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栏主义嗔-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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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出现一些可以允许进入写字楼和政府办公楼的面孔，他们是某人的朋友、朋友的朋友、朋友的朋友的朋友，以及看了报纸后心血来潮的周末夜行人。有时候，像崔健这样的巨星，在帮助新兴中产阶级怀旧之余，也会带“舌头”、“病蛹”、“扭曲的机器”这样的地下同行一起玩，他们暴露在以宽容和善于接受新鲜事物著称的人群面前，而后者，虽说没空去创造什么，但还算有心情看个究竟……当然，更多被荷尔蒙和广告拉到摇滚偶像附近的观众，在欣赏“瘦人”的活蹦乱跳和“唐朝”的传奇光环之余，也接触到了偶像的反对派。
　　这些事情发生在2000年，这一年的最后两个月，地下乐队甚至在网站的宣传活动中进入了十几所高校。人们诧异、好奇、反感或激动，刚刚把他们淡忘，又遇到了2001年轰轰烈烈的演出季节——开春以来，地下乐队突然遭到前所未有的曝光，来自马来西亚、港台、欧美和祖国大陆的记者把采访机伸到了他们集中居住的地方，并率领观众进入了狭小、轰鸣和烟雾腾腾的演出现场。站在摇滚和商业之间的专业人士认为时机成熟，增加了操作类似演出的精力，那些像垫脚石一样的摇滚杂志、摇滚乐评人、摇滚经纪人都不敢相信，自己花好几年的时间垫起来的摇滚青年群雕，就这么容易地得到了主流文化的眺望。那个渐渐成熟起来的地下文化，一边自己组织演出、自己发行唱片、自己分享快乐，一边也开始向陌生人做出相关的解释，例如，噪音经过控制，早就是音乐的一部分了，例如，不唱自己的歌的乐队根本就是娱乐而不是表达……
　　是的，娱乐和表达是两回事。2001年初，几个地下乐队在银川一体育馆演出，主持人笑眯眯地请“舌头”的主唱向宁夏人民问声好，该主唱感到莫名其妙，慢吞吞地自行下台，走人了——接下来他听到两个工作人员谈论第二支登台的乐队：“啊呀，比刚才那个还难听！”很遗憾，地下乐队并不是为了让别人感到不适才组建的，但是如果你有一个想法和别人不一样，那么你是一意孤行呢还是适应环境呢？选择前者，就只好也选择了地下。真实的事物总是各不相同，并不一定适合娱乐，地下乐队开始获得更多的机会与社会习惯的观念发生冲突了，并且，以自己的方式。
　　“他们为什么不做一点小小的让步，打扮得通俗一点，把旋律做得好听一点，多上上电视，让更多的人了解呢？”那么他们又为什么要做这一点小事，为了更小的目的？地下作为后果，有一个前因就是，我们应该像我们希望的那样生活，哪怕别人不喜欢，我们应该在我们自己的美学上前进，哪怕被主流的美学彻底否定。在《北京青年报》这样的大众媒体上，人们看到地下乐队的演出预告，那些名字本身就够不合作，多数跟愤怒、偏激和怪诞有关，这不够和谐博大，但是那些名字的主人认为，这刺激性、不常见、有危险的东西自有其合理性，只不过，长期被单一和僵化的另一种东西给掩盖了。何况——再说一遍——愤怒是因为爱，人们习惯了把不满停留在牢骚上，社会就完蛋了。
　　
你好，我是混地下的（2）
这样，传闻和猜测层出不穷，像麻辣烫一样混乱地传播。有人说不好了，他们在演出中脱裤子了；有人说天哪，那厮的文身真吓人；有人捂住耳朵，说我怎么就是听不懂……在一些人看来阳光明媚的东西，被说成是地下和阴暗的角落，实际上，不就是不同的观念么？地下乐队有时候也会问，为什么不能文身？为什么要相信广告？为什么一定要结婚？为什么一定要在电视机前睡得昏死过去？要我说，那些不拿自己脑袋想事的人，那些没有勇气实现自己愿望的人，才是阴暗的角落啊。
　　以前的摇滚乐，给了大众一个错觉，好像这种娱乐方式仅仅是因为太陌生，才没有得到群众的喜闻乐见；现在摇滚乐内部的斗争呈现出来，地下乐队说，就算娱乐，也要在颠覆性的规则中娱乐——颠覆古典音乐的高高在上，颠覆传统听觉的四平八稳，颠覆人云亦云，颠覆人造明星对我们心智和感情的污辱，颠覆不创造和不自由，颠覆体制化对生活的渗透，颠覆没有尊严的人性，颠覆装饰和模式化的声音对真实的篡改，颠覆没有活力的伪健康伪文明……哼，把原来应该有的简单的价值，从音乐中弄回来。
　　所以地下乐队并不仅仅是没有出名的乐队。以前那些苦尽甘来，终于做了符号式明星的同行，既然已经不再进取和坚持，就可以认为他们从来也没有地下过。地下乐队是态度强硬，音乐界于主流摇滚和先锋音乐之间的乐队，让很多人听到作品是他们的愿望，但不是主要的愿望，他们首先希望做自己想做的，他们有一些与众不同的风格和激｜情，这值得坚持。首先。不论是强调生活态度、社会理想，还是强调艺术探索、形式冒险，地下乐队都在强调被主流捂住了的东西，强调，就显得极端，但这极端在他们看来，却又非常正常——不就是从常识和规矩中返回到自然和本性中去吗？
　　“在你的压力下我宁愿死而不是活着，在你的设计下我宁愿死而不是活着。……在你的社会价值观下我宁愿死而不是活着，在你的传统之下我宁愿死而不是活着。但我还是宁愿活着。”这是瑞典乐队Refused（拒绝）的几句歌词。你是觉得有种呢还是觉得不妥？你是觉得新鲜呢还是觉得危险？你是想起了年轻时的自己呢还是觉得遥远和幼稚？总之地下乐队是宁愿活着的，但要活得有意思。希望这不是与你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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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唱不是问题
真是久旱逢甘露，就在媒体爆炸、新闻短缺的时候崔健发起了真唱运动。娱记们又忙了，刚从电视台演播厅踱出来，刚吃过唱片公司企宣的晚饭，一个猛子就又扎进了老崔的反假唱大签名和摇滚乐示范演出中。明知道娱乐圈不好混，他们还要偏向虎山行；而电视机前边的那些呢，今天戳着脊梁骂着假唱，明天就五迷三道，给假唱文化帮腔了。可见左右逢源是媒体的本事，而健忘症则是老百姓的天分。
　　老百姓当然要健忘，否则怎么生存。不过崔健记性是好的，他知道那个冲上来握手的是个导演，谁要上他的节目谁就得练对口型；他知道那个递名片的是个经纪人，正带着几个靠假笑和假唱出名、一开口连调都找不着的新秀闯江湖；他也知道那个拍肩膀的是个老朋友，如今签了大公司，要靠假唱来维持形象。但老崔就是不说，他唱得比说的好听。要是说出来，这一年里面就要打12个月官司，还不如以身作则，与时俱进，带领还有希望的一部分人先真起来。
　　按摇滚圈里的极端看法，老崔这是自贬身价，跟流行圈较起了劲——较劲得挑大个儿的。有些人从来是虚伪浮夸弱智阴险贪财怕事还不懂音乐，不假唱他们靠什么混饭，所以有百分之多少多少的流行音乐晚会，尤其是电视台的晚会，全都是假唱的，“这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当然老崔有他的主意。反正摇滚乐迟早也是主流，至少先正本清源，拿整个演艺界的未来为己任也是应该的。所以说摇滚圈，这个也有好多毛病但就是以真实为旗的圈子，光想着社会正义和个性解放，而没有看到俗世的悲哀，的确是有点清高的。
　　换句话说，摇滚乐也是大众文化，只不过和流行音乐相比，它带有较强烈的道德倾向。除了反对按部就班地做社会大机器里的螺丝钉，摇滚乐还认为鼓励人说假话的机制是不道德的、对个人自由的限制是不道德的、特权和黑箱是不道德的、以权力和利润为社会进步惟一动力是不道德的……当然假唱不是不道德的，那简直就不是人干的事情。照我的看法，不管假唱有什么提高演出质量的好处，也不管假唱有什么饮鸩止渴的坏处，不管人们同意或不同意假唱的苦衷，一个歌手只要假唱，那就违背了基本的职业道德和做人的本分，我就不把它当人看，至少部分地不当人看。至于没有唱功或后来丧失了唱功的歌手，那就别混了，自食其力开个饭馆不也挺好吗。
　　我的意思是，每个人身上都有非人的因素，一个歌手做点非人的事情当然难免，不可能因此就开除他或她做人的资格。要命的不是假唱，而是谁在操纵假唱？什么机制在制造假唱和假笑、假球、假话、假繁荣？
　　鼓励假唱最不遗余力的，首先是电视台，例如大多数春节联欢晚会剧组（是否有真唱了的春节联欢晚会，我还不知道，不过为免官司，话还是说得圆滑一点为妙）。电视台要靠品质拉广告，导演和制片人要靠品质挣钱并得到更多的定单，而品质，在一个疲软、平庸、无能的发展中国家流行乐坛，是及其缺乏的，据老崔私下里说，有一回我国的顶尖巨星集体出国真唱，结果丢了大大的人——歌手离不开电视台，那就假唱呗。人家两厢情愿，咱们还有什么话好说。
　　假唱是一个问题，但未必还是明天的问题。人们喜欢委曲求全、偷梁换柱，但未必真的不愿意发展。崔健喊打喊杀地反假唱，老百姓跟着帮帮腔，实在不行咱们搞个反假唱调查委员会，专门搜集假唱的证据向公众曝光，等到流行歌坛也慢慢多了会唱歌的，这喊杀的历史使命不就结束了么？谁说中国歌手就永远不会唱歌了？但究竟是什么在鼓励假唱？是利益高于道德的媒体/娱乐业运行机制么？或者说我们的流行文化本身就是毫无道德感，骨子里透着粉饰太平、弄虚作假、舞台上做戏而观众席做梦的文化？
　　在由媒体和娱乐业操纵的信息社会里，商业利益要求我们去追求不真实的品质，歌手、唱片公司、演出制作人、媒体、公众一环套着一环，配器和歌词还有形象全都经过技术化的分析和加工，歌手已经成为产品。既然可以唱虚假的情感和工业流程制作出来的歌曲，为什么就不可以用同样技术化的手段去假唱呢？在流行文化取消了歌手的人性之后，假唱就像集体犯罪一样，轻描淡写而又惊心动魄。
　　
限量100张
前天花20块钱买了张唱片。上海的地下乐队Junkyard的分支乐队Torturing　Nurse，注明由Shasha唱片出品，看来是乐队自己的厂牌。录音室现场录音，也就是一次性演奏完成。设计是乐队成员Isuzu，封面用了Trevor　Brown的护士图，可爱，邪恶，粉得一塌糊涂。音乐是由吉他、合成器和其他设备层叠铺张出来的噪音，一共两首，50多分钟，一首暴力，一首迷幻，总之别说护士，就是大夫也会被折磨得昏过去。
　　限量100张，我买的是手写编号13。
　　人们喜欢说，好音乐要让更多人听到才对，而销量是价值的标杆。限量100张，显然不能在大众文化领域证明自己，反而有一种贫穷弱小的阿Q姿态……但是且慢，你怎么知道这不是一种策略？如果不能大众，那就走小众路线，用限量来保证精英地位，就像油画只有一幅，行为只有一次，观念摄影要卖的话也得销毁底片。既然不是娱乐，那么就是艺术，越是限量，才越有价值。《给无名山增高一米》的底片有9张，据说这就导致了它在艺术市场上的贬值……
　　你看，经过20年先锋姿态的熏陶，只培养出来了一颗小人之心。人家卖得好，是俗气，卖得少，是伎俩，总之不用做事的人，都有时间来替别人揣摩各种用意。可是这大约也只是艺术圈的毛病，因为限量的版画和照片可以卖贵一点，收藏家反对复制，但是音乐圈好像没什么利益可图，限量100张，也只能卖20，即使手工制作的木头、砖头、草编、纸绘、金属等等罕见包装限量版唱片，也不见得能贵到哪去。艺术圈的供求，主要是收藏家、画廊和艺术家之间的生意，辅助的是批评家、策展人和媒体，有时候还有政府买单，总之不需要观众。音乐圈可能复杂一点，地下地上，学院民间，大公司小厂牌，完全不是同一个世界。不过道理不复杂，除了被政府和大学包养起来，小众音乐家是不能靠音乐致富的，有的人一年出30张专辑，有的人一年300天巡演，也没听说谁盖了别墅、开了饭馆、雇了民工来录音。
　　这可能不是音乐家的悲哀，也许相反是他们的幸运。限量100张，在全世界的独立音乐领域里，不是一个够多的数字，但经常上专业杂志封面的大腕也就卖个几千张，通过那些著名的one…man…label，制作300、500张然后在一个稳定、畅通的渠道里传播，被少数人购买，被更多人压成mp3下载。无暴利可图，所以才有进步。说凡？高的画好我信，可它再好也值不了几百万美金，那完全是人们疯了的结果；现在博伊于斯也可以让人发疯了，一切有或者没有装饰性价值的艺术品都因为学术和收藏价值，而成为资本的骰子，这跟艺术一点关系都没有。用钱来衡量艺术的价值，原本就是荒谬，无非是资本主义的阴谋，而艺术家出于日益增长的私欲，承认这种荒谬并为之辩护，正是艺术圈一道现世风景——所以说音乐家的统一定价和mp3，值得他们庆幸。
　　这个世界上，不是才华都可以拿来卖钱，选择了限量的利润，往往就获得了自由。
　　


大仙　大联唱
大仙。男，中年，汉族，热河，漠河，兴化，北京，群众，大专，记者，离婚，再婚，AB血，天蝎座，多血质。著有诗集《再度辉煌》，体育评论《休等英雄迟暮》，随笔集《一刀不能两断》，电视剧《有人爱没人疼》。
　　需要说的是，大仙给了专栏一种粗俗的乐趣，创见了一种“无法预料的风格美”。文字的乐趣有很多种，没有人在大仙之前、像大仙这般执着地使用一种自言自语式的文字唱腔，就像舞台上一段时期流行的“联唱”一样，形式粗俗，但是内容精心、巧妙；像极了东北的二人转，表演似乎是粗陋不堪、雕虫小技，却以更易阅读的方式击中指涉的要害。
　　　　超级评委
　　随着卢洁云、周杨在杭州赛区十进七出局、陈西贝在成都赛区七进五被淘汰，超女军团有种“红粉陷落”的悲凉。好在久经PK战阵的林爽越战越勇，率先闯入杭州赛区五强，守住清爽超女的最后一个席位。
　　早在杭州赛区20进10的淘汰赛中，韩真真在与纪敏佳那场残酷的白刃战中不幸落败，遭至坊间人士的强烈###。这犹如是一场史蒂夫·席格与尚格云顿范达姆之间的抗衡，两个不漂亮但有实力的女孩只能远离人们的审美，而进行一番实力的搏斗。但是黑楠的解释有些苍白，他说不能把实力派与偶像派放在一起比拼，其实他应该用一个生动的比喻就能说服所有人，我们不能眼看着阿诺舒华辛力加，把汤告鲁斯打成一摊肉酱。
　　柯以敏大气磅礴的哭泣几乎震碎了一头头“蒙牛”，无边眼泪萧萧下，不尽超女滚滚来，在她的夏日泪水中，一个个超女黯然退场，柯以敏的眼泪成为超女告别的礼物，绝对要比“蒙牛酸酸｜乳”昂贵。这使我想起她那首不太出名的歌——《爱在舌尖》：寂寞华灯初上，惹得人心惶惶，丝一般的渴望，将她寸寸捆绑。爱在舌尖，难吐也难咽，说不出的滋味，眉心的怨缠眼底的泪……所以，所有的超女在退场的那一刻，都被一股强大的怨震撼。生于80年代的中国怨妇不是呼之欲出，而是出类拔萃。
　　千里马常有，伯乐不常有。同样，超级女声常有，超级评委不常有。超级女声，既然被奉为“超级”，就要有过人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