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侵时期新马华人受害调查-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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岱鸢妫�1993年12月2日。由于粮食很少，生病后缺医少药，且无人照顾，病人死亡率很高，据统计惨死者有6万余人，伤残者4万人，也就是说每一里长的路轨，是用64名战俘和240名民工的性命换来的，因此这铁路被称为“死亡铁路”。马来亚纪念日据时期殉难同胞工委会编印：《精魂忠骨，永昭日有：日据时期殉难同胞追思活动1995年—2001年纪念刊》，2002年8月，第14页。直到战争结束时，还有2。4万余人滞留在曼谷，其中约有4000余名是华工。除了泰缅“死亡铁路”外，在印尼的苏门答腊岛也有一条120多公里的“死亡铁路”。1944年4月，日本强征一批华人前往印尼苏门答腊岛，他们被迫建筑一条从巴干峇鲁直通马鲁的铁路，这条铁路途径大片森林，生活条件极端恶劣，疟疾丛生，他们受到的虐待与超负荷工作如同泰缅“死亡铁路”的劳工一样，“由于不能忍受当时恶劣的环境，而有约半数人身亡。”而侥幸生存下来的劳工也是百病缠身，战后生活异常艰难。　　　
　　导言：历史是一种责任（2）　　　
　　日军对新马华人的经济掠夺更是厚颜无耻。在占领新马初期，他们强迫华人自动交纳“奉纳金”5000万元以示惩罚。由于时间紧迫，华侨协会到期只筹集到2000余万元，在无法筹足的情况下，华侨协会只得向日本横滨正金银行贷款凑足，山下奉文在接受奉纳金时训话说：“华侨在战前，因为受到英美反宣传的影响，更由于重庆政府的欺诈和怂恿，曾有过排日的行动。更甚者，是参加英美宣传和帮助英美攻击日军。这种行为，本来应该以敌人论，但华人数千年来，在孔子及孟子的道德熏染中成长，所以最后能翻然觉悟，痛自反省，而以自愿的态度，发起筹募捐奉纳金。但你们必须深加明了，大日本是注重精神的，你们切勿以为奉献了奉纳金以后，各人的责任就已经完尽了，你们必须痛改前非，勇于改过。如果还不理解自己的过错，仍然必须受到严厉的惩处。”马仲汉主编：《居安思危：大战前后新马史料汇编》，亚太图书有限公司1999年8月版，第223页。这篇训话讲稿充分暴露日军的强盗逻辑。　
　　除了赤裸裸地强迫华人交纳“奉纳金”外，日本在占领新马期间更为险恶的掠夺手段是通过大肆滥发军票因日军发行的军票10元票面上有香蕉图案，故军票俗称香蕉票或蕉票。日军在马来亚地区发行的军票上印有“保证可以兑换”字样，但是日军战败后这些军用票立即成为废纸。的方式掠夺华人财产，据估算日军在占领新马期间共印发军票70亿到80亿元。《日本滥发军票与搜括物资一斑》，许云樵、蔡史君编：《新马华人抗日史料1937—1945》，新加坡文史出版私人有限公司1984年版，第314页。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后，重新收复接管新马的英国政府拒绝承认此项军票，因此，日本发行的军票一夜之间成为废纸。据1946年1月调查统计，仅新加坡一地普通华人和华人商会军票损失达270822000元。陈嘉庚著：《南侨回忆录》，香港草原出版社1979年，第379页。　
　　在日占新马期间，华人所遭受的痛苦远不止上述数种。岁月的流逝虽然冲淡了众多受害者对当年日军暴行的痛苦记忆，但有心人前赴后继的调查与研究将给历史留下有益的经验与教训。　
　　三、　寻求历史真相与伸张人类正义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英国殖民政府曾成立市民咨询局对日军在占领新马期间的暴行进行调查登记，南侨总会成立新加坡市内外调查委员会曾逐户分发调查表格进行调查，1946年6月成立的新加坡集体鸣冤委员会也对受害情况做了一些登记，许云樵教授经过20余年的艰辛努力，到1971年时已寻找调查到新马华人殉难名单8500个。但是，由于受到冷战体制的影响，战后新马地区华人受害调查同亚洲其他受害国一样并未引起足够重视而得到充分展开。　
　　20世纪80年代初，日本右翼势力对历史事实的挑衅引起了亚洲受害国民众的极大愤慨，一些学者和普通民众为了寻求历史真相与伸张人类正义，踏上了漫长的调查日军暴行的征程，在这一群人当中，马来西亚华人受害幸存者孙建成是其中的杰出代表。1942年3月16日，在日军一次大屠杀中，当时只有7岁的孙建成全家有9个亲人惨遭杀害，他由于机智躲避才侥幸逃脱日军的屠杀。在日本友人的鼓励下，1985年，他开始参加揭露日军暴行的活动，1992年，他发起成立了“日治时期蒙难同胞家属协会筹委会”，呼吁受害华人积极协助提供受害事实，追究日本战争责任。经过近10年的努力，他调查搜集了560余份受害华人的资料，其中屠杀受害调查210余份，建筑“死亡铁路”受害调查120余份，军票受害调查220余份。另外，新加坡华人柯冰蓉女士长期以来一直热心参与受害调查，本书收录的李桦卓、黄再炎、叶尚友等8名新加坡受害华人资料则为柯女士提供。由于孙建成先生和柯冰蓉女士的艰苦努力和执着追求，为我们再现了半个多世纪前一幕幕惨案的历史真相，为人类共同反省战争暴行提供了十分重要的史料。　
　　在调查新马华人受害历史真相的过程中，来自于加害国日本的部分学者和普通民众也参加和推动了新马华人受害事实真相的调查。日本国立琉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高岛伸欣先生，在他还是一名中学教师的时候，他就到马来亚半岛调查二战期间日军暴行。据了解，20余年来，他先后到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地达上百次，足迹几乎遍及整个马来亚半岛。除此之外，他还利用有利条件，在日本国内广泛查阅档案资料，如他曾调查发现一份原日军《阵中日记》，该日记中记载1942年3月日军在森美兰州一个乡村就屠杀居民1500人。另外，日本“想念亚洲太平洋地区的战争牺牲者铭刻于心”组织，每年8月都邀请亚洲包括马来西亚的受害者，到日本各地举办证言集会，日本横滨的亚洲论坛组织也自1996年开始，每年邀请一位马来西亚或新加坡的受害者前往日本作证。实际上有许多有远见的人们都在努力，促使加害国与受害国国民能真诚面对悲惨历史，以寻求加害国与受害国国民之间的真正和解。　
　　四、　历史是一种责任　
　　20世纪80年代后，关于马来西亚日军暴行资料已相继出版多种，如，1984年许云樵、蔡史君主编的《新马华人抗日史料1937—1945》；1996年李业霖主编的《太平洋战争史料汇编》、2000年出版的《奉纳金资料选编》；1999年出版的冯仲汉主编的《居安思危——大战前后新马史料汇编》，芙蓉出版社也曾出版森州华族蒙难史料。这些资料集对我们深入了解二战期间日军在东南亚的暴行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现在汇集整理而成的《日侵时期新马华人受害调查》一书是孙建成和众多受害人近10年的辛勤劳动。从1992年12月开始，孙建成先生便开始调查搜集日侵时期新马华人个体受害事实，难能可贵的是每份投诉资料都有受害人姓名、受害地点、受害事实和投诉人联系地址，而且还附有大量的受害人或投诉人照片。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当时条件限制，这份资料汇编并不是全部新马华人的受害投诉，只是其中一部分受害人的资料，但展现在我们面前的这些资料已足以让我们震憾不已！　
　　本资料集共编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是关于新马华人遭日军屠杀的投诉材料共222份，其中8份新加坡华人的受害调查是由柯冰蓉女士提供的，总共蒙难人数为687人。第二部分是关于新马华人被强征建筑“死亡铁路”的投诉材料，此类投诉材料共有126份，其中有70多名华工在建筑铁路时死亡。第三部分是关于华人军票损失投诉材料，此类投诉材料共226份（其中有2人未登记具体数额），虽然同孙建成联系的军票持有人很多，但更多受害者则未能前往登记（据报道1994年4月10日有200余名报名，但实际前往登记的人只有50余人），仅就其登记的226份投诉资料统计，其军票数额已超过850万元。在编辑每一部分投诉资料时，为了便于读者了解有关投诉材料的背景，我们还编辑了同部分投诉材料相关的新闻报道以及受害人和投诉人相关背景资料的列表。　
　　由于孙建成先生提供的投诉资料初稿几乎全都是手写记录的，且多为口语化语言，文字则有中文、英文和马来文三种文字，这给我们的整理编辑工作增加了很多难度。为了便于读者阅读理解，我们作如下几点说明：1。　关于语言文字。全书原则上统一译成中文，但是凡涉及人名、地名是马来文或英文时，如果有比较准确翻译的我们将它译成中文，无法确定者则保留原文。另外，由于投诉资料均为手写体，因此，部分人名和地名可能会出现差错。一些人名中无法确认的字，则以“×”或“某”代替。2。　关于语言的表达方式。由于用语习惯，新马华人有许多称呼和用语同我们表达的方式并不一样，如自行车在新马一带则被称为“脚车”，卡车被称为“罗厘”，日军则被称为“蝗军”，为了便于国内读者阅读，在投诉材料中，我们都将此类名称改为习惯用语。另外，在忠于原文和投诉人感情的基础上，我们对投诉材料作了一些改动，对一些明显的错别字作了修正，对一些表达过分口语化的用语也作了适当调整。在军票投诉资料中，许多投诉人投诉内容有许多表述语句相同，我们则作了必要的删减。而对于所附新闻报道，其内容和用语我们则完全忠于原文，未作任何改动。3。　关于图片的使用，在孙建成先生提供的投诉材料中，绝大部分都附有受害人或投诉人的照片，原则上我们以收入直接受害人的照片为第一选择，没有受害人照片的情况下则收入投诉人的照片。4。　关于部分投诉材料的处理，在孙建成搜集的投诉人材料中，还有极少部分投诉材料不是反映华人受害事实，但考虑到史料的重要性，我们也将其收入，以供读者参考。　　　
　　导言：历史是一种责任（3）　　　
　　在本资料集的整理过程中，杨国誉、张启祥、许书宏和王艳飞付出了很多艰苦劳动，张朔人、谢刚和钱春霞也协助校对了本书初稿，王艳飞还承担了全书照片扫描等后期出版的许多工作。为了促成本书的整理出版，邵子平先生和柯冰蓉女士多方努力，柯女士在得到李氏基金会的支持后还专程从新加坡前来南京指导，最后，本书能顺利出版，还要特别感谢江苏人民出版社吴源社长的大力支持。　
　　经过近一年的整理与编辑，《日侵时期新马华人受害调查》一书终于付梓出版了，它凝聚了孙建成先生、柯冰蓉女士和众多投诉人以及关心支持这一工作人们的心血，我们期望此书的出版能给人类提供更多反省的素材，为呼唤人类和平提供更广阔的思考空间。　
　　历史是一种责任，它不仅为了过去、为了今天，更是为了明天。“历史正义不能随意被颠倒，为了让逝者得以安息，生者得以安慰，让年轻一代得以坦对历史，让所有掌权当政者在作任何决策中有所警惕，有所借鉴。（我们）不应视历史为包袱，而是一种责任，从而思考我们对历史所该负有的责任。”参见《南洋商报》2001年8月14日。　
　　2003年12月28日于南京　　　　　
　　第二部分　　　
　　日侵时期受害调查一：投诉资料（1）　　　
　　日侵时期新马华人受害调查一、　蒙难华人受害调查一、　蒙难华人受害调查孙建成1．　蒙难者：孙紫针，男，32岁，商人孙雪霞，女，3岁郑蜜，女，35岁孙维，女，12岁孙建国，男，8岁王在，男，38岁孙腰，女，29岁王意，男，8岁王梅，女，6岁蒙难地点：　瓜拉庇朥港尾村（Parit；　Tinggi　Kuala　Pilah　Negeri　Sembilan；　M）。　
　　蒙难时间：　1942年3月16日。　
　　投诉人资料：　孙紫针之子孙建成（Soon　Kian　Seng），58岁，退休，祖籍福建永春，身份证号0898892，现住于345　Bukit　Temensu　Kuala　Pilah　Negeri　Sembilan　Malaysia，邮编72000。日本侵占时住址：　瓜拉庇朥港尾村。　
　　投诉内容：　我的父亲孙紫针，32岁；妹妹孙雪霞，3岁；二伯母郑蜜，35岁；堂姐孙维，12岁；堂哥孙建国，8岁；姑丈王在，38岁；姑母孙腰，29岁；表兄王意，8岁；表妹王梅，6岁。以上九个亲人，无缘无故，冤枉无辜，被日军杀害。我孙建成家族九条人命及财产遭受重大损失，如今我本人是受害者的后裔，本身也是劫后余生者。我要求日本政府凭着良心，给我一个合理的要求，赔偿一切损失。　
　　投诉日期：　1993年11月3日。　
　　（参见本节新闻报道1）杨振华2．　蒙难者：杨金鸿，男，30岁，商人杨云章，男李九妹，女蔡德妹，女杨信鸿，男李玉妹，女蔡亚妹，女杨坤鸿，男李玉，女杨小妹，女杨金鸿之另外三妻杨金鸿之子女五人杨金鸿二弟子女四人杨金鸿三弟子女三人蒙难地点：　瓜拉庇朥港尾村（Parit；　Tinggi　Kuala　Pilah　Negeri　Sembilan；　M）。　
　　蒙难时间：　1942年3月16日。　
　　投诉人资料：　杨金鸿之子杨振华（Yoong　Chin　Fah），61岁，退休，祖籍广东梅县，身份证号0223668，现住于298。　Taman　Tutuk；　Sikamat　Seremban，Negeri　Sembilan，邮编70400。　
　　投诉内容：　日占时期，我的家属，一家大小25人被毫无人性、惨无人道的日本军人杀害，日本政府为何不负起一切后果？这场屠杀使我家遭受了生命财产的双重损失，没有人能弥补我的这一巨大损失。没有人能想像出我的悲哀。这一事件（的记忆）将伴随我终身。我们受害人惟一希望的就是日本应当维护人类基本人权，给予蒙难者合理赔偿。　
　　投诉日期：　1994年3月3日。　
　　（参见本节新闻报道2）叶苟3．　蒙难者：叶庚，男，33岁，务农郑娘，女黄四，女叶正娣，女叶显房，男叶苟，男蒙难地点：　瓜拉庇朥港尾村（Parit；　Tinggi　Kuala　Pilah　Negeri　Sembilan；　M）。　
　　蒙难时间：　1942年3月16日。　
　　投诉人资料：　叶庚之子叶苟（Yap　Yak　Keu），60岁，退休，祖籍客家，身份证号2961583，现住于C66　Jalan；　Dato　Ngau；　Ken；　Lock　Temmerlok；　Pahang；　Malaysia。日本侵占时住址：　森美兰州瓜拉庇朥港尾村。　
　　投诉内容：　我本人名叫叶苟。我本来生活在一个七口之家。但是，1942年3月16日，在瓜拉庇朥的港尾村，日本兵杀害了我们家的五口人，我受了七处刀伤却死里逃生。我的这些被杀害的亲人是我的父亲、母亲，我父亲的另外一妻，我的姐姐和我的弟弟。惨案发生那一年，我才9岁，但我能够记得那个难忘的日子里发生的一切。一大队日本士兵开进我们村庄，我母亲建议离家躲避，但父亲反对，因为他说刚才回来时已见到日本兵，手已打了印，不必恐惧。不久我们被要求到一块空地上排队，我父亲和我还有其他一些人被带到河边。这些人都被杀害在河边，我的背上被刺了七刀，昏过去了，直到天黑才清醒过来。我不敢哭，爬起来，并且找到另外一个小孩子。我们在一起直到天亮。我们可以看到火光，是日本兵在烧我们村庄的房子。我们被一个高州人救了，直到我们的伤口完全康复。想当年，日军用最惨无人道、最残暴的手段杀害我一家六人，我的亲人无辜牺牲在毫无人性的日军刺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