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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家族-第2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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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心想母亲年纪越来越大了；支撑到今天已经很不容易了；断受不了这样的打击。刚巧当地的户籍警严晓玲跑来告知；按照上级规定；军属之家是不可以抄家的；但现在天下已大乱；谁也管不了谁了；这条街上无人不知你们家的底细；为了安全起见；你们家若是有“四旧”的话；还是自己处理处理吧。 那么就只好如此了。当天夜里；他们几个兄弟陪着母亲卞慧卿；小心翼翼地把箱子抬到了天井里；把箱内之物撕的撕；烧的烧；砸的砸；然后“扫进历史的垃圾堆”了事。那件黄马褂；临焚之前想想实在不舍得；就剪下了上面五只金纽扣；把它混在针线箩筐里；造反派就不易发现了。那一堆大大小小、晶莹亮丽的各式印章；一般的也就扔掉了；有几方大的上面还刻着山水人物造型；精美无比；扔掉实在可惜；怎么办呢？还是小儿子李道稔想出一个好办法；干脆把上面的印文磨掉；去掉它的历史内涵而成了一块普通的印石；不就安全了吗？那堆印章是李鸿章、李经述、李国杰、李国煦等三代人的印章；说不定就全成了祸害了。一箱子东西全都处理完了；他们仍未舍得动那把宝剑。李道小心地把它用报纸包起来；今天藏到这儿；明天藏到那儿他明明知道这是非常危险的事情。 但是有一天宝剑还是被造反派搜走了；是被李道的一个叫“大哥”的同学给“咬”出来的；他曾在李家看到过此剑。
李道1949年8月参军；那年才十五岁；曾在华东军政大学读书一年；所谓“大哥”就是他那时的一个同学；关系好得就像亲兄弟。毕业后“大哥”分配在陆军；而李道则要求去海军；因为那时国家正在组建海军。他想；既然高祖父是在海军（北洋海军）的事情上栽了跟斗；李家后人就有责任在海军建设上再站起来；于是来到东海舰队兴国舰上。部队驻扎浙江定海；白天参加训练、执行任务；晚上他总是一卷在手；灯下苦读。军事书、科技书、自然地理书、政治书、历史书、名人传记只要那时能找到的书；他总是尽量找来看（如今李道已经去世了；我们从他留下的遗物中；看到有满满一大橱书）。他从士兵做起；以海疆为家；立志为中国的海军建设奋斗一辈子；理想和目标是要当个将军。 可是一个十五六岁的小兵哪里知道；在极“左”思潮盛行的年头；李家人是不会受到重用的。
他参加了解放一江山的战役；战役打到最激烈的时候；他和战友们向一个山头冲锋；开始还算顺利；谁知敌人突然开始扫射；他还好；仅臂上负了点轻伤；而他前后左右的战友却倒下了一大片他拣了一块弹片和一只炮弹壳带回来；作为对战友和那场战役的永久的纪念。 后来长期担任舰上作战参谋；在东南沿海一带执行巡逻任务。在业务上他总是出类拔萃；对那些可疑的“渔船”总是保持高度的警惕；有一次他率先跳上了一条日本“渔船”；果真发现了问题；他们当即决定把该船拖回港。后来经有关部门调查证实；那真的是一艘间谍船。 他曾荣获过三等功和四等功；多次受到表彰；但由于出身问题；长期未获提拔。1966年“文革”爆发后不久；部队也要“清理阶级队伍”；他这个大卖国贼的后代；自然在第一个浪潮中就被冲刷了下来；被宣布复员回沪；到城建局的一个学校当行政干部。 就在这个时候；当年他那个“大哥”参加了“支左”工作组；偏偏在“支左”中又犯了生活错误；在隔离审查中为了争取宽大处理；不惜“反戈一击”；大举揭发别人；其中就把李道家里的宝剑作为“四旧”给揭发出来了。
这么一来；不仅李道宝剑保不住了；他本人也因“窝藏四旧”而被下放到一家工厂去干杂活；劳动改造；早晨六点钟就要出门；晚上要写思想汇报；写检查；夜里十点钟才能踏进家门。他也会苦中作乐；把写检查和思想汇报当做练钢笔字；他说他还从来没有写过这么多字呢！如此这样一干就是三年；直到1975年才恢复工作；在城建工程学校担任办公室主任兼党支部书记。他虽因宝剑而落难；但还是时时想起那把宝剑；念它不知在什么地方。 奇怪的是老天爷竟长眼；老李家的宝剑在外逗留了几年后；突然有一天又回到了家里。那倒不是“文革”后落实政策发还的；倒还真的是造反派给送回来的。造反派们说；经有关部门考证；这剑上没有李鸿章的名字；说明不是李鸿章的宝剑；你们大概搞错了。李道一阵窃喜；忙不迭地说：“是的是的；是我们搞错了！是我们搞错了！”就此收下了宝剑。
李道后因长期精神压抑；借酒浇愁；身体垮了；于2000年去世。 现在这把宝剑仍高挂在他的遗像边。 他生前与夫人邵玉桢女士约定；将来把骨灰撒到他工作、战斗了十余年的定海海域里去。
第49节 屡败屡战（4）
“杀人如麻”的李道稔
几年前的一个春节；笔者推开了上海第八人民医院外科病房的大门，人高马大的外科主任李道稔先生热情地走了过来。望着这位李鸿章的第五代孙；不由得令人发生联想：若不是辛亥革命；站在这儿的定是位穿长袍的“侯爷”式的人物。然而剧烈的社会革命改变了他的家族命运；把他塑造成了一位穿白大褂的外科专家。 他也是李鸿章一支中李玉良（李家瑾）的儿子；是李道和李道的小弟弟。他小时候非常调皮捣蛋；不好好读书；父母很为他的将来担心；暗地里找了个瞎子为他算命。那瞎子听完他的生辰八字后；略一算计；只说了四个字：“杀人如麻”。她母亲吓得差点没晕过去，以后就常常担心他会闯祸；时时要盯住他；尤其不许他玩男孩子爱玩的刀枪棍棒之类。
“文革”初期，社会上打砸抢乱成一片的时候；李道稔正在上海第二医学院读书（1962年进校；1968年毕业；那时的医学院是六年制）。大学里的红卫兵是运动的急先锋；也是一切最愚蠢的过激行为的急先锋；全家人怕他年轻气盛；看不惯红卫兵而跟他们打起来；宁肯把他关在家里不让出去。 但是人的命运一旦定了大概是无法改变的。李道稔最终还是拿起了手中的刀———那不是杀人的刀；而是外科手术刀。大学毕业后他被分配当外科医生；直到这个时候当母亲的才松了一口气———“杀人如麻”原来是这样的！ 1968年他毕业的时候“文革”正闹得如火如荼；大卖国贼的后代是不要想留在城市里工作的。
人家出身好的同学是“红五类”子女；属于依靠的和重点培养的对象；而他属于“黑六类”；也就是另类；业务再好也受不到重用；不仅受不到重用；一不小心还要被划入“内控分子”；因“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血统论曾经猖獗一时。其实他的老子根本早就是革命阵营里的人了；高祖李鸿章到他这一代已经隔了四代人了。但也不行；人们在这个时候表现了对历史的极大的尊重；谁让你是李鸿章的后代呢？在这种情况下；他就必须乖乖地到大西北去；来到宁夏自治区北部；靠近内蒙古的平罗县的一个公社卫生院。 当地的医疗条件之简陋令他非常惊讶———一个公社的卫生院；担负着数万人的医疗保健任务；而连最起码的注射器具的消毒设备都没有；条件还不如上海的一个医务室。诊疗室里常年生着一个炉子；上面放一个煮饭的饭锅；要打针了；就把针管针头扔进去煮一煮就是了。原先还没有手术室；遇到紧急的情况必须手术时；在办公室里拉一道白布帘就权当手术室了。其他设备也是简单得不能再简单了。
院里只有十几个医务人员；差不多都是土生土长的卫生员。院长和书记都是抗美援朝时战场上的卫生员；战后复员回来的老兵。像他这样的名牌医科大学毕业的学生；不要说是公社卫生院；就是县医院里也没有；他一下子成了当地的新闻人物。 人的命运有时真的很奇怪；他这个“黑六类”、“狗崽子”；在上海受人歧视；政治上抬不起头来；到了乡下却成了香饽饽；受到当地领导的关心和重用。宁夏民风淳朴；看人看实际；并不从某种教条出发；这给了他极大的安慰；所以他在宁夏一干十三年；尽管物质条件非常艰苦；还必须经常背起药箱下乡送医上门；实际上跟赤脚医生差不多。但他觉得在这个把人当成人的环境里；能够得到应有的尊重，或许比物质条件更为重要。 三年后；卫生院里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一下子涌进来七八十个医务人员。原来；全国的医疗部门为落实毛泽东“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六二六”讲话精神；把城市里的很多医疗干部下放到农村；包括把一些医科大学也下放到农村去了。安排在李道稔所在单位的数十人；是天津医学院附属医院的医务人员（因那个学院整体下放了）。
令他感到高兴的是；这些人中有两位知名的外科教授；他就抓住机会认真向他们学习；几年下来；获益不浅；比读研究生还要过瘾。李道稔至今还认为；老天爷对自己还真是不薄呢！ 西北地区的生活条件毕竟较差；1974年他患了肝炎。粉碎“四人帮”后的1981年；组织上为解决他夫妇分居问题；把他调到江苏；后来又回上海。现在；他已当上外公了；职务是上海第八人民医院的外科主任；还是徐汇区的政协委员。 讲到逆境对一个人成长过程的影响时；笔者曾问道稔先生：“李鸿章去世已经一百多年了；这一百多年来；你们这些‘大卖国贼’的后代；看来十之八九都在逆境中生活；然而为什么目前这一代人；一个个又都成就显著？” 李道稔说：“逆境固然是坏事；但有时候也会变成一种好事；它会刺激你奋发，逼得你抗争。逆境有时候是一位导师；有时甚至还是一种财富；是一种花钱都买不来的财富。
一个有了苦难经历的人；才会懂得什么是幸福；什么是责任；也才会明白什么是真善美。当你处在社会的最底层的时候；才可能看清社会的众生相；才能真正明白；我们这个农业大国；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谈到家庭教育时；他还讲了一个故事。他说：“我在家是老小；小时候非常调皮；读书不好好读；考试下来总是‘开红灯’；而家里规矩很严；考不及格就要挨打、罚跪。罚跪次数多了；我一个叔叔可怜我；跑来帮我解围。他悄悄教我一个‘屡败屡战’的办法。下次再挨打时；我就大声争辩：‘我虽然是屡战屡败；但我还在屡败屡战呀！’此招果真灵验；父亲看我讲得很认真；从此不打我了。原来这是我们家代代相传的一句口头禅。当年李鸿章打太平天国；屡战屡败；在向清廷汇报军情时；他巧妙地颠倒了一个词汇；把‘屡战屡败’改为‘屡败屡战’；这样就把淮军在困厄面前的精神气概给突出出来了。后来家族中取其意而用之；常以‘屡败屡战’相勉；几成传统。” 如此说来；“屡败屡战”；或许是李氏家族文化的一条根。
“白浪哥”小生李道洪
几年前；一部《我和春天有个约会》电视剧在上海滩风靡一时；剧中缠绵的故事给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剧中那位唱着“钻石钻石亮晶晶”的白浪哥；以其独特的形象和精湛的演技；成为上海滩追星族的又一个新目标。他就是李家老六房的后代、李慧龙的小儿子李道洪。
李道洪从小生活在一个开放的、海派的、具有浓厚的外交官气息的家庭；祖上三代都有在海外工作和生活的经历；还是晚清豪门大户中；跨越湘、淮两个集团的双料的官宦家庭。 他的曾祖父是李昭庆的二儿子李经榘；曾祖母是中国首任驻英公使郭嵩焘的二女儿；祖父李国栋是晚清驻奥地利使馆二等参赞；祖母是李鸿章的外甥张士瑜的女儿张继昭。父亲李慧龙（1897—1979；即李家骧；字慧龙）少年时代随父母住在大清驻奥地利公使馆内；稍长在奥国念书；毕业于奥地利米尔大学；逐渐精通了英、法、德国好几国文字；后来是个活跃的社会活动家。
在这几代人中；最具文人气息的是他的祖父李国栋。李国栋在出国前就已考中了举人；外放奥国后是位称职的外交官。他不仅处理日常行政事务；还对奥地利的历史和现状作过深入的研究；翻译和撰写了不少著作；如《奥国近代沿革历史》、《奥国财政窥豹集》、《洪荒鸟兽记》、《奥国武学》、《奥国马队规划》；他古文基础也好；著有《薇香诗草》、《说腴手谈随录》等；是个学贯中西的知识型的官员。 李道洪的父亲李慧龙受海派家庭的影响；喜欢博览群书；关心时事政治。多年驻外使馆的生活；耳闻目染；不仅熟悉了西方的礼貌礼节和风俗习惯；对使馆工作的一般行文过程也略知一二；按说是个难得的外交人才。
可是李慧龙时运不济；民国后其父亲的外交生涯结束了；他的外交生涯还没起步呢；就随之结束了。回国后他只能在乱世中随波逐流；当过南北议和时的洋文秘书；也当过芜湖关监督；兼安徽交涉公署秘书；禁烟局局长；抗战中还被硬拉去出任芜湖商会会长可是这些差事都没干长；可能他性情太直爽；并不是个干政治的料；容易得罪人；被人家一拨拉就下去了。后来他索性从商；办洋行；与人合资开饭店；在芜湖有精精制冰厂和慧记洋行；在上海有“五芳斋”酒家；不多年也拆股了；看来经商也并非他的特长。抗战胜利后由于他对抗国民党军队勒饷；遭到毒打；只好逃往香港。 在香港还是他的外语功夫救了他。他似乎还是与外交部门有缘———在香港的德国领事馆得知他会几国文字；而且还是李家的后代；就高薪聘他当翻译和秘书；这样一来；他没有在中国驻外机构里当外交官；却在外国驻中国的领事馆里任职了。
数年后；一家德国财团到香港考察；他当翻译；德国人看他情况很熟；待人也很热情；于是聘他当香港总代理、总经理；从而走上了对外贸易的经商之路。 其实；李慧龙的经商只是不得已而为之；他骨子里关心的仍是政治和外交；他有很多藏书；几乎全是有关政治、历史和外交内容的。 这样一个以政治和外交为基调的家庭环境；对李道洪来说；所接触的知识简直就是“五方杂处”式的知识。很奇怪；他本能地关心政治、历史和外交；喜欢看历史书；十分乐意在故纸堆里探寻历史上的一些迷案；而命运却让他成了一个影视明星。 眼下；他已有了三十四年的从影资历了。
他从十六岁就被一个电视台的导演“相中”；中学还没读完；就以半工半读的形式加盟了香港丽的电视台；一方面主持节目；同时接受电视台编导和演员的基本训练。1969年拍摄的电影《钞票与我》是他“触电”的开始。1975年加入香港翡翠电视台；主演了《狂潮》和《网中人》等电视剧。
1982年成为台湾中华电视台制作人、台湾电视公司制作人。1987年回港加入亚洲电视台；主持晚间节目“活色生香”。这个节目连续六年成为当时段的收视率冠军。 进入90年代后；李道洪的行情更是看涨。1994年国庆节期间；他担任了香港七家电视台国庆联播晚会的节目主持人。这一年；他还在一百多集的电视连续剧《包青天》中饰演宋仁宗；使他在古装戏中又占据了一块高地。
1995年；电视剧《我和春天有个约会》播映；他以白面小生“白浪”征服了海峡两岸的广大青年观众。大概是他太出色了；各方的朋友都来拉他入股投资；于是；从1997年起；他又“插足”了商贸、房地产、影视媒体制作、社会慈善、充当爱心大使等等领域。如今；他已拍摄了千余集电视剧；包括《包青天》、《上海风云》、《国际刑警1997》、《狂潮》、《千王之王重现江湖》等等。问到最喜欢自己塑造的哪个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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