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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华1903-第17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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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很大干系,因此,我认为国体的根本问题并不在于有没有皇帝,而在于权力有没有制约。不然,何以解释英、日、德均有皇帝而国富民强,中国也有皇帝偏积贫积弱?”
梁启超点了点头,说道:“我当年支持立宪是这个道理,现在还是这个立场,权力,特别是不受制约地权力是万万不可取的,没有监督的权力,最后得到的只能是暴君和腐败!”
黄兴也说道:“中国刚刚实现从帝制到共和的转变,百姓还没有摆脱那种皇权至上的观念,需要一个强力人物来给他们希望,这个强力人物将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旧时代的代表,又是新时代的第一位先驱。”
杨度又继续说道:“第三乃是军队的归谁,如果军队统属个人,只知有个人不知有国家,这是相当危险的,说不定到时候就成为野心家的工具。如果当权者野心再大,却得不到军队的支持,那么法律和法院就能将他制服。军人应该独立于政治,不干涉政治方是百姓之福。”
杨士琦说道:“那么军人一定要涉政呢?”
不等杨度开口,徐天宝便说道:“那么他必须辞去军职,以普通人的身份参与政治。而且辞去军职之后,五年内不能参加政治活动,以防止军政勾结。”
随后,杨士琦、梁启超等人又各抒己见,在政治、政体上说了很多。随后,话题又从政治移到了经济上。
长期掌管北洋财政的梁士诒说道:“革命以来,各地纷纷独立,虽然名义上拥护中央,但在前清时期规定的解款却迟迟未到~”梁士诒说道此处顿了顿,看了看王永江,苦笑道:“其中尤以东北为最。盐税、邮费、铁路收入等,统统截留地方。”
徐天宝笑了,他看了看面色有些不悦的王永江,又说道:“那时候不上缴国库是因为信不过袁世凯,如今是此一时彼一时,东北地方上该上缴的还得上缴。”
王永江这才面色缓和了下来
梁士诒心里也踏实了,便继续说道:“政府财政,一般主要有两个来源,一是国家税收,二是对外贸易。就我国目前来说,税收中,以田赋最为大头。田赋历来自古便是主要税源,所谓有土斯有财。前清田赋凌乱无章,弊端百出,民国后基本承袭旧制。田赋包括地丁、漕粮、租课、附加四大类共九种,其中以地丁、漕粮为主要税目。田赋除正额外,还有各种附加,既包括中央也包括地方。由于有永不加赋之言,故田赋主体不动,附加节节升高。前清以来,凡是举办什么事情财政紧张,一般都是利用田赋附加筹措抵充地,故而目前附加是正税地几倍,十几倍,甚至几十倍。”
徐天宝说道:“一个国家若不能对外掠夺别国百姓,便只能对内剥削本国百姓,如此日甚一日,最后官逼民反,改朝换代。我国自古历来重视农业而轻视工商业,只知道关起门来刮地皮。你们看洋人,打一次胜仗就得一笔巨款,所以他们本国的老百姓负担不重,再加上洋人政府处处为本国百姓撑腰,所以洋人百姓也拥护洋人政府。反观前清,屡战屡败,每败一次就割地赔款,百姓就收一次盘剥,最后积重难返。所以,我以为,中国要富强,第一是要有一支强大的军队,确保割地赔款这样的事情不再发生,而后再努力发展工商业,狠狠地赚洋人的钱,用洋人的钱来供我们开销,以减轻百姓的负担。”
梁启超笑了,说道:“这倒符合《孙子兵法》就粮于敌的说法,吃敌人一斗粮,等于节省自己十斗粮。”
众人又是哈哈大笑
1914年年初的这次政治会议影响深远,后来的国史编撰者们把这次会议成为“徐黄会议”,这次会议之后,中华民族复兴党和国民党越走越近,两党互相之间的交流日多,隐然有了合并了的趋势。
304任重道远
1914年2月初,民国政府发布了第一部正式宪法,《临时约法》在经过修改后改名为《中华民国宪法》,成为民国第一大!法,一切与之相悖或者抵触的法律皆为无效。国家机构设置也发生了变化,该责任内阁制为总统制,总统为国家军事力量最高指挥官。中央机构设置按照三权分立的原则,设有最高立法机构——国会、最高司法机构——最高法院、最高行政机构——政务院。地方上的机构也以此为参照,按照省市县三级分别设有三级地方议会、三级法院和三级市政府;撤销了原来的陆军部、海军部等设置,统统并入国防部等等。
在教育方面,各地的学校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这些学校以公立学校为主,实行十二年制义务教育。在教育类型上,注重基础教育、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的并重。在教育内容上,从小就重视学生的体育教学和军事基础科目的训练,通过弘扬国术,发扬国粹等名目,培养学生的尚武之风。同时也注重中国的历史和文化教学,目的在于从小培养国民的国民性,不是把学生教育成只会考试、高分低能的呆子,而是充满民族自豪感、热血尚武的青年。培养他们称为善于行动、善于取得胜利的人,训练他们为民族和国家献身的精神。
在经济方面,主要是三方面的改革,第一是统一币制,进行货币改革。目前市面货币主要有银两、银元、铜钱、铜元、纸币、外国货币等各种,其中又以银元及其衍生货币最为大宗。
中国自古通用银作为货币,因一般交割皆以重量为衡器,故曰银两,与制钱配合使用。自清以来,大额交易用银,小额用钱,国家税收、政府开支用银。而小民日用则用钱。银乃稀罕物资,中国原产不多,自明中期以后。经吕宋而来之丝银贸易为我国主要白银来源。中国用机器大量铸造银元开始于广东。光绪十三年(1887)两广总督张之洞奏请在广东设造币厂试铸银元,光绪十五年开始铸造,次年流通于市场,计分五种:一号库平72钱,二号36钱三号144钱,四号072钱,五号0。36钱。正面光绪元宝四字用满汉两种文字,上环“广东省造”,下环以“库平七钱二分”标称,背铸龙纹,亦称龙洋可用于商品交易、完粮纳税。不久又有湖北、四川等先后成立造币厂,铸造银元,遂使中国银元在市面开始流通。
后来,洋人银行进入中国,又开始发行各自的纸币,弄得中国货币市场一片混乱。袁世凯统一使用袁大头,对稳定中国金融秩序是有功劳的。在此基础上,徐天宝准备在东北统一使用东北银行发行的中国元的基础上,进一步梳理和规范货币市场,规定“中国元”为中国唯一合法之货币,其他货币皆为非法。但是,为了让市场有一个缓冲期,其他货币可以在规定时间内进行兑换。
第二是大力兴办公共工程,徐天宝计划自己执政的前四年,每年用于兴办公共工程的开支要占到全年财政收入的百分之二十。其中最大的是建筑铁路和公路。其次是修建公共建筑物与住宅、开垦荒地与改良土壤、整治河道、开凿运河和架设桥梁、、更新铁路设备等。
第三是扩大外贸和新贸易政策,以生产为货币的基础,而不以黄金为本位。逐步减少向外国的借款,甚至最后不再向外国借款。禁止外汇自由,防止将私人财产转移到国外。同时在贸易时尽可能采用中国元结算,或者干脆以物易物。在国际货币制度还是金本位的前提下,这种办法可以最大限度地为本国积累财富。
在军事上,未来的战争是属于训练有素的职业军人的,因此,中国为了在这个弱肉强食的世界上生存下去,必须有一支强大的国防力量。徐天宝认为,要承担起这个重任,这支军队必须具有以下几项特性:必须是快速反应部队,依靠交通工具实现快速运输;必须装备先进的武器;必须建立完整的后勤体系,随时为军队输送需要的一切;后备军事力量不经过预备役训练期就可以直接上战场。
为此,徐天宝队国防军再一次进行了改变,取消了“旅”的编制,师部直接管理团部,编制指挥更加灵活;徐天宝认为人才是军队的核心所在,所以对军事教育制度也进行了一些调整,每个省都设有至少两所初级军校,每年挑选其中成绩优秀者送入东北和保定军校深造,而徐天宝自己则出任这些军校的校长。与之配套的,还有积极的财政政策,振华集团每年的收入也有大部分被投入到国家财政中,主要用于矿山、石油、水力、电力、大型工厂等基础设施建设。
中央政令不断发布,各路军阀表示服从中央的通电也在一份份的发布,新疆都督杨增新、安徽都督倪嗣冲,上海镇守使郑汝成,广东都督龙济光,江西都督李纯,湖南都督汤芗铭,福建都督刘冠雄、云南都督唐继尧、广西都督陆荣廷等纷纷通电表示拥护,随后冯国璋和雷震春也接受了江苏、浙江两地咨议局的决议,出任江苏都督和浙江都督,并旋即通电表示拥护徐天宝。
1913年10月,原本在云南的蔡锷被袁世凯调到北京,任经界局督办。徐天宝夺取北京之后,给蔡锷的新任命是新兵训练营总办。蔡锷不知道是故意还是无意,他请了一个长假,说是要回云南老家省亲。徐天宝准了假,还派人在蔡锷临行前送来了一些西药,其中就有磺胺,嘱咐蔡锷要定时服用。
蔡锷领了假期却没有真的会云南,而是坐上火车,沿着京沈铁路去了沈阳。他要亲眼看看,徐天宝和袁世凯到底有什么不同。
初到沈阳的第一印象就是路宽车多,沈阳街道平整宽敞,而且路面很干净。街道上的行人秩序井然。沈阳街道上汽车和脚踏车众多,比北京还多。两种车辆各自在花了线的街道上行驶,南来北往,并行不悖。蔡锷还发现沈阳街道上每逢一个十字路口,都有一个指挥交通的岗亭,四面挂着红黄绿三色灯。蔡锷觉得煞是新鲜,一问周围人,才知道这叫交通信号灯,红灯停,绿灯行,是写进了小学课本的,即便小童也倒背如流。
蔡锷的第二个印象就是沈阳学生的精气神,就外形而言,东北人本来身材就高大,而且提个普遍都结实,这没什么稀奇的。但是蔡锷从他们的言谈举止之中,分明看到了自己年轻时的模样,那时候的自己,一腔热血,一心就想学了本领救国救民。
“为了中华之崛起而读书!”蔡锷在每一所学校门口都能看到这样的巨型标语。
蔡锷似乎开始明白了什么,他摇了摇头,继续在沈阳城内到处转悠。三天之后,蔡锷提前消假,立刻到着手新兵训练工作。
情报科的人立刻把这一事情上报徐天宝,三天时间哪里能够往返云南?其中一定有诈。徐天宝到只是笑笑,说道:“入彀矣。”随即将文件圈阅,示意不必再查。
时间一晃就到了3月,列强有关新政府的承认问题还悬而未决,只有德国和美国两个国家承认了新政权,英法意日俄都是含糊其辞。徐天宝忍不住了,他直接以大总统的名义约见朱尔典。
朱尔典一身西服,头戴高高的礼帽,手拿文明棍来到大总统办公室。一进办公室,就见到对门的墙壁上挂着一幅巨大的欧洲地图,而徐天宝正聚精会神地看着那副巨大的地图。
“徐先生~!”朱尔典说道
徐天宝转过身来,向朱尔典微微一笑,说道:“公使先生,欧洲上空战云密布,大战一触即发,我是请你来讨论我国是加入同盟国,还是协约国!”
朱尔典一怔,随即笑道:“我不太明白您的意思。欧洲现在一片和平。”
“哦?真的吗?”徐天宝笑了笑,又转身看着欧洲地图,说道:“世界已经瓜分殆尽了,但是后起资本主义国家,比如德国,其资本剧烈膨胀,要求殖民地,但世界已被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瓜分完毕,因此必须寻找市场以适应资本扩张的需要。而老派资本主义国家又不愿意让出已有的殖民地和势力范围。因此,这种不平衡必然要被打破,战争自然成为解决的这一问题的手段。其次,资本主义国家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和国内矛盾的尖锐化也使帝国主义各国统治不稳,各国纷纷扩军备战、寻找同盟,企图通过对外发动侵略战争来缓和国内阶级矛盾。在这种原因下爆发了诸多的局部冲突如:在法德之间为争夺摩洛哥而爆发了两次摩洛哥危机、奥匈与俄罗斯之间为了各自在巴尔干半岛的利益而爆发的波斯尼亚危机、巴尔干诸国为了各自的独立和利益而爆发的两次巴尔干危机、意大利与土耳其之间为了各自在北非的利益而爆发的意土战争等等。这不都是大规模战争的预兆吗?”
朱尔典内心很吃惊,这个新的中国统治者果然不简单。他笑道:“我不这么认为,这只是一些国家之间的小矛盾而已。”
“不小小看这些小小的火星,它们会把整个欧洲都点燃的!”徐天宝说道:“眼下极端民族主义在欧洲泛滥,如在巴尔干地区泛斯拉夫主义和大塞尔维亚主义盛行,在法国是复仇主义盛行,在德国则是泛日耳曼主义盛行,这些极端的民族主义使得欧洲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火药桶,任何的风吹草动,都有演变为世界大战的可能。德国和奥匈结盟,英法又和沙俄结盟。沙俄视巴尔干为禁脔,奥匈和沙俄在巴尔干有巨大的利益冲突,一旦俄国和奥匈开展,英法德三国能置身事外吗?”
朱尔典暮然不语
徐天宝又说道:“在争夺殖民地与势力范围方面,除了在西南非、东非、中国山东等地区德国与英国发生冲突外,更重要是在巴尔干与西亚地区。从19世纪末,德国积极开展修筑一条从柏林经君士坦丁堡到伊拉克的巴格达的铁路的活动。这条铁路穿过巴尔干半岛、小亚细亚到达波斯湾,不仅德国可以获得经济利益,更重要的是德国开辟了一条到达亚洲波斯湾的快速通道。出了波斯湾就进入印度洋和太平洋,这对英国在印度与远东的利益带来巨大威胁,这也是贵国无法忍受的吧?”
朱尔典忍不住了,说道:“好吧,我承认阁下分析的很有道理,用贵国的俗语叫做头头是道。但是,仅仅以这种分析就想换来大英帝国对新政权的承认,是不是太天真了?”
305终于承认了
徐天宝想了想,还是决定给朱尔典更大的震撼,他笑道:“1905年俄国在遥远的战场上败于日本人之手,它在军事上的积弱无能已公诸天下,欧洲因之失去平衡。所有各国政府都在同一瞬间突然意识到,不论哪一国政府,如果有心要趁此时机开启战端,法国势必要在一无盟国的情况下单独作战。据我所知,英法两国早在1905年就开始制定对德国作战的计划,叫做十七号计划,而到了1914年春天,法英两国总参谋部的联合计划大功告成,每一个营最后的宿营地,甚至每一个营要上哪儿去喝咖啡都已计划停当。需要调拨的法国火车车厢的数目,口译人员的指派,密码的准备,军马饲料的征集,这些事项,或者已经安排妥当,或者可望于7月底前完成。威尔逊和他的参谋人员不断和法国人互通消息一事,是必须严格保密的。一切有关两国总参谋部称之为W计划的工作,即关于远征军行动计划的工作,都是在极端保密的情况下完成的,接触这一机密的仅限于六名军官,甚至连打字、归档以及一般文书工作都由他们担任。”
朱尔典的鬓角开始冒汗了,这些是高度的军事机密,自己都没听说,但是对方说的有鼻子有眼,不像是信口胡编的,难道说中国的情报工作这么高效率?
徐天宝拿起一根长棒,敲打着地图上沙俄的部分,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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