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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16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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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和陈独秀先生作了多次长谈。
陈独秀先生对政治十分敏感，认为共产国际、世界革命和苏俄是不可分割的，须相依为
命，互为声援，共图发展。世界革命不能有呆板的公式和划一的计划，只有以反帝为共同目
标；目前中国革命不是甚么工人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只是反外力侵略和反对军阀。环顾全国，
除国民党可以勉强说得上革命外，并无别的可观的革命势力。所以列宁强调国共合作，他深
表同意。不过他总觉得国民党有很多毛病，如注重上层、勾结土匪、投机取巧、易于妥协、
内部分子复杂、明争暗斗等等。
马林在我到达上海之前约两个星期，离开中国回莫斯科去了。据陈独秀先生说，马林由
他的老友张继的介绍，偕张太雷于一九二一年底①到达桂林与孙中山先生会谈，会后马林颇
感满意。他由桂林回到广州，适值香港海员罢工，他目击国民党支持罢工工人和一般工人拥
护国民党等情况，更对国民党具有好感。因此，他认为孙中山先生可以和苏俄建立友好关系，
国共两党也可以密切合作。他这次赶着回莫斯科去，似为商谈国共合作的具体办法。与国民
党人士交往多年的陈独秀先生却觉得马林的看法过于乐观，讥讽他对东方与中国所知不多。
那时中共中央和它的党员们都没有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为党员的想法，我在莫斯科时没
有听见过这种议论，马林离上海前也没有向陈先生提出过这种主张。当时我们所着重讨论的
是中国民主革命势力和各派社会主义者能否及如何建立联合战线的问题；我们准备推举德高
望重的孙中山先生和他所领导的国民党革命派，居于这一联合战线的首席地位，使合作能够
有效而持久。我们估计马林在莫斯科所商谈的也无非如此，不会有甚么重大的变动，因此决
定不必等马林回来，就采取具体步骤开始进行。
我们首先定于五月一日在广州举行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我们认为此时举行这个会正合
时宜，而且愈义重大。一九二二年初，全国各工会对香港海员罢工曾一致声援，因而使南北
各地工人间关系密切，彼此休戚相关之谊正在逐渐增长。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因曾号召各地
工会支援这一罢工，也提高了其本身的领导地位。国共两党先行在工会运动中合作，以为初
步尝试，似乎较易办到，更重要的是中共中央认为如果建立各革命党派的民主联合战线，中
共必须首先获得代表工人发言的资格。
其次，我们决定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也应同时在广州举行。青年团是中
共的另一支柱，团员人数也多于中共党员，但一直没有建立起一个中央领导机构。我们觉得
确立青年团的纲领，形成一个中央领导机构，以统一团员的意志与活动，此事刻不容缓，须
在中共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前完成。
复次，我们预定中共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应于上述两个大会举行之后，即继续举行，以
确定中共在现阶段的政治任务。至于会议地点，如在上海，显然要预防租界当局的干扰；如
改在广州举行，自然是很安全，不过当时广州的政情很复杂，孙（中山）陈（炯明）磨擦之
说已甚嚣尘上，如果国民党内部真发生冲突，我们在广州举行大会就会有些不便。因此，中
共中央决定由陈独秀先生和我在广州指导劳动和青年团两个大会的进行，并考察广州的政治
情况，研究国共合作的可能发展，再行决定我们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是否便于在广州举行。
上述中共中央这些计划，是它准备大踏步前进的措施，其目的是要将中共的全体党员和
它所领导的工人阶级和青年群众，在一个统一的确定的政纲上展开活动。这在成立不到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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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中共说来，确是一项大胆的尝试。
中共这个幼龄的小团体试图踏上政治舞台，自始脚步就那末快，急奔跃进，任务繁重，
斗争艰巨，那有不错误百出，阻碍与挫败俱来之理？
我的同志们多数是些初出茅芦的书生，脑海中总有些乌托邦思想和无政府观点。他们瞧
不起现实政治，甚至认为不够清洁或者充满罪恶，也不喜欢纪律、训练、严密组织、思想行
动一致这类的东西。当我初次在中共上海区全体党员会议报告莫斯科之行和国共合作建立联
合战线等问题时，虽没有引起严重争论，但惊奇和疑难都表露出来了。当我遵照中央意旨在
同一的会议上第二次提出报告时，曾说明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即将举行，主要议程在确定政
纲，此后同志们须加深了解政纲内容，一致遵行，并将进行思想训练和严紧纪律等等。那位
自命不凡的学者陈望道就因此愤而退席（后来还因此退出中共），且表示每个中共党员只要
信仰马克思主义，并根据他的信仰去发表文章和进行工作就足够了，根本不必主张一致和思
想训练。沈雁冰和施存统也对陈望道的意见表示或多或少的支持，这次会议也就无结果而散。
我们中没有人设想共产主义会很快在中国实现，不少人相信中共如能多有几年准备时
间，从理论上和组织上壮大自己，它所从事的革命就易于获致水到渠成的圆满结果。他们往
往要说：那种急求速效的作法是不懂马克思的辩证唯物论，或者说上几句欲速则不达等类的
老话。从这种观点出发，就会觉得莫斯科有点急不及待，总想在反帝天秤上加上一些中国革
命的法码。甚至有人讥讽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为党员，不过是想很快求得一官半职。李达因
反对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终于退出中共，就与上述这些观点大有关系。
另一方面，我们中的少数活动人物又参预了一些政治活动，有是有非，急待调整。如在
北京的李大钊先生与新文化运动的胡适等人乃至一部分直系军人以及研究系分子常有往还，
不但维持友谊，甚至参预某一种他们所发动的政治活动，如好人政府运动等。在广州的共产
党人如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等在政治上与陈炯明甚为接近，而林伯渠则支持孙中山先生
反对陈炯明的派系倾向。在湖南的毛泽东，热衷于联省自治运动等等。要划一这些政治步骤
也很费力。
至于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的策略，更是纠纷之源，闹得天翻地覆。
我本人在这幕剧开始时，就栽了个大跟斗。我是中共重要创始人之一，也是中共中央的
正统，地位仅次于陈独秀，就因在西湖会议上反对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从此由中共的正统
派要人降为反对派的首脑。机会主义者、反共产国际和右派等等帽子都戴到了我的头上。这
事的确是我政治生涯中一个重要关键。此后我曾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和中共内部的团结一
致，服从多数而尽力执行国共合作这一政策；但我总是难以压抑自己反对这一政策的主张。
有时觉得矛盾，有时觉得苦恼，找的人生观和革命观就在这种过程中逐渐起了变化。现在我
追述这些往事，心情还是异常激动，不易平息。但我总是自我约制，认为不激动才能多理解，
不必向人申诉，不应自我夸耀，也用不着叹惜和后悔，更不可颠倒是非。我只想根据事实，
提供一些线索，以便人们去研究这一段的历史。
① 据中国国民党改组大事年表（载《革命文献》第八辑，一八六页，台北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编，民
国四十四年中央文物供应社版）记载，马林于一九二一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抵达桂林。
第二章 在广州的会议
全国劳动大会的召开是中国职工运动史上的一个创举；一这是由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发
起并负责召集的。负书记部总部主任责任的我，因而为这件事忙碌起来。一九二二年四月初，
中共中央即通告各地组织，阐明这次大会的意义；并要求中共各地区委员会协助各工会选派
代表出席。同时，又以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名义，直接与各地工会通讯，征求它们的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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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组合书记部得到一些主要工会的响应后，乃于四月十二日向全国各地劳工团体，发
出召开全国第一次劳动大会的正式通知。原文如下：
“一、开会宗旨：甲，纪念五一节。乙，联络全国工界感情。丙，讨论改良生活问恶。
丁，各代表提议事项。
二、每工团派代表一人。
三、时间：自五月一日起，开会五天。
四、地址：广州。
五、川资由各工团自备。在广州之膳宿费，由书记部供给。上海招待处设于英租界北成
都路十九号（按即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上海总部所在地）。“
当时，书记部并未对这次大会的举行作煽动性的宣传，即开会通知亦出之以平淡的措词；
主要原因是在避免引起北京政府对各地工会的阻挠。
这次大会的召开，显然是以职工运动的蓬勃发展为其背景的。一九二二年是中国职工运
动高涨的一年。一般工人在意识上是日渐左倾了，各地工会组织如雨后春笋成长起来，罢工
事件也随着显著增加。在这次大会以前，曾发生著名的香港海员罢工，在这次大会以后，罢
工的浪潮更为汹涌。直到一九二五年二月七日京汉铁路工人罢工，因遭受武力压迫而告失败。
中国职工运动的第一次罢工浪潮才暂告低落。
一九二二年初，香港海员罢工是那时职工运动发展的一个主要标志。
中国近代工会运动由海员领先，不是偶然的。一般海员往来于世界各港口，首先受到各
国职工运动的影响。再则有一部分海员早就参加了孙中山先生的革命运动，更是海员工会能
够较早形成的直接原因。
一九一三年，孙中山先生讨袁失败后逃往日本，即在横滨领导一部分中国海员组织了一
个“侨海联义社”。一九一四年又成立了一个“海员公益社”。后来，总社移设于香港，改名
为“海员慈善社”。当时孙中山先生重视海员组织，其目的是侧重于海员能为革命运动做运
输军火和传递消息的工作。
一九二○年，香港海员因反对包工制和失业的威胁，发生了组织海员工会的需要。原来
海员都是按帮口或同乡关系，分别寄居在香港各行船馆里；这次就以这些行船馆为单位，联
合组织了一个海员工会筹备委员会。这个筹备委员会按法定手续，呈请广州政府和香港政府
注册；在获得准许后，乃于一九二一年二月十八日正式成立了一个“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
这个名称是由孙中山先生代拟的，招牌也是孙中山先生亲题的。
一九二二年一月十二日，香港海员开始罢工，就是由这个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所领导，
罢工命令也是由它发布的。罢工的目的是反抗压迫和要求加薪。由一些在英国轮船上的海员
开始，逐渐扩大，后来所有在香港的轮船，不分国籍，都卷入了这次罢工的漩涡。到二月中
旬，参加罢工的轮船达一百六十六艘。罢工人数，除海员外，还有码头运愉工人的同情罢工，
合计约有三万余人。
香港政府于二月一日封闭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并向印度、菲津宾、上海等地招募新
工来代替罢工工人，但、并未能阻止工潮。
罢工后，不少海员陆续返回广州，表示不愿属服的意向；他们得到了国民党和共产党的
支援。国民党所领导的广东总工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广东分部等组织，
热烈地招待他们，并给予经济上的援助。广东省政府也在经济上支援他们。各民众团体和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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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机关都对他们表示同情。这使广州的革命气氛大为高涨，同时也使那位过境客马林为之兴
奋万状。
上海的中共中央也是最先表示支持海员罢工的，它所领导的劳动组合书记部更为支持罢
工做了许多实际的工作。原来中国的海员中主要有广东、宁波两帮，这次罢工多系广东籍的
海员。在上海的书记部总部就在宁波帮海员中展开活动，要他们与广东帮的海员采一致行动。
结果，使香港各轮船公司在上海征募新海员去代替罢工者的计划归于失败。我们还在全国各
地工人中寡集一笔可观的款项，作为支援。京汉铁路的工人在火车上大张“支援香港海员罢
工”的旗帜，极具宣传效果；各地工会纷纷函电汇款慰问罢工海员，声势显得相当浩大。这
些情形不但使罢工的海员感到兴奋，并且促成了全国工人团结的倾向。
三月四日，当大批罢工工人由香港列队步行回广州到达沙田时，为英军所阻击，因而发
生沙田惨案①，这一惨案无异火上加油，罢工者的愤怒固毋待言；且激起了中国人反英的民
族情绪。香港当局鉴于事态严重，乃表示让步。三月六日，宣布将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启
封，释放被捕的工人，应允增加工资百分之二十，并优恤沙田死难工人。于是，罢工乃于三
月八日宣告结束。这种由于工人本身奋斗所获得的胜利，对于职工运动的发展自然是一帖有
力的兴奋剂。
国民党人士是较早从事职工运动的。南方政府所在地的广州及近在咫尺的香港，就是他
们活动的中心区域。这一带的工会主要都由他们领导。不过国民党的职工运动多保有行会色
彩，有些甚至劳资不分地混合组织在一起，而且会与会之间也极少联系。为了支援香港海员
罢工，广州各工会也左倾起来了，觉得有组织广东总工会的必要，并热诚与其他各地的工会
实行合作。
湖南劳工会是别树一帜的。它的领导人受着无政府工团主义的影响，以工人独立从事经
济斗争为标榜。在实际斗争中，曾一度与中共发生过较密切的关系。一九二一年，十一月华
盛顿会议举行时，它发动过一次劳动群众示威大游行，提出“反对华盛顿会议”，“反对国际
资本帝国主义”，“反对国内军阀及其走狗”等口号。这种举动显然与中共的活动相配合，也
与该会派王光辉为代表出席远东劳苦人民大会一事互相关连。一九二二年一月七日，长沙华
实纱厂工人为要求加薪而罢工，也是由它所领导的。湖南省长赵恒惕用武力将湖南劳工会解
散，并捕杀其领袖黄爱、庞人铨。这件事曾引起全国劳工界巨大抗议，多少改变了湖南劳工
会那种独行其是的旧有观念。
中共是以北方铁路工人运动起家的。自从我在长辛店开始工作以后，到一九二二年五一
前，已有二十六个主要车站建立了俱乐部、工人学校和分工会等初步组织；除东三省外，工
人组织遍及各路。京汉路、京绥路、泷海路和粤汉路的武长段等都曾发生多次局部性的罢工。
这些铁路工会的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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