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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郎织女天仙配-第12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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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宋军姚平仲部攻陷台州仙居境义军据点招贤（今浙江临海西）等四十多峒。方五相公、方七佛部义军接连失利。六月，仙居义军吕师囊转移至黄岩，宋军折可存部自三界镇追击。义军扼守断头山。宋军以轻兵从山后偷袭，义军战败，吕师囊等三十多名首领牺牲。七月，俞道安部义军从乐清攻打温州，战斗三十多天，不下，转入处州境。十月，俞道安在永康县山区被宋军包围，英勇战死。此后，义军余众在各地继续坚持战斗，直到宣和四年三月，才完全被宋军镇压下去。这场战乱给两浙路人口带来重大损失（“凡破六州、五十二县，戕平民二百万。所掠妇女，自贼洞逃出，裸而缢于林中者，相望百馀里。”（《续资治通鉴》））。
方腊起义并不是什么传说，而是有着文献记载的。
宋宣和二年（1120），古威坪（当时称永平镇，也称万年镇）北隅渴村佣工出身的方腊在帮源又揭竿而起，不旬日，聚众数万，从者如云，攻城夺池，自号圣公，建元“永乐”。威震东南，攻占六州五十二县，动摇了大宋王朝。《宋史》卷四六八页“童贯附方腊传”载：“方腊者，睦州青溪人也，世居县喝村。”淳安历代古志都记方腊是喝村人。《续纂淳安县志》载：“方腊世居县西喝村，托左道以惑众，初唐永徽中，睦州女子陈硕真反，自称文佳皇帝，故其地有天子基、万年楼。腊益得此凭借以自信，县境梓桐、帮源、青溪诸洞皆落山谷幽险处。民物繁黔，有漆褚杉材之饶，富商巨贾多往来。是时关中困于朱酌花石之扰，比屋致怨，腊因民不忍，阴聚贫乏游手之徒，宣和二年十月起为乱，自号圣公，建元永乐”方腊起义似乎是陈硕真起义的延续，两地皆在威坪周边，相距10余公里，这恰恰说明淳西威坪人不畏强权，敢于斗争的人文精神。关于起义始末，很多书籍都有记载，怒不赘述。这里只据古淳安县志和其他志书上及淳安西乡方姓宗谱上记载的有关资料，说些方腊起义鲜为人知的史实。关于喝村（今威坪新镇所在地），《宋史》及淳安和周边县如开化县志都清楚记述方腊世居揭村。而且，历代县志都将“喝村”作为全县最重要的村落记载，明《嘉靖淳安县志》在“坊乡”篇中专门单独记述了渴村而且仙翁马上一指，遂成石竭，以名喝村，复立庙以祀仙翁。并在“古迹篇”中记下，揭村有方储兄弟济、俨二人为奸相**谗害而自划形成的血湖。这些记载，说明喝村地位之重要，原是最早南迁淳安的方储及兄弟活动的地方，方储是东汉名臣，也是淳安第一位顶礼膜拜的人物。喝村又是方腊的世居地，所以竭村之名，古县志重点记载。至1960年沦湮新安江水库，竭村方家弄还有个方氏祠堂—和睦堂。《方氏宗谱》也载有方储子孙在这一地方繁衍生息。对于这样一个彪炳史册的英雄地，水库可以沦湮，但历史不应湮没。再说说方腊怒杀方有常的史实细节。淳安威坪地区有各种方姓宗谱，都记述方腊起事是“首屠公（指有常，或指方庚）家而起”。“方氏会宋统谱”卷十二记：“有常，字奋发，邑人方腊向佣于家。宣和初。腊得妖书。借以倡乱，因令次子世熊首于县太尹，陈公光不察，反坐诬系世熊于狱。腊党即杀其家人四十余口，惟第三子及其孙文忠、文毅（世熊子，当时年仅六岁）并在狱之世熊得免。方腊怒杀方有常家42口，还不解恨，可能当时人多势众，有一种狂热的野蛮劲，还将方有常祖墓挖掘毁尸，《方氏族谱》中的“迁来太祖坟墓地于后”详尽记述了这件事之始末：“讳桂墓在富仓山脚”祖墓共十三穴。俱被方腊因铲人事理今被掘尽，有刻名镂字为记者。毁没无存，可证诸墓在帮源溪东溪西两岸。将一十三穴内骨殖掘起人于粪池中浸一日一夜，用粪构泼于地上，用白炭火将骨殖尽数炼化，而灰烬将竹筒盛之。于山上撒去，风散无踪，仅存骆安人（方有常妻）家堆无结砌陷于古墓，并居士讳世隆（有常长子）家堆亦无碑石题名，现在子孙可照今具来历查照无差。”方腊此举，也可谓是很有“革命彻底性”吧。从此举可以知道方腊和方有常决不是本家，方腊也决不会和方有常同村居住，他只不过是一个外来的佣工。如果方腊和有常同祖，敢挖自己五代祖坟吗？这个“桂”是淳安威坪桂林方氏鼻祖（《桂林方氏宗谱》卷一称：“鼻祖桂公”），所以方腊决不是桂林方氏，而是距方有常家有30多里地的渴村方姓人，是方姓另一支派。“方在东南为一大族，居睦欺间尤盛枝分派别蔓延天下”（方氏族谱序）但方腊是犯上作乱的寇盗，是方姓的异类，起义失败后四处逃亡，很难找到方腊家谱。倒是有幸看到一部手抄的《山郭谱》，其序文中隐隐约约讲到：“传至储公，镇守河南，位在开封，生钦阁老，段赐仙翁，夫人王氏，三子位尊，真应祖庙（供奉方储的仙翁庙；明县志载方储在竭村马上一指遂为喝，后建仙翁庙以祀），族表大功至应细公，时衰命赛，有始无终。因出方赖，无德无功，大逆犯上，遂矢彝伦，无辜连累，避难逃生，移寓昌溪，未迁正龙，安居陋巷，天不灭根，流芳拾世，传至兴宗，迁于红飞，不得兴隆，单传七代，至庆老公，数奇落魄，负载为生，明末清初，迁居山峰。”方腊后代四处逃亡，颠沛流离之情状，可见一斑。谱中提到的“方赖”，应该就是方腊。据《续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一四一记，“方腊又名方十三”（有国家一级文物方腊起义刻石为证），传说是癫痢头，腊、瘌、赖三字同音。这里说“大逆犯上，遂矢彝伦”，无疑是指方腊，由于方腊造反，使其近亲“无辜连累，避难逃生”。所以方腊世居地竭村虽有个方家弄，但很少有方腊后人了。谱a中说的“至庆老公”也无从查找。村中侥幸逃出的，如果有方腊后代，也很难认祖归宗上正谱，所以至今没有发现方腊这支派的后人。
关于方腊，也是有着传说一般的故事。
据说。当初，方腊出生时就多次出现怪诞反常的现象。有一天，方腊对着小溪自照身影，竟看到自己穿戴着象帝王一样的衣冠，从此自以为很了不起，就假托邪道来蛊惑人们。青溪县境内的梓桐洞、帮源洞等都坐落在山谷幽深险要的地方，人口密集，物产繁多，有漆树、楮树、松树、杉捌的丰富出产，商人很多，象车的辐条凑集在车毂上一样聚集在这一带。方腊家有漆园，朝廷设立的造作局经常残酷地榨取漆园的出产，方腊心中怨恨却不敢发泄。正遇上朝廷搜刮奇花异石的侵扰，方腊就乘着百姓忍受不了这种侵扰的机会，秘密吸收贫穷而又无正当职业的人。救济并结交他们。众人的心已经归附之后，方腊就宰牛滤酒，召集一百多个特别恶劣的年轻人聚会宴饮。依次斟了几遍酒后，方腊起身说：“普天下国家内部关系和家庭内部关系，本来同是一个道理。现在儿子、弟弟耕田织布，一年到头劳累辛苦，略微有点粮食布帛，父亲、哥哥全拿去挥霍浪费了；稍不如意，还要拿鞭子竹板抽打，残酷虐待。折磨到死也毫不怜悯。对于你们来说。能甘心忍受吗？”大家都说：“不能！”方腊说：“挥霍浪费剩下的，又全部把它拿去奉献给仇人。仇人依靠我们的物资变得越来越富足，反而侵夺欺侮我们，父兄就让子弟去对付他们。子弟的力量支持不了。那么谴责惩罚无所不至。然而每年奉献给仇人的东西从来不会因为受了仇人的侵侮而免去，对此你们能安心忍受吗？”大家都说：“哪有这种道理？”方腊流着眼泪说：“现在赋税和劳役这样繁重，官吏掠夺勒索，农业和养蚕业所得不够满足需要，我们这些人所赖以活命的只是漆楮竹木罢了，又被官府用各种名目的赋税科条全部征取去了，不留一点儿。上天生下百姓，给他们设置官吏，本是用来养育百姓的。官府竟凶恶残暴到这种地步！天意和人心，能不怨怒吗？而且歌舞女色、狗马游猎、营造宫囿、祭祀鬼神、扩充军备，搜罗奇花异石等挥霍之外，每年贿赂西边北边两大仇敌的银绢要用百万数字来计算，这些都是我们东南百姓的脂膏和血汗啊。两大仇敌得到这些财宝。更加轻视我们，年年侵扰不止。朝廷给仇敌的奉献从不敢废除，执政者们还认为这是安定边疆的长远策略呢。唯独我们百姓一年到头辛苦劳累，妻子儿女受冻挨饿，想吃一天饱饭也不能够，大家看应该怎么办呢？”大家都愤愤不平地说：“听从您的吩咐！”方腊说：“三十年来，元老旧臣降职的降职，死的死，几乎没剩下的，现在当权的都是些卑劣龌龊、奸邪谄媚的家伙，只知道用歌舞女色、营造宫室花园来迷乱蛊惑皇上罢了，国家大事完全不关心。京城以外的地方官吏，也都贪污奢侈成风，不把地方上的政事当作重要问题来考虑。东南百姓被剥削所苦已经很久了！近年来花石纲的侵扰，特别不能令人忍受。各位如果能主持正义发动起义，全国各地必定闻风响应；十来天的工夫，就可聚众万人。地方官吏听到这一情况，一定会进行招抚，和我们商谈，不便于马上向朝廷申报上奏。我们用计策牵制他们，拖上一两个月，江南各郡可以一举攻下来。朝廷接到申奏后，也不能即刻决策发兵，预计拖拖拉拉，会集商议，也需要一个多月时间；调集训练军队和调拔粮饷，没有半年不可，这样我们起兵前后已经一年了。这时局势应已基本确定，不用担心了。况且对西边北边的外敌的钱币进贡每年有上百万，朝廷军政费用每年达十万，这些钱财大多出自东南地区；我们已经占有了江南地区，朝廷必将残酷地向中原地区榨取。中原百姓忍受不了，必定会起来反抗。西边北边的外敌知道了，也将会乘机进攻。朝廷受到内外夹击，即使有伊尹和吕尚这样的谋臣，也不能为他们想出什么办法来的。我们只要以长江为界，守住江南，减轻劳役，减免赋税，使百姓人力物力得到恢复和发展，天下四方哪个不会恭恭敬敬地来朝拜我们？十年之内，终将统一天下了。如果不这样，就只有白白地死在贪官的手里罢了。请诸位好好谋划这件事吧！”大家都说：“好！”于是方腊部署他的部众一千余人，以讨伐朱勔为号召，见到官吏及其爪牙全都杀掉。百姓正苦于官吏掠夺勒索，果然到处响应。几天之内，就聚集了十万人，很快接连攻陷几十座州县，部众发展到近百万，全国大为震动。
第二百七十六章元末农民起义
甚至于元末农民起义同样有着道家的影子。
元末农民起义是指元顺帝至正十一年至至正二十七年（1351—1367年）九月，中国元朝农民进行的反抗并推翻元封建王朝的武装斗争。朱元璋趁元军疲于对付北方红巾军，无暇南顾之机，采取一系列有效措施，逐渐发展壮大起来。采取先西后东，先强后弱的战略，在具体作战中，稳步推进，集中优势兵力，先剪枝叶，然后动摇其根本，从而削平群雄统一了江南，为北上灭元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和军事基础。
武宗（1308—1311年）以后，历仁宗（1312—1320年）、英宗（1321—1323年）以至泰定帝（1324—1328年），元朝的政治日趋腐朽。从武宗至大元年（1308年）至顺帝元统元年（1333年）二十五年间，换了八个皇帝。由于争夺帝位，蒙古贵族之间长期相互倾轧，往往演成内战。比如元英宗时的“南坡之变”，文宗时的“天历之变”等。这时，国家军政大权已经转移到握有实力的蒙古大臣之手。元朝后期，土地高度集中，蒙古贵族已完全成为封建的大地主，各自占有大量的田土。元泰定帝也先帖木儿在其即位以前，曾献给朝廷七千顷土地，元顺帝时，公主奴伦陪嫁的土地由朝廷转拨给大臣伯颜的也有五千顷。献纳和拨给的土地尚如此之多，占田的实际数量当然更多。元朝皇帝为了笼络蒙古王公，一登帝位，就把金银和田土分赐给他们。元世祖时，政府赐给大臣田一次不过百顷，以后增至千顷、万顷。以前赐田多在北方，后来更转向江南大部分如苏州等膏腴之区了。 蒙古贵族把从农民那里收夺来的土地，再以苛刻的条件租给农民，用租佃的方法进行剥削。元武宗时，“近幸”为人请田一千二百三十顷。 每年收租五十万石，平均每亩要收四石，这样苛重的剥削，必然要陷农民于死地。淮南王的家人也在扬州广占田土，时常派人纵骑至各乡“索债征租，驱迫农民，剽掠麦禾”。元文宗时，大臣燕帖木儿请求皇帝把苏州一带的官田包租给他的兄弟和女婿，再由他们转租给农民。汉族地主兼并之风与日俱增。福建崇安县有田税人户共四百五十家，纳粮六千石。其中五十大家即纳粮五千石。占全县纳税户九分之一的地主大户。竟占有六分之五的土地。在江南地区，田主除向佃户征租外，还随意向佃户征收丝料，勒派附加粮。甚至迫使佃户代服差徭。有的地主还用飞洒、诡寄等办法躲避差役，赋役不均的现象非常严重，其结果是“大家收谷岁至数百万斛，而小民皆无葢藏”＇。在北方地区，由于赋役不均，也是“富者愈富，贫者愈贫。
在最高统治集团中，奢侈腐化成为风气。蒙古皇室和元朝政府把每年搜括来的民脂民膏，大部分用于无节制的岁赐和“做佛事”。武宗时。政府年入钞二百八十万锭，但他即位不到一年就用掉八百二十余万锭。仁宗即位后支出更达二千万锭，其中大部分用在赏赐蒙古贵族。＇武宗时，用在敬神、修寺等宗教活动上的开支，一度高达政府全部收入的三分之二。据仁宗延祐四年（1317年）宣徽院统计。仅供佛饮食一项，该年共用面四十三万九千五百斤，油七万九千斤，蜜二万七千三百斤，每日宰羊至万头。英宗以后诸帝更是贪财好货，掠夺无厌。在这种情况下，财政经常支绌，以致“朝廷未尝有一日之储”。元朝统治者要弥补亏空，只有加重税收，滥发纸币，而人民所受的剥削也愈重。
众所周知元代时钞法大兴，中统、至正、至大等钞均是通货，又加上滥发钞票也就是不顾市场需求量而印钞票；除此以外，因为滥加赏赐，国家财政入不敷出，只好动用钞本（用来稳定币价的，也就是说百姓可拿着钞票去兑换等量足值的金银铜等本位货币，没有钞本就无法保证币值稳定），造成币值急速下降，以致通货膨胀严重。
元朝末期，贪污剥削愈来愈严重。政府卖官鬻爵，贿赂公行。官吏敛括 的花样无奇不有。“所属始参曰拜见钱，无事白要曰撒花钱，逢节曰追节钱， 生辰曰生日钱，管事而索曰常例钱，送迎曰人情钱，勾追曰赍发钱，论诉曰公事钱。觅得钱多曰得手，除得州美曰好地分，补得职近曰好窠窟”，甚至连肃政廉访官吏也是“所至州县，各带库子检钞称银，殆同市道”。到了元顺帝（元惠宗）时，一切**现象达到极点，蒙古贵族和喇嘛僧的跋扈，官吏的贪污，地主豪强的专横，与日俱增。以顺帝为首的蒙古皇室，也是“丑声秽行，著闻于外”。元朝的统治已经走上了崩溃的道路。
和残酷的贪污剥削平行，又接连出现严重的天灾。元统元年（1333年）京畿大雨，饥民达四十余万。二年江浙被灾，饥民多至五十九万，至元（后）三年（1337年），江浙又灾，饥民四十余万。至正四年（1344年）黄河连决三次，饥民遍野。在天灾人祸的迫害下，农民成群地离开土地，武装起义相继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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