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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柴尔德家族·四部曲-第4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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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它们当成“瓦砾一样胡乱堆放”。罗斯柴尔德家族可以购买的也不只是法国的文化遗产。“这个酒庄没有历史，”他评述道，“不会让人回忆过去那些伟大领主的生活方式。”然而，今天的参观者指南上包括了“法国贵族最杰出人物名单”。一位名叫德·久因维尔的王子——“身上流淌着路易十四血液的男子”，在一名卑微的“放贷者”面前降下了身段。在罗斯柴尔德的婚礼上，贵族来宾的名单是完整的：“（所有古老的）法国贵族族徽都汇集到一起对金牛顶礼膜拜，并且在整个欧洲面前宣布金钱是现在仅存的唯一王权。”同样的一幕也发生在1885年由德·萨根公主举办的化装舞会上，“这个可怕的贵族”恬不知耻地与兰博特·罗斯柴尔德夫人、艾夫鲁茜夫人以及其他“犹太人”摩肩接踵。这位内心深处是浪漫的正统主义者的杜鲁蒙特认为波旁和奥尔良贵族是对他们高卢人种的背叛。这是他在自己的《证言》一书中重点论述的一个主题，他沮丧地注意到夏洛特购买了“一座由西蒙·德·蒙特福德创建的修道院”，爱德华被选进了皇家俱乐部，很多如雷贯耳的名字出现在了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花园聚会上。希拉克也酸涩地评论罗斯柴尔德家族与法博格·圣·吉尔曼精英之间的关系，他们曾经对詹姆斯和贝蒂非常蔑视，但是现在则作为平等的社会人接受了其后代。
在第三共和国时期，一个有关犹太人经历的奇怪现象，是很高程度的社会同化现象恰巧与非常公开的反犹太主义的言论出现巧合。这不只是局外人比如像杜鲁蒙特在皇戚贵族们放弃歧视时的吹毛求疵，大多数与罗斯柴尔德家族有社会接触的人通常也都赞同杜鲁蒙特和希拉克提出的观点。在对待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态度上出现的那种几近于精神分裂的特质，可以通过两份在当时发表的重要的原始资料来说明：龚古尔兄弟的报刊和普劳斯特的《追忆逝水年华》。龚古尔兄弟不仅同意杜鲁蒙特的观点，他们对他还非常了解。在他们1870～1896年这段时间的期刊上，充满了关于罗斯柴尔德家族“犹太”特质的别有用心的奇闻逸事——他们的享乐主义、他们的庸俗，诸如此类。然而龚古尔兄弟自己也非常乐意接受罗斯柴尔德的盛情招待：1874年和1887年与埃德蒙讨论法国雕刻，1885年与奈特的###吃饭，1888年与莉奥诺拉吃饭，1889年与埃德蒙吃饭。这段时期的另一个特点是，在他们对罗斯柴尔德的饭菜大加赞赏的那一年之后，龚古尔兄弟以赞许的态度引用杜鲁蒙特相关观点的情况开始大为减少。在1887年3月与杜鲁蒙特进餐，很高兴地听他把“罗斯柴尔德推到墙上”去的高谈阔论后，又在那年的12月与埃德蒙讨论雕刻；在1889年6月与埃德蒙进过餐后，又在1890年3月与杜鲁蒙特交流反犹太人过程中出现的奇闻逸事，而这距他在5月1日放弃呼吁军队介入反犹太运动仅隔一个月。
罗斯柴尔德家族第四部 世界的银行家 第一章 犹太问题（9）
在巴黎的沙龙中，犹太人和反犹太人分子通常都混在一起，但是1894年，当一位供职于法国总参谋部的名叫艾尔弗雷德·德瑞夫斯的犹太军官被指控为德国间谍后，这些沙龙出现了急剧的两极分化，而他因为伪造文件在军事法庭上被控有罪，并被判处在魔鬼岛上终身监禁。阿尔方索对于对德瑞夫斯指控的反应一开始觉得非常震惊，担心一旦德瑞夫斯被判有罪，会对反犹太人情绪火上浇油；之后他变得非常愤怒，因为所有的证据都表明德瑞夫斯是被陷害的。按照一位办事员的笔记看，阿尔方索“由于对德瑞夫斯的诬告以及法国贵族的麻木不仁而感到非常愤怒”。然而，家族里的其他成员都不太愿意被公开当成是“德瑞夫斯分子”，因而更愿意把这种分歧控制在他们自己的上层社会圈子里。
普劳斯特为这种氛围增加了谈资，德瑞夫斯的同情者所表达出来的同情被德·杰尔曼特斯公爵夫人周围那个非主流圈子里的成员有意识地掩盖了起来。对于普罗克这样一位出生相对低微的犹太人来说，罗斯柴尔德的名字足以让他肃然起敬。当他意识到他曾经在公爵夫人那里照顾过的那位英国老妇人是“阿尔方索·德·罗斯柴尔德男爵夫人”时，他简直惊呆了：
那一刻，普罗克的血管里忽然流淌出太多关于财富和威望的想法他的感觉就像遭到了猛烈的一击，脑子里顿时一片空白，他不知不觉地在这位慈祥的老太太面前叫出声来：“要是我早知道是这样！”——这样愚蠢的失声让他连续8个晚上都睡不着觉。
相反，德·杰尔曼特斯王子甚至一眼都不愿看到罗斯柴尔德——事实上，他宁愿让自己的酒庄被大火烧掉半边，也不会向紧邻的罗斯柴尔德家借水泵。实际的情况是他试图掩盖自己德瑞夫斯分子倾向的秘密；而他之所以要把这些掩盖起来，是因为如果被当成德瑞夫斯分子，他要付出不小的社会代价。德·杰尔曼特斯公爵就付出了这种代价，当他参与赛马俱乐部的总裁竞选时遭遇了失败，原因就是他的妻子“是德瑞夫斯分子接待了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人，而且有时候会表示对那些有一半德国血统的国际大资本家的支持，而德·杰尔曼特斯公爵本身就是这样的资本家的一个代表”。这让公爵感到很无奈：
阿尔方索·罗斯柴尔德这些人尽管从来不谈这件令人讨厌的事情，但从他们内心深处来看，与所有的犹太人一样都是德瑞夫斯分子如果一个法国人去偷盗或者谋杀，我不会仅仅因为他是法国人，就觉得有义务去为他洗脱罪名。但是犹太人从来不承认他们的一位同胞是一名卖国贼，尽管他们对此其实心知肚明，但他们对这种可怕的后果漠不关心（公爵自然而然地想到了这次可恶的选举）。
德瑞夫斯事件也暴露了政治左派的类似态度。当一位名叫伯纳德·拉扎雷的犹太记者出版了一本支持德瑞夫斯的小册子时，他立即遭到了亚历山大·泽夫斯在《共和先锋》上的反击，说他是“罗斯柴尔德陛下的一名忠实的仰慕者”。
这样的情况在英国也存在。1900年6月，戴维·林德赛在他的日记里记录了他参加“由艾尔弗雷德·罗斯柴尔德和罗斯伯里共同为迎接威尔士王子而在赫特福德庄园举行的盛大聚会”。林德赛宣称：
罗斯柴尔德家族第四部 世界的银行家 第一章 犹太问题（10）
在这座宫殿里的犹太人，数量多得令人难以置信。我曾经认真研究过反犹太人的问题，一直希望制止那种不光彩的运动：但是当遭遇一大堆的伊科海默尔、帕鹏伯格、拉斐尔、萨逊以及这个民族中的其他人的时候，我的感情变得更加理智而且感觉不公，同时我觉得，顺便提一句，我对鲁格尔和杜鲁蒙特——约翰·伯恩斯（工人领袖及未来的自由党内阁部长）所说的犹太人就是附在我们文明中的绦虫这样的说法深表同情。
然而，林德赛继续接受去瓦德斯顿和特灵的邀请。金融界的非犹太银行家偶尔也会发出类似的感慨，尽管他们没有办法不与犹太人进行交易。在维多利亚晚期的小说里，有大量有关犹太金融恶棍的生动描写：特罗鲁普的小说《我们现在的生活方式》里粗俗的梅尔摩特不是以罗斯柴尔德为原型写的，但是格拉姆塔尔男爵肯定是不会错的——“伟大的法兰克福百万富翁”略带“一点点外国口音”；在查尔斯·勒维尔的《达文坡特·邓恩》里面的那家在政治上无所不能的“公司”也确定无疑。
英国和法国在反犹太人主义上的差异在于，英国似乎更多地给左派提供了政治上的发泄空间，而给右派的相对较少。当杜鲁蒙特还是一个屡遭挫折的正统宗教卫道士的时候，那些明确抨击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英国作家大多是像约翰·伯因斯那样的极端民族主义者似的新自由主义者。对这部分内容做了最好说明的是约翰·里夫斯的书《罗斯柴尔德家族：世界的金融统治者》（1887年），该书给出了一个典型的结论：“罗斯柴尔德家族不属于哪一个固定的国家，他们是世界的他们不属于哪一个党派，他们时刻准备着获取财富，不管是以朋友还是以敌人为代价。”4年之后，《工人领袖》宣称：
罗斯柴尔德家族是一群吸血的人，他们是在这个世纪以来欧洲所发生的数不胜数的麻烦和灾难的根本原因，而且主要是通过在那些从无过节的国家之间挑动战争来为自己积累大量的财富。无论在欧洲的什么地方出现麻烦，那里马上就会有战争的谣言四处流传，人们的心理就会因为对剧变和灾难的担心而发狂，这个时候，你可以肯定的是，一名长着鹰钩鼻的罗斯柴尔德就会在离骚乱不远的某个地方操纵他的把戏。
或许，这些事情中最吸引人的例子是偏左派的自由党人J·A·霍布森，他是经典著作《帝国主义：一项研究》（1902年）的作者。像那个时期很多的激进作家一样，霍布森认为波尔战争是由“一小撮国际金融炒家所引发，他们主要是德国籍的犹太人”，他们“随时都对全球的热点虎视眈眈他们的收益不是来自于真实的产业成果，甚至也不是来自于其他的产业，而是来自于对相关公司的创立、推广和金融操纵。而且毫无疑问的是，他认为罗斯柴尔德家族是这一小撮人的核心”。确实，在后来的日子里，霍布森的立场脱离了这种在论战中支持更为正统的反对资本主义的反犹太人主义阵线。但是，他这种巧言令色的风格成为了爱德华式的激进主义政治语言。我们将会看到，是罗伊德·乔治这位最激进好战的财政部长在为他1909年预算的辩论中，把纳蒂作为目标进行了一场人身攻击，尽管乔治本人在玛尔科尼事件中由于卷入了犹太金融家（伊萨克斯兄弟）的旋涡而遭到了右派的谴责。
罗斯柴尔德家族第四部 世界的银行家 第一章 犹太问题（11）
在美洲也存在反罗斯柴尔德主义的现象。自从19世纪30年代以来，罗斯柴尔德家族尽管在美国的经济影响力有限，但一直是政治上的攻击目标。不过与他们在19世纪90年代人民党全盛时期所受到的攻击比起来，他们在内战时期的遭遇简直就不值一提。人民党人从根本上反对美国进入金本位体系，以19世纪80年代的低谷物价格为借口煽动中西部地区农民的不满情绪。然而，他们对“欧洲和美洲的黄金赌徒”以及“国际黄金圈”的批评，不仅有很强烈的反犹太色彩，同时也有反英国的成分，其中相当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罗斯柴尔德家族伦敦银行在协助美国向金本位转型的贷款过程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戈登·克拉克的著作《夏洛克：银行家、债券持有人、贿赂者、阴谋家》声称，在林肯和约翰逊时期的财政部长休·麦卡洛克和詹姆斯·德·罗斯柴尔德之间达成了一个交易：“在罗斯柴尔德和美国财政部之间的这项交易中最可怕的部分，不是金钱的损失（尽管金额高达数亿），而是这个国家把自己的命运交付在英国手上，而英国其实早就已经被英国的犹太人所掌控。”在《科因的金融学校》（1894年）一书中，哈维所描绘的世界被一条巨大的“英国章鱼”所缠绕，章鱼上面所写的名字是“罗斯柴尔德家族”（见图13）。在同一作者的小说《两个国家的故事》中，英国人策划的通过停止白银的货币流通功能来“摧毁美国”的主谋，是一位名叫“罗斯男爵”的银行家。当人民党的运动被民主党所接受的时候，这些指控成为了一堆烫手的山芋。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威廉姆·詹宁斯·布莱恩不得不对犹太民主党人解释说，在攻击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时候，他和人民党领导人并没有攻击一个民族，“我们要攻击的是那些贪得无厌的人，而与他的民族和信仰无关”。
图13“科因”·哈维，《英国章鱼：它只吃黄金！》（1894年）
资料来源：哈维，《科因的金融学院》，第215页
有人可能会问，这种对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攻击到底能有多大的伤害，因为他们在那富丽堂皇的宫殿里其实毫发无伤。不过，对罗斯柴尔德家族作为一个犹太资本主义体系的缔造者身份展开的阴谋，无可避免地激发了直接针对罗斯柴尔德家族成员的暴力行动。其中程度最轻的，要算是对纳蒂的儿子沃尔特的野蛮攻击，他在特灵附近打猎的时候被几个失业的工匠从马上拽了下来，而这种类似的“猎犹行动”，他的兄弟查尔斯随后也亲历了一回。严重一些的是当时的两次暗杀未遂事件。在1895年8月，一个邮件炸弹被送到了阿尔方索在弗罗伦廷大街的寓所里；由于他不在家，又被转到拉斐特大街，并在那里发生了爆炸，把他的办公室主任炸成了重伤。《时报》这样评论道：“对罗斯柴尔德家族成员的一次无政府主义的暴行并没有引起人们太大的惊讶。在法国与在其他任何地方一样，他们是如此富有，地位又是如此显赫，因而很自然地会成为无政府主义者选择的袭击目标，而且当我们更加深入地考虑到在法国蔓延的那种强烈的反犹太人情绪时，我们感到惊奇的应该是他们怎么居然能幸免了这么长时间。”暗杀的威胁不仅存在于法国。1912年在伦敦，一个名叫威廉姆·特彼特的男子在里奥驱车离开纽科特的时候，用左轮手枪朝他连开了5枪，在他的车子上打了很多洞，并致使一名正在门口执勤的警察重伤。特彼特好像患有精神疾病（里奥显然对他也是手下留情了），不过这次事件也暴露了这个家族当时面对这种袭击时的无助与脆弱，因为新出现的手枪和手雷使暗杀变得比以前简单很多。
罗斯柴尔德家族第四部 世界的银行家 第一章 犹太问题（12）
家族的回应
因为他们独特的社会地位——处于犹太人社区的相对顶层，而且与欧洲贵族的联系越来越紧密——罗斯柴尔德家族有时在谴责反犹太主义的时候并不只是谴责那些反犹太人的人，同时也谴责其他的犹太人。1875年，梅耶·卡尔告诉俾斯麦：“至于说反犹太人主义的思潮，犹太人自己也应该负有责任，对于现在这种混乱局面，完全归咎于他们的傲慢、虚荣和难以言说的无理。”用现代的眼光来看，这似乎是很让人吃惊的说法，它表达了一种对更为广泛意义上的犹太人社区的不忠诚，而这种情况初看起来似乎与罗斯柴尔德家族成为犹太社区的世俗领袖的目标有着不小的冲突。而那名试图暗杀里奥的人（用纳蒂的话说）是“信仰跟我们一样的人”的这个事实，是非常关键的：在这个时期，犹太人内部之间的关系也非常紧张。
对罗斯柴尔德家族给予了很大关注的两大集团是“新富阶层”（那些在罗斯柴尔德家族之后新富起来的犹太人银行家和商人）以及——可能更为重要的——“东方犹太人”（人数更为众多的东欧犹太人（主要但不完全是来自于俄国），其中的250万人是在1881年刺杀亚历山大二世所引发的屠犹运动以及次年颁布新的歧视法律后西迁的。按照过去的标准，格尔森·布雷希罗德被认为特别讨厌，尽管我们有理由认为梅耶·卡尔对布雷希罗德的不满起码有部分根源是由于他们在业务上不和。
在1880年11月转发的一封有关德国反犹太人主义的来自布雷希罗德的信函的时候，纳蒂告诉迪斯雷利：
毫无疑问，布雷希罗德本身就是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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