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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24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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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部中有不少个人英雄主义在作崇，他要求我首先注意红军干部的工作，以纠正他们的游击
习气。
我认为在讨论中所揭露出来的问题，都不简单。我了解了一些实际状况，更觉得立三路
线并非偶然发生，其出发点就是将迅速争取军事胜利放在不适当的首要地位，利用南京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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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混乱和各派军阀相互战争的时机，急速发展红军，向武汉进攻。这种计划实说不上是无产
阶级的近代军事行动，也无胜利之望，但李立三总以为值得去冒一下险。曾钟圣的说法也是
基于许多实际情况，有理由可以自圆其说。我设想毛泽东大体采用了宋江在梁山泊聚义的做
法，将逐渐扩大自己实力一点放在首要地位。这虽然是唯一可取的途径，但其实际策论，则
甚少说明，也许含有甚多农民叛乱的色彩，缺乏无产阶级的气味。
我认真检讨了一番，以理正我的基本态度。我曾经自己问自己，我能向立三路线让步吗？
或者说，是打吹一阵革命的好消息，强调不顾一切争取胜利的方针吗？当然是不可能。因为
一九三 0 年九、十月间，蒋介石与冯玉祥、阎锡山之间的战事结束，蒋氏获得胜利。南京政
府内部虽然仍有许多纷扰，但蒋氏势力是加强了，他可以集中更多兵力，来对付苏区和红军。
中共中央搬往各苏区，也并非是因为苏区不久可以有惊人的发展，主要原因，还是由于在上
海和整个白区不易立足之故。此时此地，我如果重复一些李立三的论调，岂非十分可笑。
我能像毛泽东那样，仿佛自己是纶巾羽扇，身怀无字天书，装作未卜先知的军师么？或
者说，既然要领导农民，自己就要农民化一点。我认为不可为，而且不屑为。共产主义，显
然是一种近代革命思想，而梁山泊主义，显然包含封建迷信等等农民叛乱理想，两者如何能
混为一谈。如果用另一种观念来说，也许可以说我太不懂得共产主义的中国化了。
我这个人对共产国际，特别是对斯大林，身怀不满，而且又是不为他们所信任的人，我
能以手持共产国际的令箭自居么？我不能、也不愿意一开口就搬出共产国际的“正确路线”，
来吓服那些“土共”。我更没有扮演过手持“正确路线”的“上方宝剑”，处罚那些立三分子
和那些行行式式不听话的人。五年以后，和我一直共事的陈昌浩向我说过一些带有批评性质
的话，其大意是，我是他所最敬爱的领导者，有一些特长为他们所不及，但他直说，他从未
听见我吹嘘共产国际，甚至连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名字都很少说到，这是使他心情不安的。
当时我承认他所说的合乎事实，但也指出有些经过情形他不完全知道（上文大致叙述了这些
经过情形）。
接着我发表了一次总结式的重要演说，我向这个区域的全体负责干部阐明了我的态度和
工作方针。我表明我自己支持巩固苏区和壮大红军的方针，但如何实施，除已有决定外，仍
须由我们自己去研究并草拟计划。我自己就抱着一面工作一面研究的态度。我说明江西红军
在本年一月间消灭张辉瓒师的胜利，虽令人鼓舞，但是苏维埃走向红军胜利，还有一段漫长
的时间。增加自身力量不仅要从量的方面，而且也要从质的方面下工夫。我们应当努力争取
战争胜利，扩大苏区和红军，一刻也不能放松使红军成为“王者之师”。我们要淘汰一些地主
富农分子，使其完全为中共领导；加强战斗力，不乱打土豪，经济上一点也不乱来，使苏区
成为模范政治区，分好土地，政治清明，官吏廉洁，以自别于国民党政府那种鱼肉人民的作
法。要完成这些繁重任务，首先要努力是特委会下的所有组织布尔什维克化。
我的主张获得特委会大多数委员的积极支持。我素来的信誉，使那些多少知道我的同志
们相信我会领导他们走上较妥善的胜利道路。他们听了我的解释后，表现的心悦诚服，即使
是抱怀疑态度的曾钟圣，也转而表示支持。接着我接管了军委会主席的职务（曾钟圣则退居
军委会委员）。我也经常参加特委会会议，推行我的新政策。首先是从拘押中的一千多个土豪
中，第一批无条件释放了三百多人，其余陆续清理，不久又释放了一大部份。增产蔬果和早
熟农作物的办法在全苏区内，积极推行。苏维埃负责人忙着调配一些粮食，分配给那些极度
缺粮的人。苏区内的几个主要市镇，商贾卖贩活跃起来了。有关财政经济的条例，陆续制定
颁行。印刷厂也在筹设之中，准备发行纸币。
军委会的军需处是一个最保守的机构，其负责人对于我的改革甚感惶恐。他们认为释放
土豪，使主要财源断绝，将无法解决军队的供应，目前最急迫的就是军队的夏装问题无法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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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我不得不亲自去考察这个问题，清查了军需处的库存，找出积弊和浪费所在。我和他们
详细研究如何节省用料，如何利用旧存服装，如何控制发放等办法。结果发现我们掌握的材
料，可以制成一万五千套，比原拟制成的一万套，多出三分之一。又由于我的这些努力，证
明了军队供应不会受到重大影响。同志们的忧虑减少了，改变政策的障碍也减轻了。
我在这个苏区中心，忙了约两个星期，一切工作的进行，大体上已建立了一个新秩序，
但我仍没有与红四军广泛接触。我决定到金家寨去，看看那里的红军主力，试图推行同样的
改革，去掉一些游击习气。灌溉一些革命的作风。同时，特委会也准备将所属机构迁移到新
集去，并在那里筹备党和苏区大会的举行，以讨论我所开始试行的新政。
① 即少年先锋队。
② 金家寨在安徽省六安县西南一百二十里，接河南省商城县界。
③ 麻城亦称麻埠镇，在安徽省六安县西南九十里。
第四章 金家寨之行
一九三一年四月底，我由七里坪区出发，前往豫皖便苏区中心金家寨，并在红四军中工
作了一个短时期。我了解了这个苏区及红四军更多的情况，为我后来提出全盘改革计划，做
了进一步研究。
我翻过鄂豫交界处一座并不很高的山腰，首次莅临我们即将作为本区首都的新集。这个
城堡式的小市镇，原系地主们的坚强据点，现在正好为我们所利用。这里的城墙，经历年培
修，高大坚固，超越一般的县城，市镇上当铺商店粮仓以及多数住宅，均建筑的颇具规模，
为这一带所罕见。在这个赤区中心，这里自然是最适宜于作为首都之用的。当时，地主们早
已逃走了，房屋多未遭破坏。同志们正从事与整理市政，计划迁移。
红四军政治委员余笃三率领着第十师的第三十团在这里迎接我。他是从新集西北面的前
线赶回来的，他所率领的第三十团则预备护送我到金家寨去。这位工人出身的余笃三，原是
武汉使其汉口一个工会的领袖，曾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为反米夫派的积极分子。四中全
会后，米夫派在中共中央得势，使他颇为不安。他对第十二师攻打高山寨招致重大伤亡一事，
引咎自责。对于他的现任职务，他也觉力不胜任。我曾嘱他暂居新集，指导这个区域内的军
事活动，一切俟我自金家寨归来后，再行解决。
翌晨，我偕第三十团继续东行。我们这一日的行程共六十里，沿途可以从容浏览。我当
时已接任军分会主席，有马代步，一切杂务，也有随从人员料理。因此，我这次旅行，不若
前次步行的艰辛，可以专心致力考察各方面的情况。任三十团团长的王树声成为我的向导，
他一路向我叙述他在这个区域里所经历的事，使我对这里的发展，有更亲切的了解。
王树声团长在这个区域内是参加游击队最早的一个。他自始就参加这里一个基干的游击
队，从队员积功升到团长。因此，他的个人经历也就是这里游击队成长的经过。这个团长，
身体强健，行动敏捷，对于本区的一草一木都了如指掌。谈吐处事，充分流露出久经历练的
游击健将的才气。他所率领的第三十团跟他一样，也是在游击战中成长起来的，在红四军中
算是资格老而又最有战斗里的一团，共有官兵一千一百多人，步枪八百余枝，重机枪四挺，
这些实力远非黄安独立团所能比拟。全团官兵对于王团长十分敬重，资望较浅的团政治委员
也唯他马首是瞻。
王树声眉飞色舞的描述当地游击队的最初发展，现在就我所能记忆的，略志于后：
一九二六年北伐军占领武汉不久，麻城也光复了。那时农民协会开始组织，他正在麻城
中学念书，成为 CY 的团员，并参加农协工作。他旋因工作积极，升为农民自卫队的大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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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干得非常起劲，“打到土豪劣绅”，“打到帝国主义和军阀”，“减租减息”等口号更是叫遍
各地；也曾捉过土豪劣绅，戴高帽子游行。一九二七年四、五月间，又提出“分配土地”要
求，但没有实行，就发生了国共分家的惨剧。
该年七月间，武汉政府宣布分共，鄂东北黄安黄冈黄陂和麻城等县农协，都遭受到反动
势力的压迫。这些农协干部、中共党团员，也有一些国民党左派分子，纷纷向黄安麻城北部
的大别山“跑反”①。他们有些带着农民队伍，托着破烂的枪枝和梭镖之类的武器，东一股，
西一队，没有统一指挥，也没有一定的行动方针，时而抵抗，时而躲藏，情况相当混乱。
不久，中共中央指示各地，举行秋收暴动，提出“平分土地”，“杀尽土豪劣绅”，“组织
工农苏维埃”等口号。他们乃集合这些分散的农民队伍，进攻黄安麻城等县城。那时农民队
伍还是乌合之众，毫无作战经验，敌人枪声一响，他们便四散奔逃，受到好几次的重大损失。
而中共中央，不知当地的实际情形，常鼓励他们去暴动，未免近于儿戏。
一九二七年的下半年和一九二八年，白色恐怖十分厉害。夏斗寅的第十三师开到黄安麻
城一带驻防。夏本人就是麻城人，这一师的官佐也多是本地人，地方情形既较熟悉，又与当
地地主民团势力相结。他们捉到农协的人就杀，有全家被杀的，有房屋被焚毁的，并且分区
分乡实行搜山清乡。中共党龄较老一点的党团员和重要的农协干部多被杀害，而无辜农民之
遭殃着就更多了。这种白色恐怖，自然也逼着一些人不能不跟着农民的队伍上山。
面对这种白色恐怖，似无法与之抵抗。一般同志不是怕死，就是失望，纷纷逃亡。不少
的人埋藏枪枝，改名换姓，逃出这个恐怖区域；另一些人藏在山林深处，每晚更换几个地址，
以免遭到杀害。王树声所参加的那一支农民队伍，算是最坚强的，藏在深山之中，昼伏夜出，
又是集中行动，有时分散战斗，偶尔还能予敌人以打击。但队员损失和逃亡者甚多，他们由
百余人，减到五十人，最后只剩十八人了。
王树声这支队伍的十八个人，九个是党团员，其余九个便是大别山中的绿林好汉。那些
好汉们原在农民队伍中只占少数，大体还能循规蹈矩的跟着多数走。现在他们占了半数，也
就原形毕露了。
在一个月明之夜，那九个土匪坐在王树声等九个共产党员的对面，声言要开谈判。土匪
头目说：“你们共产党都是傻瓜，性命朝不保夕，还谈甚么‘土地’‘苏维埃’，我们要的是‘吃
喝乐’，再也不能跟着你们共产党傻瓜了。把你们九个人的枪枝子弹和钱财都交给我们，好好
分手，否则，我们就来分个高低！”原任这一队的队长看形势不对，和颜悦色的对土匪说：“请
给我们一点时间，让我们商谈一下。”
他们九个人得到土匪的同意，进行密商。结果认为如果火拼的枪声响起来，四周民团必
乘机围捕，那是同归于尽。即使民团不来，他们与那些枪法高明的土匪火拼，也是凶多吉少。
他们处于劣势，不得不采取让步政策。那个队长只得向土匪说了一些好话，要求不要火拼，
应允将所有的钱财，全部交出，但枪枝子弹则须保留，以便对付白军。几经谈判，结果将全
部钱财交给土匪，所有九个同志的子弹，还分一半土匪，才获得妥协。他们在分手的时候，
还相约以后不互相敌对，不互相破坏。
他们九人与土匪分家之后，更是垂头丧气。每人子弹只有十几颗了，又无法补充，形单
势孤，前途茫茫，不知所措。王树声当时是队员，心里有说不出的痛苦，也埋怨队长无能，
没有好好驾驭土匪。幸好，当时有一个名叫符定一的队员，是广东籍的老农民干部，提供了
一些新的希望，他劝同志们不要悲观，认定打游击是有前途的；他指出土匪迟早要离开我们，
现在能和平分手，就是不幸中之大幸。他说他自己在广东办农协时，就有些游击战争的经验，
这里的情形，经过近一年来的经历，也已相当熟悉，可以帮助同志解决许多游击上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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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他善于夜间识别方向，懂得江湖上的窍门，必要时他自己可到汉口去购买枪枝子弹。他
们听了符定一的话，才又振作起来，并推举他当副队长。
王树声很佩服符定一，认为是先进的广东农民运动，产生出来这么一位杰出的人物。符
定一在他们最艰苦的初期，以远见、忠诚、勇敢等资质，对这个区域的游击战，发生了起死
回生的作用，最后还贡献出他自己的生命。王树声说到这里还问我：“主席认识这个人吗？”
我回答：“认识的，他是广东同志，初系广东农协的职员；武汉时期，他被调到湖北农协任干
事。矮矮的个子，一声不响，很老实，到很有干劲。”
王树声继续告诉我，他们都是知识分子出身，虽然打了许多游击，经验仍感不足。符定
一任副队长之后，一切安排都较妥当，他还教他们一些有关这方面的知识。不久，符定一坚
决建议，要他们设法去劫夺一些金钱，他好到汉口去购买枪枝子弹。这样，他们又过了一段
短时间的土匪生涯。
有一次，队长派王树声和另一个队员去抢劫。这两个知识分子想了半天，觉得无从下手。
最后王树声想起他自己的家乡，那里有个地主家庭，主人是他的远方叔父，他小时候常去他
家，一切路径都很熟悉。他们两人躲在那家屋后的树林中，等到天黑，他们蒙着面从后门溜
进去，掏出手枪，禁止事主声张。不料这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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