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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家族-第2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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浼杩啵坏歉鍪贝娜耸且钥辔帧⒁钥辔俚模恢灰芪易鞴毕祝涣粞骱乖谒幌А？墒钦庋娜兆右膊惶ぞ茫�1964年；“四清”运动又来了；
1966年；十年“文革”又开始了。“文革”中他自然是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被打倒在地；剥夺了工作的权利；整天开不完的批斗会；写不完的检查；还被隔离审查过；精神和身体都受到极大的摧残。但是后来一旦国家要上项目了；造反派傻眼了；只好让他出来主持技术工作。 1970年福建要建坑边站了；他刚刚被“解放”，恢复工作不久；担任了设计组的副组长；组长是军代表。为了方便使用和节约投资；他提出一个和军代表有很大不同的设计方案；当然遭到军代表的否定。别的技术人员刚刚恢复工作都是战战兢兢地过日子；对军宣队唯唯诺诺；而李道洪则不肯买什么人的面子；该怎么样就怎么样；于是引起某些人的嫉恨。好心的朋友们劝他不要坚持己见了；“识相”一点好。李道洪想：这样可不行；将来子孙后代会指着我们的脊梁骨骂的；会骂我们是败家子。他再次向军代表力陈利弊；他的方案最后终于获得通过；为国家节省了大量资金。 1975年的一天他突然接到一个电话；要他到厦门去开会。
原来是周总理对厦门的港口建设说话了：“一定要把厦门港建好！”为了开展国际贸易；国家决定要把厦门原在解放前太古洋行造的一个小码头；扩建成一个国际港口；这就需要有与港口相配套的铁路设施；要设计一个路港联动的编组站。这是世界银行贷款的项目；上级的指示是：“只能接受任务；不能讨价还价；只能干好；不能干坏。”在这个综合工程中；他担任了总体设计组的负责人。 按常规；港区铁路应在陆地选线；这样既简单又省力；又无风险。但他考虑到；厦门将来还要大发展；陆地选线占地太多；这对于寸土寸金的海岛城市来说损失太大；何况还要占用一个已废弃的旧机场。经过科学的论证后；他大胆提出了在海滩软土上选线建站、向海滩要地的方案。这个方案不仅可避免大量占地拆迁；而且建成后的路基还可以围滩造地一千八百余亩；为国家节约资金三千余万元。同时他认为；厦门现在没有国际机场；但不一定将来不需要建设国际机场；将来一旦要建国际机场；还可以利用旧机场的基地。厦门市后来的发展；正如李道预计的那样；五年后；厦门国际机场上马了；就是在李道笔下被保留下来的废机场上重建的；这一项设计又为国家节省了大量资金。1994年联合国世界银行专家组来此考察；称赞这项工程“独特新颖；别具一格；为海港区铁路配套工程设计开了个好的先例”。
1984年；国家决定上马福建水口电站；这个项目由世界银行贷款二十多个亿。这个电站的建设要淹没原有的外福铁路北段的四十公里铁道；因而这段铁路整体要改线。改线的设计和施工任务又落到李道的肩上。 世界银行的专家提出；外福线的改线工程；必须在1989年11月30日以前完成；否则将取消对水口电站二十多个亿的贷款。为此；国家计委下达了死命令；外福铁路改线投资四个亿；四年内必须全部完成。这样一来；无论是投资额还是工期；都与原先铁道部批准的计划相去甚远。为了保证工程的实施；李道和他的同事们反复研究、论证；决定更改方案；由“北—南—北”的方案改为全部走北线的方案。新的构思遭到部分同行的反对；但李道洪一旦拿稳了主意就决心动手了；况且工期实在太紧；他顾不得许多了。他向部里提交了可行性报告；立下军令状；一头投入了紧张的工作；连续三年没回家过春节。这期间；世界银行每三年来检查一次工作；每次都表示非常满意。最终他们仅用了三年零四个月的时间；全线建成通车；而且又为国家节省了一大笔投资。 在那些军令如山倒；夜以继日的日子里；他无法顾及到家庭。
他的夫人王承嫣也是高级工程师；是福州城市建设局的自来水建设工程专家。两夫妻常年奔忙在外；常常要把两个女儿托付给保姆照看。当年；他们的小女儿就要出生了；而李道洪有任务在身；他急忙把妻子送进医院；然后从医院径直奔向火车站等他在任务的间隙回到家时；女儿已经四个月了。对事业的执著；王承嫣自己也有体会；所以她很理解丈夫；尽力挑起了家庭的生活和教育孩子重担。现在他们的女儿女婿都成为学有专长的技术人员。 粉碎“四人帮”后；李道连续两届被选为福建省政协委员；还当过江西省的政协委员；并代表福建省科技界赴北京参加了全国科技大会。王兆国同志紧握着他的手说：“感谢您；李道同志；感谢您为福建人民作出的贡献！”
1989年；他从福建省的实际情况出发；提出了建设福建第二通道的设想；在南平到恒丰间再建一条铁路。现在从上海坐火车可以直达武夷山；走的就是这条铁路。 1999年；福建电视台在国庆节期间；播放了专题片《无悔人生》；记录了他那饱含酸甜苦辣的奋斗历程。
第48节 屡败屡战（3）
舞台美术专家李道善
李道善是李家老大房李瀚章的后代；即李经畲的曾孙，李国成的孙子，李家美的小儿子；现名李畅；1929年生于北京甘石桥李家大院。 可能是受了家庭的影响；他从小喜欢艺术（他家从高祖李瀚章起；几代老太爷都是戏迷；家中几乎每个人都会唱戏）；唱歌、唱戏、画画、武术等样样都来；后来竟成了终身的职业了。
抗战时他随父母到了重庆；十几岁就加入了左翼文化团体的演出活动；1945年考入国立戏剧专科学校。抗战胜利后学校搬到南京他跟到南京；解放后学校搬到北京他也跟到北京。后来该校与延安鲁艺及华北大学第三部合并为中央戏剧学院；他亦随之进入中央戏剧学院；在舞台美术系任教。 50年代；他参加了国家青年代表团出国演出；回国后重新分配工作。领导征求他本人的意见时；他认为学校艺术氛围不错；教书能发挥他的特长；就又回到系里任教。几十年来；他辛勤地耕耘在舞台美术这块还少有人涉猎的园地上；累积了丰富的教学和实践经验；著有《剧场与舞台美术》、《舞台机械》、《清代以来的北京剧场》等著作；历任讲师、副教授、教授；兼系主任和该校图书馆馆长。1954年起；还兼任中央文化部剧场建筑顾问、中国舞台美术学会副会长（发起人之一）。
粉碎“四人帮”以后；担任了国际舞台美术学会中国分会秘书长；国家投资几十个亿的大剧院项目重新上马时；他担任专家组组长。 按说；李道善干的是幕后的工作；舞台美术嘛；不怎么出头露面的；工作性质决定了就是无名英雄；何况他生性又不喜张扬；喜欢在笔头上下功夫。可是他没想到；在他二十六岁的时候；还是出了一次“大风头”；就是1957年的整风反右的时候；一不小心；竟成了北京戏剧界的第三号大右派；名字还上了《人民日报》；批判他的文章占了整整半个版面。单位里则整天大会批；小会批；甚至还搬出了他的老师欧阳予倩等老先生；来声泪俱下地“帮助”他；弄得他的名字在文艺界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了。 李道善人很活跃；性子直爽；办事一贯热心；说话据说很有鼓动性。其实他不过是在“鸣放”期间向领导提了点意见；诸如外行领导内行啦，艺术是人类共同的财富、不一定有阶级性啦，应该建立一个舞美专业的协会组织啦等等；都是大家常谈的话题；有的甚至是很好的工作建议。但是一旦你成了运动的重点对象时；那就对不起了；你说的什么话；做的什么事；就都成了别有用心的了。
又碰上李道善是个不大肯买账的脾气；满不在乎；挨完斗还去东安市场吃西餐；那思想问题就更严重了。结果七斗八斗；把他斗成了个“二级右派”。 那时右派也是分等级的（笔者实在孤陋寡闻；乃头一次听说）；一级右派是要进监狱的；二级右派要下放农村劳动“锻炼”；有的是在城市郊区；有的则发配到新疆、青海、黑龙江等边远地方；“锻炼”的时间有几年、十几年、二十几年不等；也有的一直“锻炼”到死；三级右派是留在原单位（或是调换一个工作）；一边工作一边接受思想改造；但也不轻松；不是降级就是降薪。二级右派是不允许你养家糊口的；每月只发十八元钱的个人生活费。 李道善很“幸运”地被划入“二级”；而且没有去外地；被遣往北京郊区的一个生产大队劳动“锻炼”。尽管一“锻炼”就是六年；尽管那年他只有二十六岁；尽管他有三个孩子要养活；尽管他背起铺盖卷加入劳动“锻炼”的大军时；他的妻子谢延宁正在医院里生他们的第三个孩子好在那时的右派也多；光中央戏剧学院就抓出来四五十个（据说全国有五十四万）；前往农村住集体宿舍也不算寂寞。
何况；他的大哥李道和也“幸运”地当了右派；他原本北京燕京大学新闻系毕业；在《内蒙古日报》当记者；后来在包头市师范学院当教授、外语系主任；不知说了句什么话；也成了右派。于是李道善也算“道不孤”。在农村；种地、挖沟、修水库；什么活儿都干 其实当时的上层领导中也不乏明白人；北京市长彭真就是其中一个。据说把这些年轻聪明的右派留在北京郊区劳动“锻炼”就是他的主意。他认为这些人思想上有点“毛病”；但个个都是业务尖子；弄到外地去就糟蹋了；培养一个人才不容易；何况是各行各业这么多人才；留在北京将来还好派用场。这大概是李道善之流的最大的幸运。 而更加幸运的是上帝还给了他一个聪明美丽；而且明事达理的妻子。他的妻子谢延宁也是艺术界的人士；是李道善在国立剧专时的同学；他们有共同的志趣和爱好。其实在北京演艺界谢延宁的名气原先比李道善要大；她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最早的演员之一；曾在《蔡文姬》、《武则天》、《雷雨》、《茶馆》、《丹心谱》、《洋麻将》等剧中饰重要角色；是第一代《茶馆》阵容里的人物；身后有一大帮子追星族然而一转眼就成了右派家属了；要靠自己一个人的工资抚养三个孩子。
那时的剧院不像现在；是常常要送戏下乡、巡回演出的；一个巡回演出起码半个月；有时要个把月；孩子就只好交给保姆。可是后来到了大跃进的时候；不知哪个缺德的人提出来；家庭用保姆是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提倡自己动手；解决困难。而谢延宁的困难是无法解决的；保姆被舆论赶走后；她只好把三个孩子送进托儿所、幼儿园；住全托。到了周末；人家革命家庭的孩子被爸爸妈妈接回家了；而右派分子的孩子只好仍呆在幼儿园里。可是幼儿园的老师也要下班呀；实在没办法了；老师就把孩子带回自己家里至于钱不够花；那就得像李道稔的母亲一样；翻翻这个箱子；看看那个柜子；看看还有什么东西能拿去卖几个钱。
那时李道善的母亲还在世；老人是从日本回来的华侨；手里有点钱；但也受到歧视；不敢公开地接济儿媳妇；怕人家说是接济右派；只能悄悄地买点孩子吃的食品；趁天黑送去———那时的政治气氛就像是草木皆兵；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细胞了；明明正常的人也变得像个贼似的了。 好在老天长眼；让他们的三个孩子都成长为艺术界的专门人才。 总算那些不堪的日子早就过去了。如今的李道善、谢延宁夫妇年已七十多岁了；早就当上爷爷奶奶了；虽然都已退休；但仍在为艺术界和建筑界的各种事务忙碌着。改革开放以后；李道善多次赴美讲学；在美国伊利诺州爱尔金社区学院任客座教授；并在伊利诺州立大学、南伊利诺大学、南卡罗莱纳大学、泰克蕯斯大学讲学。他的目光始终没有离开舞台；近些年关于国家剧院的建设事项；他又倾注了大量的心血。
冒险保存了李鸿章宝剑的李道
李鸿章的宝剑据李家后人说原先有两把；是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赠送的纪念品。其中一把李鸿章带入了坟墓（作为陪葬品）；原指望永远保存在地下的；想不到半个多世纪后的1958年；在大炼钢铁的群众运动中被挖了出来；好在没有拿去炼铁；被一个文化人看中了；拿去当了文工团演节目的道具；现在早已不知所终。另一把就是现存李家人手里的；历经五代人的递传、费尽千辛万苦才保存下来的那一把。 这把剑粗看与中国的剑没有什么两样；剑柄和剑鞘上按中国的传统雕刻了牡丹和蝙蝠的吉祥图案；剑身有三尺长；七八斤重；雕花的纹路间有一层淡绿色的铜锈。可是抽出剑来即可显出它的不同；传统的剑一般剑心一线是渐渐高突起来的；而这把剑却在剑心一线有一道凹槽；这大概是根据物理原理设计的；目的是在行刺之后使剑便于很快抽回。
这把剑在李鸿章去世后原由他的二儿子，实为亲生长子李经述收藏。李经述在丧父之后的百日之时即“随父西去”；剑就传到他的三儿子李国煦手里。李国煦三十二岁去世时；又由国煦之子李家瑾即李玉良继藏。李玉良是李经述的最大的一个孙子；由朱太夫人做主；过继给其伯父李国杰。所以他从小跟着李国杰走南闯北；见过不少大世面；后来成为一个敢想敢干、为民主革命作出过不少贡献的民主人士。 李家到了李玉良一代已是第四代；他们这一房的家族的遗产已所剩无多；因为有了李国杰这个极会花钱的父亲；钱就像长了腿似地跑得快。
李玉良有一段时间没有固定的职业；却有七个子女要养活；还有几个从他们上一代开始就在李家服务的老佣人；所以从抗战时期起；就已开始卖卖当当地过日子了。解放后李玉良先在上海市公安局工作；后到安徽省省委统战部任职；1957年病逝前任安徽省文史馆秘书。尽管这种卖卖当当的日子持续了不少日子；可那把宝剑；始终挂在他家的墙头上。 李玉良去世时他只有两个儿子参加了工作；一个儿子参了军；其余孩子都还在读书；已经工作的孩子就把有限的工资拿出来交给母亲；供弟妹们读书。但无论多么困难的日子；这把祖传的宝剑他们不舍得卖；仍挂在他家升平街老宅的墙上。可这在太平岁月还好说；到了“十年浩劫”扫“四旧”时；麻烦就大了。
1966年下半年；造反派成团成伙地在街上冲冲杀杀；见到“四旧”不是烧就是砸烂；吓得一些过去的殷实人家把美金、黄金、高级手表半夜里往垃圾箱里扔李家人自然也非常紧张；因为李家的确还保存了一箱祖传的东西；那可是货真价实的“四旧”；里面有李鸿章当年穿过的朝服、皇帝恩赐的黄马褂、三眼花翎顶戴、手批古籍、古瓷、古礼器以及李鸿章用过的印章、印盒、题写的扇面等等。这些箱子里的东西外人自然是不知道的；但李家在升平街住了几十年；街坊邻居无人不知他们是李家之后；寻常日子大家和睦相处；而“革命风暴”呼啸而来之时；只有翻脸不认人的人才算是“革命派”。 他家隔壁一家的老人；论成分不过是个小业主；就是因为在抄家时和造反派争辩了几句；惨遭造反派毒打；惨叫声一条街的人都能听到这时正好在海军部队服役的李家老三李道来沪探亲；正住在家里；他实在不能忍受隔壁的惨叫声；就穿好军装前去制止了“小将”们的“革命行动”（那户人家至今非常感谢李家）。然而回到家里面对自家的一箱“四旧”时；仍是一筹莫展。
他心想母亲年纪越来越大了；支撑到今天已经很不容易了；断受不了这样的打击。刚巧当地的户籍警严晓玲跑来告知；按照上级规定；军属之家是不可以抄家的；但现在天下已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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