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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8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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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实行农业集体化和强调消灭富农政策等等之后所举行的。那次清党运动，有点像瘟疫一
样，任何人都有被传染的危险；即使平日自信是斯大林嫡系党员，到了这时，也不免要发生
危惧。按照共产国际和俄共的规章，共产国际委员和俄共中央委员，不受清党影响。理由是
这些委员在当选时，等于经过了严格的选择。根据这一点，我这个中共中央委员，又是共产
国际主席团的候补委员，当然在清党中无须有所顾虑。
列宁学院的清党，是由共产国际指定一个清党委员会所主持的。清党大会首先清算校长
季诺桑诺娃。她在大众之前，叙述她的整个政治经历，尤其不曾隐瞒她政治上所曾有过的错
误，在她一个多钟头的发言中，还说到她年轻时候的私生活，这使许多外国共产党员，感觉
非常新奇。接着，又清算学校其他负责人和支部局的委员，依次再清算学校职员和一般学生。
如果某一个被清算的人报告的言词中有含糊之处，或被人认为有疑问时，就要遭受到严格的
质询。有一位波兰学生，系军人出身，参加过反苏战争，因为在他的经历报告中，没有提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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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点，被人揭发出来，当场就被特务捉去了。中国学生有一个姓马的，因为被认为参加托
派的活动，也在清党中失踪了。这次清党大会，日夜连续举行，学生的学习课程，几乎完全
停顿了。这样经过近两个月的时间，清算了少数的几个人，才算告一结束。
中大的清党，特别显得紧张。清党委员会是由共产国际指定兰个委员所主持。主席是柏
津，一位军人；另两位委员是共产国际的某监察委员和任过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的威金斯基。
这三位委员倒还算是老成持重的正直的人物，遇事不愿多所挑剔。但支部局的委员们，却和
一群猎狗一样逞凶。他们会同特务机关人员，多方搜寻学生反党的罪证。有一位姓李的学生，
在清党中被官方宣布自杀，宣布的事实是说这位李某，是一个托派秘密组织分子，曾供出一
百多个参加托派组织的秘密名单，因良心不安，遂自杀。但实情究竟如何，没有人知道，一
般学生在惊慌万状中，谁也不敢去追问这件事情。以这一事为例，中大的清党，完全是在一
种恐怖现象下进行的。
我和瞿秋白认为无法干预中大的清党事件，因而从不加以过问。王若飞那时也在列宁学
院就读，他自己便有托派的嫌疑，更无法表示意见。只有邓中夏和余飞，曾企图以代表团对
于学生的鉴别去影响中大的清党，但被拒绝了。而且中大的所谓“二十八宿”在清党之初，
他们本身很轻易的便通过了清党的考验，因而他们可以毫无顾忌的指摘其他学生们的错误。
在中大清党正热烈进行的时候，柏金斯基等曾找我去谈话。他向我说：“中大清党牵涉到
你了。你已知道，有一位学生自杀了。他所供出的托派分子中，有一人曾透露：托派秘密组
织的领导人刘仁静，曾将一件托派的秘密文件，交给你看，你看后向刘仁静表示，托洛斯基
这种主张很好。你有没有这种事，希望你好好为自己辩护。”柏金斯基是共产国际成立以来的
一个元老人物，他曾与列宁共过事，担任过长期的秘密印刷工作。他态度很产肃，说话很直
率，可是心地却很慈祥。他平时对我的态度很好，这次告诉我关于以上的事，显然也是善意
的。当我向他否认这件事，并问他是否有点怀疑时，他回答：我相信你是一个正直的同志，
因为我一直觉得你有话总是直说的。我对你没有甚么怀疑，但你得到中大清党大会去为自己
洗刷。这位正直的元老人物，几年之后，据说也被斯大林清算掉了。我在这里提到这件事时，
心中对他还颇为怀念。
在中大的清党大会中，我出席发表演说，我首先说明我一向不赞成托洛斯基的主张，并
否认关于我私阅托洛斯基文件的指摘。我说明我一向不满意中大的领导，重申我在中共中央
既反机会主义又反盲动主义的立场。最后，我向全体到会者挑战说：你们任何人，如果知道
我有甚么错误和暖昧的行为，不妨公开指出，我准备答覆一切。我说完之后，居然没有人提
出质问，一场风波，便算了结了。
所谓我私阅托洛斯基文件一事，几年以后我才明白了真象。原来在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
大会时，大会的秘书处曾将托洛斯基关于中国问题的意见，用各种西方文字印成一百多页的
小册子，公开发给各代表阅读。我也得到过一本英文译本，那时刘仁静是列宁学院的学生，
在中共代表团担任翻译工作。他翻译了这个文件的一部分，将译文交给我看，并说：我已交
瞿秋白看过了，他认为翻译得很好，现在请你看看，有没有甚么缺点。我那时因为忙着旁的
事情，就说：你的翻译一定很好，用不着看。这样一件平常的事，想不到被托派分子以讹传
讹的说我私阅托洛斯基文件。这也可见清党中牵连的事是无奇不有的。
在中国学生中的清党工作，拖延了三个月时间，快要结束的时候，瞿秋白遭受着比我还
要重得多的打击。在柏金斯基的办公室内，围坐着少数人在那里举行秘密会议，我和瞿秋白
也在座。首先由共产国际那位主持中大清党的监察委员，报告中大清党的经过，根据他所搜
集的材料，认为在中国学生中，长期存在着一个托洛斯基的秘密小组织。中共代表团方面，
一直采取放任的态度。他指摘瞿秋白曾让刘仁静这个托派领导人物，经由土耳其回国。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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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曾会见托洛斯基，请示机宜，回国从事托派活动，又指出其他若干托派分子，都是经
由瞿秋白的提议，一一派遣回国。并指控说：材料证明，中国学生中的不可靠分子，与其他
代表来往较少，与瞿秋白来往独多，这些指摘，弄得秋白面红耳赤，无法答辩。参加会议的
季诺桑诺娃和米夫，都在简单发言中将自己的责任轻轻推开了，更使秋白感觉很窘。
我看到这种情形，曾为秋白抱不平。我替他辩护：瞿秋白同志，毫无疑问是忠实拥护共
产国际路线的人。因为他是中共代表团的首脑，所以接触面很广，处理的事情也多。托派小
组织没有揭发以前，谁能断定某些学生是托派，某些学生不是托派。所以，不能因他与这些
学生来往独多，而受到指摘。我的辩护虽使秋白松了一口气，但对他究无多大帮助。会议没
有甚么结论便散会了；瞿秋白从此便成为应负中大托派事件主要责任的人物。
中大清党事件，米夫得到完全胜利，清党委员会认为米夫与中大支部局的领导是正确的。
所谓“二十八宿”正式被认为是布尔什维克分子，一部分学生被当作托派清除了，其他曾反
对这支部局的学生，都被认为有嫌疑的分子；如我的太太在清党中的结论是要她将来回国后
从工作中证明她的忠忱，并曾罚她到工厂中去工作了一个时期，以资考察，这种对我太太的
结论，无异是对我处罚的象征。瞿秋白的太太杨之华和其他多数学生，也得到和我太太类似
的批评和处罚。
在柏金斯基办公室会议之后几天，米夫曾约请我和瞿秋白、邓中夏、余飞四人（王若飞
那时已不参加代表团工作，并在列宁学院经过了清党的考验），在他的办公室内举行会议。他
以从未有过的骄傲神态，扳起面孔向我们宣读一件共产国际谴责中共代表团的秘密决议。这
个简单的决议文大致是：共产国际谴责中共代表团，在中山大学采取助长学生间的纷争与妨
碍中大党组织的正常工作进行，是一种恶劣的分裂活动，这种分裂活动，曾助长托派小组织
和其他反党倾向的发展。中共代表团的多数如瞿秋白等，一直坚持这种活动，从未改悔。其
中少数人如张国焘，犯有同等的错误；直到后期，才未积极参加，但亦从未反对过这种分裂
活动。
我和瞿秋白心中都很明白，这是上次在柏金斯基办公室内举行秘密会议，在我和瞿秋白
等当事人退席后，共产国际的少数巨头会同共产国际监察委员会，所作出的谴责决议，米夫
只是受委托向我们宣布而已。这个会议，当无改变这个决议的可能，争论也是无益的。可是
邓中夏和余飞并不知道经过的内情，因而邓中夏立即起而抗议，声言他反对这一决议，将向
共产国际主席团提出控诉。余飞几乎急得要哭了，声言他在留住莫斯科将近两年的时间内，
牺牲了他的学习，主要是从事中国学生的考察工作，并曾将考察所得，一一告诉中大支部局，
这于清党有很大补益，但结果反得到一个从事分裂活动的罪名，心实不服。
米夫曾以教训的口吻向余飞说：“余飞同志，你是一位年轻的工人，本应当专心学习，而
不应当去做自己不应当做的事。现在你们向上级控诉，也是无益的。”瞿秋白听了这些话，以
懊丧的神情说：“算了吧！我看这个决议是不能更改的了，我们就无言的接受好了！”我看瞿
秋白那种神情，也只有默默的向他点点头。邓余两人望望秋白和我，似已无话可说。因而在
秋白向米夫用俄语说了一句表示接受的话之后，会议就算结束了。
这个谴责决议案，无异是对中央代表团的一种特殊形式的清党。这对中共代表们的打击
是非常严重的。实质却是俄共党内米夫的官僚主义对天真的中共代表团的一种压制行为。这
个谴责决议案，也等于是米夫的凯旋之歌。从此，米夫便可以为所欲为，中共代表团则只有
销声匿迹，丧失了它的发言地位。
米夫乘胜直追，企图夺取中共的整个领导。他于一九三〇年夏季由共产国际派往中国，
担任共产国际代表，指导中共中央工作，陆续将中大的所谓“二十八宿”的大部分人，派回
中共中央工作。那时，共产国际对于中共中央李立三的领导，已有不满。米夫就准备将他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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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的“布尔什维克分子”，取李立三而代之。
瞿秋白、邓中夏和余飞等，都在纷纷请求回国。共产国际对于他们的请求，似无理由拒
绝，因而他们也陆续获准回国了。在他们回国之前，余飞这个小伙子，曾这样向我表示：“现
在斗争的战场，移到国内去了。在莫斯科我们斗不过米夫，到了中国，看他还有甚么更大的
本领。担任东方部长的枯西宁，似也知道一些中共代表的愤慨心情，曾在瞿秋白离莫斯科之
前，特别加以抚慰；他表示他深信瞿秋白是始终拥护共产国际的，回国以后，必然与共产国
际派驻中国的代表密切合作。瞿秋白那时似乎只想迅速的离开莫斯科这个苦海，再也无意表
示甚么意见。只有我则仍留在莫斯科。据说，共产国际的首脑们，认为我还是不满共产国际
的，有点不放心我回国去。因此我只好泰然自若的继续住下去，也不作回国的请求。
我曾到黑海之滨的雅尔达去作夏季休假，对于共产国际和中共代表所应做的工作，我都
采取消极的态度。但当我在八月间回莫斯科之后，发觉情形有变动的迹象。米夫到中国以后，
似曾遇到李立三的反抗。他所带去的“布尔什维克分子”，似也因为是一批新手，在国内的地
下工作中，并不能有所表现。这些情形，米夫曾去函告他在莫斯科的党徒。因而他的这些党
徒，对我的态度便有了显著的变化。从前他们是不理我妥不敢和我来往，这时他们却特别对
我表示好感。共产国际的行政机构，也对我客气起来了。他们要我从新领取共产国际的薪金，
即使我还在列宁学院念书，也照常将薪金发给我；并且发给我一张特别购物证，可以在国营
商店中任意购买物品。这在当时的莫斯科，只有少数的要人和外国驻俄大使，才能享受这种
权利。
我仍旧在图书馆中埋头学习，非接到共产国际正式约请，也不轻易到它办公大楼去。有
一位米夫手下的“二十八宿”之一，终于向我说出一些实际的经过。他所知道的内幕消息，
似乎很多。他告诉我，他曾看过共产国际谴责中共代表团的秘密议案。
他向我说到，在清党中关于中共代表团的材料很多；可是关于我的却很少。那位供出我
私阅托洛斯基文件的人，并不能说出是甚么时候和甚么文件，也只说我的反应“很好”两字，
此外并无托派分子说到我与他们有甚么秘密联系。我平素与一般学生谈话，与我公开所表示
的意见是一致的，因而清党委员会认为我与托派有关的供词并不足信。而且认为我并无所谓
两面派的作风，因此，那个谴责案特别表明，我的情节较轻。他认为这样将我与瞿秋白等分
别开来的谴责，隐含重大的意义在其中。现在共产国际除认为我仍有不满共产国际的想法外，
已无别的误会。
他继续告诉我：瞿秋白等的情形便不同了。瞿秋白勾结鲍罗庭反对米夫，在中大进行派
系活动，又主张联络富农，与共产国际在中国革命中应反对富农的决议相对抗。
在清党中，许多材料证明瞿秋白公开的表示和私下向学生们所说的话有许多出入之处。
因此共产国际怀疑他故意放走刘仁静。再则，从旁的材料中，也发现瞿秋白曾与德国一个右
倾领袖有三小时以上的密谈，在这次密谈中，瞿更表示了反共产国际的意向。因此遣责案将
主要责任归之于他，他也许还蒙在鼓里，其实，在莫斯科做任何事，都会有人知道的。
我听了他这些话，有点毛骨悚然。似乎任何外国共产党代表，都在被监视之中。他又告
诉我：米夫到中国以后，发现李立三并不是执行国际路线，而且排斥莫斯科派回去的“布尔
什维克分子”。
米夫信中也认为有些同学在中大表现得很好，但对中国的实际工作，究缺少经验。他们
须与过去有工作经验的一部分好同志相结合，才能建立中共中央的正确领导。他并说到我如
果能积极表示拥护共产国际的路线，将来共产国际是会派我回国去的。
我听了他的这些内幕消息，更证实了我一向的想法，米夫的所作所为，完全是玩弄权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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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似乎认为目前主要的对手是瞿秋白和李立三。为了和他们对杭，想暂时联络我，以收个别
击破之效。我仍采取不理会这些事情的态度，照常在图书馆阅读资本论。
这一切一切，就是中共代表团和米夫之间斗争的一个大概经过。米夫在中国表演了一番
之后，似已登峰造极。据说几年以后米夫也就失势了。后来斯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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