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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菲的选择-第2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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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我又提到我的父亲以及他的纽约之行。（我真诚地讲起他的慷慨大方，对我的关怀备至，他的道德信仰，但没有提到阿提斯特以及他对我的奋斗目标所起的作用。我怀疑苏菲对美国历史的了解是否足以理解我与那个黑人男孩因这笔钱而产生的复杂关系。）我继续说，我是个幸运儿，少有的幸运儿。我得到了父母无私的宽容，以及甚至有些盲目的信任。他们完全相信他们的儿子能够在艺术殿堂里折冠夺桂。我有些伤感地断言，如此目光远大的父亲让我有些害怕。我开始感觉到嘴唇因啤酒而有些发抖。
“啊，你真幸运还有父亲，”苏菲悠悠地说，“我真想念我父亲。”
我有些不好意思——不，不是不好意思，应该是不太自然吧；我突然想起几周前她曾对我讲起的她父亲的故事。她父亲和克拉科夫的其他教授们像猪一样被赶到一起，然后被纳粹的机枪在寒冷的冰雪中枪杀。我想，上帝啊，我们这个时代的美国人毕竟没受到什么伤害。哦，我们都曾勇敢地参战，做了应做的事，但比起无数的欧洲殉难者来说，我们失去的父兄的人数又算得了什么。我们都太幸运了——幸运得让我们有些无法消受。
“时间已过去很久，”她接着说，“现在我已不再像过去那么伤心，但我还是很想念他。他是那么好的一个人——正是这一点使整个事情更糟，斯汀戈！你想，所有的坏蛋——波兰的，德国的，俄国的，法国的，所有国家的——所有这些罪人都逃脱了惩罚，那些杀犹太人的人现在还活得好好的，在德国，在阿根廷；而我父亲——一个好人——却不得不死去！这不足以使你对上帝失去信心吗？当上帝把身体背对着你的时候，你还能相信他吗？”她像火山爆发般汹涌而出的这段话令我大吃一惊；她的手轻微地抖动着，然后她平静下来，又一次——好像她已忘了曾对我说过，或许再说一遍可以让她感到一些安慰——讲起她父亲多年前在卢布林冒着生命危险从俄国人的大迫害中营救犹太人的故事。
“L‘ir·nie在英语里怎么说？”
“讽刺？”我说。
“对，讽刺。像我父亲这样的人多么具有讽刺意味啊。冒死救犹太人，自己却死了，而屠杀犹太人的人还活着，有很多的人，现在仍然活着。”
“我想，就世界而言，那不算是一种讽刺，苏菲。”我简练地总结性地下了一个很严肃的结论。这时我觉得需要去放松一下。
我站起身朝男厕走去，觉得皮肤有些发烫。这都是因为啤酒的作用。我非常喜欢枫苑的男厕。在那儿，我稍稍前倾着，对着小便池酣畅淋漓地放出如小溪清澈的尿液。墙那边隐隐传来留声机放出的乐曲，罗哈多小子、沙米·凯叶还是谢普·菲尔兹，管他呢，我可以细细地想想自己的心事。二十二岁，多好的年龄，喝得微醉，知道自己案头上的工作进展顺利，创作热情高涨不衰，沉醉于托马斯·沃尔夫的赞美诗之中——确信青春的活力永不衰竭，在艺术殿堂里的痛苦煎熬终将得到回报，那便是名声、荣耀和美女的爱慕。
我一边痛快地撒着尿，一边看着墙上无所不在的同性恋的下流画。（上帝知道，这不是枫苑的常客画的，一定是那些临时“到此一游”的人干的。他们不管什么墙，只要是人们有可能涉足的下流场所，都会画上一些，根本不管这种可能性大不大。）
我开始仔细研究这些已经蒙上污垢但仍很生动的画：其中一幅形同外面那幅壁画的姐妹篇，堪称三十年代的佳作。这是一幅天真的下流漫画，画中的米老鼠、唐老鸭摆出一付窥视姿势，从公园的花格墙孔中偷看露出漂亮勾人的小腿和大腿的小贝蒂·布普蹲在地上撒尿。突然，我像被针刺了似的吓了一跳，仿佛一只邪恶的、不自然的秃鹫从眼前飞过。我马上明白过来，是那两个托钵的修女走错了地方。她俩发出一声粗哑的意大利语的喊叫声便慌忙逃了出去，我倒希望她们看到了我的“宝贝儿”。难道她们的出现——与刚才苏菲的不祥预感如出一辙——也预示着随之而来的十五分钟后的不幸吗？
我往桌子走去，很远便听见了内森的声音，压住了谢普·菲尔兹潺潺的乐声。他的声音并不很高，但却十分刺耳，好像一把钢锯把音乐声嘎然切断，一听便知出了什么麻烦。我想退回去但又不敢，仿佛空中有股无形的力量将我拉向那声音和苏菲。内森完全沉浸在他的满腔仇恨中，正将怒火向苏菲掷去。他专心得心无旁鹜，我在桌边站了很久，听着他对她骂着那些污言秽语，不知该如何是好。
“难道我没告诉你我对你惟一的要求便是忠诚吗？”他说。
“说过，可是……”
“难道我没告诉你如果你再和这个叫凯茨的家伙在一起——除了工作之外——如果你和这个下贱的人一起走上十英尺，我就会撕碎你吗？”
“说过，可是……”
“今天下午他又用他的车送你回家！芬克看见了。还不止这些，他妈的下贱东西！你还带他到你房间里去，和他呆了一个小时。他是不是和你干了好多次？哦，我敢打赌凯茨用他那脊椎按摩师的快枪干了好多次！”
“内森，你听我解释！”她恳求着他。她完全慌了神，语无伦次。
“闭上你的鸟嘴！没什么好解释的！如果那个好好先生老莫里斯没有看见你们一起上楼去，你最好也别说出来。”
“我会告诉你的，”她申辩道，“我现在就告诉你！我只是还没找到机会，亲爱的！”
“闭嘴！”
那声音相当尖厉，声音并不很大，但咄咄逼人。我真想溜掉，但仍站在那儿犹豫不决。我的醉意早已一扫而空。我觉得热血上涌，在喉节处一蹦一窜。
她仍然苦苦地哀求着：“内森，亲爱的，听我说！我带他到我的房间只是因为那台留声机坏了。这你是知道的。我告诉了他，他说他也许能修好。他说他是个行家，而且也真的修好了。亲爱的，就是这样！我可以拿给你看，我们可以回去放一放……”
“嗬，我敢说老塞默也是个行家，”内森打断她，“他是不是还例行公事，躬着身子为你做脊椎推拿？他用他那双滑腻的手把你的脊椎都排列好了吗？下贱的骗子——”
“内森，求求你！”她央求着。她的身子朝前倾着，脸色红得像要滴下血来。她极度痛苦。
“啊，你是一道不错的菜。是的，你是。”他轻言慢语地说，用的是挖苦的腔调，沉重得难以忍受。
显然，他离开实验室后回过耶塔。我知道这一点不仅仅是因为他提起莫里斯·芬克跟他嚼耳根子，还因为他的衣着：他穿着一件时髦的｜乳白色亚麻外套，沉沉的椭圆形的金链在那精心缝制的衬衣袖口上闪闪发光。他身上散发出一股淡淡的科隆香水味，显然是为了与苏菲今晚的盛妆相配而专程回去打扮成这个样子的。然而，他却碰上了苏菲的不忠的证据——或者说是他自己这么认为的。现在看来，这场庆功宴泡汤了，而且接下来还不知会出现什么灾难呢。
我站在那儿，内心极度不安。我屏住呼吸，听内森继续说着。“你真是波兰味的甜心。除非我死了，否则你别想再为这些庸医兽医干活！你真是坏透了，居然接受靠欺骗那些无知轻信的犹太人而弄来的钱！那些犹太人刚从灾难之船脱险，浑身伤痛，患着风湿病或癌症，而这些像蛇一样滑头的江湖郎中不给他们做任何诊断，就骗他们说只须做简单的推拿按摩就能治好。你真坏透了，居然还说服我让你继续与这群骗子狼狈为奸！我他妈的真受不了！我一想到你背着我让这些癞皮狗们轮番搞你的……”
她试图打断他：“内森！”
“住嘴！我受够了你，还有你娼妓一般的行为。”他说话的声音并不很高，装得很斯文，但蕴含着一股强力压抑住的野兽般逼人的狂怒，而那比大声嚎叫更令人不寒而栗；还有他的用词——“娼妓行为”——与他犹太法学博士的身份也相去甚远。“我以为你好歹会弃暗投明，不会再与凯茨大夫有什么越轨行为了。”——“大夫”二字极轻蔑地从他的鼻孔里哼出来——“我想我警告过你远离他那辆污秽不堪的破车，但是你没有！我想你的大腿缝里是不是烧得有点难受了，所以才让我抓住你和布莱克斯托克搞的那些小花招。我毫不奇怪，因为你对那些按摩匠的荫茎有特殊的偏好——我一点儿不觉得奇怪，正如我所说的那样。但当我为你大唱赞歌，帮你结束那一切时，我以为你已经受够了惩罚，而抛弃了这些乱七八糟的男女混交，可是我又错了。你那波兰血管里涌动着的淫荡血液让你无法安静，所以今天你重新投入到那可笑的——如果不是卑鄙下贱的话——斯莫尔·凯茨医生的怀抱。”
苏菲开始用手帕摁鼻子。她的手指关节发白，不停地绞着那张手帕。“不，不，亲爱的，”我听见她悄声说，“那不是真的。”
内森这番夸张的慷慨陈词也许在另一个不同的场合会显得滑稽可笑——一出典型的滑稽独幕剧，但现在却处在激怒而冷酷无情的令人恐惧的状态中。我忍不住浑身颤抖，仿佛在绞刑架上等待死亡，背后传来行刑人重重的脚步声。我听见自己的呻吟声，十分清晰，从嘈杂的声音里传出。对我来说，他对苏菲的这次可怕的攻击与几星期前的那次大吵大闹正好形成协调的一幕。那时我第一次看见他大吵大闹，也是处于一种气愤难平的状态，不同的是他的声音——非常响亮。但现在却很平，很压抑，不无邪恶之感。突然我意识到内森发现了我的存在，他降低语调，但仍充满敌意，看也不看我一眼便说：“为什么不在这弗兰特布西大街的头号女主角身边坐下来？”我坐了下来，一声不吭。我早已口干舌燥，无话可说。
我坐下后，内森站起身来：“看来现在该要一点葡萄酒，以进入我们庆功宴的下一个节目。”他用这种幽默的朗诵般的口气说话时，我一直盯着他看。突然，我感觉到他这是在竭力控制自己，好像他正竭尽全力阻止自己那庞大的身躯四分五裂，或一个提线木偶似的七零八落。我第一次看见细小的汗珠正从他脸上淌下，其实我们坐的角落已被冷气吹得十分凉爽；同时，他的眼睛也很可笑——具体怎么可笑我也说不上来。我只觉得他的每一寸肌肤下都正在进行着某种极度紧张、亢奋的神经活动，某种非同寻常的混乱神经元里的神经细胞正在疯狂地转移、错位，像触电似的处于强磁场之中。现在这一切被竭力克制着，表现出来的却是反常的镇静。
“太糟了，”他说，又是那种挖苦的口吻，“太糟了，我的朋友。我们的庆贺完全不能像我所希望的那样在愉快而隆重的气氛中进行了。那是对一个高尚的科学目标所奉献的每一个日日夜夜的敬意，是对一个无私奉献的科研小组在历经千辛万苦，承受了常人无法承受的痛苦，数十年如一日，最终获得成功的敬意，而今晚这一目标已经露出胜利的曙光。太糟了。”他又说了一遍，然后停了下来，停顿的时间长得令人无法忍受，就像故意用沉默来压垮我们似的。“太糟了，我们的庆祝将会流于俗套。也就是说，我与这个甜蜜可爱的克拉科夫塞壬女妖的关系必须就此了断——这个无与伦比的，无人可比的，不忠诚的快乐之神的女儿，弗兰特布西的好色的按摩匠的波兰宝贝——苏菲·泽维斯托乌斯卡！不过等等，我得要点夏勃力酒，好让我们举杯庆贺！”
苏菲紧紧抓住我的手指，就像一个被卷入激流中被吓坏的孩子拼命抓住爸爸那样。我们俩一起看着内森用肩膀挤开人群朝吧台走去。我回头看了苏菲一眼，她的眼睛已被内森吓得完全不成样子。我后来想起可以用“魂飞魄散”给这个场面下定义。“哦，斯汀戈，”她悲切地说，“我就知道会这样。我就知道他会骂我不忠。他每次犯病时都这样。噢，斯汀戈，他这样我真无法忍受。我知道这次他真的要离开我了。”
我想安慰她。“别担心，”我说，“会过去的，会没事儿的。”我自己对此却没什么信心。
“哦，不，斯汀戈，可怕的事就要发生了。我知道！他总是这样。开始他很激动，兴高采烈，然后冷静下来，而一旦冷下来，我总是成为不忠诚的人，而他便想离开我。”她把我抓得更紧了。我想，她的手指都快要出血了。“我对他说的都是真的，”她急急地加上一句，“我是指斯莫尔·凯茨的事。斯汀戈，真的没发生什么，一点儿也没有。那位凯茨医生对我毫无意义，只是和我一起为布莱克斯托克工作而已。我让他修留声机的事是真的。他在我房间里就是修留声机，没别的，我向你发誓！”
“苏菲，我相信你。”我向她保证说，不想让她再为说服我而急切地唠叨个没完。我早已相信了她的话。“冷静一下。”我只能这样徒劳地劝着她。
接下来发生的事简直令我无法想象，十分可怕。我意识到我的感觉完全错了。我十分笨拙地想要控制当时的场面，但我实在太笨了，根本不能对内森产生丝毫影响。那需要极高明的手段，比如与他讲讲笑话，逗他高兴起来，或许他的怒气会慢慢消去——无论那怒气是多么不讲理，多么可怕——或是设法让他能控制自己，慢慢平息怒火，或至少减少一点火气，不那么激烈。但同时我意识到，我当时非常幼稚、毫无经验，一直以来我都为此而苦恼：我完全没想到我会激怒他。他声音狂躁，言辞激烈，满头大汗，眼睛瞪得老大，神经几近崩溃。我想他不过有些尖刻而已——正如我所说，由于年少无知，我还从未经历过如此狂暴而缺乏理性的人类行为。这与我在南方哥特式的阴郁环境中长大并无多大关系，倒是与南方的教养和文明举止有关——我把内森的爆发当作人性的惨败，理智的丧失，而没有想到是某种心理失常的表现。
与几周前在耶塔公寓走廊上的那个晚上的情形一样，他对苏菲大发雷霆，又大声咆哮着用对黑人施以私刑的事来奚落我一番。我看了一眼他那狂躁的令人捉摸不定的眼神，好似血管里被注入了一股冰水。于是我呆呆地坐在苏菲身边，浑身不自在，为这个我关心、敬仰的人所发生的变化而伤心。但他强加给苏菲的痛苦又使我义愤填膺。我想，我该画一条线，看内森到底会折磨她多久。我下定决心，不让他再对苏菲无礼。他妈的，让他冲我来吧。这也许是对付一个只是发发脾气的亲密朋友的好办法，但对一个失去理智暴跳如雷的偏执狂却不奏效。（可我当时并没有认识这一点。）
“你注意到他眼睛里有些特别的东西吗？”我悄悄对苏菲说，“你认为会不会是因为他吃了太多的阿斯匹林什么的？”现在想起来，当时这个问题天真得让人难以置信。我眼前那双眼睛鼓得大大的，几乎如一角银币一般大小；当时，需要我学习的新东西还有很多。
内森拿着一瓶打开的酒回到桌前，坐下。一个侍者拿来几个杯子，放在我们三人面前。我见内森的表情已有些缓和，不像先前那样凶神恶煞了。我松了口气。但他脸上的肌肉以及脖子仍绷得紧紧的，仍然汗水直冒，汗珠从眉毛处溢出，布满额头，恰似夏勃力酒瓶上冒出的冰冷水珠（这个注解有些离题了）。这时我才看见他那件亚麻衬衣的腋下已湿了一大片。他给我们倒上酒。尽管我不敢去看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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