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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家族-第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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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不是天之骄子吗？你们不是国家的栋梁吗？谁让你们进了清华就沾沾自喜的？清华的风格最看不来沾沾自喜的腔调；老师就是要打掉你们身上的傲气和骄气；让你们知道山外有山；天外有天 此后的日子是每周一小考；每月一中考；学期一大考；大家谁也不敢懈怠；总是想方设法找难题做。
同班同学中有个周光召（现任中国科学院院长）认识学校的一位助教老师；叫张伟；是钱伟长先生的助教；大家就常常去求他；向他要些题目做。那时老师一般不布置作业；可是大家倒宁肯老师布置些作业。这种学习氛围；对于一个真正想做些事业的人来说；显然是太重要了！ 那时的清华大学；大学一年级的基础课电工原理和应用力学都是最难读的课；但必须要考八十分以上才能正式读物理系；考不过的只能明年再考。那是真正的严师出高徒；所以清华的学生没有清闲的时候。 李道增就是在这样一个大环境里磨炼出来的学术尖子；他从不甘心落在人家后面；平时没有星期天；几乎也没有节假日；脑子里整天装的都是数据和推理。
数年寒窗；水木清华；他就必然出类拔萃。 两年后他转到了建筑专业；来到了梁思成先生的门下。因他从小喜欢画画；而建筑专业又是一门综合性的学问；他的物理学基础和美术爱好可以得到很好的兼顾。那时中国的建筑业正面临一个新的突破期；传统的大屋顶不时兴了；国民党时期的建筑大多像方头棺材；新中国的建筑如何体现民族的觉醒和民族的特色？这些对才二十岁出头的李道增来说；具有极大的诱惑。何况又有梁先生这样可遇而不可求的顶级名师。1952年大学毕业后；他被留校任教；先后当了梁先生的秘书兼助教、教研室主任、系副主任、系主任。在清华大学将建筑系扩建为建筑学院的时候；他担任了第一任院长。
他把专业重点；大胆地放在了过去国内很少有人涉及的剧场设计上；这是他的老师梁老先生都未曾涉足的建筑艺术范畴。 以后就是漫长的教学加运动、教学加建筑设计、教学加行政管理、教学加科学研究的繁忙岁月。他长期超负荷地工作；长期带病坚持工作；他停不下来；他那李氏血统的天性驱使他；总是在急急地向前赶路。几十年来的运动不断地干扰着他；心脏病也越来越严重地干扰着他；他都能够乐观而坦然地面对；但他心底的那个至今还没实现的梦；却在无情地撕咬着那颗学术良心；使他总也无法平静。 翻开他半个多世纪以来的著作目录、建筑设计目录、作品得奖目录；他所带的研究生、博士生的论文目录；以及他所兼任的职务的目录；无论从哪个角度上讲；他都是无可挑剔的。
他一个人肩挑了应当是许多人来肩挑的工作；付出了太多、太多。1958年；他自从国家大剧院的计划一经提出；就是这个项目设计的主持人；前后三起三落；其中每一次提出；他都是项目的带头人。其他的设计还有一长串：解放军剧院建筑设计、总政排演场建筑设计、中国儿童剧场翻新工程设计、东方艺术大厦方案设计、天桥剧场翻新建筑设计、大连经济开发区剧场、福建省大剧院方案设计、台州市文化艺术中心方案设计有的在全国竞赛中获一等奖。出版著作有《剧场建筑设计手册》、《中国会堂剧场建筑》、《国外剧场建筑图籍》、《2300剧场设计总结》、《西方戏剧、剧场史》（上下册）。尤其那部一百五十万字、文图并茂的煌煌巨著《西方戏剧、剧场史》；凝聚了他整个学术生涯的全部心血；是国内第一部跨戏剧与建筑两个学科的学术专著；填补了我国这方面的空白。
他所兼任的职务也是多得不得了；除了清华大学建筑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外；还是国务院第三、四届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建筑学会第七、八届常务理事，北京市建筑艺术委员会副主任 按说；他的学术道路还是一帆风顺的；而且；在五六十年代政治运动不断的时代；他由于工作积极肯干；万事敢挑重担；跟周围的人际关系也处理得不错；除了个别领导人；谁也看不出他是个李氏家族的“狗崽子”；因此也没有吃过太大的皮肉之苦。然而；上帝总是不愿意把所有的顺心事都送给一个人；偏偏让他怀着一个巨大的心事、一个至今尚未实现的大梦苦涩地前行！
第一次要上国家大剧院项目的时候还是在国庆十周年前夕；是周恩来总理提出来的；已被列入北京十大建筑的计划内；另外还有解放军大剧院；都是当时仅有二十八岁的年轻教师李道增领衔设计的。那时清华大学的校长是蒋南翔；调动了全校的精华全力投入这个国庆献礼的大项目；从建筑系、机械系、电机系、土木系、自动化系共抽调了三百名精兵强将。设计方案及图纸全都如期完成了；到了该破土动工的时候传来消息说；国家经费有限；目前不能上马了。不仅如此；连解放军大剧院也给拉下马了。整个北京十大建筑；别的都不拉；偏偏把李道增主持的两个项目全给拉了下来；而且；这三百人所精心配合完成的；堆得像小山似的图纸；在“十年浩劫”中；被造反派一把火烧个精光谁也闹不懂；这是怎么回事。
粉碎“四人帮”后的1990年；建造国家大剧院的项目又被提出来了；又把李道增和他的同事们的胃口大大地调动了一番；国家计委下了文件；同意这个项目的可行性报告和技术经济论证；国务院文化部专门组成了国家大剧院筹建办公室；又组织大队人马连夜上马；由清华大学、北京建筑设计院、建设部设计院共同“会攻”；李道增代表清华参加其中一个方案的设计然而这又是一个巨大的空心汤团；再次让李道增饱尝了希望和失望之苦！
1997年；国家大剧院要动真格的了；李道增在1991年的方案基础上；两个月就拿出了模型。可是这次是国际招标；最后送到中央首长办公桌上的共有三个方案；其中就有李道增的一个方案。接下来是一个漫长的论证和等待期；等待的结果是；最终选中了法国人设计的那个要花几十个亿的、把剧场全部沉入地下的、上面盖一个“大馒头”的古怪方案；只在某些具体的部分；参照了李道增的方案 不知李道增教授有没有后悔过；他当初为什么要选择这个“倒霉”的专业方向呢？ 大概这就是“屡败屡战”吧！ 当笔者小心翼翼地跟他提起国家大剧院的话题时；年过古稀的李道增教授仍是那么一往情深；那么情不自禁———那毕竟是他洒下了几十年汗水的园地啊！
第47节 屡败屡战（2）
福建铁路的开创人李道
李道 是李鸿章的玄孙，李玉良（家瑾）家的老二；是李氏家族“道”字辈中的又一杰出的科技人才。他是福建省铁路事业的开创人；福建铁路局的总工程师。近五十年来；他主持和参加了多项铁路干线的主体设计；如鹰厦铁路的勘测和设计、郑州铁路枢纽站的设计、福建铁路坑边站的设计、厦门国际港口车渡港区铁路配套的总体设计、外福线和鹰厦铁路的咽喉要冲来舟编组站的设计这些设计有的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有的为国家节约了数千万元资金；有力地促进了当地的现代化开发和建设。他的一生；留下了太多的50年代知识分子的特殊印记。
和许多中国知识分子一样；李道的设计工作一度是在一种“政治高压”下进行的；时不时地要在“运动”中摸爬滚打；反右运动中被下放过；“文革”中挨批挨斗；“扫四旧”时被抄家抄得片纸不留他是解放初1953年大学毕业后参加工作的年青人；历史清楚；白纸一张；按说任何问题都没有；问题就出在出身上；就因他是李鸿章的玄孙！ 他毕业于上海同济大学土木工程系；原本应该1954年毕业；可是新生的共和国急需建设人才；决定让他们这一届学生提前毕业；所以他1953年秋天就来到了武汉；在铁道部第四设计院工作。
那时正是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国家的重点投资都在内地；如河南、江西、湖南、湖北等地；福建因处在与台湾一水之隔的沿海前线；时时要准备打仗；大规模的建设项目排不上号；但因战备的需要；解放台湾的需要；急需要上马一条简便的军用铁路。李道一到任；就赶上了鹰厦军用铁路的勘测任务。那时专业技术人员很少；大都是从大学刚毕业的小伙子；但李道洪是同济大学毕业的学生；自然成了骨干。 福建西南部的群山处于一片蜿蜒起伏、“难于上青天”的原始生态环境。李道洪和他的同事们一手拿着老百姓上山砍柴的砍刀；一肩扛着测量标杆；在荒无人烟的大山里餐风露宿；爬山越岭；一边开路一边上山。这毕竟是一条将近一千公里的穿梭在荒山野岭里的铁路线；地质条件非常复杂；沿途遇山要钻洞；遇水要架桥；要打数十条隧道；勘测和施工均非常困难。那时海峡两岸的政治形势非常紧张；大家都感到解放台湾的战役随时都可能打响；所以上级对这条铁路的技术要求不高；但时间要求则很高；一切都要快、快、快！李道和他的同事们像上甘岭的战士一样；背着炒面袋；饿了抓一把炒面；渴了捧一把泉水；夜以继日地工作；终于以最快的速度完成了勘测设计任务。
后来解放军开来了八个师的工程兵部队；加上当地民工队和劳改队；终于在几年后建成通车。这在中外铁路建筑史上堪称奇迹；行家们说；这在解放以前是根本无法想像的。 当时的苏联专家认为；这条铁路只有军事价值而没有经济价值；所以一切只从军事需要方面考虑。尽管如此；这毕竟是福建省内的第一条铁路（原先虽然有一条建于1910年的仅二十八公路长的漳厦铁路；但在抗战时被拆掉了；所以解放初福建铁路建设仍是空白），意义就非同寻常。而且一旦火车开进了深山老林；沿海与内地之间有了这样一条大动脉；情形就大不一样了；其经济价值就明显地突现出来；当然问题也随之暴露了出来。从此；李道似与这条铁路结了缘；设计生涯中几乎有三分之一的光阴与它缠在一起。
接下来他又参加了一个全国重点项目———郑州铁路枢纽站的设计工作；因那时全国的铁路网线还很不健全；郑州站处在东西南北线的交叉点上；过往车辆堵得厉害；车站很不适用。 中央指示；郑州是我国铁路网的心脏；一定要叫它跳动起来！当时铁道部长滕代远；副部长吕正操；下决心解决郑州的问题。他们请来了苏联专家；又集中了一批技术人员；在武汉搞技术攻关；李道也是攻关组成员之一。说是要这些青年人向苏联专家学习；但是在组织听苏联专家讲课时；却不让他去参加；某些领导把听苏联专家讲课当成了一种政治荣誉；专门挑选了一些党团员去听课；出身不好的人没有份。这对李道的自尊心是个极大的刺激；他憋着一口气；不相信比不过人家；他决心一定要干得比别人更好；一定要超过他们。他给父亲写信；倾吐了自己的苦闷；也表示了自己不甘“出局”；定要做出成绩的决心；在信中还写了一个大大的“哼”字；对那种“左派”的做法表示了强烈的抗议。
他虽不能去听苏联专家的课；但可以在工作中向专家请教；专家是苏联基辅设计院的马克兰先生。马克兰还有一个助手；在实际工作中；他俩还是很讲究实际的；对有的领导提出“要无条件地服从苏联专家”的口号；他们就很有意见；他们说：“在设计上大家有什么意见和想法可以尽量提出来；因为我们没有到过现场；而你们去过现场；对实际需要更熟悉些；怎么能无条件服从我呢？”李道跟他们一起干了两年；的确受益匪浅。 事实证明；李道 是个强者。
1957年铁道部在北京审批方案时；他提出了一个修改方案；把二期工程的整个图形改变了；引起与会人员的极大兴趣；两位苏联专家也很高兴；他们认为这个改动很有实际意义；所以二期工程的最后方案实际上是按照李道的意见实施的；使郑州铁路枢纽真正起到了“结构”全局的作用。 设计得到了铁道部专家组的认可；当然是件高兴的事；可是还没等他高兴完；“反右”运动铺天盖地地兴起来了。在“大鸣大放”的时候；他提了一个建议：对于一些人；不能歧视他们；而应一视同仁；他们有他们的特长；应当尽可能地放手叫他们干工作；而不应该压制他们；不让他们发挥特长。结果领导不高兴了；认为这是有问题的言论；一道命令下来———下放劳动去！他就只好卷起铺盖；来到河南一个叫江岸的小车站；去干“李玉和”的手艺———扳道！临行时关照他；要在那儿劳动锻炼三年。
江岸小站的站长“觉悟不高”；并不歧视他；知道他有真本事；还叫他帮助搞些技术改造；注意发挥他的聪明才智；尽管每天要守十二个小时的铁轨；加上交接班，一天要工作十三个小时；但是在那个时候；大卖国贼的后代能在一个不受歧视的工作环境中工作；几乎也是一种奢望。何况干体力活儿还有粮食供应上的优势；能发给四十三斤粮票；而机关里的技术人员只有二十八斤定额口粮；那时是实行粮食计划供应。所以讲好要下放三年；李道 也认了。 但是“人怕出名猪怕壮”；李道活儿干得好；能耐大；来找的地方多；逐渐名声传出去了；周边哪个车站技术上出了问题都愿来找他解决。有一天郑州铁路局的领导来站上视察工作；看到他正在扳道岔；心疼得不得了；因为在搞郑州铁路枢纽设计时他们认识；而且相互很了解；于是决定把他借到郑州站帮助工作。这样在郑州干了半年；而武汉第四设计院领导不平衡了；说这是我们的人呀；为什么要为人家干活？不行！于是在这种情况下；再把他抽回去；提前结束了扳道岔的差事。
其实李道洪心里还真有点舍不得那份扳道工的工作；毕竟四十三斤粮食能吃饱呀；他那时正是年轻力壮、能吃能干的时候；二十八斤粮吃不饱呀！ 回到设计院已是1958年底；正是要成立福州铁路局；到处抽人的时候。而各单位为保存实力都不愿放人；逼得铁道部的总工程师到下面来挖人。有一天他在四院的走廊里碰到李道 ；问他在干什么；他说刚刚归队；没干什么。那么正好；顺手抓了个现成的；何况李道还参加过鹰厦铁路的勘测；熟悉福建情况；那就再好不过了；把总工乐得闭不拢嘴。从此李道洪在福州铁路局一干就是四十五年。
1962年蒋介石叫嚣反攻大陆时；福建铁道部门又是首当其冲地紧急备战；要保证所有战备物资的运输。铁道部来人视察了全路；认为一要花大力气整治病态路基；二要进行技术改造；两项任务要同时进行。然而任务这么紧；又面临近一千公里的铁路线；而且要在保证日常运营的情况下搞路基和技术改造；任务太重；照理说应由铁道部派大的设计院来承担此任务；但那时全国都在紧急备战；非常紧张；抽不出人来；最后只能是福州铁路局自己来；设计任务就由李道 所在的设计所担任。 局长在一次会上着急地对着李道大声喊道：“李道 ！就由你来上了！你要什么人；全省由你挑；我来给你调！这是重中之重的事情！天大的事情！我们要豁出命来上！”李道 成了项目的“总指挥”；调兵遣将；集中了一批基本素质好的、有拼搏精神的年轻人；由他带领；立马行动。结果第一次技术改造的设计一年多就完成了。铁道部来检查验收时；一位负责同志感慨地说：“一个小小的设计所；承担这样重大的任务；在全铁路系统是第一次！” 工作干得虽艰苦；但那个时代的人是以苦为乐、以苦为荣的；只要能为国家作贡献；留血流汗在所不惜。可是这样的日子也不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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