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菲的选择-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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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很多信，但都被退了回来，上面盖着……查无此人……的邮戳。我只是想告诉他们，我非常爱他们，特别想对卡兹克说这话。这不是因为我爱他胜过爱父亲，而是因为在最后那段日子里，我们大吵了一架，吵得很厉害。我们几乎没吵过架，不过我们结婚已经三年多了，我想有时拌拌嘴也是很自然的事。不管怎样，出事的头天晚上，我们吵了起来。我已经想不起是因为什么，真的，我对他说：……去死吧！……。他冲出门去。那晚，我们没睡在一起。从此以后我再也没能见到他。我想这就是我无法忍受的，我们没有亲热地告别，没有亲吻，没有拥抱，什么也没有。噢，我知道卡兹克明白我是爱他的，我也知道他爱我，但一切都那么糟。我们不得不承受痛苦，因为我们再也不能把这些告诉对方……
　　“所以，斯汀戈，这么多日子过去了，我仍然有一种无法摆脱的愧疚感。我也知道这没有什么道理的，就像在瑞典时那位犹太老妇人对我说的那样。她试图让我明白，我们的爱才是最要紧的，而不是那次愚蠢的吵嘴。但我还是十分内疚。很可笑吧，斯汀戈。我想我又学会哭了，或许这表明我又是一个人了。是的，一个人。我常常独自一人听音乐，那乐曲声总让我想起卡兹克和过去的岁月，我便忍不住想哭。有一首乐曲我几乎无法去听，因为它总是让我哭个不停，鼻子塞住，出不了气，眼泪像溪水一样哗哗直流。那就是我在圣诞节得到的那张汉德尔的唱片，里面那首《我知道救世祖还活着》的曲子总让我想哭，因为我的愧疚，还因为我知道我的救世祖并不存在，我的身体早已被寄生虫残蚀，我的眼睛永远永远看不见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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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叙写的这段时间是1947年的夏天，苏菲对我讲述了许多她过去的事情。我命中注定要被苏菲和内森的情感所诱惑，就像六月里那些不幸的小虫子被蜘蛛网罩住一样。那时，她正在一个叫布兰克斯托克的医师开在布鲁克林一个偏僻街角的诊所里当接待员。布兰克斯托克是个按摩师，很早以前从波兰移民而来。他的病人大多是过去的老移民或新近入境的犹太难民。苏菲在一个国际救援组织的帮助下来到纽约后，不久就找到了这份工作。起初，布兰克斯托克（除依地语之外，他还能说一口流利的波兰语）对派给他的这个年轻女人十分恼火。她不是犹太人，只会几句弊脚的依地语，还是在集中营里学来的。但医师是个好心人，而且毫无疑问被她的美貌所打动，考虑到她的难处，还有她讲的一口漂亮的德语，便雇用了她。她太需要这份工作了，她的所有财产就是瑞典难民营发的那些又薄又小的衣服。其实布兰克斯托克根本无须顾虑苏菲的语言“缺陷”，没过几天，她就能用依地语和病人聊天了，就像她本来就出生在犹太人居住区一样。她在耶塔公寓租了间便宜的房间，这是七年来她的第一个真正的家。她差不多在找到工作的同时租下了房子。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一周三天工作日，使苏菲能把她的精神与肉体都支撑下去。同时她还用空余时间到布鲁克林大学的学习班学习英语，以期能够完全溶入纽约那生气勃勃、热闹非凡的都市生活。
　　她告诉我，她从没对这种生活感到厌倦。她决心要把过去抛在脑后，或者说尽可能这样做，如果受尽磨难的脆弱神经允许的话。所以对她来说，这座庞大的城市从现实到精神都是一个新世界。她知道自己的健康状况还很差，但这并不妨碍她享受快乐。她就像一个孩子泡在冷饮室里那样轻松愉快。首先，音乐，仅仅是能听到音乐，就足以使她内心充满快乐，好比一个人在刚刚得知有一顿丰盛的晚餐等他享用时的那种欢快的心情。遇见内森之前，她还买不起留声机。不过没多久，她就有了一台廉价的小型便携式收音机，能播放出美妙的音乐。她分不清那些著名的有着怪异的开头字母的音乐家的姓名，也弄不懂WQXR、WNYC、WEVD等广播电台。她只是沉浸在音乐中，沉浸在播音员迷人的磁性嗓音中。她与音乐已经久违了，甚至一些陌生的作品，像舒伯特的未完成乐章，都能让她耳目一新，激动不已。当然，还有音乐会。音乐学院不定期举办的音乐会，以及夏季在曼哈顿列维山体育馆举办的音乐会，都给了她美妙却又便宜得几乎称得上免费的音乐享受。一天晚上，她到体育场听梅纽因乐团演奏贝多芬的小提琴协奏曲。那乐曲充满柔情与激｜情，几近疯狂。她坐在圆形看台的边上，身子在星光下瑟瑟发抖，内心却感到一种奇妙的宁静与安详。这让她大吃一惊，同时也意识到生活有了希望。她可以将支离破碎的生活重新拾起来，开始一种新生活。
　　最初几个月，苏菲大半时间独自呆着。由于语言上的障碍（很快解决了），她很害羞，而且她喜欢一人独处，尽情享受孤独。因为那几年里她几乎没有独处的时候，也没有书或任何印刷品可看。现在她贪婪地读书，订阅了波兰版的美国报纸，经常光顾富尔顿大街的波兰书市，那里有一个大型的图书馆可供阅读。她回忆说，她读的第一本书是多斯·帕索斯的《曼哈顿大转移》，然后又读了《解甲归田》、《美国悲剧》，还有沃尔夫的《时光与河流》。最后这本书的波兰译文很拙劣，以至于她不得不打破在集中营中立下的一生不看德语书的誓言，到公共图书馆借了一本德语译本来看。或许是因为这个译本的译文生动流畅，也或许是因为沃尔夫伤感而又乐观的抒情文风，所以尽管苏菲那时对美国只有粗略的印象，只有一个异乡人对这个广袤而繁华的国家的一丁点了解，这本书仍让她激动不已，以至整个冬天和春天都在读它。事实上，沃尔夫完全抓住了她的心。她决定再读读他的《看看家乡吧，安琪儿》的英文版本，不过很快便放弃了，因为她发觉这对她太难。对一个初学者来说，英语确实很难，那些异体性、缀字法等等都不那么明显，而苏菲的读写能力也明显不及她那迷人动听的口头表达能力。
　　苏菲在美国的全部经历仅限于纽约，而且大部分是在布鲁克林。不久，她开始热爱这座城市，与此同时也被它吓坏了。在她的一生中，她只知道两座城市：小巧宁静、充满宗教气氛的克拉科夫，以及轰炸后断壁残垣、狼籍一片的华沙。她的出生地那些古老房屋的屋顶，弯弯曲曲的大街小巷，都已成为她无法追忆的往事。而克拉科夫与布鲁克林的日子常常搅和在一起，使她几乎难以保持清醒。她说，在耶塔公寓最初的几个早晨，她醒来时看见自己睡在一张陌生的床上，四周是陌生、奇怪的粉红色。她迷迷糊糊地听到从街上传来的隐约的嘈杂声，很久都不能想起自己是谁，也不知道身在何处，以至于长时间处于昏昏然的恍惚之中，就像童话中一个欢乐的小姑娘，一觉醒来便已来到一个全新的一无所知的王国。这时候，她才完全清醒过来，一种既喜又悲的感觉涌上心头。她便一再对自己说：卓娅，你现在不在克拉科夫，你现在是在美国。然后起来，重又面对乌烟瘴气的地铁，布兰克斯托克的那些病人，以及布鲁克林那绿色的美景；面对温馨的，富裕的，污秽的等等一切不可思议的东西。
　　耶塔公寓离希望公园很近，那儿成了苏菲的一个避难所。对一个孤独、美丽的金发女郎来说，那是个散步、沉思的安全去处。阳光穿过树林洒在小径上，斑斑点点，到处花粉飞扬，巨大的洋槐和榆树巍巍耸立在起伏的草地上，似乎已准备好为瓦都或弗拉冈德的野餐图提供荫凉。在空余时间或是周末，苏菲总是长时间地流连于此。她带着美味可口的午餐，舒服地呆在这些树下。她后来向我承认说，因为过于敏感害羞，她十分克制自己的食欲。一到这座城市，她像从铰链上被解脱下来，可以大吃特吃了。但她知道，她必须培养谨慎进食的习惯。在难民营时，从瑞典红十字会来的负责照料她的医生说，她患了严重的营养不良，这对她的新陈代谢将长时间有或多或少的损伤。他提醒她必须谨防饮食过量，尤其不要吃太多的脂肪，不管它的诱惑力有多大。但对她来说，饮食变成了一场愉快的游戏。在一次午饭时间，她走进弗兰特布西一家琳琅满目的熟食店，为希望公园的野餐买点食物。整个采购过程让她感到一种肉体上的痛苦。有那么多好吃的东西，品种繁多，应有尽有。她在那香气四溢的面包酸味中屏住呼吸，眼睛像扫描仪似的热切地看着那些食品，煞费苦心地慢慢挑选着：一个腌鸡蛋，一根意大利腊肠，半块裸麦粗面包，上面浇满面浆，烤得焦黄油亮，格外香甜；鲜肉腊肠，熏肝香肠，一些沙丁鱼，热五香烟熏牛肉，熏鲑鱼，再来一个酥饼……她抓着棕色纸袋，脑子里一下冒出警告声：“记住伯格斯特罗姆医生的话，不要暴饮暴食。”然后她总是慢慢地走向公园的幽深处，或是来到湖畔僻静的草地上，在那儿大口嚼着，仔细品味着各种美味，不时被一种新发现的美味所吸引；同时把《朗伯尼根三部曲》翻到第350页。
　　她摸索着往前走，确确实实体验到再生的感觉，但常常像一个新生婴儿一样感到无助。她笨手笨脚，像截瘫病人重新使用他们的四肢那样笨拙。一些小事——很小很小的事，都会难住她。她甚至忘了怎样把别人给她的那件夹克衫的拉链拉到一起。她为自己的笨拙而吃惊。有一次，她想从一个普通的塑料管里挤出一点面霜，却一不小心挤出一大堆来，弄得到处都是，还糊在了她的新衣服上。她差点就要哭出来了。偶尔她的骨头还会痛，主要是踝关节，走起路来摇摇晃晃地有些不稳。这似乎与她的疲乏有关。她常觉得困倦乏力，心里恨不得快点把它们赶跑。但只要呆在阳光下，她就会觉得舒适安全，远离了黑暗的深渊。她差点就被黑暗吞蚀掉。严格算起来，到集中营解放时，她在里面还未呆上一年，但她一直不愿去回忆那最后几小时的情形：神志模糊的她躺在干草铺成的狗窝一样的地方发着烧，浑身是汗；一个低沉柔和、很有穿透力的俄国男低音传进了她的耳朵：“我想这个也没救了。”那时，即使在半昏迷之中，她也明白自己还没完。而现在她可以轻松地说出当时的情形了。此时，她躺在湖边草地上，闻着泡菜、芥末以及黑麦面包的香味，肚子发出快乐的咕咕声。这让她十分难堪，更让她觉得饥饿难耐。
　　但六月的一个下午，她平静的生活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原因便是那地铁，这是城市生活在她印象里最糟的一部分。她痛恨纽约的地铁，又脏又闹，更痛恨那么多肉体挤在一个紧闭的铁笼子里，几个小时填在里面，人挨着人，肉贴着肉。这虽然没有让她寻觅已久的个人空间完全消逝，至少也抵消了一大半。她不明白，在有了集中营的那些经历之后，她怎么还会如此敏感，急切地想要远离那些陌生的异国人的肉体接触？在瑞典难民营的那段日子，她采用的是逃避的方法，尽量避开大庭广众，避开又吵又闹的喧哗场面。但现在，她无法摆脱，这就是她新生活的一部分。一天傍晚，她从诊所出来，挤上了地铁。车厢里比以往更挤，又热又闷，弥漫着汗臭味，到处是穿着汗衫、光着脖子的布鲁克林人。她默默地忍受着煎熬。一会儿，一群穿着棒球衫的中学男孩子在市中区站尖叫着一轰而上，像强盗般地在车厢里挤来挤去。她发现自己被挤到了车厢的连接处，被两个人紧紧地夹在中间。她想看看是两个什么样的人，这时火车突然发着刺耳的尖叫声停了下来，灯也熄了。她一下子感到不安、害怕。车厢里发出一阵懊恼的叹息声，但马上被那群男孩子沙哑的欢呼声淹没了。起初，苏菲只是默不作声地站在漆黑的车厢里，她知道叫也没用。正在这时，她感到身后有只手正滑向她的裙子下面。
　　苏菲后来想，如果一定要找一点点安慰的话，便是那种痛苦在某种程度上减轻了被堵在又热又闷的黑暗车厢里的惊慌。她本可以像别人一样大叫起来，但那只手用它硬硬的中指急迫、武断地前行着，像外科大夫似的动作娴熟、方向准确。它所带来的与其说是痛苦，不如说是一个突遭手指强Jian的人的恐怕与惊吓。那手的动作十分老练，一下子便探到了她的荫道，然后不停地扭动摸索，像一条毒蛇似的一下子全插了进去，把她弄痛了。但这痛并不比把她从催眠中惊醒时更难受。迷迷糊糊地，她感觉到了那手指，听见自己气喘吁吁地说着“求求你”之类的蠢话。整个过程持续了不到三十秒钟，那只令人恶心的爪子才从里面抽出来。她站在那儿，浑身颤抖，到处是令人窒息的黑暗，好像光明永不再来。她不知道过了多久，五分钟还是十分钟，车灯才重新亮起来，地铁又拖着又笨又重的身躯缓缓行驶。她不知道是谁攻击了她。她四周有十几个男人，围着她的全是男人的背、肩和腆着的肚子，那人便消失在这中间。她在下一站逃也似的下了地铁。
　　她后来想，那种真正的、传统的强Jian对她的精神以及身体造成的伤害可能会小一些，不会让她如此惊恐和嫌恶。在过去的五年里，她所见过的任何暴行，所遭受的任何凌辱，所有能回忆起的伤害，都不像这次下流粗鲁的侵犯让她几乎失去知觉，变得麻木。那种面对面的强Jian尽管令人厌恶，但至少能让你知道攻击者的样子，并且能用那张痛苦的脸、瞪着的泪眼看着他：仇恨、恐惧、诅咒、厌恶，或许只是嘲笑。但这次攻击却发生在黑暗中，那根细长的脱离身体的手指从后面袭击了她，就像一次卑鄙的从后面的掠虏，让你永远无法知道谁是侵略者。不，她宁愿遭受那种传统的攻击。（几个月后，她把这事告诉了我，那时她已能用嘲弄、幽默的口吻说这事儿了。）这事真是糟透了，她在以后的岁月里用相当的叙述力陈述了这事带给她的痛苦。但现在她的痛苦是，它打破了她重新获得的心灵平静。这种对灵魂的劫掠（不仅是对她身体的劫掠），把她重新推回到她曾小心翼翼试图逃离的梦靥。
　　她曾长期无衣可穿，裸露着身体。到布鲁克林的几个月里，她煞费苦心地重新穿衣、打扮，让自己恢复自信和理智，可这事儿却毁了一切。她又一次感到灵魂深处的彻骨寒冷。她没有讲任何理由，也没对任何人说起这事，包括对耶塔·齐墨尔曼。她向布兰克斯托克请了一周的假，然后便一头栽到床上。一天接一天，在夏日最迷人的那段时节，她就那样蜷在床上，关上百页窗，只让一丝阳光透进来；不听收音机，只吃一点点东西，什么书也不读，只在想喝热茶时才爬起来。在阴暗的房间里，她听见公园里男孩子们打棒球时的叫声和击球声，迷迷糊糊地想起孩提时爬进那像子宫一样的座钟里，吊在弹簧上晃来晃去，仔细看着那些杠杆、齿轮和红宝石的情形。她感到害怕的是，集中营的幻象和阴影又重新出现在她的脑海里。她早已把“集中营”这个词从大脑里赶跑了，很少再提到或想起。她明白，只有在濒临死亡，或是说有丧失生命的威胁时，她才会让自己去想这些。如果还会进集中营，她还能经受住那种折磨，或者说还能又一次抓住一根救命稻草吗？这次不会再笨手笨脚了吧？这些问题帮她度过了那几天的日子。她躺在那儿盯着天花板，斑斑点点的阳光像一群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