当时后者正为他们拟议中的巴黎到里昂再到阿维尼翁的项目进行融资，而之前他们并没有知会过罗斯柴尔德家族。在1852年，项目推进得很快，尽管此时离可以确定真正的矛盾激化何时出现还为时尚早。朝激化迈出的很重要的一步出现在詹姆斯决定参与到巴黎到里昂线的辛迪加中的时候，他拿走了这个项目股份的大约12％（其他的股东包括巴赛隆尼、霍廷格尔和巴林，而且，尽管没有以受让人的名义出现，塔拉伯特也似乎在其间起到了带头的作用）。这明确无误地表明了罗斯柴尔德家族对佩雷尔家族竞争的回击。在一系列说明性质的信函中，詹姆斯向他的侄子们解释了他这样做的理由：
罗斯柴尔德家族第三部 动荡的年代 第二章 动荡的年代（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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