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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14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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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出外观看，一架飞机出现在天空，绕着延安城，越飞越低的债那里打圈子，似是寻找机
场。我们两人即向飞机场走去，途中我问周恩来是甚么人物来了，他答说到了机场就知道，
似乎他也没有预先得到消息。
我们到达飞机场，毛泽东、张闻天等也同时来了，我们站得远远的；机场已有相当的戒
备，似乎都不知道飞机里面载的是甚么人物。大概毛泽东早已接到了莫斯科的电报，告以王
明等要来，毛并未公布；王明等回来的确实日期和如何来法，连毛泽东也不知道。直等到王
明从飞机走出，陈云、康生也跟着下来，我们才急步向前，彼此握手拥抱。当时一堂欢叙，
所谈都是高兴的事。我已有八年没有看见王明，陈云大约十二年没见，康生也有六年半了。
叙起旧来，材料当然特别多。这种欢欣鼓舞的气氛，似乎以前延安从未有过。
座中，不记得是那一位提到，以后莫斯科与延安间可否通航，以便运输大批武器和军用
物资来延安。毛泽东闻言大感兴趣。王明立即解释说：根据中苏谅解，苏联空军飞机在中国
境内，只供国民政府调遣；他们这次乘空军飞机来，是秘密的和非法的行动。王明继续说及：
他们在兰州等了几天，等到今天天气好才上机，一路由飞机师按照地图，好不容易才摸索到
了延安上空，低飞到看见延安城门口的大标语时才降落机场。因此王明指出由苏联飞机输运
军火老延安的事恐怕办不到。毛泽东听了感慨再三的说：拿那么多军火给蒋介石，为甚么不
可以少少分给我们一点。
由于这些人的到达，即于次日上午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而且连续举行了三四天。
首先由王明发表长篇演说，内容是莫斯科首脑部对于实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次略的一些新见
解。他首先指出现在抗战，中共便应主动的与之密切合作。他又说明中国抗战的成败，具有
国际的重要意义。如果中国能够充分发挥抗战力量，给日本以长期游离的抵抗，这将使日本
无力向苏联进攻，对国际无产阶级的革命前途大大有利。
他着重说明中共在民族严重危机中，与国民党再度合作，不能抄袭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经
验。这次的国共合作应力求其稳固与久远，彼此互谅互让互助。中共既是主动的与国民党要
好，就要抛弃以往国共间的仇恨。如一个国民党黄埔出身的军官，掌握着军队的实权，可是
他过去也曾杀过许多共产党人，我们应该将他的那份旧账置之度外，与之真诚合作。因为只
有握有军事实力的人，愿意抗战，抗战才能长期继续下去。
王明还从另一个原则来阐明这个问题。他指出中共不应自视为无产阶级的政党，这个旧
公式已不适用于今日。中共应更大胆的将自己当作是代表中国人民的政党；它不仅代表无产
阶级的利益，也代表所有人民和中国整个民族的利益。他说明这不是放弃阶级观念，而是进
取的精神，也是共产国际在第七次代表大会之后，要求各国共产党，在反法西斯蒂的人民阵
线中，所应持的基本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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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继续说明国共两党在抗战中，彼此在政治上的距离是缩短了；它们同是代表中国人民
的政党，只是在社会问题上，彼此有急进缓进之分罢了。至于国共之间争夺政权的问题，那
是遥远将来的事，中共也应主动的把这个问题，推到抗战胜利以后去。
王明这些话使毛泽东的神情，显得有些尴尬，似是受到当头一棒。他也许想到他以往所
发表过的言论和所做的一切，竟与莫斯科的见解大有出入。现在莫斯科，竟要他与国民党形
成长期而巩固的合作。
我当时觉得莫斯科这些见解，至少比毛泽东的那些主意要高明些，但王明没有一句话说
到中国可以走民主化的道路，一切设想仍是站在独裁立场上，来些策略的改变。莫斯科大致
不相信中共能够在短时期内，获得抗战的领导 ，而莫斯科又需要中国的抗战能够拖住日本，
因而要中共与国民党竭诚合作。
我们向王明问及国际的真实情况，大致着眼于中国抗战能够得到一些甚么国际支援，英
美等列强与苏联是否能联合起来干涉日本的对华侵略。王明表示并不乐观。他说明日本正与
德意拉拢，形成国际间的法西斯蒂阵线。现在法西斯蒂的势力很嚣张，威胁苏联与中国的生
存；英美法等民主国家是否能够拔刀相助，还是不可捉摸。这样的国际形势，便是莫斯科要
我们进一步巩固抗日统一战线的主要原因。
王明暗示这个策略上的变动很为重要，而且是出自斯大林本人的意见。他曾当面问过斯
大林：中共与能够当遵照你的指示与国民党合作抗张，但你和共产国际过去对中共所做的指
示，是否仍然有效？斯大林曾答以那些过去了的话，应束之高阁，不在理会它。（主要是指有
关中共独立发展，与国民党争领导和进行斗争等主张。）
据王明表示，斯大林的意见是要中共根据实际情况，自行努力，不必为共产国际关于中
国问题以往的公式所约束。斯大林曾说：“中共现在需要游泳过一个很宽的海，不能有旁的选
择，只能凭你们自己的努力，你们是否不会中途溺毙，那是他所耽心的。”
毛泽东听到这里，显得面有得色。也许他想到斯大林的见解，竟与他自己原有的见解相
反，这如何是好？现在有了依靠自己努力的原则，岂不是有了解脱的办法。毛泽东以后批评
王明，只知联合国民党，犯了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而他的正确主张是对国民党一面联合，
一面斗争。后来毛泽东与王明间的斗争，从这次讨论起即种下了祸根。毛的武器是强调马列
主义中国化，依据中国实际情况行事，反对王明那种国际派邪说。
王明的这项政治报告，毛泽东、张闻天和其他的人一样，都当场表示完全赞成，似乎他
们在洛川会议上所说过的“使蒋介石失败”，“中共独立自主”，“扩充实力与国民党较量”等
等言论，都未曾说过似的。王明继续讨论其他问题，其中最重要的一项是拒绝与陈独秀恢复
合作的问题。
一九三七年十月间，罗汉来到延安，他以陈独秀代表的身份，与我们商谈合作。罗汉是
我在五四运动时即在一起共事的老同志老朋友。他与毛泽东也有旧谊，后来脱离中共，成为
陈独秀托派中一个重要角色。他这次和我会面，说到陈独秀先生过去对中共的贡献，两个儿
子为党牺牲了，陈本人又被国民党判了十年徒刑，不久前才获释放，以及陈一直坚持社会主
义的立场等等。他并指出托派内部意见不一，派系甚多，但陈独秀先生和其他多数重要人物
主张与中共恢复合作。他还说明陈独秀先生等是坚持抗战的，赞成中共现行抗日民族统一阵
线的策略，认为国共既能恢复合作，社会主义的老同志们更应重新团结在一起。我表示欢迎
陈先生的这种意向，要罗汉径与毛泽东商谈。
毛泽东同情罗汉这种活动，觉得中国的托派不能与苏联的托派相提并论，根据罗汉的表
示，就与托洛斯基的死硬态度有所不同。他似也怀念陈先生的旧谊。他曾向我表示可以与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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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秀先生等形成某种合作关系，以期一致抗战。毛还说到从前我们搞苏维埃运动时期，在肃
反工作中，犯有很多错误，现在斯大林老在闹肃反，恐怕错误尤多于我们。现在我们是脱节
一切力量抗日，陈独秀托派如果表示改悔，何尝不可一起抗日。
由于毛泽东的这种态度，张闻天也只好遵照实行。张闻天和罗汉多次商谈的结果，形成
了十九个条件；其主要内容是托派坚持抗日，拥护中共与国民党合作抗日的现行政策，在言
论上和实行上均将有明朗的表现；托派中愿意恢复中共党籍者，须公开脱离托派并承认已经
参加托派的错误；不愿恢复中共党籍者，可以与中共在党外合作，支持中共的抗战政策。中
共中央也不再对抗日的托派人物采取敌视态度。
这件案子拖延到这次政治局会议上才提出讨论。王明知道了这件事，不问情由，便声色
俱厉的表示反对。他指出我们和甚么人都可以合作抗日，只有托派是例外。在国际上我们可
以和资产阶级的政客军阀甚至反共刽子手合作，但不能与托洛斯基的信徒们合作。在中国我
们可以与蒋介石及其属下的反共特务等等人合作，但不能与陈独秀合作。他用字典里最恶劣
的名词，如“汉奸”、“托匪”、“杀人犯”等来攻击托派，并诬指陈独秀是每月拿日本三百元
津贴的日本间谍。
我们曾自会议上说过一些陈独秀与托洛斯基究竟有所不同等类的话，也有人提到：说陈
独秀是日本间谍，究非事实。但王明却坚持说斯大林正在雷厉风行的反托派，而我们却要联
络托派，那还了得；如果斯大林知道了，后果是不堪设想的。他还说反对托派，不能有仁慈
观念，陈独秀即使不是日本间谍也应说成是日本间谍。王明这些斩钉截铁的话，使大家为之
默然。从此，在中共宣传上，陈独秀就变成了“每月拿三百元津贴的日本间谍”了。
为了这件事，王明还发了一篇大议论。他向我们说明了苏联肃清托派和其他反党分子的
经验教训，指出联共内被整肃的那些知名人物，叛国罪都是证据确凿的。他说根据这个经验，
任何党员，不管他对共产主义信仰多深，过去有过多大的功绩，只要有反党倾向，就可能走
到叛党叛国。他又说到托派及其他反党分子，曾利用各种机会，阴谋反对苏联和联共；甚至
利用清党，故意制造供词，陷害了很多好同志。王明不说斯大林疯狂的清党曾杀害了很多同
志，反说是托派及其他反党分子实施陷害，这真令人毛骨悚然。
王明说明在原则上中共决不能与叛徒恢复合作。他指出资产阶级的政客们，蒋介石及其
党徒们，和法西斯蒂党徒们，与共产主义毫无共同之点，他们反攻是理所当然的，但他们不
能直接影响共产党内部。为了某种政治需要，我们可以与这些原非同类的人物，暂时的或较
长时期的合作。社会民主主义与共产党人较为接近，一直阻碍共产主义的发展，是我们最危
险的敌人。至于托派布哈林派以及其他左的右的反党派系和倾向，与共产党更为接近，腐蚀
我们的内部，是较社会民主主义者尤为危险的敌人。清算这些叛徒，在使共产党净化这一点
上，斯大林发展了列宁主义，也是斯大林理论的精华。
王明还进而主张加强对托派及其他反党分子的斗争。他说明联共内部有大量的托派和反
党分子，难道中共内部就太平无事吗？中共内部此然暗藏着许多托派和其他反党分子，只是
我们两条路线的斗争，不够彻底，没有发现出来罢了。因此，现在决不是与陈独秀恢复合作，
而是加紧反托派。在抗战时期，必然有些叛党或离开党的分子，企图再行混到党里来，我们
绝不能宽容他们。现在党内有过反党行为和思想不纯正的同志们，党对这些人也不应轻轻放
过。
王明当时俨然是捧着尚方宝剑的莫斯科的“天使”，说话的态度，仿佛是传达“圣旨”似
的，可是他仍是一个无经验的小伙子，显得志大才疏，爱放言高论，不考察实际情况，也缺
乏贯彻其主张的能力与方法。他最初几天的表演就造成了首脑部一些不安的情绪，我当时就
料定王明斗不过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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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讨论组织问题的时候，王明事先没有和任何人商量，就提出一张中央政治局委员
和候补委员共十六人的名单。我在上面已经说过，中共中央的人选，在一九二八年底六次代
表大会以后，已迭经变更。不少同志原非中央委员，亦权宜提升为政治局委员。这时，中共
中央认为一时还不能举行第七次代表大会，而王明觉得有些人应当参加中央政治局，因而采
取了非常手段，提出这个名单。
可是毛泽东对于王明这种单独举动，似感不安。王明所提出的名单，在人选上只增加了
和他同回国的赵云陈云两人，其余多是旧人，不过将席次略加调整而已，所以原则上毛是赞
成的。毛所不愉快的似是事先没有征求他的同意。因而毛极力推崇王明为中共中央领袖，并
说自己在抗日统一战线政策上和反托派斗争上，都没有把握住这个舵，愿意减轻自己的责任，
力主将王明的名字列为第一名。经王明极力表明，他之提出这张名单，决无“夺帅印”的意
思。毛知道了王明的真意之后，没有再发言，名单也算通过了。
身为中央书记的张闻天的名次，在王明的名单上被降至第七名了。王明的表现似有取张
闻天而代之的意向。张闻天却在那里一言不发，除了表示过赞成王明从莫斯科带回的政治主
张外，从不对实际问题作任何表示，尤其不谈到改选书记的问题。
我当时心灰意懒，已不大愿与这一群人为伍，因而置身事外，没有卷入争论的漩涡。我
在王明的名单中的名次，仍被列为第三名，在毛泽东周恩来之后。王明在解释他安排这个次
序的理由时，曾说的我是国内外知名人物，在中共有不可磨灭的地位，但也讥讽我犯过另立
中央的重大过失。我觉得王明的主要意思，是在重新责备我，为了不愿重提往事，我只好缄
口不答。
陈云和赵云两人较之王明似是老练些。他们说话的态度相当谦虚，往往对王明所提出的
意见，略家补充，对我们这些在国内奋斗的巨头们，他们则常表示推崇，因而他们在大家欢
迎声中，就任政治局委员，并分担组织部长和政治保卫委员会主任委员两个重要职务。后来，
毛泽东斗争王明的时候，他们两个也没有被牵涉在内。
王明反托派的矛头，竟是指向着我的。在一次我和王明的单独谈话中，他问我毛儿盖会
议争论的症结究竟何在？我答：“除批评党中央政治路线外可以说是争军事领导权。”他说：
“这不尽然，另一个主要原因是托派在暗中作怪。”他告诉我：“李特、黄超就是托派，他们
在迪化经邓发审问，已招认是托派，并已枪决了。”
我切齿痛恨的说：“李特、黄超是托派！那任何人都可被指为托派！”王明回答说：“你不
是托派，不过受托派利用。”他接着说明在莫斯科的大清党中，证明我与托派并无联系；可是
不能因此说我所信任的左右中没有托派，也不能说我自己不会受托派的利用。他还说到与我
接近的俞秀松、周达文、董亦湘等在莫斯科经过几次清党，都没有露出破绽。他一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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