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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15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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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贫困》、恩格斯的《家族私有财产及国家之起源》等中英文译本，都是在这个时期读完的；
此外对德国社会主义运动史和英国工人运动史等也有过一些涉猎。
由于俄国白党领袖谢米诺夫在中俄边境地区的失败，和以赤塔为首都的远东共和国的成
立，中俄交通已开始恢复。那时在中国的俄侨也有些同情苏俄的人物，北大俄文系一位俄国
籍的教员柏烈伟就是其中之一。他与李大钊先生来往颇密，常能供应一些莫斯科出版的小册
子。布哈林的《共产主义ABC》的英文本，就是这个时候带到北大图书馆的，也是我所阅
读过的第一本由莫斯科出版的小册子。
一九二○年，约在五月间，共产国际伊尔库斯克远东局派了一位代表威金斯基来华，他
以记者身分偕同旅俄华侨（具有俄共党籍）杨明斋作助手，路经北京，由柏烈伟介绍与李大
钊先生接触。据杨明斋后来告诉我，他和威金斯基初来中国的时候，对于中国情形十分陌生。
他们的使命是要联络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人物，但不知找谁是好。他们从少数俄侨口中
探得了一些五四运动的情形，知道现居上海的陈独秀是这一运动的领袖，而上海又是社会主
义运动的一个中心，因此他向威金斯基建议立即去上海找陈先生。他虽对陈先生毫无所知，
但认为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必须找有学问的人才能号召。威金斯基接受了他的建议，因而找
到北大俄国籍教员柏烈伟作介，首先认识了李先生，再拿着李先生的介绍信到上海去找陈独
秀②。关于这件事，杨明斋曾向我夸耀，表示日后的事实发展证明了他这个大胆建议的正确。
李先生和我虽然经常谈论马克思主义，有时我们还热衷于马克思主义的介绍和工人运动
的实际推进，但都还没有组织中国共产党以及与共产国际联系的决心。李先生曾表示，他在
五四运动前即有成立社会主义研究会及俄罗斯研究会等拟议，但一直没有具体进行。他和一
些有为的朋友们组织了一个少年中国学会，出版了一个少年中国杂志，他原希望这个组织能
够负起研究和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任务，但因会员们不尽赞成马克思主义，无法实现他的愿望。
他认为现在应该组织一个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这个团体应暂不过问实际政治，除了研究翻译
介绍等工作外，还应从事一些工人运动。我赞成他的计划，并主张邀集一些朋友来共策进行。
当年七月初，北京的局势更加紧张了，直皖战争一触即发，我们都忙于谈论时局的发展，
准备应变，北大师友们多数乘着假期纷纷离校。大约是七月十二日，李大钊先生向我郑重其
事地表示：“你还是赶快离开北京的好！”因为他认为在战乱期间，段祺瑞的亲日派将加紧迫
害反对他的学生们，我有被捕的危险。我也向他说：“你的危险可能比我更大。”李先生表示
他留在北京并无关系，因为他是北方人，躲避的办法多些。后来他也准备暂时离开北京，要
我和他一起到他的家乡河北乐亭县，到海边去避暑并共同研究马克思主义。
我赞成他暂时回乡，但我不愿同行。我愿到上海避难并和陈先生商谈一下关于马克思研
究会和进行工人运动的步骤。我说：“事态发展到现在，为了革命、救国，研究马克思主义
和今后个人的努力方向，都须从长计议一下，定下一个长期计划。”当时我还年轻，没有自
动组织共产党的想法，但不只一次表示，只要陈独秀和李大钊两位先生带头，我一定热诚追
随。
李大钊先生赞成我到上海去，对于他的不能同行有些怅惘。他提到陈独秀先生最近的来
信更急进了，主张采取实际行动，大干一场，但没有明白说出如何干法、也许是信上不便多
说。他认为我去一趟，正可和他当面商讨。他要我向陈先生表达他的意思，大意是他虽主张
从研究马克思主义入手，但陈先生如有进一步的计划，他也很赞成。我们分手时，他还向我
说：“战争就要爆发了，你不可耽搁，迟了恐怕交通断绝。”
① 李大钊先生在一九一二年即曾译《托尔斯泰主义之纲领》，一九一七年三月又发表《俄国大革命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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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一文于《甲寅月刊》。接着他分别在《每周评论》、《新生活》、《新青年》、《新潮月刊》及《少年中国》
等杂志上发表了许多关于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论文，是中国从事共产主义运动者中研究杜会主义较早
的一个人。
② 李大钊先生介绍威金斯基、杨明斋去会晤陈独秀先生，似乎并不知道他们的秘密使命。因为李大钊
先生和威金斯基后来都没有说过他们之间有过甚么初步的商谈。大概李真的以为威金斯墓是一位新闻记者。
威氏与陈独秀先生在初步接触时，尚隐瞒着他的真实身分。似乎也可以推知李当时的介绍信只是泛泛的。
第二篇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第一章 陈独秀的最初策划
陈独秀先生是人所共知的中国共产党的始创人，这不但由于他的声望在当时起了号召的
作用，而且实际上他确是组织中国共产党的最先发动者和设计者。他具有决心和信心，拟定
发展中国共产党组织的初步蓝图，并从事实际活动。由于他多方推动和组织，各地的马克思
主义者的零星活动终于演进到中国共产党的正式组成。
一九二○年七月十三日下午，正是直皖战争的前夕，我由北京乘火车赴天津，旅客异常
挤拥，车行的速度也不正常，近黄昏时才抵达中途的廊房站。火车进站后即停止前进，站外
隐约传来稀稀落落的枪声，旅客们惊惶不安，但都不敢离开车厢。凭窗远眺，只见高与人齐
的高粱丛里有少数全副武装的士兵蠕蠕移动。旅客中的一位军官向我们高声解释，说看来这
还只是双方前哨部队的接触，假若前面的铁路没有截断，我们今晚还有到达天津的希望。果
然，不久火车继续开行，但沿途时驶时停，抵达目的地已是深夜了。
翌日（七月十四日）直皖战争大规模展开了。皖系的段祺瑞自称是国军总司令，以由日
本装备起来的边防军为骨干，自北京附近向保定、天津进迫。直系的曹锟和吴佩孚组织讨逆
军，得到关外的张作霖和桂系的岑春煊等的声援，以保定为指挥中枢，向皖系军队展开攻势。
战争进行约五日，即以直系的胜利而告结束。这是历史上自袁世凯小站练兵形成北洋军阀之
后，第一次爆发的内部大规模火拼，也就是北洋军阀走向分崩离析的一个显明标志。
我在天津住了一夜，次日搭津浦车南下，十五日到达龙蟠虎踞的六朝故都—南京。那时
署假已经开始，又受战争影响，南京各学校的朋友们多数均已离去；加之那时南京城内商业
萧条，民气低沉；这些都不免使我有寂寞凄凉之感。不过当时一般青年多有遍览名山大川的
气概，我也深染这种游历癖，常在旅途中偷闲游山玩水，所以这次在南京不理会甚么戒严禁
令，仍独自遍游风景名胜，如雨花台、清凉寺、莫愁湖、玄武湖、天王府等地，无处不使人
忆及太平天国的如烟往事。
不久我到达上海，报上已刊出皖系失败的消息。我立即去访问那时迁住在法租界霞飞路
渔阳里二号的陈独秀先生。他为皖系军阀的失败而称快、大谈时局的各种可能发展。他问我
此次南来，是否负有学生代表的任务。我加以否认，并告诉他在离北京前与李大钊先生谈话
的经过。他大为高兴，表示正要找我商谈关于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他热诚地要我搬到他家里
住，以便从长计议。他说楼上有三间屋子，他和他的家人用了两间，另一间住着一位急进的
女青年王会吾。楼下三间，一间是客厅，一间由青年作家李达住，还有一间空房正好给我住。
我虽抱有从事共产主义运动的意向和热情，但还只是一种空洞的想法，是偏于兴趣方面
的，还没有以这一运动为终身事业的坚决打算。因此我住在陈家的最初几天，主要仍是在外
面奔忙，辞去了中华全国工业联合协会总干事的职务，并与黄介民等旧友酬酙频繁。这使陈
先生等有点不耐，陈太太甚至讥讽我交游太广，也许是为了找女朋友。这些自然是不尽合乎
事实的笑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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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一册
大约快到七月底，我才与陈先生慎重其事的谈起李大钊先生的意向。他开门见山的说：
“研究马克思主义现在已经不是最主要的工作，现在需要立即组织一个中国共产党。”陈先
生这种坚决的主张，我还是第一次听见。他滔滔不绝地说明这种主张的各项理由。我聚精会
神的倾听着他的高论，有时互相附和，有时互相质难。这个主张从此就成为我们多次谈话的
题目。
陈先生曾是新文化运动的领袖，此时充当中国共产党的发起人，确实具有多方面的特长。
他是中国当代的一位大思想家，好学深思，精力过人，通常每天上午和晚间是他阅读和写作
的时候，下午则常与朋友们畅谈高论。他非常健谈，我住在他家里的这一段时间内，每当午
饭后，如果没有别的客人打扰，他的话匣子便向我打开，往往要谈好几个钟头。他的谈吐不
是学院式的，十分的引人入胜。他往往先提出一个假定，然后层出不穷的发问，不厌其烦地
去求得他认为最恰当的答案。谈得起劲的时候，双目炯炯发光，放声大笑。他坚持自己的主
张，不肯轻易让步，即不大显著的差异也不愿稍涉含混，必须说得清清楚楚才肯罢休。但遇
到他没有考虑周到的地方，经人指出，他会立即坦率认错。他词锋犀利，态度严峻，像一股
烈火似的，这和李大钊先生温和的性格比较起来，是一个极强烈的对照。
他虽然受西方文化甚大的影响，但基本上还是对于中国文化植根甚深的学者。他极富怀
疑与批评的精神。他曾多年从事文化工作，文笔生动锋利。他严厉批评孔子的纲常名教思想
和康有为等人的尊孔主张，以及一切旧思想和旧传统。他提倡文学革命，发扬科学与民主的
精义。凡此一切虽大都导源于西方文化，但他能融会贯通，用以暴露中国固有传统的腐朽面，
因而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旗手。
他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较迟，直到一九一九年初才发表同情俄国革命的文章①。到这
年底，他被迫离开北京以后，才认定马克思主义是解决中国问题的良方。他的信仰马克思主
义，最初也许是受李大钊、戴季陶等朋辈的影响。但进而组织中国共产党，则确是由于他自
发自觉的挺身向前。他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接受似乎也不是毫无保留的。他常强调要以马克思
主义为蓝本，恰当地适应中国的实际环境。
他虽以一九一五年九月十五日出版提倡新文化运动的新青年月刊而著名于世。但他早就
是中国革命的一个活动分子。辛亥革命时，他曾任安徽都督柏文蔚的主任秘书②。他似未加
入同盟会，但一直与当时的革命党人及左倾文人交游，也曾因革命失败流亡日本。他不是一
个特出的政治家，却无疑是一个难得的政论家。他的信仰写克思主义和组织中国共产党，主
要是由实际政治观点出发。换句话说，中国半殖民地的处境和内部政治的黑暗，以及他个人
政治上的遭遇，使他由一个急进的民主主义者走上国际共产主义的道路。
关于为甚么要组织中国共产党这一点，我们谈论得很多，涉及的问题也很广泛。就我记
忆所及，主要是下列各点：第一，社会革命的内涵是中国无产阶级和广大穷苦人民的自求解
放。以中国实际状况而论，就非走马克息主义所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道路不
可，证之俄国革命的经历也是如此。第二，我们觉得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和他所领导的革
命运动不够彻底。而无政府主义又过于空想，没有实行的方法。其他各派社会主义的议会政
策又不能实现于中国，因中国在可见到的将来不会有良好的议会制度。第三，未来的中国共
产党仍应从事新文化运动、反军阀运动、反日爱国运动等；只要是站在共产党的立场去适应
的进行，就没有说不通的道理。第四，不应顾虑共产主义的曲高和寡，站在革命立场上，应
当有一个“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最终目标，长期努力来促其实现。要讲革命—不分主张
温和或急进—都会被视为洪水猛兽，遭到惨酷的镇压，现在我们进而组织共产党，在旧势力
的心目中也不过是在十大罪状中加上一条“共产公妻”的罪状罢了。第五，中国工业不发达，
工人数量甚少，文化落后，因此一般工人还谈不上阶级觉悟，还不能成为共产运动的骨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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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五四以来，信仰马克思主义的知识青年日有增加，如果集合起来，就是推进这一运动的先
驱。未来的中国共产党虽然一时无夺取政权的希望，但现在就必须认真的发动起来。
我们曾谈论到中国共产党的党纲和政纲，我们心目中的党纲内容是规定共产主义的基本
信念和讲求实现的基本手段，这点有书本可资参阅，容易解决。而政纲的主要内容，却是要
规定重要政策和进行步骤，我们称之为最大限度和最小限度的政纲。陈独秀先生曾这样指出：
如果中国共产党人不参加类似辛亥革命的革命运动和反日爱国运动，则就根本不必成其为共
产党。我们虽否定李大钊先生所谓暂不过问实际政治的说法，但经多方推敲，仍然难于确定
一个最小限度的政纲，其内容主要是对于现实政治各方面的应有态度。只因我们对于马克思
所说的“工人无祖国”尚不能坦然接受，也还弄不清楚无产阶级革命与民族独立革命、民主
革命之间的微妙关系。在无可奈何之下，陈独秀先生这样表示：我们不必傲中国的马克思和
恩格斯，一开始就发表一个《共产党宣言》；我们只是要做边学边干的马克思主义的学生，
现在可以先将中国共产党组织起来，党纲和政纲留待正式成立以后再去决定；我们并非不过
问现实政治，而是不在实际上从政，如党员担任政府官吏等等。因此，党纲与政纲并没有详
细拟定而暂时搁置下来了。
我们又谈到党章和实际组织的问题，陈独秀先生主张：中国共产党不采党魁制，如孙中
山先生之任国民党的总理那样。他举出许多事例，证明中国过去各政党因采党魁制而发生了
种种流弊。他主张中共采用较民主的委员制，从委员中推举一个书记出来负联络之责；其他
委员分担宣传、组织等各方面的工作。他认为这种组织方式已由俄国共产党证明其妥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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