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家族-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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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却认为并非小事。著名的英国在华船商之妻阿德波德·立德（世称立德夫人）在她的《李鸿章的生平和时代》里；曾写到一段与李氏父子见面的故事；很能说明他们父子俩在某些观念上的不同。　时为甲午战败之后；李鸿章在一片声讨声中被赶出京城；外放广州当两广总督。立德夫人不是个平庸的商人之妻；而是个极其热情而执著的社会活动家；她曾多次参加救济灾民的募捐；非常同情晚清妇女的“三寸金莲”之苦；发起成立了“天足会”；并以四处活动、组织集会和散发宣传品的方式到处宣传；力图劝说中国女人抛弃裹小脚的陋习。她从武汉到上海；再转辗香港、广州（她的丈夫是位船商；她的出行该不会太费事；但花费了大量的精力和钱财）；想不到那些裹脚的妇女苦头吃足；但自己做不了自己的主；一些地方基层官员也反映冷淡。为此；她想“从领导抓起”；想拜见一次极有名望的两广总督大人李鸿章；想利用他的支持和影响广为宣传。　　　　　
　　　　谁知即便是外国人；要见总督大人也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最后还是李经方从中帮了忙；才如愿以偿的。她先是找英国驻华总领事；请其代为引见；或者为引见帮帮忙。不料总领事说：“不行；中国总督不可能接见一个女人；这是一件有关礼节的事情。不用说我帮不了忙；连提起都没有必要。”立德夫人没有罢休；转而又请在香港的意大利总领事帮忙。意大利领事给她出了个好主意；介绍她走迂回路线———先给总督大人的儿子李经方写封信；再由李经方安排去见李鸿章。结果此招果真灵验；让我们看到了一段极富戏剧性的总督接见外宾的细节。　　　　　
　　　　李经方的确很有本领；善于在关键时刻“捣浆糊”；让他父亲微笑地接见了一个他很不情愿见的外国女人。　立德夫人写道：“我给李大人（李经方）写了信；说李鸿章对于废除裹脚的赞同；定会大大地推进废除裹足运动的进程。如果星期天李总督有空；请他安排此事。届时；一位德高望重的美国女医生将与我一同前往；再晚我就要去外地了。　　　　
　　　　李大人很快就作了答复；定出了日子和钟点。”　讲到进广州两广总督府时，立德夫人写道：“坐在漏雨的轿子里；我和玛丽·富尔顿大夫前往李鸿章的官邸；在曲折的街道中足足穿行了一个小时才到李鸿章的衙门。我在中国住了这么多年；进官宅还是第一次。现在身上又冷又湿；等着被接见；还真紧张。一开始；富尔顿大夫就说这衙门一定又脏又乱；破败不堪。看来她的话应验了；不过我想；天气好的话；重重大门后的内宅一定会富丽堂皇。　“一会儿；有人将我们领进厢房；同两位翻译———李大人和马可大夫会合。　　　　
　　　　我们进厢房前路过的一个房间；里面躺着个全身盖着毛皮；瑟瑟发抖的官员。不久；李鸿章就派人传话说他要见我们。眼前是条长长的走廊；两边是很宽敞的院子；右边有个拴满马的马棚。穿过长廊；在接待室门口我们见到了李鸿章。他身材魁梧；有六英尺高；镶着貂皮的长袍一直拖到脚上；黑貂皮帽子镶着钻石；手上套着钻戒。钻戒和貂皮是富尔顿大夫———我的传教士朋友后来告诉我的；以美国人对钻石和貂皮的敏感；她一眼就注意到了。我只注意到了他欧洲人一般的高大身材和犀利的目光。他很和蔼地招呼我们在屋中央一张圆桌旁坐下。这位老人自己有一张铺了垫子的扶手椅；一个随从在旁边扶着他起坐。李大人（李经方）坐在李鸿章对面；我和富尔顿大夫坐在李鸿章左边。马可大夫在李鸿章右手靠后的地方放了张椅子。墙边立着一排男仆；这些男仆是中国街谈巷议的消息来源；最重要的国家机密常通过他们泄露出去；街上的闲人得到这些消息比外交官还快。　“我力图排除任何偏见（可能做不到）；但我不得不承认；李鸿章此前可能从没接见过一位对他的过去持坏印象的人。　　　　
　　　　几分钟后；他的谈笑风生就消除了我的戒备。他总是极力避开裹足———我此行要与他讨论的话题。还没提到裹脚；他就问起我丈夫；说见过我丈夫；还谈起他们见面时说过什么话；并略带微笑地问我那次会谈的结果。他说长江水流很急；船在三峡一定会遇到不少麻烦。我壮着胆子告诉他；我丈夫已经把汽船开到了重庆；当时我是船上惟一的欧洲人。‘你真有勇气！’李鸿章说。我答道：‘见总督大人需要更大的勇气。’这样；我让他收回了话锋；并说明了此行的目的。　“‘不；我不喜欢小孩子因为裹脚而哇哇地哭；’这位和善的总督嘴里嘟哝着，‘可我从没听过她们哭。’我告诉他；他兄弟的家人；也是他的亲戚中；有许多人已经不裹脚了。　　　　
　　　　他不信；所以我又斗胆提出他母亲。‘噢；她年龄大了；不裹脚了；’李鸿章说道；‘我想李家的女人都裹过脚。’我有些泄气；年轻一代是不裹脚的；我不想与这位大人物在家庭琐事上过多地纠缠。　“这时候李大人（李经方）很有礼貌地插话道：‘我告诉你；有个人过去没有；将来也不会裹脚；是我的小女儿。’李鸿章显然认为假装没听见这话更合适；他接着说：‘你想让我叫全国的女人都不裹脚？不；现在我没那么大的权力。全中国的女人能穿同一双鞋吗？不能。你想让我像张之洞那样给你写点东西？好；你知道；那我得写篇文章了；’他笑了笑；嘟哝着说，‘我不善写文章；现在老了；更写不动了。’　“我灵机一动；能让他在我的扇子上写些东西；也算是对废除裹足运动的认可呀！他同意了。没有人帮助的话；这位善良的老人已经不能自己起立了。他年事已高；身材高大；两个仆人扶他到书桌前为我题词。　　　　
　　　　此后每次集会上；他的题词都被展示过；确实极有分量。李大人（李经方）很不情愿地指出我的企图；说他父亲年纪大了；很忙；如果能写的话；是会为我多写几句的。听了这话；我们知道该告辞了；但总督让我们等一下；他要送富尔顿大夫的医院一百块大洋；并坚持要她收下。仔细询问了医院后；趁仆人拿钱的功夫；他又详细地审阅了富尔顿大夫的捐助名单。然后转向我；说：‘你知道；如果你让妇女都不裹脚；她们会变得很强壮；男人已经很强壮了；他们会推翻朝廷的。’后来；在琢磨他为什么能消除我对他的戒备甚至厌恶时；我经常会想起他的这句预言。　“李鸿章在这样的年龄上思维还如此敏锐；在任何一个民族中都应算是很有才华的人；何况他还是中国人。　　　　
　　　　有些话题他不愿意触及；可一旦不得不谈；就表现出惊人的坦率。拉·布赫叶说；对自己不愿回答的问题；这种态度是相当正确和高明的。很明显；李鸿章身上地地道道地体现出了中国人对舌战的喜爱；还能不失时机地来个玩笑。他说话极具感染力；这一点每个与他交谈过的人都毫不怀疑。我想；失去这样一个得力助手；慈禧一定很遗憾。她一定很遗憾；他们之间居然发生了不愉快的事情。有这样一个仪容伟岸；极富个性的人在身边；作为一个女人；慈禧太后一定会更有安全感”　由此可知；李经方起码在废除妇女裹脚的问题上；比其父要开明得多。据李经方的外孙刘绳曾（陆军部队的离休干部）说；她的母亲李国华（即李经方的小女儿）的确没有裹脚；是个开放型的现代女性。　　　　
　　　　然而；总督李鸿章既然内心并不赞成女人放脚；却仍然为立德夫人书写了扇面；可见其“外交”上的灵活性是充分的。　相比之下；李鸿章对这次大不情愿的会见；与其说是关注立德夫人；还不如说是更关注为医院捐款和医院的建设（把这两个外国女人安排在一起接见；很有可能就是李经方的策略；如果仅仅一个立德夫人；李鸿章可能根本不想接见）。他把立德夫人当成小女孩应付应付；而对医院建设倒是倾注了感情。以他的老马识途；可能早在心里犯嘀咕了：叫女人放脚是件多么了得的事！女人们脚大了胆子不也就大了吗？天下不更要大乱了吗？何况女人强大了还会加入推翻清廷的行列！在他心目中；除了清廷还是朝廷！这就不能不是李鸿章的悲哀了。但是他预料的也不能算错；中国女人的裹脚布；的确不容易丢开；直到他去世数十年后才被真正抛弃。

第23节　无意之中发洋财

　　　　辛亥革命前夕；李经方已看出清王朝的气数已尽；曾多次对他的同乡；亦是他的学生（他创办的庐州中学的学生）鲁望岩说：“大清朝一定要亡了；光复之日可待矣！”这个“光复”即指汉人掌权。同时又劝他：“不要做官；要教育救国、实业救国。”但是辛亥革命一旦真的到来；身为清廷旧僚的李大公子；又念起皇家的世代恩典来；似乎放不下架子去食“周粟”。而革命党对他也有看法：这个当年的“割台大臣”是存心卖国的；怎么会真正革命？于是他只能跑到上海；躲进租界当寓公。　　　　　
　　　　事实上李鸿章一死；他已是李氏家族的掌门人。辛亥革命后他一度居上海；李家的各房各户、老老少少就都到了上海。李家的每一房都是连亲带故、拖家带口的；着实为上海的租界增加了不少人口。　那时李家大房李瀚章的后代住在虹口和闸北一带；三房李经羲、李国松他们住在跑马厅以西的威海卫路；老四房最初也住在虹口；住余杭路；后来搬到小沙度路；老五房厉害；他们一开始就打入静安寺路；占据了静安寺路同孚路路口以及现在吴江路的一大片房地产；直到现在；老五房还有后代住在那里。　　　　
　　　　老六房的人住得比较分散；大致是现在长宁区的范围。老二房有三兄弟；李经述的后代在威海卫路升平街；李经迈在华山路；向西发展；他李经方就安家在北站附近的安而近路（今安庆路）。后来他的妻弟刘晦之一家也到了上海；就借他家的房子住。辛亥革命后正是上海房价大涨的时候；政局一动荡；江南数省的地主豪绅都想方设法往上海租界里钻；出租房屋正是有利可图的生意。李经方乐得关起门来当他的寓公。　但他当寓公也是不得消停的；常有老朋友有事相求。以他的身份和影响；他总是帮忙的；如为盛宣怀家族主持清理遗产；为亲戚周紫珊等写悼辞；为清廷旧僚的破落子弟借钱作担保等等。他心眼挺好；总是乐意帮人家的忙。　　　　　
　　　　然而“周粟”可以不食；人间烟火还是不能断的；他毕竟养了一大家子人———除了原配刘氏姐妹外（刘秉璋的两个女儿；大女儿过世了二女儿又娶进来）；他还有五房侧室及两房洋太太（一个英国人；一个法国人）；是真正的妻妾成群。两位洋太太原是他当外交官时的两个秘书；一个英文秘书；一个法文秘书；结果都成了他的夫人。还有儿子、女儿、孙子、管家、车夫、佣人毕竟天天要花费；坐吃山空的局面总是可怕的。他就必须另想法子弄钱。好在天时地利人和；让他于山穷水尽之时；发了两笔洋财。他仗着外语好；熟人多；了解在华洋人的心态；凭他的聪明；照准外国人的钱袋；狠狠地捞了一把。　　　　
　　　　　第一次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欧洲在打仗；一些英国商人便到东方来发展。李经方看到外国人喜欢在黄浦江边造厂、建码头和货栈；以求交通的便利；就抢先以很低的价钱；买下了几百亩位于现在老杨树浦一带的江边荒地；然后再以几十倍的价格卖给了英国人。后来英国人在那儿建起了英联船厂；还发行过股票。这让李经方大大地开心了一阵。　第二次发洋财是卖古董。李经方对藏书和古器物均有雅好；他的藏书直到现在；还曾被古籍版本目录学家提起。他的内弟刘晦之；出任中国实业银行总经理；亦是海内外知名的大收藏家；藏品以三代青铜器、甲骨龟片和藏书、藏印、藏墨为主。民国后；适逢瑞典王国的太子访问中国；并为瑞典国家博物馆收集中国文物；因瑞典王室三代人均对中国青铜器有浓厚的兴趣；于是来到中国就遍访公私藏家。此事被消息灵通的李经方知道了；便与内弟刘晦之合伙做了这笔生意。　他们各自拿出自己一部分藏品；据说还向李经羲借了三件。　　　　
　　　　瑞典太子面对一大堆绿锈斑驳的青铜器直看得眼花缭乱；赞不绝口；最后付给他们二十八万英镑；两人平分；各得一半；自是皆大欢喜。至于究竟卖掉些什么藏品；数量多少；中间还有谁经手；现在谁也讲不清了。解放后政府号召民主人士写文史资料时；就有人写到过此事；但只是讲通过广东路的某某古董商介绍卖的；具体器物仍是语焉不详；看来只有到瑞典国家博物馆里才能查清楚。刘晦之的儿子刘因生跟笔者谈起过此事；说是刘家很多人知道此事；是确有其事的。刚粉碎“四人帮”的头几年；当年瑞典王太子的孙子又来到中国访问；还提到他的祖父在上海买青铜器的事情。著名博物专家夏鼐先生也撰文讲过此事。　　　　　
　　　　李经方发洋财之后；曾感慨地对人说：“没想到我还有今天啊！”可知他原先的生活已经拮据了。发财之后；他在上海虹口置办房地产；在原先居住的爱尔近路（今老北站对面的安庆路；当时是高级住宅区）又买下一整条弄堂；大概有一百多幢房屋；自己在沿马路的地方造了一座大花园洋房。眼下那些石库门弄堂房子都已风烛残年，破破烂烂地还在；而李经方那漂亮的洋楼反倒被折掉了；盖起了摩天大厦。　除了上海的房地产外；李经方在安徽老家还有不少产业；主要在芜湖。一部分是继承了李鸿章留下来的遗产；一部分是他自己投资置办的。他在芜湖的堂号叫“李漱兰堂”。　　　　
　　　　据芜湖市房管处孔立群先生调查后撰文称：“‘李漱兰堂’曾是芜湖市房地产最大的业主；在老城外有大片土地；开路建房；客观上对芜湖的城市建设和房地产的发展作出过贡献。谈及芜湖的城市变迁和房地产业；必然要涉及‘李漱兰堂’。”（《芜湖文史资料》）可是文中具体列出的李氏所有的土地；不过几百亩地；且大多是城外荒地和滩涂之地。　　　　
　　　　城内自家居住和供出租的房屋；倒有三四百栋。　现在芜湖的长江边上靠近镇波塔的地方；还有一条华盛街的“尾巴”；当年整条华盛街上的房子都是李经方的。他还拥有芜湖利济轮船局和广业公司的不少股票；各地银行里还有几十万存款；这些财产；想必都与那两笔“洋财”大有关系。　李经方姨太太多；但儿女并不太多；只有三儿三女。长子李国焘是法国太太所生；小儿子李国烋为英国太太所生；还有个儿子李国熙；年纪不大就病逝了；有嗣子名李家骥（德之；是从老六房过继来的）。女儿是李国秀、李国华和李国芸。　　　　　
　　　　大儿子李国焘留学英国剑桥大学；学成回来在邮电部门工作；而小儿子李国烋就不争气了。他小名叫“乔治”；因其不务正业；整天寻花问柳；狂嫖滥赌；还抽鸦片烟；乡人就呼之为“小叫鬼”。1927年北伐军到上海后；国民政府声称要对清末遗老的财产实行“共产”。不知小乔治出于何故；竟然里应外合；逼迫其父交出财产。吓得李经方赶紧卖掉上海的房子逃往大连。从上海出走时；还是英国太太去找了工部局巡捕房；由英国巡捕保驾才上了船的。到了大连以后的生活；主要靠上海、芜湖、合肥等地的房租收入了。他过完八十岁生日；于1934年去世时；仍留下了不少遗产。并且在1933年就立下了遗嘱；规定了这些财产的大致分配方案。

第24节　涉及五百万英镑的遗嘱迷案（1）

　　　　此钦差大人大概不会想到；事隔半个世纪之后；他的遗嘱竟惹出件不大不小的案子来。　　　　　
　　　　那时已是20世纪80年代末了；李家老二房不仅李经方、李经述、李经迈均已去世；就连第三代的李国焘、李国熙、李国烋、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