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尔街教父-第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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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海曼夫妇等。这次的财务协议与我向哈里斯集团提出的那个协议一模一样：我没有薪水，但享有累进的利润分红，分红比例最高可达50％。（当时极度自信的我哪会料到，6年之后我会请求他们增加一条原格雷厄姆公司订过的条款——在困难时期支付给我一些微薄的薪水。）帐户的参与者可在每季度以5％的年率，按各自的资本金或利润取得报酬。
　　本杰明·格雷厄姆开始时的资本金为40万美元。三年以后，我们的资本达到了250万美元。绝大多数的追加资本来源于帐户利润；帐户资本中我的份额也不小，这主要是因为我将大部分丰厚的回报重新放进帐户作为投资，更大的投资则又带来更多的收入。每年都有新朋友急切地想把钱投入该帐户，因为它的名声已是众口皆碑了。我不费吹灰之力就吸收到了许多追加投资；实际上，对于不认识的人，我是不会收他的钱的。但我认识的人却不断增多。
　　在最初的集团成员中，有一位叫道格拉斯·纽曼，他是我在男中及哥伦比亚大学时的同班同学，也是一名卓有建树的律师。几年前，他把弟弟杰罗姆介绍给我——杰罗姆比我们晚三年进入同一所中学就读，后来考入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并与赖斯的女儿结了婚。赖斯是一位富有的棉纺厂老板。杰罗姆没有去从事法律工作，而是帮他岳父搞经营，很快就成为那里的二号人物。我为赖斯做了些投资；也为杰里·纽曼①做了些投资，数量当然要少些。1926年年底时，杰里找我说，他想离开赖斯的工厂，并希望能加入我的公司。很明显，给赖斯干活并不轻松。杰里希望能为我工作，并在证明自己的价值之前不要任何工资。同时，他会带来一笔数目可观的投资资金，这是他经营棉纺业时得到的收益。我同意了他的想法，但我坚持他拿一份不高的起点薪水——每年5000美元。这就是我们合作的开始，这种合作关系在我随后的经商生涯中一直维持了下来——直到我退休去了加利福尼亚为止。而那时我的两笔经营业务——格雷厄姆—纽曼公司及“纽曼和格雷厄姆”（它们都是“本杰明·格雷厄姆共同帐户”的后继者）——也随之解散。
　　①杰里·纽曼：杰罗姆·纽曼的昵称。——译者对我来说，杰里·纽曼从一开始就证明自己是无价之宝。他思维敏捷、头脑清晰，能胜任生意场上的任何经营实务。在具体的业务操作上，他比我要强得多。他在谈判各种业务时，显得精明能干，富有实效。他非常诚实、完全值得信赖——这是在华尔街上持续取得成功的必要品质。但他并不是一个理论家，尤其是在金融领域，并不具备创造性思维。我应该指出，事实上几乎所有的经营策略和大部分的单项交易都是由我设计的，是我的功劳。他的确也有缺点，其中最主要是他缺乏与人为善的能力。同他那很难相处的岳父一样，杰里·纽曼也是个严厉的监工，急着要人完成他的吩咐，对小过失斤斤计较，有时在交易中显得过于刻板。不过他能聪明地意识到，在重大交易中必须与对方保持良好的关系。
　　总的说来，杰里·纽曼远谈不上受人欢迎，即便是在他的许多朋友中也是如此。他与那些关系密切的合作伙伴有过无数次争吵，并且几乎都是因为业务上的事。他十分凶狠地对待这些与他分庭抗礼的人，但令我奇怪的是，最后他总能与他们和好如初。几乎所有的人都会问我怎么可能与杰里·纽曼共事这么多年。在那段时间里，我们基本上未发生任何争执或争吵。我记得唯一的争执是：在我们的合作即将结束时，杰里认为把我们生意上的成功完全归功于我是不公平的。他对《幸福》（Fortune）杂志上登载的一些言论产生了误解。
　　两年后，纽曼成了我在业务管理上的平等合伙人，直至我们合作结束。我们有许多收入要分配：工资、服务费收入、交易利润等。我们订了个协议——它体现在每人给对方的一封短信中——所有的额外收入都在两人之间平分。然而几年后，杰里的公司外业务要比我多得多（我的主要公司外业务是作为资产估价案中的专家）。因此，我们将分享对方额外收入的比例降至25％，这对双方来说都是合适的。
　　另外由于我对朋友向来交心不够——这是我最大的性格缺陷——杰里和我从未成为挚友。我们相处得很好，但除了工作时间之外，实际上我们很少相互说话。他妻子埃斯特尔总是对我含情脉脉。在纽约州与康涅狄格州的交界处，他有一幢乡村别墅。我曾在那里住过几天，但我忘了是否与他们住在一起。我们也从未一起旅行过。我们很少谈及私生活，包括个人浪漫史——这个话题经常能使男人们产生相互信任，尽管他们之间的联系远不如我们密切。
　　表面上看，杰里的生活比我一帆风顺得多。他善于理财，在1929年之后的几年大危机中并没有遇到真正的麻烦。当我们的事业重新开始欣欣向荣时，他的财务状况要比我强得多；也由于这个原因，他最终积累的财富也比我多得多。但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许多场合他对我都非常慷慨大方。也许这对他来说是幸运的，而对我则是不幸的，因为我从未有过类似的机会去帮助他。
　　当然，埃斯特尔·纽曼与我妻子有着相同的名字。在这些年中，由于她们名字一样确实闹出不少笑话，但并不像人们想像的那么多，因为事实上我们的社交关系从未真正密切过。
　　埃斯特尔·赖斯比杰里·纽曼大3岁，她并不是非常迷人。人们很自然地会认为杰里与她结婚只是为了她父亲的钱。但是，即使世界上所有其他人都指望从别人的成功中获益，雄心勃勃的杰里也只指望依靠自己的力量。同许多年轻时相貌平平的女人一样，随着年龄的增长，埃斯特尔越来越好看。她一点也不显老，头发永远乌黑亮丽，目光永远那么妩媚。她用尽美容师的一切手段与自然规律相抗衡。人们对她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评价，善意的人称她具有贵族气质，而恶意的人则认为她矫揉造作，或者“傲慢自大”——社会上后一种人往往太多了。她是完美的女主人，对她所喜爱的人格外亲切。埃斯特尔从她父亲那里继承了许多经商诀窍和实干的能力。在我当选当时的纽约犹太盲人协会主席后，我成功地使她对我们的工作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她创建了妇女分部，通过各种社会活动筹集到了不少资金。她很快成为我们这项日渐兴旺的慈善事业中的一股重要力量。为了在我们的“盲人之家”里兴建一座医院，她和杰里一起捐了一笔巨款。医院因此以他们的名字命名。
　　当我回想往事时，我经常会被这样的发现所震惊：偶发事件或者环境——特别是地理位置——对人的一生有多么大的影响！人们之所以能够成为好朋友，是因为他们住得很近；大多数风流韵事则源于频繁接触，尤其是当事人的配偶不加以干涉时就更加如此。或许这就是本·格雷厄姆永远也成不了杰里和埃斯特尔的社交密友的主要原因：我们总是住在纽约大都市的不同角落里。纽曼夫妇在位于长岛劳伦斯的一幢大房子里住了大约25年，这幢房子是新娘父亲精心挑选的新婚贺礼。在那段时间里，我继续住在曼哈顿岛，离他们家很远。当杰里和埃斯特尔在第五号街买了一套公寓时，我们已搬到了斯卡斯代尔，在那里我们有了自己的朋友圈；后来我们又迁移到了加利福尼亚。
　　由于相互住得较远，纽曼夫妇与格雷厄姆夫妇从未真正成为知心密友，但我弟弟维克多却成了他们的邻居并与他们结为好友。1927年，他与漂亮可爱的西尔维亚·古德曼结为连理，随后在劳伦斯买了一幢很好的新房子。这使他们与纽曼夫妇成了近邻，以及锡达赫斯特高尔夫俱乐部的会友。不久，他们成了好朋友。后来命运的挫折迫使维克多卖掉了自己的房产，离开了劳伦斯。
　　在1927年时，我们只有两名雇员：即一名速记员和一名会计。会计是十多年前我在亨特斯波特公寓的网球场上认识的。由于我们的共同爱好只有网球，因此我们的亲密关系完全是建立在网球之上的。我们进行了多年的单打比赛，几乎是不分上下、互有胜负。
　　当我第一次与他打网球时，我还只是凯利街一名鲁莽冒失的年轻人；而他父亲的鞋业生意正兴旺发达，所以他们住在亨特波斯特公寓最好的房子里。几年后，他父亲突然去世，家道由此中落，正如我们家在我父亲过世后的遭遇一样。他只是在斯塔特勒宾馆找了个职位卑微的工作，因此他很乐意到我们公司工作，因为这里的工资较高。
　　除了1929—1933年这段时间，我们每年给他发年终奖金，并且在大部分年份里还给他加了工资。为了达到这些目的，他过去经常会准备好精心制作的历史数据一览表，把他的收入与公司的盈利作比较。后来董事会在每年1月份都要对他的薪水和奖金问题进行讨论。最后他在公司里的年薪高达1．6万美元。相对于他所从事的机械性工作而言，在那个年代这已是非常高的报酬了。他和他的妻子生活得自由自在（因为他们没有孩子），并且他也做了些投资，收益一般。在25年的接触中，我们发现尽管他能力有限，但为人非常忠诚、值得信赖。
　　他在某个晚上因心脏病突发死在床上。我们检查了他的帐目，发现他盗用了一小笔公款，数额大约为几千美元。杰里和我从未对任何人提起此事。几年后当我翻阅弗里尔斯·戈考特家族的日记时，我又想起了这件事以及我们对此事的反应。在该家族的一篇日记中，他们谈到了他们女仆的不幸去世。正是这位女仆，从他们孩提时起，就一直无私地、全身心地服侍着他们。另外一篇日记却又写道：当他们发现这位朴素、谦卑的仆人在这些年里的私生活秘密后，他们感到无比震惊。她将所有的工资收入都用在向许多小伙子购买性服务上。于是戈考特家庭从哲学高度阐述了这样一个命题：知人知面不知心。
　　第十一章　与北方输油管公司的较量
　　在我们的帐户所参与的许多交易中，有两笔交易特别令人难以忘怀。第一笔涉及标准输油管公司（Standard　Oil　Pipeline　…pany）；第二笔则与美国最大的烟花爆竹制造商——平凡制造公司（Unexcelled　Manufacturing　pany）有关。前者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后者却遭到很多麻烦，最终无利可图。
　　1911年，当美国最高法院下令解散具有垄断性质的标准输油管公司时，在这个拥有31个公司的巨大联合体中，有8家公司脱颖而出。当时它们都是很小的输油管经营者，负责把原油从各个油田输送到炼油厂。没有人了解这些企业的财务状况。它们公布只有一行字的“收入帐”，记载着当年的净利润，以及一份最简略的资产负债表。只有两间设在华尔街的办公室专门研究标准输油管公司麾下所有子公司的市场营销状况。它们每月出版一本小册子，上面刊有每个子公司的动态和数据，但这些小册子除了重复那些极不完整的收入帐和资产负债表以外，没有其他关于输油管公司财务的资料。
　　有一天，我浏览了一份州际商业委员会的年度报告，想从中得到一些关于铁路公司的详细资料。在这份报告的最后，我碰巧发现了输油管公司的一些统计数据，表格上注明这些数据“来源于公司上报给州际商业委员会的年度报告”。这使我想到这类报告可能包括没有向股东公布的信息，而这类信息可能是令人感兴趣而又富有价值的。我写信给州际商业委员会，请它尽可能给我寄一份输油管公司报告的复印件。后来我收到了一个大信封，里面装着大约50页的报告，报告中有许许多多表格，涵盖了输油管公司经营及财务状况的每一个细节。我对其中一张表格尤为感兴趣。这张表格要求各个子公司按成本价和市场价开列一张投资清单。所有的输油管公司都在它们的年报中列出了许多笔投资，但由于没有作出详细说明，无从知道投资包括哪些内容。
　　第二天，我搭上开往华盛顿的火车，到达州际商业委员会，进了档案室。我要求查看这8个输油管公司1925年的年报。他们及时给我拿来了。很快我发现自己的手上是一笔财富。使我惊讶的是，我察觉所有这些公司都拥有巨额最好的铁路债券。有几家公司仅这些债券的价值就超过了其股票的全部市值！此外，我还发现，输油管公司总的业务规模较小，但利润率很高。公司没有存货，因此根本不需要这些债券投资。以北方输油管公司（NorthernPipeline）为例，它每股股价仅为65美元，支付6美元股息，但它每股股票却含有大约95美元的现金资产。即使公司把这些资产都发放给股东，也不会给它的经营带来丝毫麻烦。多么有利可图的证券啊！
　　我像巴拿马的金黄钟花树一样坚定不移，并用犀利的眼光发现了一个新天地。想想吧！卡尔·福兹海默公司（CarlPforzheimer　＆　pany）和其他证券公司已经花了好几年时间来研究这些标准输油管公司，显然他们并不知道我现在已经了解的一切。因为如果他们看到了这些债券，就绝不会在这么低的价位卖出公司的股票。（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仍在惊讶——竟然就没有一个证券界人士想到去看一看州际商业委员会的资料！）即使不算上它的不为人知的现金和债券资产，对北方输油管公司这样一家支付6美元股息，而且仍在继续创利的公司而言，它的股价怎么能只卖65美元？答案在于这家公司的股票完全不受欢迎。公司从前赚取的利润更多，支付的股息也更多，但是新的竞争者抢走了它们很多生意。历来忽略细节而又注重“趋势”的华尔街，似乎确信这些公司前景黯淡。投资者实际上把很高的股息报酬率——北方输油管公司超过了9％——看作是将来发生麻烦的警报，而不是买入的理由。
　　我带着州际商业委员会近几年报告的复印件非常兴奋地返回纽约。由于北方输油管公司拥有的与其股票市值相关的债券投资数额最大，我就致力于取得它的股票。通过谨慎但又持续的购买，我获得了总共4万股中的2000股。这使我在该公司成为继洛克菲勒基金会（Rockefeller　Foundation）之后的第二大股东，洛氏基金会大约持有公司股票的23％。现在似乎时机已经成熟，去劝说北方输油管公司的管理层做一件正确而又明显的事：向公司的所有者——股东返还大部分不需要的现金。我天真地以为这件事相当容易完成。
　　我约了一个时间去见公司的经理D·S·布什内尔，地点在百老汇26号标准石油公司大楼他的办公室里。这是我第一次进入该公司充满传奇色彩的总部。两位年老的男士正在等我，目光中有着相同的怀疑。他们一个是布什内尔经理，另一个是他的弟弟，公司的总顾问。（这是高层财务领域的习惯，即在这样的会晤中至少要有两名公司官员在场，以便日后必要时证明所说过的话。）
　　我说出了自己的观点，并证明了理由。我指出，公司总的业务额大约只有30万美元，因此它从事与其财务需要无关的360万美元的债券投资是不合理的。我向他们表明，股票市场上没能正确反映出每股股票90美元的现金资产，这使北方输油管公司长期被视为一个正在衰退的企业，而不是铁路债券的贮藏所，公众甚至不相信这一事实的存在。显然股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