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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的荣耀-第20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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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一段时间的清剿，安南省反抗势力和活动已经逐渐地减少和下降，不少原居民除了一部分被迁居占城之外，很大一部分以“逃难”的形式流入真腊和遢罗等国。使得现在安南省人口足足少了一半多。
现在安南省留下的百姓都是想老老实实过日子的人，既然他们已经成了大明的子民。官府也必须对他们的生活负责任，于是便以发展甘蔗种植业和制糖业为名开始向琼州岛、台湾岛、琉球岛大批地移民。
制糖狭植和发展计划已经经过数年的讨论和酝酿，早就是非常成熟的，很多早期工作都已经开始了。
今天拿出来只是正式立项而已，所以很快便获得了刘浩然的同意和学士会议的一致通过。根据刘浩然制定的律法，学士会议算是最高国事决策机构了，在该会议上以少数服从多数通过的政策方略经过刘浩然的批准，内阁和各省地方必须遵照执行。
接着学部尚书罗复仁提出了几项议程。
首先第一项是正式确定拼音声调等语言规则和标点符号等文字规。
拼音是大明学部和国史馆一直非常重视的重点项目。原本中国有反切这个注音传统方法，该法是后汉末年某些儒生受梵文拼音原理的启示而发明的。后来唐代时，僧人守温取汉字为三十六声母，宋人又以韵书的韵母字作为韵母。反切法益为精密，成为最通行的注音法。
但是反切法有很大局限性，首先是反切上下字都含有多余成分，在拼合时有一定障碍；其次是反切上下字可用的字过多，使用的人难于掌握；还有就是有些窄韵，不得不偶尔借用其他韵的字作反切下字，造成切音不准确的弊病。尤其是随着历史的发生，中国官话也是几经变化，声母和韵母都发生了很大变化，用当代音去读古人造的反切，自然不免隔膜。因此。随着时间的发展。以前非常简单的反切法变得异常的复杂，连很多读书人都学不懂，完全丧失了其原本的含义。
刘浩然当政以来。他一直希望完善拼音等一整套汉语注音规则，使得普通老百姓和小孩很容易就学会了识字，也可以因为有这么一套标准的注音规则，使的“老外”也很容易学习汉语。
刘浩然小学时学的拼音是还记得，可是有一个很大的问题，他所学的拼音是以普通话为主，也就是改良过的北京方言，与大明流行的官话相差甚远。有个这个局限，刘浩然就不好开金手指了，只能进行相应的指导。
根据刘浩然的指导，学部和国史馆先就确定何种方言为官话进行了调查和研究。首先入选了是合肥方言，毕竟这是“帝王之乡”有先天的优势，但是合肥话流行区域过小，而且很多话语带有的方特色，其它地方的人不知道什么意思。接着入选的是淮西”口，因为这里聚集了大明很大一部分重臣。可是经过讨论旦“三荐陷不少。
最后国史馆和学部选定了京师南京话。原本南京话主流是本地吴依之语，但是在后晋时期，皇室南渡，大批名士世家也随之南下，在南京安居，带来了当时的“官话”一洛阳话，经过上百年的融合发展，便形成了以洛阳话为主，掺杂了当地吴语的南京话。
而经过多年的战乱和百姓迁徙，这时的中原话和北方话已经失去了四声的入声调，而南京话却很好保留了。经过几经讨论，国史馆和学部认为南京话有三大优势：帝王都邑；接近中原官话；保全汉语传统的四声。所以最后确定南京话为官话。
在发展注音方面，国史馆和学部产生了分歧，国史馆坚持使用反切法，而学部却准备采取新法。
在国史馆忙着改良反切法，学部找上了精通拉丁语的犹太和欧州传教士。他们来到大明，首先第一件事情是学习汉语，而在他们心目中，汉语的标准便是南京话。这些传教士由于需要四处传教，所以算得上是语言天才。几年下来，很有些传教士算是精通汉语了，一口南京官话比当地人说的还要“标准”这主要是他们用拉丁字母去注解每一个汉字。
相比国史馆局限于一国，学部的志向更加”远大”它希望汉语拼音可以帮助其它国家的百姓学习汉语，从而将汉语推向全世界。因此，在前唐宋声母、韵母的基础上，学部组织人手与精通拉丁语和汉语的传教士联手。很快根据汉语的发音特点确定了二十三个元音和四十八个辅音，分别表示汉语的声母和韵母，其中元音就用二十三个拉丁字母表示，而四十八个辅音则用拉丁字母的草体和变形来表示。
因为汉语是典型的声调语言，而标准的南京话就有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小入声五个声调，而连在一起读又会产生变调。这些都必须要能完整的表现出来。于是学部的学者便确定了五个声调度数，分别用”2，3，4，三来表示，再用这五个声调度数来表示五个声调高低，如阴平声调是高而平。叫高平调，发音时由度到度，简称巫；最特殊的是入声，它是古代中原话遗留下来的，代表真古汉语完整的四声系统，没有它你根本体会不出什么是平厌。因此学部学者就用单个数字来表示入声，如31。这一整套注音的好处是即方便大明百姓学习汉语。也方便学者们去研究其它语言，如拉丁语系和非洲语系，而其它国家的人，尤其是拉丁语系的人只要搞懂了这套注音方法和规则，则就可以很方便地学习汉。
但是这套方案受到国史馆的反对，这些老夫子和儒生还是希望用反切来表示汉语语音。但是不可否认的是经过改良后的反切法大明学子学起来虽然容易许多。但是对于老外来说依然是“天书”但是这些国史馆的院士们却认为，汉语我大明学子们学会就好了，外国蛮夷学不会是他们愚笨而已。
最后经过激烈的争辩，学部这套利于交流的注音方案受了刘浩然、太平学派、北方学派等势力的力挺，尤其是大明商人集团和海军部，他们深深地明白。海外贸易和探险，最大的问题就是语言的沟通，必须有一套既能让别人容易学习汉语，大明子民又能轻松学习他国语的方法规则来。所以学部这套方案被摆上了内阁会议1接受学士会议的最后确定。
很快，这套注音方案被冠以《大明注音标准》的名头被正式通过，将由学部和国史馆联合颂布，各学校将正式采用这套方案。学习汉语拼音和外国语。
接着学部尚书罗复仁提出了另外一个议程，对大明现行的诸多学科进行改名和分拆，以及对格物院、弘文院以及分支机构的职责明确。
随着大明科研技术的发展，过去笼统的命名已经不合适了。根据这个草案，格物院要分拆出物理、化学、生物，算学要改名为数学，农牧改名为农业，加上原本的天文学，地理学和医学便组成了格物院的“八大金网”；弘文院要分拆出哲学、社会学、教育学、传播学，商学要改名为经济学，加上法学，算是弘文院的“六大金刚”刘浩然还准备根据最新传入的古希腊拍拉图的《理想国》、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设立政治学，专门研究研究国家及其赖以发挥治理效能的各种机构和制度。只是这门学科在当时的大明“太超前”了，有点骇人听闻，所以就只好归在社会学里面。至于文学、语言学、史学则划归国史馆。
罗复仁还提出新设工程院，将此前大明非常先进的机械制造、冶炼、营造建设、地理勘探、船舶制造、交通运转、精密机械、测绘、化工、兵器工程、农业工程全部划在里面。
按照刘浩然的想法，中国古人太注重“学以致用”了，结果学文科的就变成了“学而优则仕”少数学工科的文人就过于注重实用，经验中来再回到经验中去，虽然应用性强，但是对事物发展规律的探索不够，研究方法上主要采用传统的典籍整理与经验总结，缺少实验和分析。
刘浩然早就决心打破这一传统，大明的教育体制已经完全打破了“学而优则仕”的传统科举制度，学历考试和“公务员录取考试”完全分开，一来打破了知识掌握在少数人手里的局面，二来使得这些精英不再将出路局限于出仕之上，因为根据大明正在逐渐推行的改革，官员和司政虽然福利好，名声好，还有“权力”的诱惑，但是责任也越来越重。而且这个责任需要承担的后果也越来越大。任何想考司政、司法的精英们都需耍掂量一下，自己是否有能力去担任这个职务，如果没有能力，很有可能会因为一次错误丧失一生的前途。这，大批精英们转向其他行业，如地位越来越高的，商岖知梯1、医。
在刘浩然的设想中，格物院、弘文院和国史馆侧重理论研究，而工程院则侧重应用科学的研究，他们互相是可以“客串”的。如现在风头正盛的刘承志因为其在天文、地理和社会学的造诣，一人兼任了格物院和弘文院两院院士，工程院成立，也少不了他的一个院士身份。而三院一馆的院士人选则由各大学相应学科的教授、副教授推举产生，再由学部聘任，一般任期是终身制。满六十五岁便可“退休”或期间自己。
罗复仁建议中还提出设立学会以及明确研究所和学会的职责。
研究所是负责具体学科的研究工作，它虽然也是三院一馆的下属机构，但一般都由相应部门赞助和监管，如机械研究所归工部赞助和监管，兵工研究所归陆军部赞助和监管，船舶研究所归海军部赞助和监管；学会也是三院一馆的下属机构，但是它主要职责走进行学术交流以及对新的科研成果、行业技术标准的认定，如早前成立的地理学会，它即可以对地理勘探的赞助，也被授权对新发现的岛屿、大陆、海洋进行确认和正式命名，同时也包括对动植物等生物研究、发明成果的认定。
学士会议很快通过了罗复仁的几项提议，各学科确定之后，各大学便根据这一原则重新发定和增设专业学科。同时学士会议也通过了罗复仁关于加快大明格物、弘文诸专业学科的建设，增设南京工学院、东京工学院、武昌工学院三所理工大学的建议。
接下来便是礼部尚书胡惟庸提出建议，一是在南京大学、江苏大学、淅江大学、安徽大学增设传播学专业，以应对大明越来越发达的传播业；二是申请开设南京戏剧学院小专门培养戏剧人才，申请开设南京音乐学院和南京美术学院，专门培养音乐、美术等艺术人才。
在得到学士会议通过之后。这揽子事情便要归学部接手了。
不过商部尚书杨元呆提出的建议草案却激起了与会人士的强烈反。
杨元呆要求内阁制定律法，首先严禁大明各地百姓乞讨，违者监禁一年1重犯者劳役五年；二，各地城镇居民百姓必须从事一项职业，并在当地官府登记确认，一年无业者加以重惩，劳役三年；这两项说白了就是要把乡村城镇严禁“小逸民逸夫小游食。无籍之徒”；三，劳役者可发放至各地工厂做工等等十余项。
看到这里，刘浩然不由眉头紧皱小他没有想到这场冲突居然还是被摆到了大明最高国事会议上，而且是由杨元呆这位淮西派干将提出来的。
这场冲突早在数年前就开始产生，只是最近一段时间开始激化而已。冲突的起源非常简单，对劳动力的争夺。大明的工商业迅速发展，尤其是工业的发展使得这一行业劳动需求日益增大。在开始的时候，各地的降军、俘虏，每年恩赦令“解放”出来的地主豪强家的农奴，数以十万计，总算是满足了大明工业启动的劳动力需求。可是随着工商业的发展，工厂需要更多的工人，商社需要更多的伙计，船队需要更多的水手，港口需要更多的码头工人，一切需求都在不停地增长。而大明建立之后施行的《土地法》是保证广大乡村农民耕者有其地，广大农民在经历长期战乱之后拥有了属于自己的田地1便一心开始耕种经营，一头扎进了土地之中。
工商业只好从没有田地分配的城镇居民中招揽劳工，随着不断地发展，尤其是北伐和漠北战事对兵工工业、仿织工业、钢铁工业等诸多工商业的刺激，它们需要的劳动力达到了一个顶峰，而与之相反的是大批原本在战乱中逃入城镇的百姓被遣回原籍，重新分配田地，从事农业生产。到后来，工商业无计可施，只好仿效官府基础建设的做法，利用农闲招募当地的农民，使得劳动力需求得到了部分缓解。
可是这就有一个，弊端，那就是农民出来打工是利用农闲挣点工钱，他们主要精力还是放在农业上，一到了农忙时分便纷纷还乡耕种和收获，结果使得相应的工商业被人为的制造出“淡季”和“旺季农闲时是旺季，农忙时是淡季，这一淡一旺就严重地影响了工商业的正常运转，减少了工厂主和商人们的收益。
当欧洲海路开通，来自欧洲、非州的需求将给大明工商业带来一夫批订单，可是这些工厂主和商人们却发现已经没有足够的人手去生产这些订单，“淡旺”季的影响将变的更加严重。这使得这些工厂主和商人们不可忍受了，于是便开始动起脑筋来。
抽们把目光投向逃荒和行乞者，虽然大明的土地政策和社会福利制度还算完善。但是仍然有时不时出现的地方局部性自然灾难使得当地的农民走上传统之路，逃荒和行乞，加上官府赈灾的场所一般都在城镇，所以受灾的百姓们便纷纷涌向城镇。
此外还有大明各地关押的罪犯，由于新朝初定，这些年官府围剿了不少占地为王的盗匪，统统在各的监狱里进行劳役，他们也是“上等”的劳动力。
这些工厂主和商人依仗自己是皇帝陛下重点“扶植对象。”于是便要求国家制定相应的律法和政策。以解决他们的劳动力不足的要求。开始的时候他们将这个要求诉求到新任工部尚书胡探，结果一向以民生为本的他给一口拒绝了。于是工厂主和商人只好又诉求到商部尚书杨元呆这边。
杨元皋虽然是江南文人出身，但是从龙已早，身上早就打上了淮西派的印记，后来又加入到太平学派当中。当太平学派一些文人带着工厂主和商人代表找到他，要求他为此出谋划策时，他的心思便活泛开了。在他想来，皇帝陛下对丫坦怀业支持一向是不遗余力地支持。现在他们遇到大问期1。又关系到大明财政收入的增加。肯定是要想办法解决的。自己主动集击，应该算是政绩吧。
杨元呆的建议刚一提出。刘浩然还在那里皱眉不语，罗复仁却开口反对了：“此建议不妥。百姓受灾，官府当安抚赈济为上，怎么还要落井下石？”
罗复仁是江西学派的翘首，他虽然也支待发展工商业以足国用，但是这必须站在不影响农业生产的基础上。杨元最这一建议，很大一部分就是针对农民，试图通过各种手段录夺农民的田地，迫使他们进入工厂做工，这让罗复仁如何能答应。
罗复仁一开口，刘基和宋镰也开口了，支持他的言论，坚决反对杨元皋的“妄言建议”
这三位一开口，杨元呆知道事情难办了，罗复仁和刘基都是重臣，都挂着直学士的衔，可以直接在学士会议上投反对票。宋镰虽然没有挂直学士衔，但是他是江南学派和清流的领军人物，又是太子太傅，他出声反对，不少直学士和大学士心里都要掂量掂量。于是杨元皋把目光悄悄地投向了刘浩然。只要皇帝陛下支持，这项建议还是能够在学士会议上通过的。
可是刘浩然把案卷一掩说道：“既然三位先生都说不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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