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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柴尔德家族·四部曲-第5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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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一直到1905年，罗斯柴尔德的政治立场总是有点像“旋转门的性质”：尽管家族的成员（具体来说就是纳蒂）越来越认同保守主义——或者可以说是自由党的联合主义——但是与格莱德斯通党人的联系渠道却从未关闭过。与迪斯雷利之后的保守党领导人的关系也并不完全和谐。1900年之后，犹太移民问题的政治化为这个家族为什么变成了自由党人提供了一个可信的说法。
一个无可辩驳的事实是，罗斯柴尔德家族的第四代与他们的父辈和祖父辈相比，对政治的看法变得更加注重意识形态——最明显的是在对待爱尔兰的问题上，但是与此同时也针对欧洲城市人满为患而引发的“社会问题”（或者说是各种社会问题）。这些问题让他们与格莱德斯通的分歧越来越大。然而，一直到世纪之交，纳蒂才完全放弃了他的自由主义立场。与他父亲和祖父之前所做的一样，他仍然相信，无论是经济还是外交，罗斯柴尔德家族应该保证无论哪个政党掌权都应该受到重视。这就可以部分解释他与不同的政治取向的政治家，比如罗斯伯里、伦道尔夫·丘吉尔爵士以及阿瑟·贝尔福都能保持良好关系的原因。在维多利亚晚期私下的政治生活中，罗斯柴尔德家族经常碰到这一类人，在金融城里（在纽科特的午宴上讨论金融问题）以及在西区（在俱乐部或者匹克迪利大街家里的晚宴上讨论政治问题），这些访客与其他数不胜数的政治精英们，无论是自由党人还是托利党人，都是罗斯柴尔德乡间庄园（特别是特灵、瓦德斯顿和霍尔顿）的常客。很多那个时期最重要的政治决策都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做出的。而当罗斯柴尔德家族无法对他们政治界的朋友亲口说的时候，他们就写信——这对于历史学界来说是很幸运的事情，然而纳蒂决定在他死后把他的所有信件全部销毁，因此在罗斯柴尔德自己的档案里几乎没有留下什么。尽管来自巴黎的信件仍然可以使我们推断出很多发生在纽科特里的事情，但是我们依据的主要还是政治家们自己的文件，因此也给历史学家留下了很多让人无法解释的关于罗斯柴尔德家族政治作用的悬念。
罗斯柴尔德家族第四部 世界的银行家 第三章 政党政治（2）
自由主义追求
罗斯柴尔德家族中的部分成员事实上从来就没有停止过他们的自由主义追求。一直到他们生命的最后一刻，梅耶和安东尼在意识形态上都是坚定的纯粹的自由党人。梅耶击退了托利党人乡绅的进攻，保卫自己的海斯席位，争取到了来自福克斯通地区渔民的支持，而安东尼继续依靠党内的科博德耐特派的支持。人们听到安东尼在1866年9月宣布“我们摆脱殖民地越快，对英国的好处也就越大”——这是一个很令人吃惊的鼓动，对于这一时期的罗斯柴尔德来说，这句话可能会被理解成一句对毫不妥协的经济自由主义的表述。人们也不应该忘记安东尼的女儿康斯坦丝和安妮仍然通过她们的生活活动与自由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而且梅耶的女儿嫁给了一位将继格莱德斯通之后出任首相的自由党人。
甚至列昂内尔的儿子们也是以公开的自由党人身份开始他们的政治生涯的。当他们的堂兄里奥在1865年首次参与议员竞选时，他明确问投票人：“你们到底喜欢谁来领导，是帕尔梅斯顿、罗素和格莱德斯通，还是德比和迪斯雷利？”明显前一组得到了他的支持。在同一年代表艾勒斯贝利以自由党人身份参选的时候，纳蒂“一直驶到密森顿，而且受到很多人的迎接，他们一直伴着我穿过城市，来到一片丘陵地区，像驯服的熊一样走了很长的路”。有非国教投票人问他是否支持废除教会规费，他很直截了当地回答说：“支持。”这个立场让人们回想起当初他还在剑桥上学时所表现出来的教条式的自由主义。
还应该注意到的很重要的一点是，到格莱德斯通结束他的政治生涯之前，一直都有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成员与他继续保持着联系。他在1868年12月首次获得首相职位后并没有改变他们始于19世纪50年代的交往模式。格兰威尔爵士在他于次年住在门特摩尔期间向格莱德斯通转述了罗斯柴尔德对1868年选举的看法，而格莱德斯通也于1869年和1870年在匹克迪利148号与列昂内尔和夏洛特一起吃饭；也经常与列昂内尔举行“业务”会谈。比如在1869年4月，两人碰面讨论预算，而且正如我们看到的，格莱德斯通在1870年和1871年的法国—普鲁士战争期间，与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成员进行了几次重要的会谈。他也在1874年7月到纽科特拜访过列昂内尔，而且一年之后又再次来访（尽管他的日记并没有透露拜访的原因）。只是在苏伊士运河股份矛盾爆发之后，这些会面表面上看起来才停止了——尽管列昂内尔仍然通过格兰威尔偶尔传过一些不很重要的话。
甚至在苏伊士问题之后，格莱德斯通仍与列昂内尔的妻子夏洛特保持了一种超越熟人的关系。在1874年，他把自己的肖像画送给了她，一年之后，他在日记里记下了与她“关于信仰状况”的一段对话。这引发了双方不断的信件往来，一直持续到第二年的8月份，夏洛特送给他一套由犹太作家写的《圣经》评述，显然是为了帮助他进行他的理论研究。夏洛特在丈夫死后对此表现得兴致不高，但是格莱德斯通继续到加奈斯贝里去拜访她——这些拜访被她的儿子描述成是“我最敬爱的母亲在病倒之前最后的乐趣”。夏洛特在1884年辞世。尽管他们的政治信念各异，他和纳蒂在1884年和1885年还是经常一起吃饭，并且在他的第三次任期内，也经常在其他的很多场合碰面（主要是讨论埃及问题）。走出办公室之后，他在晚宴上依然很受欢迎，并且在1891年2月访问了特灵。
罗斯柴尔德家族第四部 世界的银行家 第三章 政党政治（3）
格莱德斯通在与纳蒂的妻子艾玛恢复了他早先与她的婆母所进行的学术性通信上也没有感到有任何不便。比如在1888年8月，他写信给她，要求她帮助探讨“关于《摩西法典》与其他同时代或古代体系就其道德和社会层面领域进行比较这样一个很流行而且也能有很多理由进行说明的话题——而比较之后得出的结果很显然对《摩西法典》非常有利。”艾玛对神学没有兴趣（她喜欢讨论英国和德国文学），但是她显然很高兴能被这样一位大人物所青睐，并且尽她的所能帮助他找到共同的立场。为了感谢他送给她的一本有他签名的他的《圣经》研究的专著，她评论说：“尽管我们的需求在很多方面都不同，但基督徒和犹太人对那些神圣的《圣经》教义的忠诚都是一样的，对此，正如您说的，‘它们用中立的方式武装我们，把那些争斗带来的相互伤害从我们的身上清除！’”两人对歌德的热情也为通信提供了新的话题。格莱德斯通同时也与费迪南德和他的妹妹艾丽斯，以及康斯坦丝和她的丈夫塞瑞尔·弗劳尔保持着社交联系，他还在他的第四个以及最后一个任期内为塞瑞尔·弗劳尔争取了贵族身份和新南威尔士总督的位置。在1893年，安妮也高兴看到这位大人物。在给她姐姐的一封信中，她很高兴地描述了“当他说到那些可耻的土耳其人的时候，他的那张老脸被愤怒和火光点亮”。让那些激进的报纸错愕的是，格莱德斯通尽管这一时期与纳蒂在政治见解上存在很大的差异，他还是在同一年接受了访问特灵的邀请。而纳蒂和艾玛在1896年对哈沃登的回访表明，政治问题在当时被回避了。这次访问之后，艾玛和格莱德斯通的通信中讨论的话题是一棵白桦树最大的树围。似乎格莱德斯通先生和她的丈夫最后终于找到了两人共同的热情所在——树木。
然而，这些持续不断的个人接触也无法掩盖罗斯柴尔德家族与格莱德斯通的政治信念的不同。简单地说，这与罗斯柴尔德家族与迪斯雷利之间独特的亲密关系不无联系。在他早年的日子里，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他曾在他的小说里描绘了他们之间的浪漫关系，而且经过长期的培养，让列昂内尔获得了对法国铁路进行投机的一次良机。这些并不成功，而且迪斯雷利的财务状况——一大堆混乱的债务以及高利贷利息的支付——在19世纪50年代末期达到了最糟糕的状况。应该强调的是，与当时的传言相反，罗斯柴尔德家族并没有给他任何救助。1862～1863年间，一位名叫安德鲁·蒙塔古的有钱的地主给他提供了帮助，而且还安排购买了迪斯雷利所有的债务，获得了57万英镑，以哈根登的3％做抵押，这就很显著地减少了迪斯雷利每年的支出。在此后不久，他从布莱基斯·威廉斯夫人处继承了3万英镑，这是一位虔诚的年迈女士，他赢得了她的信任和青睐；另外，他还从他的小说中获得了大约2万英镑。有人声称在迪斯雷利死后，罗斯柴尔德家族在他的侄子科宁斯比继承之前付清了哈根登的按揭款，但是我们找不出他们这样做的明显的原因。
在早前的日子里，与迪斯雷利过分的熟悉曾经导致产生了某种程度的蔑视——不只是因为他对他的父辈信仰的特异态度。然而，到了19世纪60年代，他的政治立场高尚到足够使不敬让位给钦佩。夏洛特在改革法案期间的信函反复对他的政治能力进行称颂。“迪斯雷利先生让人觉得非常和蔼可亲。”她在1866年很有特点地这样写道：“我们全神贯注地听他说话，敬爱的爸爸和我听他讲话真的是一种享受，甚至迪斯雷利太太的出现也不会破坏这种愉悦。”列昂内尔也明显地对迪斯雷利热情了起来，因为他已经距离顶峰不远了。在1867年进行的改革辩论的过程中，两个人明显地走得很近，议会结束后也经常一起吃饭，并交换相互的政治信念。这些信件中的语气表明了几乎完全没有政党政治那样的摩擦存在：迪斯雷利肯定没有拿财政部长对待反对党议员的那种态度来对待列昂内尔，而与此同时，列昂内尔在他幸存的信件中的政治评论也是如此中立，以至于如果仅从这些评论来看，很难推断他的政党倾向。只有在很偶然的情况下，迪斯雷利才会显得含糊其辞。例如，在1867年8月，他“在星期六的内阁会议结束后来访，但是，”夏罗特很失望地注意到，“爸爸尽了最大的努力也无法突破这位大人物的冠冕堂皇——他就是不跟爸爸透露一个字，而且改革法案的命运仍然很不明确”。梅耶也对这一时期迪斯雷利勇猛的领导风格印象深刻，其程度与他的侄子纳蒂几乎别无二致。
罗斯柴尔德家族第四部 世界的银行家 第三章 政党政治（4）
当迪斯雷利最终获得了可贵的首相职位的时候，玛丽·安娜马上把这个消息告诉了罗斯柴尔德家族，而且法国的罗斯柴尔德家族马上写信表达他们对这位“非凡人物”的胜利感到高兴。尽管面临少数派政权存活机会不大的现实，列昂内尔对德棱给予了严厉批评，因为后者在《时报》上攻击新当选的首相。迪斯雷利很坦诚地告诉列昂内尔他有关于内阁组成计划的打算，尽管他的立法计划仍然使他颇费思量。对于爱尔兰教会问题，列昂内尔在1868年3月的时候这样说道：“我怀疑他还没有拿定主意，而且改革法案将会因势利导。”“还没有人知道，”他在两天后又补充道，“迪斯雷利将要怎么来保证获得胜利。”列昂内尔非常积极地通过“泄露”反对党的打算的消息来尽力协助迪斯雷利。“昨天，迪斯雷利是我们唯一的访客。”他在3月9日告诉他的妻子，“他没有告诉我们什么，但是想要知道所有的报告。当我告诉他，他们（他的自由党资源）说他的很多支持者可能会在爱尔兰问题上反对他时，他说他提出的任何提案都会得到每个人的支持。我建议他组织一些有趣的晚会。”当迪斯雷利在1868年的选举中被击败的时候，列昂内尔仍然给予了支持。“在那个伟大的议会斗争中，您干得非常漂亮。”他在次年的3月写道，“如果潮向稍有更改，就会为您提供更多展示您的雄辩和才能的机会，而我们将会永远分享您的成功，感受您珍贵的个人友谊，这种感情无论在什么场合下您都向我们展示。”作为一种标志性的举动，他以迪斯雷利的小说《罗泰尔》中一个人物的名字来命名一匹赛马，这部小说是在他的选举失败之后匆匆收的尾，而安东尼则提供了“大量的野鸡，还有一些兔子”。
在迪斯雷利成为反对党的时候，他们的关系仍然维持着原来的状况。迪斯雷利在1870年的时候，至少三次被邀请到匹克迪利148号，而且还有其他类型的社会接触。他为康斯坦丝的一本书提供了关键的构思，而当他自己的房子无法居住的时候，艾尔弗雷德为他在伦敦提供了住房。“请您同意在这间屋子里待些时间。”夏洛特于1873年9月在加奈斯贝里写道，“希望您尽早到来，尽量留下来多待一些时间，起码要待到10月1日之后，因为这是我们盛大的斋戒日以及赎罪日，这样我们所有人才会更加高兴，而且也备感荣幸。”除了热情好客，列昂内尔总是能提供来自其他政治渠道的有价值的新闻。比如，内部关于《自由法案》内容的信息，或者德棱计划在《时报》上发表的社论。“罗斯柴尔德男爵是自由党人，”迪斯雷利在一次内部通气会上对布莱德福德爵士说道，“而且知道所有的事情。”迪斯雷利在1874年重新掌权之后，自由党人担心迪斯雷利会抢在他们之前授予列昂内尔贵族爵位就不足为奇了。
迪斯雷利与罗斯柴尔德家族之间在那些年间的亲密友情怎么评价都不会夸张。有种说法（尽管不是十分准确）认为他被看做是家族里的一员，特别是他的妻子玛丽安娜在1872年去世之后。当汉娜在1878年嫁给罗斯伯里的时候，是迪斯雷利送走了她；而当首相在12月份立遗嘱的时候，他指明纳蒂与他的律师菲利浦·罗斯爵士一道作为他的遗嘱执行人。在列昂内尔去世后一年的6月，他的儿子们在回复迪斯雷利的吊唁的时候告诉他，他们的父亲“把你看成是‘他最亲爱的朋友’”。很难想象出在晚年的日子里，还有谁会比他走得更近了。
罗斯柴尔德家族第四部 世界的银行家 第三章 政党政治（5）
列昂内尔的儿子们继续了他们的父亲的“贝肯斯菲尔德主义”的倾向，尽管也像他一样继续坐在下院的自由党一边。在迪斯雷利对东方问题的“沙文主义”政策1878年放到下院来表决的时候，自由党领导层多多少少对纳蒂有些不放心。格莱德斯通的皇室副官威廉姆·哈科特认为，与很多其他“商业人士”一样，“他们发现他们的金钱利益被目前这种局面极大地损害了”，罗斯柴尔德家族“已经投入了托利党日的怀抱”。与威廉姆·哈科特所设想的非常类似，纳蒂在政府2月份寻求紧急信贷支持的时候，挑战了自由党制定的以弃权作为底线的官方态度，而且两个月之后，当威尔弗雷德·罗森爵士在4月份提出修正案来反对使用储备的时候，他在两次投票中均投了政府的支持票。他还反对哈亭顿爵士关于印度军队调动的两次决议案（5月23日）以及《柏林协定》（8月2日）。这些就像有时候人们所争论的那样，对于罗斯柴尔德家族和其他富有的犹太人来说，就是他们政治的十字路口，他们在争取犹太人权力的长期斗争中形成的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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