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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28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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辞。
我不好固辞，于是提议林伯渠同志仍是边区政府主席，在他不能视事的期间，暂由我代
理。大家同意我这个办法。会议就在大家和好的气氛中，宣告闭幕了。
① 蒋的庐山谈话全文要点见张其昀著《党史概要》第三册，第一一四三页至第一一四六页——台北文
物供应社民国四十一年初版。
② 中共所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全文，见胡华主编《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参考资料》，第三五四页至第三
五六页——上海商务，一九五一年第九版。
③ 徐向前在西路军失败后，经过极其艰险的历程。于“七七事变前返抵延安。
④ 全文见胡华主编前书第三五六页至第三五九页。
第二章 边区政府
这一章自然是叙述我在边区政府任内（一九三七年九月至一九三八年四月初）这段时间
遭遇的种种经过。中共中央为毛泽东、张闻天所包办，抹杀洛川会议大家所表示的反对意见，
不顾抗日前途，推行反蒋重于反日的政策。他们在洛川会议对我所表现的友好姿态，完全是
虚伪的，实际上他们不断的打击我，排斥我甚至暗害我，使我这个边区政府主席不能有任何
作为，他们的手段甚至使我达到窒息的程度。
洛川会议后，我返回延安即搬到边区政府居住和办公。中共素来不讲究官府仪式，而且
在抗日的紧急时期，说干就干，丝毫不容推诿和耽搁。边区政府急需改组，是洛川会议所认
可了的，我的最初任务是研究采取何种步骤，以实现改组的决议。
根据国共和解方案，国民政府只允许中共在陕北设立一个特区行政公署，其首长的名衔
为行政公署主任，属陕西政府管辖。首长人选由中共推荐，其编制则按国民政府法规办理。
七七事变前，中共曾向国民政府要求，这个特区应归国民政府直接管辖，但未得到允许。抗
战爆发后，中共更进而要求陕北特区政府组织应等于一个省政府的组织，也未得到国民政府
的允许。这个案件始终是一个糊涂案件，我极力考察也找不出任何有关的文件为凭。中共中
央在洛川会议前，就决定了自行组织陕甘宁边区政府，其编制完全按照国民政府属下一个省
政府的编制。据说这样做蒋介石氏会默认。
因为改组的原则没有确定，陕北这个政府机构，还保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的老
模式，但它已残缺不全，大门口没有招牌，印信还是老式的，原任主席林伯渠，已经半年没
有视事了。边区政府属下，有秘书处、内务、财政经济、教育三个委员会和政治保卫局等五
个机构。秘书处之下，只有交际科有工作，由伍修权负责，直接由中共中央领导。内务委员
会委员长蔡树藩（他因受伤失去了一只手），只做些抚恤和优待军人家属的工作。财政经济委
员会的委员算是林伯渠兼任，那时因他不在，由其副手曹菊如代理，每月的经费收支，概由
中共中央组织部指导。中央政治保卫局由周兴负责，事实上直隶中共中央，边区政府不能过
问。只有徐特立所主持的教育委员会，有些工作可做，较为活跃。
徐特立这位老教育家，在我们同志中是较年长的一位，提倡新文字极为积极。他和林伯
渠等人鉴于中国闻之的艰难复杂，力主将中国文字拉丁化，并在陕北施行了近两年。他们认
为在陕北这个文化落后的区域，正好推行拉丁化运动。徐特立为了推行文字拉丁化，曾和毛
泽东多次纠缠；我任边区政府主席后，便成为他纠缠的主要对象。他一面编印拉丁化教材，
训练教师人才，督率陕北各初级学校实施，一面以“传教士”的精神向我宣传，希望我积极
支持他的主张。如果我向他说到拉丁化尚未十分成熟，一时不易推行等类的话，那他非跟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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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论一个通宵，是不会停止的。
除了徐特立的理想主义而外，边区政府的内政困难不胜枚举。我只要举一个例子就足以
说明当时的一般真象。徐特立属下的一位得力助手，原系延安地方上老办教育的人，他有一
位太太，两个孩子，新近又生了一个孩子。他在教育委员会工作，除吃饭以外，一向是不支
薪的，因而他的太太和小孩们均在家里无以果腹。但边区政府穷得要命，没有津贴职员家庭
生活的办法。结果还是由徐特立在教育委员会职员伙食尾子中抽出少数的金钱，来暂时津贴
他。
毛泽东也曾说过要是使边区政府成为国民政府下的一个模范单位，它的设施须作为许多
敌后游击根据地抗日民主政权的指南，但他并不了解政府机能的范围和内容，实际上只想使
边区政府能在某些方面装点门面（这也许是毛氏不能很好统治一个国家的基本原因之一）。毛
泽东等中共要人在这个问题上有许多错误观点，大别之为下列各点：一、他们忽略了许多历
史教训乃至列宁的遗训，不将政府机构看作最重要的和最有效能的工具，或者换句话说，只
有夺取政权的抱负，没有好好运用政府机能的知识。二、他们太重视党的权力，而又不了解
党与政府的正确关系，因而党部对政府工作干涉太多。三、由于革命实行中养成了许多粗糙
的革命观念、游击思想、不合理的平等观念等，无法深刻认识法律和制度等的重要性。
当时边区政府的改组可不容缓，在许多重要问题上都无法澄清，在十分草率的情形下，
组成了新的阵容。九月中旬在中共中央认可下，边区政府实行改组：张国焘任主席，陕北老
干部潘自力任秘书长，马明芳（陕北老干部）任民政厅长，曹菊如任财政厅长，刘志丹之弟
刘景范任建设厅长，新由国民党区域来的文艺作家周扬任教育厅长。从这名单中，人们可以
看出陕北色彩加重了，编制则大体仿效国民政府的法规。
改组后的边区政府立即召集一次限制县长会议，所有陕北二十二个县长都参加了。当时
我和我的同僚们，都很注意研究当地实况，但结果一切都茫茫然。原来陕北只存在一些游击
区域，毛泽东等到陕北以后，也只挂起了一块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的招牌，为了解决军队的
供应，一切现炒现卖。因此这个素来不平静的区域，从国民党到中央，历来都是一团糟。没
有人口统计，甚至谁也不知道较真实的人口概数；从政府工作的各方面去看，都找不出一些
可靠的成规。因此我们只有缩小范围，研究一下陕北老百姓的负担。以前收税的方法极不一
致，征收、捐献都有，贡献劳力的如替军人家属代耕等等也不少。总计起来，一个老百姓所
要付出的，占他所收入的百分之二十二强。不待说这个数字是极不精确的，我们就根据这一
数字，草拟收税的办法，认为老百姓的负担不应超过百分之二十二。
边区政府首先要做的工作，就是整理财政及增加收入。以前最主要的收入，是从鸦片烟
而来，陕北北面三边一带，盛产鸦片，历来这些鸦片都东向输往山西等地；原有一些军人和
地方恶霸以及鸦片烟商人，经营这批买卖。当林伯渠主理财政的时候，曾向这些贩运者征收
过境税和出口税，此外中共没收来的和征发来的鸦片扫数出口。至于其他商业税的收入就少
得可怜了。大约在西安事变后边区政府才在三边一带禁种鸦片，而且抗战爆发后，山西成为
中共的友邻，怎好意思再把鸦片烟推销到山西去。边区的财政收入，因而大减，非急谋补救
不可。
征收救国公粮法规的制定，便是建立财政基础的一件大事。我曾根据陕北及其他苏区以
往征粮办法，拟具这个法规草案。详细规定，我已不能记忆，其要点大概是：凡各农户收成
仅足供一家之用者免征；超过一家最低限度之需要，即按其超过部分之多寡，用累进法征收
救国公粮。一个富裕的中农，收成平均每人在二千斤上下，大约征收百分之二十，至于地主
富农每人平均收成在四千斤以上者，征收额约为百分之四十。奖励农民按粮价折合现金缴交，
这样可以免除农民运送粮食的劳力。各县职员薪金，如遇现金不足时，则改发粮食。各县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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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按法规设置粮食公仓，储粮以供军用。
以抗日名义来征收救国公粮，而法规又很简便，富有伸缩性，易于实行。在当时“有钱
出钱，有力出力”的抗日口号号召下，农民是特别踊跃缴纳这种公粮的。救国公粮，实在就
是统一的农业税，其所以规定以实物缴交为基础，是因鉴于抗战发展下去，货币可能混乱和
贬值。后来，在八路军所到达的地方以及许多敌后游击根据地，都实行过这个办法，收到很
大成效。国民政府对这个法规也甚感兴趣。
由于征收救国公粮和其他财政方面的改进，边区政府的收入日渐增加。一九三七年九月，
边区政府收入不足七万元，十月增至九万余元，十一月增至十六万元。十一月的收入已能供
给陕北党政机关的需要，而且收入仍在上升。鸦片烟税日渐退居不重要的地位了，实施禁烟
的阻力也减少了。
此外，那次县长会议，还有不少的决定，主要是规定各县政府与边区政府的关系，各县
政府及其属下各级组织的大要和工作方针等等。同时边区政府本身及其所属各厅的职权工作
方针等等，都有扼要的规定，以期建立一个新秩序。
由于我在党内的处境，对于自己工作的成就不敢存有什么奢望，但也希望边区政府的例
行工作，能够顺利进行。可是事实上除了征收救国公粮和增加财政收入，很少遭受干扰外，
其他各项工作几乎都行不通，虽然经过我和其他的当事者据理力争，屡次抗议，但中共中央
那种侵犯边区政府的职权，遇事横加干涉的作风，早已成为积习，无法改变。我现在只略举
几件事，来说明这种真象。
任民政厅长的马明芳熟悉陕北地方情况，他就任之始，锐意整理各县政府的组织和工作，
他可以直接向张闻天等进言，也与中共陕北特委书记郭洪涛等关系密切，曾向他们要求重视
各县政府的工作，和不可随便调动各县政府的工作人员，都获得他们的应允，但执行起来则
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中共中央和他所属的各部门，总是向下级党部下命令，发通知；中共
陕北特委除将中共中央文告转到下级之外，他本身也有不少的命令。这些中共党内的文件内
容，漫无限制，不仅包括了边区政府的工作，而且内容混杂，实行的办法，又多是由党部动
员民众，而不是依据边区政府的法令。为了这些数不清说不尽的紧急动员，往往胡乱调动干
部，陕北特委甚至各县县委，都可以任意调走县政府的重要干部，而马明芳事先并不知道。
经过两三个月后，马明芳向我叹着气说：我实在没有法子来建立民政工作的新秩序。
洛川会议原决定抗日军政大学，培养军政干部，党校培养党的工作干部，另成立一个陕
北公学，培养财政经济、教育、卫生等专门人才和其他各项边区政府所需要的工作人员。而
且准备将来在敌后，也可以逐渐办理这三类学校。边区政府改组后，陕北公学的招牌是挂起
来了，学生也有八百多人，但边区政府不能过问，完全由中共中央直接领导。而且学校的课
程也是列宁主义、党的建设那一套，变成了另一个党校。洛川会议原来企图训练一批行政工
作人员，来与国民党相对抗的本意，现在也不再提起了。边区政府属下的教育厅，也无法提
出教育计划和预算。原有的一些小学和补习学校等，仍由各、各乡村政府自己设法维持。而
新任教育厅长的周扬，见人就爱说左派作家运动和文艺思想等，他个人对演讲写文章甚有兴
趣，似乎对于地方教育工作不很了解，也无兴趣。因此，徐特立办教育的时候，对中国文字
拉丁化运动做得有声有色，周扬接任后，拉丁文化就随之而消沉了。周扬也没有提出任何教
育计划，这也许是他在现实情况下不得不如此。
任财政厅长的曹菊如对于收入增加，颇感兴奋，拟于当年十一月份起，建立边区政府的
预算制度。他根据实况，建议除中共中央每月所需要的经费之外，剩下的由财政厅支出，为
发展边区政府工作之用。到了十二月初曹菊如大体知道收入有十六万之多，径向中共中央组
织部请示，除了上一个月维持边区政府所需要的经费外，所多出的十余万元，概交中共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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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发展革命工作之用。曹菊如回来向我报告这件事的时候，使我很愤慨，准备为这件事抗争；
曹菊如反劝我说：他们这种作风很难更改，从前林伯渠同志为此不知受过了多少气，结果也
没有办法，现在还是遵命行事好了。
中共中央对财政的观点既然如此，便很难建立一个适当的薪给制度。毛泽东非常欣赏他
的工作人员只发给伙食费，每人都可以分给一点伙食费的尾子，作为零用钱，并认为这是最
好的配给制度。这种配给制度，自然滋生不少的贪污和浪费，譬如赠送就相当普遍。主持对
外贸易的叶季壮和他的助手们，经常能从陕北以外带回许多赠送品，毛泽东所需要的烟、酒、
药品、补品等等，是经常供应无缺的。中央一级的其他干部，也经常可以获得一些他们自己
所需要的东西。这种从江西苏区所带来的作风，显然为陕北当地干部所仿行了。
任意增加人们负担的作风，往往被利用为满足地方干部个人的需要。陕北各县及各乡政
府内的干部往往有较好的享受，多半都是利用职权而得来。替红军家属代耕的制度，曾盛行
与各个苏区，我在鄂豫皖的时候，曾研究如何加以限制，以防止并非红军的地方干部，也利
用这种代耕制度，来满足他们的家庭需要，增加人民的负担。陕北许多地方干部甚至本地中
共党员，也获得跟红军家属一样的代耕，个别的严重例子就像一个地主有一群农奴一样。不
合理的配给制度，必然腐蚀所谓革命精神，滋生苛捐杂税、贪污、浪费、和各种各样的官僚
主义。
政治保卫局的工作，直属中共中央，边区政府从不过问，但它的工作范围实在太广泛，
许多事均需与边区政府接头，而且很有一些麻烦不易解决的事。日军进攻太原，太原吃紧的
时候，陕北边区北面榆林地区，国民党驻军中一位师长派了他的副官长，护送该师军官眷属
约二三十户人员，道经延安南下，返回关东地区的老家，自然沿途要经过政治保卫局检查站
的检查。这位副官长来访我求情，他首先把该师的证件及公文给我看，声言他所率领的全部
是军官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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