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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1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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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打不过，因而要避战，要到外蒙古去或到新疆区。可是一般同志可能不这样了解，他们
会问在北川和茂县地区，我们有打击川军的机会，为甚么要退到岷江以西，集结到毛儿盖，
又往那里前进？
我问张闻天，为甚么我们不从政治上去寻求解救的方法？难道政治方面就没有增强我们
力量的步骤了吗？一九三二年我们到川北的时候，觉得我们的力量不能再打了，但我们补救
的办法不是绝对避战，而是提出入川纲领、人民政府和其他政治办法，不久以前我们又提出
争取建立川甘康新根据地的前途和成立西北联邦政府的主张。我着重的指出，采取政治方法，
甚至是让步的步骤，如对少数民族宽大和强调抗日等问题，在原则上不但应该允许，而且应
该切实执行。就因为这些情形，中央死死抱住苏维埃这个左的躯壳，实际执行的却是军事上
极右的退却路线。这样，中央的多数同志自然就会觉得我的意见是多余的，甚至觉得张国焘
是机会主义者，红四方面军是军阀，甚至入川纲领、甚至西北联邦政府，都是大逆不道。可
是，中央忽略了一些他们所谓的“小问题”，即无论走到西北任何地方，都会发生苏维埃旗帜
是否适宜和如何处理少数民族的问题。
我再三强调党内政治歧见早已存在，遵义会议没有能够作适当的解决，目前中央又只注
意军事行动，不谈政治问题，只是极可忧虑的现象。值得忧虑的是我们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都
将遭受惨败，不易翻身，并将引起一、四两方面军的隔阂和党内纠纷。如果我们能根据实际
情况，摆脱既定公式的束缚，放弃成见，大胆从政治上作一番研究，也许为时还不算太晚。
张闻天听了我这些话，仍不作肯定的表示，只说政治问题须俟军事情况稍有转机时才能
讨论。他也表示忧虑，深恐党内发生纠纷。他没有批评我的见解，只劝我忍耐，不要提出引
起争论的问题。我们一直谈到深夜，没有任何结论。就由于张闻天这种拖延的态度，使事态
在暗中恶化起来。第三天清晨，抚边的要人们开始向毛儿盖移动，毛泽东因急于到毛儿盖去
策划北进的事，先行启程，其他中委们也在当天陆续出发，我因为尚须处理一些事件，准备
翌日前去。
就在当天早上，邓发找我谈四方面军建立政治保卫局工作系统的事，他说政治保卫军的
军中任务，是严防奸细、制裁反革命反党言行及维护军纪党纪。因此，中央政治保卫局在一
方面军建立了直属中央的独立工作系统，从军师各高级指挥部直到连队，每级都暗中派有政
治保卫局人员，名以上隶属各级政治部，实际由中央政治保卫局指挥工作。此外对干部还实
行监视制度，各级干部的警卫员都是经过政治保卫局训练的，平时保卫长官们的安全，附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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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三册
监督长官的言行，如遇长官有反动行为，警卫员得紧急制裁。邓发夸耀他的工作成绩，达成
了巩固党对军队领导的任务，特别提到第七军长李明瑞在江西苏区企图逃亡，就是由他所训
练并派到李明瑞身边的警卫员枪杀的。
我听了邓发的话，心中有说不尽的反感，认为这是会使中共变质的行为。根据中共党章，
党员是因信仰主义自愿入党的，中央是由党员选举出来的。现在由中央设置政治保卫局来监
视党员的言行，那不就成了由中央统治党员的党吗？各种可怕的流弊均会由此产生，斯大林
就是一个显明的例子，他利用特务系统，统治俄共，杀害几十万同志，其中包括大多数的革
命元勋。现在中共的斯大林门徒，也如法炮制，中共的前途，势将不堪设想。
我平心静气对邓发说明了我的所见。我告诉他四方面军没有政治保卫局独立的工作系统。
我们在鄂豫皖时曾研讨过这个问题，认为军事干部最大多数是党员，除正常的政治工作外，
用不着派人监视。军中的政治工作人员和党的组织，就经常注意军中的政治状况（其中也有
少数人兼任政治保卫工作），一般军官又有政治委员监督。如果再在各级军事单位中派些监视
人员，在各级干部身边又派些警卫员，这在组织上是不合理的，也会引起被监视者的不安。
邓发认为这是中央的既定制度，四方面军不能例外。他要求我介绍他属下的人员到四方面军
去，立即建立独立的政治保卫局工作系统，并下令分批调集四方面军原任警卫员的可靠党员，
交他训练后仍回原职。就为了这件事，我在抚边第一次说出了“不”字。我告诉邓发，我不
能这样做，因为我只是中央一员，并无权下命令。
午饭后，中央各要人都陆续走了，这使我松了一口气，因为在他们未走以前，他们车轮
式的跟我谈，简直弄得我有些头昏眼花，而谈话的结果又多是令人不满意的。在军事计划方
面，因茂县北川和懋功以南地区的放弃，失去了向东向南发展的机会；而向北发展，又须到
了毛儿盖以后才能作具体决定。在党内政治问题方面，议论虽多，但亦毫无具体结果。因此
懋功之会，在我看来是失败了。
午后我才有机会与四方面军的干部接谈。由懋功北移到抚边来的第三十军的干部们，多
对这次一、四两方面军的会合表示忧虑。他们告诉我，第三十军与第一方面军的林彪部初在
懋功以南的大路上相遇时，双方是非常亲切的，中央各要人初次看见第三十军的时候，也曾
多方赞许地四方面军，可是这种友爱的气氛，不两天就改变了。
四方面军干部们说的话，大致有这样几点：一、一方面军的干部总是说蒋介石的飞机和
大炮厉害，四方面军还没尝过这个味道，当初一方面军的力量远较四方面军为强大，尚且不
是敌手，何况区区的四方面军，我的同僚忧虑这种失败主义情绪，会影响四方面军的士气。
二、一方面军的干部，有些发表诽谤我的言论，不是说我是老机会主义，为共产国际和中共
中央所不信任，就是说西北联邦政府这一主张，是右倾的具体表现。这一点引起了四方面军
的反感，他们和我一道奋斗多年，他们的体验直接否定了这种诽谤。三、中央曾派遣一些调
查人员到第三十军中去调查实况。这些调查者往往夸大地四方面军的缺点，特别是找到几个
军官骂士兵的例子，就泛指第四方面军有浓厚的军阀习气。四、那些调查者往往利用四方面
军一般干部只知毛泽东朱德等人的名字，而不知所有政治局委员的名字这一事实，硬说地四
方面军不尊重中央，甚至说，这是张某人故意干的。
第三十军政治部一位负责同志，曾将他与一方面军同志的谈话，记录下来交给我看。这
份记录就包括了上述各点。根据这份记录看双方的对话，表示第四方面军的同志颇识大义，
所有解释，入情入理，而第一方面军的同志则不免吹毛求疵，显有成见。我看了这份记录，
觉得错误不在我们这一方面，也不在一方面军，只是中共中央的领导有了问题。当时中共中
央的同志与第一方面军是混在一起的，因而四方面军的同志们分辨不清，认为这是一而二、
二而一的机关。我所遇到的同志们对中共中央和一方面军，或多或少表示失望。他们多说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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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三册
四方面军一般战士，以前对中共中央和一方面军都信仰得了不得，如今会合接触，便觉得完
全不是那么一回事。他们指责第一方面军纪律废弛，乱打土豪，对藏族的态度不好，一路他
们都看见过打骂藏人和私拿藏人东西的事情。也有人对中央少数人坐轿子的事表示不满，认
为这是不爱护战士的表示，甚至有人说中央对第一方面军的领导是偏重与控制。
第一方面军也有些人不满中共中央的领导，往往私下向第四方面军的熟识同志透露他们
的意见。他们描述此次长征，中央领导着第一方面军，一路都是避免战争，养成了一种丧失
斗志的心理，如今还不知跑到那里去？他们大致认为，“我能住、寇亦能住”，不能老是乱跑，
应使全军得到休息整理。他们希望一、四两方面军精诚团结，不愿因中央的偏见损伤彼此间
的关系，这种爱党的热忱，促使他们希望四方面军的干部们，能够拿英勇奋斗的精神，去影
响中央这种颓废的气象。
有人直率指出中央急于控制第四方面军的意图，当中央要人们初次看见第三十军的时候，
也曾一时兴奋，但四方面军所表现出来的气象，旋即引起他们的不安。因而中央一到抚边，
便举行政治局会议，大致决定下列各点：一、为了不使四方面军瞧不起中央，中央和第一方
面军的所有同志，不应向四方面军干部说起一方面军的不幸遭遇、和中央内部有过的纠纷等
等，只应说中央和第一方面军过去有过的好现象。二、四方面军远离中央，由机会主义者张
某领导，那里会合乎理想，因而决定在布尔什维克报上发表文章，批评西北联邦政府，一面
派人考察四方面军的内情，以做实他们的军阀习气。三、与张某会面时只谈军事问题，不谈
政治问题。改任张国焘为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实际由中央直接指挥第四方面军，立即实行北
进。
我把同志们所告诉我的故事，与我这两天来的亲身经历互相印证，大体都是事实。我觉
得中共中央由于苏维埃政策的错误，招致了军事失败，如今只有乞怜于控制手段。我也觉得
这是毛泽东等老游击家和张闻天秦邦宪等留俄派，联合一起对付我的局面。我相信我有责任
纠正那些同志的错误，挽救中共的失败。我相信再次严重关头，不易爆发党内争论，内部一
致高于一切，也觉得中共中央和一方面军，其中也不乏深明大义的人，如朱德的态度就是好
例子。我要尝试一下用较温和的办法，来谋取改革的实效。
因而我向四方面军的同志们表示，中共中央经过长期艰苦遭遇，可能已形成一些错误观
念，如今我参加中央工作，可以力谋改善。我们应在党内团结和一、四两方面军密切合作的
前提下，提供我们的意见。同志们也不可对集中毛儿盖准备北进的军事计划，过分表示怀疑。
因为，即使是一个错误的决定，也比党内发生纷争要好些。我劝告同志们冷静忍耐，以便我
有转圜的机会。
第三天清晨，我摒挡一切，也向卓克基出发了。我们从历年错误政策中和游击战争中所
积累下来的毒瘤，从此日渐发作，而懋功三天之会和我此后较温和的努力，事实证明是药不
对症的。
① 一九二七年南昌暴动时，我和朱德在广东东北的梅县三河坝分手，从此，他即带着一千多人的部队，
在鄂赣边区打游击。一别八年，至此我们才重逢。
② 一九三三年十二月新疆盛世才部撤回迪化，马仲英即通电拥刘文龙为主席，要求盛世才退出迪化，
盛世才敉平马仲英叛变的战事就这样发生了，一直到一九三四年二月，盛世才获得苏联的支持，才把马仲英
打败。
第三章 毛儿盖会议
党内歧见迅即发展为全面性，我和四方面军的同志们指责中央的领导不正确，中央的大
多数人则坚持中央的政策完全正确，不稍让步。毛儿盖会议原是企图弥缝歧见，但又因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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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数过份坚持己见而宣告失败。这就使党的处境更形恶化。
中共中央多数以毛泽东为首，原冀迅速北进，但因川甘边境情况不明，胡宗南部控制了
松潘及其以北一带要冲，我军不易顺利通过，所以在卓克基北部地区停留下来。他们一面命
令先头部队查明北进道路，一面电令徐向前陈昌浩等四方面军的重要干部赶来会晤，以解决
中央军委会直接指挥四方面军的一些实际问题。
我离开无边到达卓克基东北中央驻地时，我的住处竟被安置在离其他中央委员宿营地有
好几里路的村庄上，没有甚么中央的人来找我。我似是已被贬斥了的人员。我保持冷静，一
切不闻不问，乐得暂时休息一下。不两天，徐向前陈昌浩等四方面军的干部们陆续赶来了，
他们都来看我，我告以抚边会谈的一些实况，并要求他们服从中央军事委员会的直接指挥。
当时，由于一、四两方面军的干部接触较多，双方隔阂日甚一日。一方面军干部不但抹
杀了四方面军英勇奋斗的经历，而且作了各种不必要的批评，如说四方面军脱离了中央的正
确领导，不免有军阀习气等等。四方面军干部也忽视一方面军的光荣记录，同样做些不必要
的批评，例如说他们丧失斗志等等。这些批评激起了感情作用，在感情冲动之下，一切是非
黑白反而模糊了。
这些现象的形成，显然中共中央要负责任。他们没有充分认识中央现在是寄居在军队之
中，任何党内歧见都易转化为两军之间的隔阂。他们北进之心太急，一切草草了事，忽略了
使两军互相了解的必要。他们对中央的威信估计过高，忽视了一般同志的不满情绪。
四方面军的干部纷纷向中央质问，其要点大致是：为甚么中央要急于北进？为甚么放弃
茂县北川和懋功以南一带向东南发展的据点？何以见得在这一带多留几天就会被敌人封锁、
成为瓮中之鳖？为甚么不抽出时间好好开几次会议，将一切问题讨论清楚？为甚么不先了解
四方面军的情况，就批评它的领导？一、四两方面军初会，为甚么不让两军干部互相了解、
互相学习？为甚么中央要在一方面军干部中散步不满四方面军的闲话？这一类的问题都是中
央要人们不易解释清楚的。
因为这些问题得不到解答，他们进而批评中央歧视四方面军、不将它当作嫡系部队；中
央领导有了毛病，因而做事章法很乱；北进是逃跑，“我能住，寇亦能住”是人人皆知的简单
道理，这不过是牺牲军队，让少数人逃到外蒙古去的做法；中央批评四方面军的领导，无非
是偏见作崇。四方面军干部特别反对中央对我的歧视，表示只有我能代表四方面军多数同志
的意见。
张闻天和秦邦宪等利用他们与陈昌浩在莫斯科同为“二十八宿”的关系，坦率的问陈昌
浩：“张国焘是老机会主义者，为甚么四方面军的干部不追随中央而要追随张国焘？”陈昌浩
告以过去对张某的派批评是不公道的，张领导四方面军，不仅正确有功绩，而且为一般同志
所爱戴，如果中央歧视张国焘同志，将引起四方面军的重大反感。这些留俄派的分化活动，
就这样不能收到实效。
朱德等觉得事态严重，乃从中调解。他也坦率承认这次两军会合没有弄好，主要是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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